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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印两国从两汉之际开始的、以佛教为纽带的文化交流， 实际是一部中印文化的互动史，在两千多年的漫长交流中， 佛教传入中国，影响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滋养，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形态，最终演化为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契合的中国佛教。北宋之际，印度佛教没落，而中国佛教至今仍完整保留着三大派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支。可以说佛教是与中国文化结合最为成功的外国文化，也是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优秀典范。
关键词：佛教;中国化;印度;倒流
据载，最早自公元一世纪起，印度佛教文化便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所接触。印度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初传中国之时，由于本国文化的排他性，印度佛教不得不依附于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黄老思想而得以流传;东晋中后期，涌现出大批高僧，对佛教原有义理进行阐释，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中国化佛教系统;隋唐之际，中国佛教发展到一定程度，并超越了印度原始佛教而“倒流”回印度，丰富和发展了印度佛教。北宋年间，印度佛教逐渐没落，唯有中国佛教发展流传至今。
佛教是在中印两国彼此的交流中得以壮大和发展的，佛教虽产生于印度，其发展却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因此研究佛教，应当考虑佛教的中国化以及中国佛教的“倒流”。
一、佛教的中国化
任何文化都具有排他性，因此，印度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它必然要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适应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才能得以扎根。通过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发现，佛教在汉代传入时，依附于中国传统的“黄老之学”;魏晋时期，又依附于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直至东晋中后期，随着佛教典籍日趋系统，中国僧人才逐渐对佛教的原意有了较为正确的理解，此时佛教在中国才真正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宗教。
被誉为“印度佛教中国化第一人”的道安以玄释佛，兴起般若学，是中国化佛教形成的重要标志。西晋时期，道安就提出了“依靠国家政权立佛法”的弘法原则，尽管这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佛教原旨，却为中土接受佛教打开了大门，一时间形成了“四方学士，竞往师之”的景象。后受中华传统“四海一家”思想的影响，道安“以释命氏”，将自己和几百名弟子均改为释姓，至唐朝，无论中国僧人还是在中国的外域僧人，都统一了“释”姓。这一举措是中国化佛教的伟大创新，强化了中国佛教的统一意识，也对中国佛教僧团的建设以及持续发展具有历史性意义。
道安兴起的般若学毕竟是迎合玄学流派的产物，玄佛合流的般若学及其分化产生的“六家七宗”必然要受到真正的般若学家的批判，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鸠摩罗什及其弟子的肩上。鸠摩罗什作为通晓华语方言的天竺僧人，认为以往译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遂“手执胡本，口自宣譯，道俗虔虔，二言三复，务存圣意”。此外，他还自撰著作，对般若学的真理做了诠释。此举使印度佛教般若空宗的经典大体齐备，从而使众多僧人对佛教原意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解。
正是在鸠摩罗什忠实传达佛教般若学原义的基础上，其弟子僧肇才在东晋时期作出《物不迁论》、《不真空论》和《般若无知论》等著作，开创了由中国僧人自己建立起来的中国佛教般若学理论体系。鸠摩罗什的另一位弟子竺道生承继僧肇的开拓之功前进，大胆提出“人悉有佛性， 皆能成佛”的思想，这种把握基本佛教精神又极富创造性的思想在当时的佛教论坛引起了一时轰动。这些均表明中国对印度佛教的接受已产生了由“格义”到“彻悟言外”的飞跃。
东晋时期，还有一位高僧为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就是第一位赴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法显。到达印度之时，同去的高僧震撼于印度本土佛教典章制度的完整精美，决定常住印度，而法显却深感使命在身，“住此三年，学梵书梵语，写律。”立志弘扬真味律仪于中土。
综上可以看出，东晋时期中国文化已开始将印度佛教最基本的精神容纳进来，也真正具有了超越自己、重塑自己、发展自己的可能。
二、中国化佛教的发展
对佛教思想的接受使中国文化结构发生了显著改变，东晋以来，佛教文化正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与印度佛教的交流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而后向西传播。印度佛教界逐渐对中土佛学的发展有所了解，直至唐代，中土佛教之精义有补于印度佛教，已成为佛教界的普遍认知。
得益于前朝的积累和发展，隋唐时期，中国化佛教诞生了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伟大成果，尤其当天台学蔚为壮观后，印度僧人不得不翘首中土，企望佛教的真谛，中国骚骚然有凌驾于印度而成为佛教之新“中国”之趋势。唐末宋初，随着“探索域外的风气愈益煽扬”，大规模的汉僧西向印度取经求法，他们所携带的中土佛教讯息也随之带往印度，出现于印度和中亚丝绸之路上的众多汉寺，也说明相当规模的汉传佛教已传入了印度。
事实上，唐宋之际除了一些密教经典和佛教圣物外，印度佛教几乎没有更多可向中土输送的东西了。经谭世宝先生考订的《兴隆塔地宫“安葬舍利”碑》叙说了宋太祖开宝三年一汉僧至“西天”取得“释迦形象、世尊金顶骨、真身舍利、菩提树叶”等物之事，而对取经之事却只字未提，反映出彼时印度佛教已无多少可供中土吸取之处。薛克翘先生指出，中土僧人赴印度的取经求法行动终止于北宋仁宗朝。
三、佛教的“倒流”
任何宗教的传播都是相互影响的，但在不同时期各方传播和接受程度不同，当原始宗教在新的地域有所创新和发展之后，便具备了回流的可能。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基础，中国佛教的发展又是佛教“倒流”回印度的前提。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被中国僧人加以改造，不仅形成了许多宗派，众高僧在千余年的研习中也发展出诸多新的佛教义理，发扬光大了中国佛教，最终呈现出“倒流”之势。
（一）“倒流”的表现
至少从唐代开始，印度佛教对中土佛教的新思想就有了极大需求，中土佛教也对印度佛教进行了一系列回馈。下面征引例证加以说明：
大同元年（535年）十月，达磨行将示寂之时对接班人惠可说道：“吾自离南印，来此东土，见赤县神州有大乘气象，遂逾海越漠，为法求人。”这表明印度僧人认为中国僧人有学习和发展佛教大乘的根器，无疑为佛法的发展和“倒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最具典型意义的“倒流”现象是《宋高僧传》卷二七《唐京兆大兴善寺含光传》中所讲的情况：“时天台宗学湛然，解了禅观，深得智者膏腴，尝与江淮僧四十余人入清凉境界。湛然与光相见，问西域传法之事。光云：‘有一国僧，体解空宗，问及智者教法。’梵僧云：‘曾闻此教定邪正，晓偏圆，明止观，功推第一。’再三嘱光，或因緣重至，为翻唐为梵，附来，某愿受持。”曾为佛教中心国的印度，在失去佛教真味后，不得不向处于“四维”的中国寻求佛教真旨。由此可见，智顗对大乘空宗的研究已超越印度空宗大师龙树。
（二）“倒流”的原因及条件
“如果原有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是开放型的，它就可以吸收并融合外来文化，从而把自身文化大大向前推进。”中国佛教在对印度佛教的融合、吸收、发展和创新等过程中，无疑显示出巨大的包容性和强大的生命力，这便为佛教的“倒流”奠定了基础。
高僧的出现是佛教“倒流”不可或缺的条件。僧人作为佛教“三宝”之一，是佛教传播的主要载体，无论是印度高僧还是中国高僧，都对推动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众多高僧不囿于原始佛教义理，不懈研习佛法，勇于突破创新，才有了中国佛教的繁荣发展。除上文提到的高僧，对中国佛教发展影响极为深远的便是玄奘。在那烂陀寺求法之时，玄奘撰写的《会宗论》二千颂便受到戒贤等印度僧人的称道。后来戒日王在外道云集的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玄奘“标举论宗，命众征核，竟十八日无敢问者”，而使“僧众大悦，曰：佛法重兴！”从此在印度声畅五天，担负起重兴佛法之重任。此后，玄奘还为印度传授“撘肩法”，用汉化了的仪轨规范印僧。
最后，佛教中心的转移也为佛教的“倒流”创造了条件。宗教往往都是由一“中心”起源，进而向不同的地区传播的，佛教亦是如此，中心或圣地的创造绝不仅是地理位置的移动，其中包含着复杂的文化调节。起初，在中印文化发展水平旗鼓相当时，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但七、八世纪时，中印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唐王朝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国化佛教也在此达到鼎盛。随着天台宗的兴起以及佛教根植于中国社会各阶层，加之印度本土佛教相对没落，越来越多的佛教徒不再把印度作为佛法世界的中心，而乐于将中国视作新的中心，成群结队的僧人从印度半岛与中亚奔赴中国，络绎不绝于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教“中心”与“边地”的互换，原本作为“边地”的中国凭借自身的发展和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条件变为圣地，变为佛教的中心，成为中国佛教发展鼎盛的标志。
结语
印度佛教之于中国，无疑是意义非凡的，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不弄清印度佛教思想的发展，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是无从著手的。”佛教在印度产生后，曾发展出部派佛教（小乘）、大乘佛教、密教等三大派系，在其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既滋养了中国文化，也丰富发展了自己，但后来随着印度佛教的衰亡，三大派系也都不复存在。而中国却保留了承袭印度部派佛教而来的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承袭印度大乘佛教而来的汉传佛教与承袭印度密教而来的藏传佛教，从无至有并流传至今，成为当今世界唯一完整保留三大系佛教形态的国家。可见，中国佛教是不同文化间传播交流的优秀典范。
参考文献
[1]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一卷）[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2]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七卷：佛教）[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8.
[3]方广锠.《季羡林与佛教研究》[J]， 敦煌研究， 2002（1）.
[4]方广锠.《试论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从〈刘师礼文〉谈起》[J]， 法音， 2007（3）.
[5]方广锠.《谁的“边地情节”？》[J]， 世界宗教研究， 2017（4）.
[6]汤一介.《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看两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J]， 深圳大学学报， 1985（3）.
[7]胡中才.《道安：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J]，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2012（9）.
[8]陈金华.《东亚佛教中的“边地情节”：论圣地及祖谱的建构》[J]， 佛学研究， 2012（21）.
[9]嚴耀中.《試說公元10世紀時的印度“漢寺”》[J]， 中華文史論叢， 2014（1）.
关键词：佛教;中国化;印度;倒流
据载，最早自公元一世纪起，印度佛教文化便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所接触。印度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初传中国之时，由于本国文化的排他性，印度佛教不得不依附于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黄老思想而得以流传;东晋中后期，涌现出大批高僧，对佛教原有义理进行阐释，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中国化佛教系统;隋唐之际，中国佛教发展到一定程度，并超越了印度原始佛教而“倒流”回印度，丰富和发展了印度佛教。北宋年间，印度佛教逐渐没落，唯有中国佛教发展流传至今。
佛教是在中印两国彼此的交流中得以壮大和发展的，佛教虽产生于印度，其发展却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因此研究佛教，应当考虑佛教的中国化以及中国佛教的“倒流”。
一、佛教的中国化
任何文化都具有排他性，因此，印度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它必然要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适应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才能得以扎根。通过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发现，佛教在汉代传入时，依附于中国传统的“黄老之学”;魏晋时期，又依附于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直至东晋中后期，随着佛教典籍日趋系统，中国僧人才逐渐对佛教的原意有了较为正确的理解，此时佛教在中国才真正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宗教。
被誉为“印度佛教中国化第一人”的道安以玄释佛，兴起般若学，是中国化佛教形成的重要标志。西晋时期，道安就提出了“依靠国家政权立佛法”的弘法原则，尽管这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佛教原旨，却为中土接受佛教打开了大门，一时间形成了“四方学士，竞往师之”的景象。后受中华传统“四海一家”思想的影响，道安“以释命氏”，将自己和几百名弟子均改为释姓，至唐朝，无论中国僧人还是在中国的外域僧人，都统一了“释”姓。这一举措是中国化佛教的伟大创新，强化了中国佛教的统一意识，也对中国佛教僧团的建设以及持续发展具有历史性意义。
道安兴起的般若学毕竟是迎合玄学流派的产物，玄佛合流的般若学及其分化产生的“六家七宗”必然要受到真正的般若学家的批判，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鸠摩罗什及其弟子的肩上。鸠摩罗什作为通晓华语方言的天竺僧人，认为以往译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遂“手执胡本，口自宣譯，道俗虔虔，二言三复，务存圣意”。此外，他还自撰著作，对般若学的真理做了诠释。此举使印度佛教般若空宗的经典大体齐备，从而使众多僧人对佛教原意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解。
正是在鸠摩罗什忠实传达佛教般若学原义的基础上，其弟子僧肇才在东晋时期作出《物不迁论》、《不真空论》和《般若无知论》等著作，开创了由中国僧人自己建立起来的中国佛教般若学理论体系。鸠摩罗什的另一位弟子竺道生承继僧肇的开拓之功前进，大胆提出“人悉有佛性， 皆能成佛”的思想，这种把握基本佛教精神又极富创造性的思想在当时的佛教论坛引起了一时轰动。这些均表明中国对印度佛教的接受已产生了由“格义”到“彻悟言外”的飞跃。
东晋时期，还有一位高僧为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就是第一位赴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法显。到达印度之时，同去的高僧震撼于印度本土佛教典章制度的完整精美，决定常住印度，而法显却深感使命在身，“住此三年，学梵书梵语，写律。”立志弘扬真味律仪于中土。
综上可以看出，东晋时期中国文化已开始将印度佛教最基本的精神容纳进来，也真正具有了超越自己、重塑自己、发展自己的可能。
二、中国化佛教的发展
对佛教思想的接受使中国文化结构发生了显著改变，东晋以来，佛教文化正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与印度佛教的交流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而后向西传播。印度佛教界逐渐对中土佛学的发展有所了解，直至唐代，中土佛教之精义有补于印度佛教，已成为佛教界的普遍认知。
得益于前朝的积累和发展，隋唐时期，中国化佛教诞生了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伟大成果，尤其当天台学蔚为壮观后，印度僧人不得不翘首中土，企望佛教的真谛，中国骚骚然有凌驾于印度而成为佛教之新“中国”之趋势。唐末宋初，随着“探索域外的风气愈益煽扬”，大规模的汉僧西向印度取经求法，他们所携带的中土佛教讯息也随之带往印度，出现于印度和中亚丝绸之路上的众多汉寺，也说明相当规模的汉传佛教已传入了印度。
事实上，唐宋之际除了一些密教经典和佛教圣物外，印度佛教几乎没有更多可向中土输送的东西了。经谭世宝先生考订的《兴隆塔地宫“安葬舍利”碑》叙说了宋太祖开宝三年一汉僧至“西天”取得“释迦形象、世尊金顶骨、真身舍利、菩提树叶”等物之事，而对取经之事却只字未提，反映出彼时印度佛教已无多少可供中土吸取之处。薛克翘先生指出，中土僧人赴印度的取经求法行动终止于北宋仁宗朝。
三、佛教的“倒流”
任何宗教的传播都是相互影响的，但在不同时期各方传播和接受程度不同，当原始宗教在新的地域有所创新和发展之后，便具备了回流的可能。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基础，中国佛教的发展又是佛教“倒流”回印度的前提。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被中国僧人加以改造，不仅形成了许多宗派，众高僧在千余年的研习中也发展出诸多新的佛教义理，发扬光大了中国佛教，最终呈现出“倒流”之势。
（一）“倒流”的表现
至少从唐代开始，印度佛教对中土佛教的新思想就有了极大需求，中土佛教也对印度佛教进行了一系列回馈。下面征引例证加以说明：
大同元年（535年）十月，达磨行将示寂之时对接班人惠可说道：“吾自离南印，来此东土，见赤县神州有大乘气象，遂逾海越漠，为法求人。”这表明印度僧人认为中国僧人有学习和发展佛教大乘的根器，无疑为佛法的发展和“倒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最具典型意义的“倒流”现象是《宋高僧传》卷二七《唐京兆大兴善寺含光传》中所讲的情况：“时天台宗学湛然，解了禅观，深得智者膏腴，尝与江淮僧四十余人入清凉境界。湛然与光相见，问西域传法之事。光云：‘有一国僧，体解空宗，问及智者教法。’梵僧云：‘曾闻此教定邪正，晓偏圆，明止观，功推第一。’再三嘱光，或因緣重至，为翻唐为梵，附来，某愿受持。”曾为佛教中心国的印度，在失去佛教真味后，不得不向处于“四维”的中国寻求佛教真旨。由此可见，智顗对大乘空宗的研究已超越印度空宗大师龙树。
（二）“倒流”的原因及条件
“如果原有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是开放型的，它就可以吸收并融合外来文化，从而把自身文化大大向前推进。”中国佛教在对印度佛教的融合、吸收、发展和创新等过程中，无疑显示出巨大的包容性和强大的生命力，这便为佛教的“倒流”奠定了基础。
高僧的出现是佛教“倒流”不可或缺的条件。僧人作为佛教“三宝”之一，是佛教传播的主要载体，无论是印度高僧还是中国高僧，都对推动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众多高僧不囿于原始佛教义理，不懈研习佛法，勇于突破创新，才有了中国佛教的繁荣发展。除上文提到的高僧，对中国佛教发展影响极为深远的便是玄奘。在那烂陀寺求法之时，玄奘撰写的《会宗论》二千颂便受到戒贤等印度僧人的称道。后来戒日王在外道云集的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玄奘“标举论宗，命众征核，竟十八日无敢问者”，而使“僧众大悦，曰：佛法重兴！”从此在印度声畅五天，担负起重兴佛法之重任。此后，玄奘还为印度传授“撘肩法”，用汉化了的仪轨规范印僧。
最后，佛教中心的转移也为佛教的“倒流”创造了条件。宗教往往都是由一“中心”起源，进而向不同的地区传播的，佛教亦是如此，中心或圣地的创造绝不仅是地理位置的移动，其中包含着复杂的文化调节。起初，在中印文化发展水平旗鼓相当时，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但七、八世纪时，中印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唐王朝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国化佛教也在此达到鼎盛。随着天台宗的兴起以及佛教根植于中国社会各阶层，加之印度本土佛教相对没落，越来越多的佛教徒不再把印度作为佛法世界的中心，而乐于将中国视作新的中心，成群结队的僧人从印度半岛与中亚奔赴中国，络绎不绝于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教“中心”与“边地”的互换，原本作为“边地”的中国凭借自身的发展和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条件变为圣地，变为佛教的中心，成为中国佛教发展鼎盛的标志。
结语
印度佛教之于中国，无疑是意义非凡的，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不弄清印度佛教思想的发展，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是无从著手的。”佛教在印度产生后，曾发展出部派佛教（小乘）、大乘佛教、密教等三大派系，在其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既滋养了中国文化，也丰富发展了自己，但后来随着印度佛教的衰亡，三大派系也都不复存在。而中国却保留了承袭印度部派佛教而来的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承袭印度大乘佛教而来的汉传佛教与承袭印度密教而来的藏传佛教，从无至有并流传至今，成为当今世界唯一完整保留三大系佛教形态的国家。可见，中国佛教是不同文化间传播交流的优秀典范。
参考文献
[1]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一卷）[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2]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七卷：佛教）[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8.
[3]方广锠.《季羡林与佛教研究》[J]， 敦煌研究， 2002（1）.
[4]方广锠.《试论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从〈刘师礼文〉谈起》[J]， 法音， 2007（3）.
[5]方广锠.《谁的“边地情节”？》[J]， 世界宗教研究， 2017（4）.
[6]汤一介.《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看两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J]， 深圳大学学报， 1985（3）.
[7]胡中才.《道安：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J]，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2012（9）.
[8]陈金华.《东亚佛教中的“边地情节”：论圣地及祖谱的建构》[J]， 佛学研究， 2012（21）.
[9]嚴耀中.《試說公元10世紀時的印度“漢寺”》[J]， 中華文史論叢， 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