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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播方式较为单一，书籍也是珍贵的物质传媒媒介，但这些不利因素也只是减慢了《三国演义》的传播速度，其蕴含的巨大艺术价值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显现，最终传播者与被传播者唤醒了“客我”与“主我”的内在交流，读者在传播的过程中参与了形象的再塑造，切实拉近了文化与被传播者的密切联系。
【關键词】《三国演义》；刘备；人物形象；审美接受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三国演义》的创作可以流传至今并跻身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四大名著”，正验证了这句话。罗贯中的审美意识是完整的，他的创作实际上是在“游戏”，最终带给读者极致的审美体验。下面笔者将从《三国演义》对刘备的形象塑造就此阐释一二。
一、刘备非等闲之辈
《三国演义》要想让读者接收自己的生命体验，首先需要在人物刻画上与读者产生共鸣，刘备虽为汉室后裔，在小说伊始却未大肆渲染，只是一笔带过，据《三国志》记载“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刘备虽然是帝室之胄，却以织席贩履为生，这样的生活经历着实让人们倍加注意，在封建社会因统治阶级腐败，官府人员较之百姓的生活相差甚远，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人格尊严，百姓永远是弱势群体。从古语流传“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财别进来”即可见一斑。且不说古代贵族、皇室高高在上，就算是普通官兵也往往是恃强凌弱之辈。在作者描写中，虽然同出自皇室，但对于刘备形象刻画走的是放弃尊贵、白手起家的平民路线。桃园结义，刘关张意气相投，不问出处，不惧过往，三人结义之地不过是张飞庄后桃园，义结金兰便肝胆相照，齐心协力斩黄金乱贼，三人同生共死不存私心，张飞因董卓怠慢刘备为之出头，不计后果。十八路英雄会盟，刘备随公孙瓒讨贼兴汉，却因兵微将寡而人微言轻，在《三国演义》中，两军交战注重将领而忽视兵卒，是以对垒双方要将其武将斩落此役即胜。为给刘备壮势，关羽主动请缨前去叫阵，结果遭各路诸侯怀疑，被袁术怒斥。在这种不利情境下，关羽为给刘备争取话语权，果断留下“如不胜，请斩某头”的军令。结果关羽顺利阵前杀敌，让文人墨客写出“云长停盏施英勇，酒尚温时斩华雄”的赞诗。关羽、张飞义气行事，为刘备做事不惜性命，而刘备不曾辜负二人之情，敌不过吕布也奋力一搏，虽然三英战吕布成为历史佳话，但如果张飞、关羽可以战胜吕布怎会有“三英”之说，在这故事背后的义结同心之情，带给读者的感染力远胜虎牢关退兵之英勇。
二、刘备之“义”薄云天泣生死
汉末天下三分的原因是群雄并起，各地方势力割据。“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恒、灵二帝。”前者宠信宦臣，后者使宦官当政。“朝政日非，一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可是“盗贼蜂起”并没有“势力割据”，直到张角率领各地首领发动黄巾起义后各地方势力才逐渐发展起来。正是因为朝廷羸弱，无兵可用，各地方军队不得不想办法自己剿灭“黄巾乱党”，而在各地剿灭过程中，群雄发现朝廷对地方控制无力，遂各自为政，表面上奉召命而内心已经各怀鬼胎。从十八路英雄结盟就可以看出，地方势力因各自利益勾心斗角，最终不欢而散。黄巾起义之“义”应为正义，虽名为乱党，实则宦臣误国、官逼民反而致，黄巾起义又称农民起义，站在百姓角度，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刘备之“义”贯穿小说八十回，除贼扶汉、匡扶汉室的思想直至白帝城托孤未曾改变。相比于其他诸侯名为扶汉实为自立的作法，刘备从一开始三兄弟剿贼，到后来与曹操对立，无论三兄弟百骑人马，到三分天下已占其一，称霸一方，从未有僭越的思想，直至第八十五回白帝城托孤，刘备临终前对孔明所言“朕本待与卿等同灭曹贼，共扶汉室；不幸中道而别。”
小说中刘备的正义可贵，情义更高。曹操以报父仇为名，攻伐徐州，刘备得知皇兄有难，不计后果与公孙瓒借兵御敌，巧获赵云。赵子龙与刘备共事良久，在樊城之战，刘备将家小与之托付，谁知与大军失散，糜芳看见赵云反方向而行误会赵云叛敌，张飞附议说：我方势力微弱，所以赵云投靠曹操享受荣华富贵。然而刘备却斩钉截铁地说“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福贵所能动也。”此等信任建立在刘备情义基石之上，刘备与兄弟之间主臣隔阂已用情义填满。这些感人的情节在小说中屡见不鲜。刘备得军师徐庶相助，在樊城大胜而归，然在此时，曹操以徐庶母亲姓名相威胁，迫使徐庶不得不回到许昌，离开刘备。刘备得知后，无奈“伐树望徐”，不忍让兄弟母子阴阳相隔。庞统蜀道换马被乱箭射死，赵云血染战袍，单骑救主。《三国演义》围绕刘备的感人情义数不胜数，可见刘备的为人“义”当先。在作者的笔下，无论是正义还是情义，都描写得合情合理，令人动容。
对刘备“义”的描写，贯穿小说全文。作者所费笔墨甚多，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从小说中的故事内容概括出自我内心认识以及潜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找出自我情感的契合点。正义是民心所向，对刘备之义的感动又引出感性，而感性在内心形而上的停留，引起读者的精神愉悦。《三国演义》能够源远流长，正得益于罗贯中在创作中突破了历史“内容”。作为艺术品呈现在大众视野中的《三国演义》，对三国时期的描写掺杂了部分虚构的内容，人物形象被赋予了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掺杂了作者的审美意识和情感表达。作者把他的理想塑造进作品中，利用感性中的“游戏”和严谨写作，灌输给读者感性的收获和精神形式中的理想体验，并把艺术的形式呈现在作品中。
三、刘备利仁，仁政安仁
封建社会奉行孔孟之道，小说主人公的刘备自然会沾染上君子的气息。在对刘备的人物塑造中，小到为人处事宽以待人，大到治理一方施仁政，一个完美的君主形象深入人心。小说中，先是刘备在徐州接纳败兵之将吕布，尽管刘备心知吕布是一个见利忘义、摇摆不定的小人，只是出于被曹操打败才无奈投诚于自己，收留吕布实在百害而无一利，却仍出于仁慈之心，怜其潦困而将其收留，此举已非常人能及。此时曹操又设一计，迫使刘备攻打袁术，刘备将徐州托付于张飞，并明确指令张飞不能喝酒，不要打骂军士，要善于纳谏听得进去别人意见。可张飞未遵从兄长教诲，他喝酒鞭打曹豹，大为误事，致使吕布趁虚占领徐州。刘备得知后并没有勃然大怒，而是以“得何足喜，失何足忧”的心态坦然面对这次重大失误，未曾责怪张飞，没有怨恨吕布，这等心境足以展现刘备之仁。
从徐州百姓上表曹操请刘备领徐州牧时，刘备的仁德理念已用运到地方管理，“仁政”也初现锋芒，小说中多以“义”代替，实际上刘备内心有仁，才有义举。刘备带领百姓逃往江陵，在史书上确有此事。《三国志·蜀书》中就提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可见作者以刘备塑造正统皇族形象和实施仁政并非凭空捏造。在刘备领益州牧后，命令诸葛亮制定律法，且刑罚从重，此处作者对人宽刑省法的刘备形象进行了颠覆，似乎与一贯描写不符。然而，此处却是“仁政”点睛之笔。礼记对于仁义的解释和刘备的行为不尽相同，“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刘备素以爱民著称，可治国不可仅凭博爱感化，更需严明刑法，安定社会。刘备在益州上任时不因黄权、刘巴闭门不出而迁怒，反而主动登门拜访把二人招入麾下。他重用蜀之旧臣法正、李严等，根据刘璋治理川蜀弊端，制定严刑竣法规范蜀中居民，这大概就是“仁政”的极致表现吧。
孔子在《里仁》篇中提到，“里仁为美”。可见仁义是当时社会所奉行的美德，然而“仁”并不是代表某种行为，而是君子将自己的思想上升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点，然后用爱去影响自己的行为，进而影响社会生活。这让人们可以尽可能地感受到世间大义而不是仅仅计较个人名利，封建社会的美其实是一种崇高的精神教化后的行为升华。
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播方式较为单一，书籍也是珍贵的物质传媒媒介，但这些不利因素也只是减慢了《三国演义》的传播速度，其蕴含的巨大艺术价值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显现，最终传播者与被传播者唤醒了“客我”与“主我”的内在交流，读者在传播的过程中参与了形象的再塑造，切实拉近了文化与被传播者的密切联系。作者的创作实际上是完成了一次从本我到超我的质变，这种审美观念转化而成的逻辑思维最终以《三国演义》的创作展现出来。正因为精神之美的存在，作者希望将自由赋予完美的感性，读者渴望在理性中找到情感上的自由，社会希望从文化中体验哲学的精神，而这三者在《三国演义》的创作、传播与接纳中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参考文献：
[1]席勒，张玉能.审美教育书简[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關键词】《三国演义》；刘备；人物形象；审美接受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三国演义》的创作可以流传至今并跻身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四大名著”，正验证了这句话。罗贯中的审美意识是完整的，他的创作实际上是在“游戏”，最终带给读者极致的审美体验。下面笔者将从《三国演义》对刘备的形象塑造就此阐释一二。
一、刘备非等闲之辈
《三国演义》要想让读者接收自己的生命体验，首先需要在人物刻画上与读者产生共鸣，刘备虽为汉室后裔，在小说伊始却未大肆渲染，只是一笔带过，据《三国志》记载“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刘备虽然是帝室之胄，却以织席贩履为生，这样的生活经历着实让人们倍加注意，在封建社会因统治阶级腐败，官府人员较之百姓的生活相差甚远，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人格尊严，百姓永远是弱势群体。从古语流传“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财别进来”即可见一斑。且不说古代贵族、皇室高高在上，就算是普通官兵也往往是恃强凌弱之辈。在作者描写中，虽然同出自皇室，但对于刘备形象刻画走的是放弃尊贵、白手起家的平民路线。桃园结义，刘关张意气相投，不问出处，不惧过往，三人结义之地不过是张飞庄后桃园，义结金兰便肝胆相照，齐心协力斩黄金乱贼，三人同生共死不存私心，张飞因董卓怠慢刘备为之出头，不计后果。十八路英雄会盟，刘备随公孙瓒讨贼兴汉，却因兵微将寡而人微言轻，在《三国演义》中，两军交战注重将领而忽视兵卒，是以对垒双方要将其武将斩落此役即胜。为给刘备壮势，关羽主动请缨前去叫阵，结果遭各路诸侯怀疑，被袁术怒斥。在这种不利情境下，关羽为给刘备争取话语权，果断留下“如不胜，请斩某头”的军令。结果关羽顺利阵前杀敌，让文人墨客写出“云长停盏施英勇，酒尚温时斩华雄”的赞诗。关羽、张飞义气行事，为刘备做事不惜性命，而刘备不曾辜负二人之情，敌不过吕布也奋力一搏，虽然三英战吕布成为历史佳话，但如果张飞、关羽可以战胜吕布怎会有“三英”之说，在这故事背后的义结同心之情，带给读者的感染力远胜虎牢关退兵之英勇。
二、刘备之“义”薄云天泣生死
汉末天下三分的原因是群雄并起，各地方势力割据。“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恒、灵二帝。”前者宠信宦臣，后者使宦官当政。“朝政日非，一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可是“盗贼蜂起”并没有“势力割据”，直到张角率领各地首领发动黄巾起义后各地方势力才逐渐发展起来。正是因为朝廷羸弱，无兵可用，各地方军队不得不想办法自己剿灭“黄巾乱党”，而在各地剿灭过程中，群雄发现朝廷对地方控制无力，遂各自为政，表面上奉召命而内心已经各怀鬼胎。从十八路英雄结盟就可以看出，地方势力因各自利益勾心斗角，最终不欢而散。黄巾起义之“义”应为正义，虽名为乱党，实则宦臣误国、官逼民反而致，黄巾起义又称农民起义，站在百姓角度，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刘备之“义”贯穿小说八十回，除贼扶汉、匡扶汉室的思想直至白帝城托孤未曾改变。相比于其他诸侯名为扶汉实为自立的作法，刘备从一开始三兄弟剿贼，到后来与曹操对立，无论三兄弟百骑人马，到三分天下已占其一，称霸一方，从未有僭越的思想，直至第八十五回白帝城托孤，刘备临终前对孔明所言“朕本待与卿等同灭曹贼，共扶汉室；不幸中道而别。”
小说中刘备的正义可贵，情义更高。曹操以报父仇为名，攻伐徐州，刘备得知皇兄有难，不计后果与公孙瓒借兵御敌，巧获赵云。赵子龙与刘备共事良久，在樊城之战，刘备将家小与之托付，谁知与大军失散，糜芳看见赵云反方向而行误会赵云叛敌，张飞附议说：我方势力微弱，所以赵云投靠曹操享受荣华富贵。然而刘备却斩钉截铁地说“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福贵所能动也。”此等信任建立在刘备情义基石之上，刘备与兄弟之间主臣隔阂已用情义填满。这些感人的情节在小说中屡见不鲜。刘备得军师徐庶相助，在樊城大胜而归，然在此时，曹操以徐庶母亲姓名相威胁，迫使徐庶不得不回到许昌，离开刘备。刘备得知后，无奈“伐树望徐”，不忍让兄弟母子阴阳相隔。庞统蜀道换马被乱箭射死，赵云血染战袍，单骑救主。《三国演义》围绕刘备的感人情义数不胜数，可见刘备的为人“义”当先。在作者的笔下，无论是正义还是情义，都描写得合情合理，令人动容。
对刘备“义”的描写，贯穿小说全文。作者所费笔墨甚多，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从小说中的故事内容概括出自我内心认识以及潜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找出自我情感的契合点。正义是民心所向，对刘备之义的感动又引出感性，而感性在内心形而上的停留，引起读者的精神愉悦。《三国演义》能够源远流长，正得益于罗贯中在创作中突破了历史“内容”。作为艺术品呈现在大众视野中的《三国演义》，对三国时期的描写掺杂了部分虚构的内容，人物形象被赋予了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掺杂了作者的审美意识和情感表达。作者把他的理想塑造进作品中，利用感性中的“游戏”和严谨写作，灌输给读者感性的收获和精神形式中的理想体验，并把艺术的形式呈现在作品中。
三、刘备利仁，仁政安仁
封建社会奉行孔孟之道，小说主人公的刘备自然会沾染上君子的气息。在对刘备的人物塑造中，小到为人处事宽以待人，大到治理一方施仁政，一个完美的君主形象深入人心。小说中，先是刘备在徐州接纳败兵之将吕布，尽管刘备心知吕布是一个见利忘义、摇摆不定的小人，只是出于被曹操打败才无奈投诚于自己，收留吕布实在百害而无一利，却仍出于仁慈之心，怜其潦困而将其收留，此举已非常人能及。此时曹操又设一计，迫使刘备攻打袁术，刘备将徐州托付于张飞，并明确指令张飞不能喝酒，不要打骂军士，要善于纳谏听得进去别人意见。可张飞未遵从兄长教诲，他喝酒鞭打曹豹，大为误事，致使吕布趁虚占领徐州。刘备得知后并没有勃然大怒，而是以“得何足喜，失何足忧”的心态坦然面对这次重大失误，未曾责怪张飞，没有怨恨吕布，这等心境足以展现刘备之仁。
从徐州百姓上表曹操请刘备领徐州牧时，刘备的仁德理念已用运到地方管理，“仁政”也初现锋芒，小说中多以“义”代替，实际上刘备内心有仁，才有义举。刘备带领百姓逃往江陵，在史书上确有此事。《三国志·蜀书》中就提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可见作者以刘备塑造正统皇族形象和实施仁政并非凭空捏造。在刘备领益州牧后，命令诸葛亮制定律法，且刑罚从重，此处作者对人宽刑省法的刘备形象进行了颠覆，似乎与一贯描写不符。然而，此处却是“仁政”点睛之笔。礼记对于仁义的解释和刘备的行为不尽相同，“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刘备素以爱民著称，可治国不可仅凭博爱感化，更需严明刑法，安定社会。刘备在益州上任时不因黄权、刘巴闭门不出而迁怒，反而主动登门拜访把二人招入麾下。他重用蜀之旧臣法正、李严等，根据刘璋治理川蜀弊端，制定严刑竣法规范蜀中居民，这大概就是“仁政”的极致表现吧。
孔子在《里仁》篇中提到，“里仁为美”。可见仁义是当时社会所奉行的美德，然而“仁”并不是代表某种行为，而是君子将自己的思想上升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点，然后用爱去影响自己的行为，进而影响社会生活。这让人们可以尽可能地感受到世间大义而不是仅仅计较个人名利，封建社会的美其实是一种崇高的精神教化后的行为升华。
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播方式较为单一，书籍也是珍贵的物质传媒媒介，但这些不利因素也只是减慢了《三国演义》的传播速度，其蕴含的巨大艺术价值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显现，最终传播者与被传播者唤醒了“客我”与“主我”的内在交流，读者在传播的过程中参与了形象的再塑造，切实拉近了文化与被传播者的密切联系。作者的创作实际上是完成了一次从本我到超我的质变，这种审美观念转化而成的逻辑思维最终以《三国演义》的创作展现出来。正因为精神之美的存在，作者希望将自由赋予完美的感性，读者渴望在理性中找到情感上的自由，社会希望从文化中体验哲学的精神，而这三者在《三国演义》的创作、传播与接纳中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参考文献：
[1]席勒，张玉能.审美教育书简[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