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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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
  “借调也是调”,在大众的潜意识中,借调被归为调的范畴。当这两者画上等号时,在外人眼中,借调也就成了颇为荣幸的事情。
  但事实也许并不总是充满阳光,每一次不同的工作、每一次新的经历、每一次从零开始,难免产生了有些累、有些疲惫的“厌倦”感。尤其是那种“无助的无奈”,很难忘记。而在借调的荣光背后,是借调人员无法确定的未来。这种不确定性往往会造成借调人员心灵上的不安。
  一句话,借调生活,冷暖自知!
  “每年机关里借调人员像走马灯似的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面孔。我知道,他们都在重复着我当年的生活,重复着我曾经的快乐与痛苦,兴奋与失落,骄傲与尴尬,梦想与执着……”当一位被借调者写下这段话的时候,这个特殊群体的一个侧面便呈现在读者面前。
  那么,在借调的日子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现在,请读者与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世界。
  
  借调3年,我只回了3次原单位。强烈的虚荣心让我不敢面对曾经的同事和领导那“关切”的盘问。而当拿到正式调令的那一天,我却偷偷地流下眼泪。那一刻,真是千般滋味在心头。
  
  在偏远的湘西呆了几年,当接到省某厅借调的指令时,我就象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单位领导的派遣。临行,领导语重心长:这次借调你过去,听说是给厅领导当秘书,你可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厅里有人,我们以后办事也要方便些。我自然明白领导的意思,简单地收拾几件行李,头也不回地踏门而去,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慷慨与悲壮。在往省城的火车上,我着实做了很多美好的梦。
  到了厅里,见过了处领导、厅领导,然后被带到机关办公楼旁一栋阴暗的小楼里。小楼其实是废弃的居民房。楼上是供借调人员住宿的,每间房摆了三张单人床;楼下是办公室,十几平方的房间里摆着三张破旧的办公桌。见此凄凉情形,好半天我都不愿相信,这难道就是我将要借调工作的地方?
  原来,我要工作的地方只是一个挂靠的临时机构,办公室的两位同事都是被借调过来的,短的已有两年时间,长的则有3年多了。作为“过来人”,他们诚恳地给我打心理预防针,可我还是不敢想象该如何度过今后漫长的借调生活。
  工作只需按部就班,完全听从吩咐,因此上班大多十分轻松,不能上网,几个人就在破旧的电脑上玩 “挖地雷”。中午,机关食堂里就餐的人很多,厅长们也在那里就餐,因此伙食格外不错。只是机关干部都是刷卡,而借调人员和那些在工地干活的农民工却用的是临时餐票。几个打菜的大姐一看到手持餐票的,就会露出鄙夷的神情。不知道他们的优越感从何而来。晚上,小楼上很热闹,借调人员凑在一起打牌、聊天、喝酒,欢声笑语,乐不思蜀;偶尔也会面红耳赤,甚至挥拳相向。但不管怎样,相同的处境有更多相通的语言,吵闹过后大家还是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
  难兄难弟们大多来自省城周边的市县,且大都已结婚生崽。一到周五下午,就作鸟兽散,整个小楼就只剩下我孤单的身影。于是,我一个人把自己锁在房里,将电视开到最大,一直看到眼皮打架才昏昏睡去。一觉醒来,往往已是第二天中午甚至下午。食堂早已打烊,只好到门口的小卖部买几包方便面慰问肚肠。
  处里那些科长、处长们其实倒很热情,没有传说中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架式。平常有人送“土特产”,他们会算上我们一份;出差检查工作,他们也会认真地跟别人介绍,这是处里新来的同志。只是自己总觉得有些别扭,不敢多说话,怕言多必失,泄露自己“借调干部”的身份。因为一次到县里搞检查,一位局长在识破我“借调干部”的身份后,竟打个照面后再也没见人影。当然,最难堪的还是要数到其他机关办事。进门登记时,凭一张外地身份证,经常无法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于是,常被冷眼相看并厉声高问:你是借调的吧?!
  办公室一位同事,借调3年多时间后要回原单位了。半夜拉我去酒吧喝酒。我知道他心里难受,两个人什么也没说,一口气竟喝掉二十几瓶啤酒,直到把彼此灌得烂醉。
  借调3年,我只回了三次原单位。强烈的虚荣心让我不敢面对曾经的同事和领导那“关切”的盘问。而当拿到正式调令的那一天,我却偷偷地流下眼泪。那一刻,真是千般滋味在心头。
  而今,每年都看到机关里的借调人员像走马灯似的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面孔。我知道,他们都在重复着我当年的生活,重复着我曾经的快乐与痛苦,兴奋与失落,骄傲与尴尬,梦想与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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