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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大学时第一次看到满池荷花是在杭州西湖，但那时已是深秋，满池残花败叶别是一番情趣，也因此狂涂了一阵《残荷图》，颇得老师与同学好评。第一次偶遇李老十先生的《残荷图》应是毕业前的某一天，当时的心情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是“我爱死它了!”，从此心摹手追，感觉略有几分形似，但总有些怪怪的。其中缘由，百思不得其解，多年之后读到李老十先生的文章，他写到“我的残荷半是目中所见，半是心中所想”，豁然有所悟：我所追求的是残荷的那种别趣，而李先生感受的是“满目残秋神鬼愁”，虽形式与题材一致，但心境大异，因而我的心摹手追，也多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烦恼，我与先生在心境上的差异，白是不言而喻了的。在中国古代的观念中这种心与心的契合，是交流与欣赏活动的前提，艺术的沟通其实是心与心的沟通，因此书为心画，画为心声。然而，心是什么?如何沟通与连接?仍然给予我们的是空灵遥远之感，依然是“不可说，不可说”的境地。就如我对于南昌这个地名的感受一样，每每看到它被解释为“南方昌盛”或“昌大南疆”的时候，就觉得象个暴发户，少了些许文化积淀，感受不到了它的古旧气息——文气与书卷气。相较之下我更喜欢豫章这个名称，它给予我人文鼎盛，文采斐然的感觉。对于唐宝应元年因避代宗李豫讳更豫章为钟陵，这名称的使用虽短暂，对于现在许多人也已经很陌生了，可是我每每看到它时却有别样的心境，一种莫名的感动。我喜欢钟陵在唐诗中的意境，以及五代、宋时期那些卓而不群富有才气的钟陵画家，他们带来的悠远之感和隐逸之气，常令我动容，这也许就是所谓“人心难测”吧!很多时候都在劝诫自己一定要客观，不可感情或意气用事，可是面对一件作品时，却很难做到心平气和，我觉得不管是喜爱还是厌恶应都是使我们欣赏继续深入的动因，因为我们都还是人，人的特性就是有七情六欲，因为有情欲喜恶，世界因此而丰富多彩。
地方不仅是空间的所在，因沉积着历史的喜乐与辛酸，而窖藏出时间的佳酿。钟陵因为唐诗的原因，凝集着别样的意趣。钟陵作为地名在全唐诗中出现40多处，在《全唐诗补编》中出现6次。刘长卿是目前所记唐诗中最早写钟陵的诗人，也许是负谪后心情的原因，钟陵在他眼里满是暮色孤旅，充满着政治失意之感。许是受刘长卿的影响或者说是因为刘长卿的诗给了钟陵定了调，钟陵因而在诗人眼里成为一种特殊的境界体现吧，长卿之后的诗人们诗中钟陵意境都有了暮色思归之感。耿漳，虽然写着“钟陵春日好”，但这春日也成了秦关路长，蹉跎鬓色，羁愁感发。即使在奉和朋友的诗文中，仍然是钟陵暮色，夕阳与芳草。戴叔伦虽豪迈，也是今朝有酒且醉之意，感发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卢纶在暮春的钟陵也是“持杯凝远睇，触物结幽情”，似乎也是不得开心颜。杨凌钟陵雪夜酬友人更是一片凄凉。到刘禹锡时，也许是江南风光或是人情知友之故吧，所以“庐山雾开见瀑布，江西月净闻渔歌”。本人最喜欢的还是“钟陵醉别十馀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罗隐《偶题(一作嘲钟陵妓云英)》)和“寒郊好天气，劝酒莫辞频。扰扰钟陵市，无穷不醉人。”(戴叔伦《劝陆三饮酒》)它展现了中国文人或艺术家的那种落魄、困顿以及借酒不羁的行为，一想到这，我就来了几分畅饮的兴致，好好感受这红尘世间的微醺岁月。在古代的诗歌的情境中，我希望感受着“钟陵风雪夜将深，坐对寒江独苦吟。流落天涯谁见问，少卿应识子卿心”(韦庄)的一片痴心，体味“杳杳钟陵暮，悠悠鄱水春”(刘长卿)那种悠远的意趣以及对于“湓浦潮声尽，钟陵暮色繁”(耿淖)无限的遐想。
钟陵现在还在，是个行政规划的乡镇级别，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钟陵指的江西省进贤县或军山湖畔的现在被命名为“钟陵”的乡镇，但是在唐诗中以及在五代与宋时期的人心里，它已经泛化。泛化为那种“处江湖之远”的野趣，中国古代文人总是儒道兼修，他们信奉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理。处庙堂之高时要有处江湖之远的情怀，江西历来都被认为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在，如庐山，如徐孺子、陶渊明、苏圃等，当然这种情怀中更为关键的是心之所感。是“问君何能耳，心远地自偏”所表达出的超然物外，不为世界所累，恬淡逍遥的意趣，在一定程度上准确恰当地描绘出了人们的整体精神面貌。“远”不是无边界的远，那样的远就成了荒外边民，中原有个边界，江西就是南方边界所在，东邻浙江、福建，南连广东，
西靠湖南，北毗湖北、安徽而共接长江；上通武汉三镇，下贯南京、上海，南仰梅关、俯岭南而达广州。江西与东南沿海各港口和江北重镇的直线距离，大多在六百至七百公里之间。古称江西为“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乃“形胜之区”。再远就是蛮夷之族，相对于中原文化的“他者”。再远一些就是非我族类，如东洋鬼子与西洋鬼子。因此江西正是这样的一个中心转向边缘的所在，这样的“远”是可以让艺术家(文学家)产生美感的心理距离。在中国传统的认识里“远”不仅是空间的距离，更多的是心理的感受，唐宋之后，隐居者不再是退隐山林，而是隐于朝与隐于市，身居朝廷或闹市，在积极进取的同时还需要几分退隐之心。这份退隐之心，外在载体就是山林野趣，物化为作品就是山水与花鸟，内化为心境就是“逸”。所以在郭熙的《林泉高致》中提到的“三远”就不仅是观察方法，更重要的是心灵感受的不同“远”，既是包括自然山川真实的景致内容，更包括画家心境，灵境和意趣的成分。无论高远、深远或平远都表现了一种生命境界，化有限为无限，从静止中寻找流动，为人的生命创造一个安顿的场所。“远”的空间是由目光所巡视的，“远”的境界的真正的完成是在人的心灵体验中进行的，“远”是人心之远，山水画家创造的境界是为了颐养自己的情性，也是为鉴赏提供一个可以存养心灵的客体。我们可以看到在诗词中关于钟陵的这种印象，正是心境阔远寥落之感，体现的是清新自然的野趣，在本质上却是超越时空界限的，追求无限悠远的境界，相对于景物之远的画家主体内在心胸之“远”则更有决定性作用，正所谓“意远则正”。在“远”这一观念的引导下，自然山水的有限形质被赋予了无限灵妙的意趣，从而上升为宇宙相通相感的一片化机。
五代、宋时期，钟陵画家有董源、巨然、徐熙、徐崇嗣、徐崇勋、徐崇矩、贯休、刘道士、蔡润、艾宣等。在美术史上重要影响的主要是董源、徐熙、贯休三人，这三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的绘画风格与那一时期的主流样式有一定的差异，也就是说他们的风格超越了当时主流的程式或标准。如徐熙野逸、其性情豪爽旷达，志节高迈，他以世家子弟体味文人趣味有“意出古人 之外”而创立了“清新洒脱”的风格，归于平静。“此竹价千金”(见《雪竹图》背面题字)绝非穷小子可为，如穿布衣不失贵族气，百里奚身为奴而神超。宋代沈括形容徐熙画“以墨笔为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梦溪笔谈》)。董源运用披麻皴和点苔法来表现江南一带的自然面貌，神妙地传写出峰峦晦明、洲渚掩映、林麓烟霏的江南景色。他“用笔甚草草，近视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在技巧上富有创造性的把对南方山水肯定的描绘转向一种印象的处理，董源的艺术特点是将肯定化为模糊，拓宽了观者参与的意味。宋代沈括称他“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贯休的人物胡貌梵相不类常人，体现了诗人意趣与禅思结合之后对于形象的超越。贯休不但有着落落大度，不拘小节的性情，而且博学多才，元人夏文彦的《图绘宝鉴》对贯休的画也都作了介绍，说贯休最善于画罗汉像，“其画像多作古野之貌，不类世间所传”。这三个艺术家在作品中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古人在艺术中追求的最高境界，艺术的本质强调的是脱俗，人可以通过艺术获得直接的超越生活，脱离现实，这样就摆脱了时间，也就摆脱了历史的局限，艺术的超越也就是宋以后书画艺术评判标准首位的“逸”。钟陵这些画家对于自然野趣的感受，在艺术史中被转化为一种“逸趣”开拓，在画史中影响深远。但是为何历史会特别钟情于这些钟陵画家呢?江西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时期都是个二线地区，都不是所谓的文化中心。只有五代是个例外时期，因为南唐立国，对于南唐来说，江西不是边远地区，而是主流地域，所以才开设白鹿书院，把教育皇子的重任交给它，整个江西是其版图的主要地域与后方根据地，所以南唐中主李璟在局势紧张之时要把南昌作为南都。因为地位的提升，也使得南昌这一时期的画家更多的被历史记载与记忆。我觉得南唐的余绪影响到宋，使得自宋开始，江西一大批文人出现并产生巨大影响，我甚至妄自揣测，宋之后景德镇瓷器的那种雅致的品味应与南唐不无关系。但是，也要注意到这一时期，江西，特别是南昌虽成为主流地区，但身处这一区域的艺术家，他们做为边民的一些特质还存在于他们的身上。这也就是钟陵这些画家所体现出的那种逸气所在。也许这也是为何宋时期的记载不称他们是南昌、洪都、豫章而称为钟陵的原因吧。也许正是这些江西的艺术家(画家)如流星闪亮划过，给夜空带来一瞬明亮，虽没有形成有影响与传承的画派，但其中逸气与精神之所在，正如钟陵这一地名一样，如神龙见首而不见尾，满是令人赞叹的惊艳。也许正是这飘忽而过，而让我回味冥想。
关于钟陵是哪里?现在有南昌与南京两种说法，今天在这里重提这件事，并非要争论钟陵是哪里，也许如何争论都无法出现互相的认同。我们如果执着于这种祖地的利益之争，会使学术研究的问题变味。我觉得文化不需要真相，要的是共享，共享那美好的一切意象，共同体会，而不是出于利益的祖地之争。我崇尚古人之风，让好的东西风行，始作俑者不居其功，从之者无剽窃之感。如风行水上自然成纹。我们期待着大家客观的研究，而非贴上地方标志的占有。我觉得作为一个研究者需要这种非功利的心态，这种心态应也是上文提到的“远”吧。现在社会急功近利成为通病，这是当下急需改观的社会问题。江西由于地理的原因，要在全国成名不太容易，江西画家要想在全国有影响，不仅要有很强的传统功夫，更需要有强烈的个性，二者缺一不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江西知名的画家少，而一旦出现都是大家的原因吧。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立，伴随着鄱水而来的那浓浓春意，我们赣水鄱湖之滨的艺术家们是否还可以拥有那样的一份“远”心甘于淡泊，是否还可以保持做为边之民的那种野逸之气是赣鄱艺术发展的关键，历史上钟陵的那些画家随着暮色渐渐远去，化为漫天的繁星，昭示着今日赣水鄱湖之滨的人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留些许山林“远”趣，或许可以化为人间的清气。
大学时第一次看到满池荷花是在杭州西湖，但那时已是深秋，满池残花败叶别是一番情趣，也因此狂涂了一阵《残荷图》，颇得老师与同学好评。第一次偶遇李老十先生的《残荷图》应是毕业前的某一天，当时的心情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是“我爱死它了!”，从此心摹手追，感觉略有几分形似，但总有些怪怪的。其中缘由，百思不得其解，多年之后读到李老十先生的文章，他写到“我的残荷半是目中所见，半是心中所想”，豁然有所悟：我所追求的是残荷的那种别趣，而李先生感受的是“满目残秋神鬼愁”，虽形式与题材一致，但心境大异，因而我的心摹手追，也多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烦恼，我与先生在心境上的差异，白是不言而喻了的。在中国古代的观念中这种心与心的契合，是交流与欣赏活动的前提，艺术的沟通其实是心与心的沟通，因此书为心画，画为心声。然而，心是什么?如何沟通与连接?仍然给予我们的是空灵遥远之感，依然是“不可说，不可说”的境地。就如我对于南昌这个地名的感受一样，每每看到它被解释为“南方昌盛”或“昌大南疆”的时候，就觉得象个暴发户，少了些许文化积淀，感受不到了它的古旧气息——文气与书卷气。相较之下我更喜欢豫章这个名称，它给予我人文鼎盛，文采斐然的感觉。对于唐宝应元年因避代宗李豫讳更豫章为钟陵，这名称的使用虽短暂，对于现在许多人也已经很陌生了，可是我每每看到它时却有别样的心境，一种莫名的感动。我喜欢钟陵在唐诗中的意境，以及五代、宋时期那些卓而不群富有才气的钟陵画家，他们带来的悠远之感和隐逸之气，常令我动容，这也许就是所谓“人心难测”吧!很多时候都在劝诫自己一定要客观，不可感情或意气用事，可是面对一件作品时，却很难做到心平气和，我觉得不管是喜爱还是厌恶应都是使我们欣赏继续深入的动因，因为我们都还是人，人的特性就是有七情六欲，因为有情欲喜恶，世界因此而丰富多彩。
地方不仅是空间的所在，因沉积着历史的喜乐与辛酸，而窖藏出时间的佳酿。钟陵因为唐诗的原因，凝集着别样的意趣。钟陵作为地名在全唐诗中出现40多处，在《全唐诗补编》中出现6次。刘长卿是目前所记唐诗中最早写钟陵的诗人，也许是负谪后心情的原因，钟陵在他眼里满是暮色孤旅，充满着政治失意之感。许是受刘长卿的影响或者说是因为刘长卿的诗给了钟陵定了调，钟陵因而在诗人眼里成为一种特殊的境界体现吧，长卿之后的诗人们诗中钟陵意境都有了暮色思归之感。耿漳，虽然写着“钟陵春日好”，但这春日也成了秦关路长，蹉跎鬓色，羁愁感发。即使在奉和朋友的诗文中，仍然是钟陵暮色，夕阳与芳草。戴叔伦虽豪迈，也是今朝有酒且醉之意，感发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卢纶在暮春的钟陵也是“持杯凝远睇，触物结幽情”，似乎也是不得开心颜。杨凌钟陵雪夜酬友人更是一片凄凉。到刘禹锡时，也许是江南风光或是人情知友之故吧，所以“庐山雾开见瀑布，江西月净闻渔歌”。本人最喜欢的还是“钟陵醉别十馀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罗隐《偶题(一作嘲钟陵妓云英)》)和“寒郊好天气，劝酒莫辞频。扰扰钟陵市，无穷不醉人。”(戴叔伦《劝陆三饮酒》)它展现了中国文人或艺术家的那种落魄、困顿以及借酒不羁的行为，一想到这，我就来了几分畅饮的兴致，好好感受这红尘世间的微醺岁月。在古代的诗歌的情境中，我希望感受着“钟陵风雪夜将深，坐对寒江独苦吟。流落天涯谁见问，少卿应识子卿心”(韦庄)的一片痴心，体味“杳杳钟陵暮，悠悠鄱水春”(刘长卿)那种悠远的意趣以及对于“湓浦潮声尽，钟陵暮色繁”(耿淖)无限的遐想。
钟陵现在还在，是个行政规划的乡镇级别，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钟陵指的江西省进贤县或军山湖畔的现在被命名为“钟陵”的乡镇，但是在唐诗中以及在五代与宋时期的人心里，它已经泛化。泛化为那种“处江湖之远”的野趣，中国古代文人总是儒道兼修，他们信奉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理。处庙堂之高时要有处江湖之远的情怀，江西历来都被认为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在，如庐山，如徐孺子、陶渊明、苏圃等，当然这种情怀中更为关键的是心之所感。是“问君何能耳，心远地自偏”所表达出的超然物外，不为世界所累，恬淡逍遥的意趣，在一定程度上准确恰当地描绘出了人们的整体精神面貌。“远”不是无边界的远，那样的远就成了荒外边民，中原有个边界，江西就是南方边界所在，东邻浙江、福建，南连广东，
西靠湖南，北毗湖北、安徽而共接长江；上通武汉三镇，下贯南京、上海，南仰梅关、俯岭南而达广州。江西与东南沿海各港口和江北重镇的直线距离，大多在六百至七百公里之间。古称江西为“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乃“形胜之区”。再远就是蛮夷之族，相对于中原文化的“他者”。再远一些就是非我族类，如东洋鬼子与西洋鬼子。因此江西正是这样的一个中心转向边缘的所在，这样的“远”是可以让艺术家(文学家)产生美感的心理距离。在中国传统的认识里“远”不仅是空间的距离，更多的是心理的感受，唐宋之后，隐居者不再是退隐山林，而是隐于朝与隐于市，身居朝廷或闹市，在积极进取的同时还需要几分退隐之心。这份退隐之心，外在载体就是山林野趣，物化为作品就是山水与花鸟，内化为心境就是“逸”。所以在郭熙的《林泉高致》中提到的“三远”就不仅是观察方法，更重要的是心灵感受的不同“远”，既是包括自然山川真实的景致内容，更包括画家心境，灵境和意趣的成分。无论高远、深远或平远都表现了一种生命境界，化有限为无限，从静止中寻找流动，为人的生命创造一个安顿的场所。“远”的空间是由目光所巡视的，“远”的境界的真正的完成是在人的心灵体验中进行的，“远”是人心之远，山水画家创造的境界是为了颐养自己的情性，也是为鉴赏提供一个可以存养心灵的客体。我们可以看到在诗词中关于钟陵的这种印象，正是心境阔远寥落之感，体现的是清新自然的野趣，在本质上却是超越时空界限的，追求无限悠远的境界，相对于景物之远的画家主体内在心胸之“远”则更有决定性作用，正所谓“意远则正”。在“远”这一观念的引导下，自然山水的有限形质被赋予了无限灵妙的意趣，从而上升为宇宙相通相感的一片化机。
五代、宋时期，钟陵画家有董源、巨然、徐熙、徐崇嗣、徐崇勋、徐崇矩、贯休、刘道士、蔡润、艾宣等。在美术史上重要影响的主要是董源、徐熙、贯休三人，这三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的绘画风格与那一时期的主流样式有一定的差异，也就是说他们的风格超越了当时主流的程式或标准。如徐熙野逸、其性情豪爽旷达，志节高迈，他以世家子弟体味文人趣味有“意出古人 之外”而创立了“清新洒脱”的风格，归于平静。“此竹价千金”(见《雪竹图》背面题字)绝非穷小子可为，如穿布衣不失贵族气，百里奚身为奴而神超。宋代沈括形容徐熙画“以墨笔为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梦溪笔谈》)。董源运用披麻皴和点苔法来表现江南一带的自然面貌，神妙地传写出峰峦晦明、洲渚掩映、林麓烟霏的江南景色。他“用笔甚草草，近视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在技巧上富有创造性的把对南方山水肯定的描绘转向一种印象的处理，董源的艺术特点是将肯定化为模糊，拓宽了观者参与的意味。宋代沈括称他“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贯休的人物胡貌梵相不类常人，体现了诗人意趣与禅思结合之后对于形象的超越。贯休不但有着落落大度，不拘小节的性情，而且博学多才，元人夏文彦的《图绘宝鉴》对贯休的画也都作了介绍，说贯休最善于画罗汉像，“其画像多作古野之貌，不类世间所传”。这三个艺术家在作品中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古人在艺术中追求的最高境界，艺术的本质强调的是脱俗，人可以通过艺术获得直接的超越生活，脱离现实，这样就摆脱了时间，也就摆脱了历史的局限，艺术的超越也就是宋以后书画艺术评判标准首位的“逸”。钟陵这些画家对于自然野趣的感受，在艺术史中被转化为一种“逸趣”开拓，在画史中影响深远。但是为何历史会特别钟情于这些钟陵画家呢?江西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时期都是个二线地区，都不是所谓的文化中心。只有五代是个例外时期，因为南唐立国，对于南唐来说，江西不是边远地区，而是主流地域，所以才开设白鹿书院，把教育皇子的重任交给它，整个江西是其版图的主要地域与后方根据地，所以南唐中主李璟在局势紧张之时要把南昌作为南都。因为地位的提升，也使得南昌这一时期的画家更多的被历史记载与记忆。我觉得南唐的余绪影响到宋，使得自宋开始，江西一大批文人出现并产生巨大影响，我甚至妄自揣测，宋之后景德镇瓷器的那种雅致的品味应与南唐不无关系。但是，也要注意到这一时期，江西，特别是南昌虽成为主流地区，但身处这一区域的艺术家，他们做为边民的一些特质还存在于他们的身上。这也就是钟陵这些画家所体现出的那种逸气所在。也许这也是为何宋时期的记载不称他们是南昌、洪都、豫章而称为钟陵的原因吧。也许正是这些江西的艺术家(画家)如流星闪亮划过，给夜空带来一瞬明亮，虽没有形成有影响与传承的画派，但其中逸气与精神之所在，正如钟陵这一地名一样，如神龙见首而不见尾，满是令人赞叹的惊艳。也许正是这飘忽而过，而让我回味冥想。
关于钟陵是哪里?现在有南昌与南京两种说法，今天在这里重提这件事，并非要争论钟陵是哪里，也许如何争论都无法出现互相的认同。我们如果执着于这种祖地的利益之争，会使学术研究的问题变味。我觉得文化不需要真相，要的是共享，共享那美好的一切意象，共同体会，而不是出于利益的祖地之争。我崇尚古人之风，让好的东西风行，始作俑者不居其功，从之者无剽窃之感。如风行水上自然成纹。我们期待着大家客观的研究，而非贴上地方标志的占有。我觉得作为一个研究者需要这种非功利的心态，这种心态应也是上文提到的“远”吧。现在社会急功近利成为通病，这是当下急需改观的社会问题。江西由于地理的原因，要在全国成名不太容易，江西画家要想在全国有影响，不仅要有很强的传统功夫，更需要有强烈的个性，二者缺一不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江西知名的画家少，而一旦出现都是大家的原因吧。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立，伴随着鄱水而来的那浓浓春意，我们赣水鄱湖之滨的艺术家们是否还可以拥有那样的一份“远”心甘于淡泊，是否还可以保持做为边之民的那种野逸之气是赣鄱艺术发展的关键，历史上钟陵的那些画家随着暮色渐渐远去，化为漫天的繁星，昭示着今日赣水鄱湖之滨的人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留些许山林“远”趣，或许可以化为人间的清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