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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处于高发频发态势，西北民族地区尤为突出。究其原因，既有诱发一类群体性事件的浅层的直接因素，也有潜藏在所有群体性事件背后的深层的根本因素；既有与全国其他地区群体性事件的共同之处，也有其内在的特殊方面。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西北民族地区；直接原因；根本原因
近年来，西北民族地区频发群体性事件，这极大地影响了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因此，深层次地剖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对于在西北民族地区建立行之有效的预防和应对机制，保持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促进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西北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群体性事件多发，其直接诱因具有多样性，西北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同样由这些因素引起：
其一是行政部门执法失当或者违法乱纪，造成群众利益受损。一些基层干部在工作中不按照规章和程序办事，致群众利益于不顾。还有些干部损公肥私、知法犯法，直接损害了群众利益。更有甚者迷信强力、滥用权力，甚至滥用警力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严重侵犯了群众的权益。
其二是群众的合法利益诉求得不到解决。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寻求救济，但尝试多次后依然无法讨回公道。诉求无果，就会导致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这些集体性积怨发展到一定程度则必然引发群体性事件。
其三是群众的维权意识增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水平的提高使群众能通过媒体等多种途径了解到很多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种信息，逐渐意识到当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其四是群众法制观念淡薄。一些群众崇拜权力，法制意识淡漠，不懂得通过正当渠道来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一碰到问题就想通过上访的方式来解决。一些群众抱着"法不责众"的心理，动辄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甚至以违法的方式向政府施压。一些群众坚信"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错误地认为聚众闹事可以较快解决问题，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以解决的问题演化为群体性事件。
二、西北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西北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表面上看是一个个具体事件引起的，每一类群体性事件也都有其直接的诱因。但结合这些事件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就能探究出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同样，西北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与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共性，表现在：
第一，地方党政部门公信力有所下降，干群、党群矛盾加剧、官民关系紧张。由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别，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在现实社会中还严重存在。有的地方政府不再真正为广大民众谋求利益，而是大搞"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个别地方政府还在充当市场主体，与民争利，如近年来在许多地方发生的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纠纷中，当地政府搅在其中成为当事人。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党性观念淡薄，在很多情况下没有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既得利益集团、群众利益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一些群众已经不再信任政府，甚至出现仇官、仇警、仇富心理，导致干群、党群关系紧张。
第二，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法制不健全，及预防、应对、管理的体制及相关流程滞后或缺失。我国缺乏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法律，使得处理事件时无法可依。而且有关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机制不够健全，应急机构设置不统一。缺乏对群体性事件管理的教育、培训和演练，领导小组与应急管理关联度低，协调机构的权威性不足，应急的职责与日常业务脱节。政府在群体性事件管理中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临时抱佛脚，疲于应对。尽管群体性事件具有突发性特征，但如果建立起一整套预防、应对、管理体制，在群体性事件没有发生时进行有效预防，在初露端倪时能提供及时、准确的预警，在全面爆发时能使处理工作做到临危不惧井然有序。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第三，社会文化心理失衡。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往往在心理上产生挫折感，当人类的理智和实践无法消解这种挫折感时，就可能使看似平常的小事成为导火线，引起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社会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钱权交易、官员腐败等现象，因此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焦虑"心理和仇视心理，如果不对这些消极社会心理进行主动干预，将酿成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在群体性事件中，不少参与者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过去遭受过不公平待遇，长期积累下了不满情绪，借机宣泄。事后调查表明，80%甚至90%的参与者与具体事件无关，他们都是"抱打不平"，借题发挥①。
除上述共同性外，西北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还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主要表现为：
其一，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与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西北民族地区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发展起点的比较低，使得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和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汉族聚居地区的差距不断加大。另外，西北民族地区地貌类型和气候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多变，资源承载能力较差，导致农业长期效益较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是增产不增收。贫困虽然是一种经济现象，但贫困问题的长期存在，也会演变成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近年来，西北民族地区两抢一盗、毒品犯罪、贩卖人口等犯罪居高不下，个别民族分裂分子和不稳定分子，借贫困落后问题煽动贫困群体的不满情绪，制造事端。
其二，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西北民族地区频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的根本原因。在处理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上，往往容易走向两种极端：一是完全无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采取过激的政策和措施，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二是一味地强调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和自治权力，甚至借口民族区域自治，对一些严重违法的宗教活动和煽动民族对立的言行听之任之。无论哪种极端，都会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因素。
其三，西北民族地区很容易受到国际因素的负面影响。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加紧对我国实施分化战略。他们支持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和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加紧推进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国际化，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为新疆三股势力和达赖集团提供大量资助。当前还有一些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民族分裂组织和极端宗教分子以分裂国家为目的的恐怖活动，这些非法宗教和邪教组织不仅对教徒进行精神上的控制，甚至还把他们的异端思想直接变成了对社会的恐怖攻击行动。这也是近几年来，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注释：
①谢俊春：《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探析》，载于《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王学辉：《群发性事件防范机制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赵新国：《西部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谢俊春：《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探析》，载于《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作者简介：马春芳（1981.12-），西北民族大学法学院2009级宪法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西北民族地区；直接原因；根本原因
近年来，西北民族地区频发群体性事件，这极大地影响了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因此，深层次地剖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对于在西北民族地区建立行之有效的预防和应对机制，保持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促进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西北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群体性事件多发，其直接诱因具有多样性，西北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同样由这些因素引起：
其一是行政部门执法失当或者违法乱纪，造成群众利益受损。一些基层干部在工作中不按照规章和程序办事，致群众利益于不顾。还有些干部损公肥私、知法犯法，直接损害了群众利益。更有甚者迷信强力、滥用权力，甚至滥用警力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严重侵犯了群众的权益。
其二是群众的合法利益诉求得不到解决。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寻求救济，但尝试多次后依然无法讨回公道。诉求无果，就会导致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这些集体性积怨发展到一定程度则必然引发群体性事件。
其三是群众的维权意识增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水平的提高使群众能通过媒体等多种途径了解到很多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种信息，逐渐意识到当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其四是群众法制观念淡薄。一些群众崇拜权力，法制意识淡漠，不懂得通过正当渠道来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一碰到问题就想通过上访的方式来解决。一些群众抱着"法不责众"的心理，动辄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甚至以违法的方式向政府施压。一些群众坚信"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错误地认为聚众闹事可以较快解决问题，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以解决的问题演化为群体性事件。
二、西北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西北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表面上看是一个个具体事件引起的，每一类群体性事件也都有其直接的诱因。但结合这些事件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就能探究出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同样，西北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与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共性，表现在：
第一，地方党政部门公信力有所下降，干群、党群矛盾加剧、官民关系紧张。由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别，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在现实社会中还严重存在。有的地方政府不再真正为广大民众谋求利益，而是大搞"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个别地方政府还在充当市场主体，与民争利，如近年来在许多地方发生的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纠纷中，当地政府搅在其中成为当事人。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党性观念淡薄，在很多情况下没有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既得利益集团、群众利益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一些群众已经不再信任政府，甚至出现仇官、仇警、仇富心理，导致干群、党群关系紧张。
第二，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法制不健全，及预防、应对、管理的体制及相关流程滞后或缺失。我国缺乏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法律，使得处理事件时无法可依。而且有关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机制不够健全，应急机构设置不统一。缺乏对群体性事件管理的教育、培训和演练，领导小组与应急管理关联度低，协调机构的权威性不足，应急的职责与日常业务脱节。政府在群体性事件管理中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临时抱佛脚，疲于应对。尽管群体性事件具有突发性特征，但如果建立起一整套预防、应对、管理体制，在群体性事件没有发生时进行有效预防，在初露端倪时能提供及时、准确的预警，在全面爆发时能使处理工作做到临危不惧井然有序。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第三，社会文化心理失衡。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往往在心理上产生挫折感，当人类的理智和实践无法消解这种挫折感时，就可能使看似平常的小事成为导火线，引起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社会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钱权交易、官员腐败等现象，因此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焦虑"心理和仇视心理，如果不对这些消极社会心理进行主动干预，将酿成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在群体性事件中，不少参与者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过去遭受过不公平待遇，长期积累下了不满情绪，借机宣泄。事后调查表明，80%甚至90%的参与者与具体事件无关，他们都是"抱打不平"，借题发挥①。
除上述共同性外，西北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还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主要表现为：
其一，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与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西北民族地区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发展起点的比较低，使得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和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汉族聚居地区的差距不断加大。另外，西北民族地区地貌类型和气候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多变，资源承载能力较差，导致农业长期效益较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是增产不增收。贫困虽然是一种经济现象，但贫困问题的长期存在，也会演变成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近年来，西北民族地区两抢一盗、毒品犯罪、贩卖人口等犯罪居高不下，个别民族分裂分子和不稳定分子，借贫困落后问题煽动贫困群体的不满情绪，制造事端。
其二，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西北民族地区频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的根本原因。在处理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上，往往容易走向两种极端：一是完全无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采取过激的政策和措施，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二是一味地强调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和自治权力，甚至借口民族区域自治，对一些严重违法的宗教活动和煽动民族对立的言行听之任之。无论哪种极端，都会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因素。
其三，西北民族地区很容易受到国际因素的负面影响。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加紧对我国实施分化战略。他们支持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和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加紧推进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国际化，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为新疆三股势力和达赖集团提供大量资助。当前还有一些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民族分裂组织和极端宗教分子以分裂国家为目的的恐怖活动，这些非法宗教和邪教组织不仅对教徒进行精神上的控制，甚至还把他们的异端思想直接变成了对社会的恐怖攻击行动。这也是近几年来，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注释：
①谢俊春：《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探析》，载于《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王学辉：《群发性事件防范机制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赵新国：《西部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谢俊春：《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探析》，载于《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作者简介：马春芳（1981.12-），西北民族大学法学院2009级宪法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