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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年９月１７日，牛荫冠出生于山西省兴县蔡家崖的一个书香之家，其家境富足，时称全县首富。其父牛友兰，是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１９４２年５月至７月，牛友兰与兴县另一著名士绅刘少白率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到延安参观访问两个多月，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人的热情接见。１９３３年，牛荫冠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后又转入经济系。１９３４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１９３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北平市西郊区委组织部长等职。１９３６年底牛荫冠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回山西参加了在薄一波领导下与阎锡山开展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工作，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总会（简称牺盟会）的领导人之一，并依托牺盟会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建军。１９３９年山西“十二月事变”后，他转赴晋西北根据地，先后担任过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党组书记、晋中行署主任、党组书记等要职。建国后，历任江西省政府副主席、湖南株洲３３１厂厂长、党委书记，株州３３１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台螺旋桨飞机发动机；１９５５年调沈阳１１２厂任厂长，该厂研制出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曾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和表彰。１９６２年调任国务院商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后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是中共八大、十一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１９９２年５月１０日在北京病逝。
劝阻阎锡山不能与八路军同室操戈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初，太原失守前夕，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遵从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指示，率牺盟总会随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等高级军政官员离开太原，经交城、文水、汾阳、孝义等地，向晋南重镇临汾撤退。当他们到达山西孝义县大麦郊村稍事整顿时，平遥县牺盟特派员李文炯和旧县长陈贵和，带着游击队押运着满装鸦片、白洋、布匹、枪支的１０辆马车，驻进了距大麦郊不远的兑九峪镇。陈贵和要把全部物资带走，远离战地，李文炯却主张牺盟会、县长都回平遥县境坚持抗战，把枪支弹药发给游击队，其他物资作为开展游击战的经费。彼此各执一端，互不相让。同日，孝义县牺盟特派员曹诚，带着孝义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旧县长李怀伟押运着县里的物资到达兑九峪镇时，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当李文炯、曹诚得知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八路军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等就驻在兑九峪镇后，他们便去随营学校先见到韦国清，又由韦国清领着去见邓小平。听完曹、李的汇报，邓小平指示：
一、争取县长与牺盟会、自卫队、游击队一律回本县坚持抗战打游击。这样做，既符合阎锡山电告各县县长必须在本县守土抗战的命令，也适合我党与人民群众的要求。
二、关于县长们带出来的所有公物，除枪支弹药应全部交给自卫队、游击队使用外，其余物资可留在兑九峪，由八路军暂为保管，等与阎锡山交涉后再作妥善处理。
平遥县长陈贵和、孝义县长李怀伟，坚决不同意牺盟特派员根据邓小平指示提出的处理意见，并联合清源、交城、文水、汾阳县的县长，一起去大麦郊向阎锡山告状说：李文炯、曹诚已叛变了牺盟会投向八路军，还要将我们带出来的全部物资和枪支弹药，也交给八路军。这是对司令长官的叛变，一定要对李文炯、曹诚严加处理……阎锡山一听，火冒三丈，立即将牛荫冠找来说：他们八路军在这里要干什么？为什么要扣压我们的物资？是不是要夺我的天下？这不行！我要和他们打仗，并煞有介事地叫参谋长尽快作出战斗部署。
牛荫冠看见阎锡山确实有点生气，便心平气和地对他说：“大敌当前，应当与八路军搞好团结，同舟共济，绝不可同室操戈。人家来山西是为咱们守土抗战的，咱们怎能和人家反目为仇呢？只听一面之辞难免有误。我总觉得咱们牺盟会的干部，是不会不识大体的。而八路军也不至于无故就扣压我们县长的物资。其中必然另有缘故。咱们可一面作些详细调查，一面派人和八路军交涉。等事实澄清了再作处置也不迟。如果那两个县长不想，或者不便在那里干了，我们可再选派两个能吃苦耐劳、勇于守土抗战的人去接替他们也就是了，何必为这些琐事生气呢？”经牛荫冠这么一说，阎锡山也就平静下来了。
随即，牛荫冠很快将阎锡山的动态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又领着李文炯和曹诚向阎锡山作了解释，表明他们并非无故扣压县里的物资，而是遵照司令长官的命令，坚持留在本县“守土抗战”，开展游击战，所有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也应当留作自卫队、游击队抗击日军和保境安民使用。可是平遥县长陈贵和、孝义县长李怀伟却偏偏要把枪支弹药和所有其他物资带走。所以才发生了这场误会。用阎锡山的“命令”来说服阎锡山，阎锡山也就再无话可说了。
此间，邓小平也给阎锡山打电报说明事情经过并提出处理意见，同时派人和阎锡山进行交涉，再三表明八路军一贯主张与阎司令长官合作抗日，也尊重地方军政官员的职权；更无意索取贵方的任何物资，只不过是为你们暂时保管罢了。经过牺盟总会牛荫冠从中斡旋，最后商定，除把枪支弹药全部交给游击队、自卫队开展游击战使用外，其他所有物资一律交给了阎锡山当局。至此，一场一触即发的武装冲突平息了。
“代”阎锡山铲除害群之马
牺盟会名义上是阎锡山的一个官办抗日群众团体，但实际上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战组织。所以，牺盟会与阎锡山当局既有合作抗日的一面，也有政治上的矛盾和斗争，关系很微妙，斗争也很激烈。阎锡山既要依靠牺盟会、山西新军为他守土抗战，“保境安民”，但亦对牺盟会、新军中的薄一波、牛荫冠等领导人很不放心，时时处处在监视着他们的行为，一有机会就要对他们“敲打”几下子。而薄一波、牛荫冠也不时地向阎锡山反映，他们的哪一个县长、专员有贪赃枉法、吸毒、腐化行为，哪一个旧军官和行政官员又和日伪人员有勾结，和国民党ＣＣ分子有往来，对他们进行分化、打击。１９３８年上半年，牛荫冠以牺盟总会负责人的公开身份，秘密通过共产党员、夏县县长李涛等，除掉了在第七督察专员公署反动专员关民权支持下的坏分子李石安。
李石安，在旧社会原是一个兵痞、刀笔吏。１９３７年８月混入决死一总队，处处挑拨旧军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关系，还煽动落后战士和政工人员闹对立。当决死一总队政委薄一波正准备对其拘留审查时，其人已闻讯逃至文水县，通过被顺直省委开除党籍的张慕陶（化名马云程，时任阎锡山的高级参议）向阎锡山推荐，当了文水县县长。太原失守后，李石安将原来在文水县当过“防共保卫团”的干部和旧公安局百余人带到文水边山活动，挂名为“文水县牺盟游击队”。为了对这支部队进行改造，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委派中共党员谭公强、游好扬、许铁民等２０余人到该部工作，部队迅速扩大到２００余人。李石安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擅作主张，将部队改编为“文水县游击大队”，自任大队长，独断专行。由于部队的人、枪迅速增加，活动范围也扩大到离石、汾阳一带，原文水籍的部分干部战士不愿意离开家乡，请长假、开小差的人日益增多。李石安便自作主张，枪毙了４个战士以示镇压，引起了全体干部战士的强烈不满。李石安为了分化、瓦解部队，就煽动一部分干部战士跟随他到长治地区投靠已任第五专员公署专员的张慕陶，并许愿说：如果把这支队伍带到潞安府，我和副大队长游好扬、杨文安、政治主任许铁民等，最低限度能弄个县长坐一坐，连长、指导员和政治部的其他干部，最坏也能弄个区长、县里的科长、秘书当一当。谭公强、游好扬、许铁民等竭力反对，文水籍的干部战士也坚决不同意，并提出“誓死不离开文水县”的口号加以抵制。李石安一怒之下，在离石县兴隆村又枪杀了战士刘××，在吴堡镇扣押了张凤葆和任家俩兄弟。正当他企图强行把部队拉走投靠张慕陶之际，谭公强、游好扬、许铁民找到战动总会军事部长程子华、组织部长南汉宸反映了李石安的所作所为。南汉宸命令李石安来到战动总会后，由谭公强、许铁民二人把部队带到离石县马茂庄战动总会所在地驻扎，由战动总会主任续范亭主持召开了批判李石安的大会，并决定把他交给第四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武灵初依法处置。不料，在押解途中他畏罪潜逃，投到第七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关民权门下得到重用，时时处处与牺盟会、新军、抗日政权对抗。
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２日，为了除掉像李石安这样的害群之马，牛荫冠派原荣河县牺盟特派员关复东（现名关耀乐），到夏县与牺盟会派去的县长李涛、夏县牺盟中心区负责人王竞成设计，由关复东以阎司令长官派来的特派员身份通知李石安前来开会，要口头密传阎司令长官的重要指示，并由县长李涛和第七专署保安司令段捷三出面请客，特邀各部官员作陪。李石安一进门，便被拘捕，当场宣布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破坏阎司令长官威信等罪状，按照法律程序，迫使专员关民权出布告执行枪决。当关复东指责关民权用人失当时，关民权被吓得魂不附体，连连开脱罪责，说他不了解李石安的底细，用错了人，并给梁化之写信认错和表示他也积极支持枪毙李石安。
李石安这条祸根算是除掉了，可是引起了一些反动政客的不满。他们接二连三地去找阎锡山告夏县县长李涛和牺盟会的状。有一天，阎锡山把牛荫冠叫去说：“夏县牺盟会的人把李石安杀了，你们牺盟总会知道不知道？”牛荫冠沉着冷静地说：“李石安这个人，我知道司令长官您早就想抓他一直没有抓到。我是派人到那里给他们说过，李石安这个人很坏，一贯破坏统一战线，破坏司令长官的威信，作恶多端。司令长官早就想制裁他，就是抓不到。你们不能把他抓回来，就把他干掉也可以。究竟是怎么杀的，我不知道。”阎锡山听了，一言没发，转身到另一间房子里给他的那些官员们说：“杀李石安，他们牺盟总会知道。”经阎锡山这么一说，就表示他对杀李石安一事已作了默认，其他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不久，阎锡山又对牛荫冠说：“你们的夏县县长李涛得换一下，不换不行。”牛荫冠立即把李涛调回牺盟总会当了组织部长，又向阎锡山推荐了另一个牺盟会的秘密共产党员刘裕民去夏县当县长。
在处理李石安这件事上，牛荫冠是冒有一定风险的。但他深知阎锡山是玩弄政治的老手。阎虽然会对牺盟会这样处理问题，感到不快，但他绝不会因为杀掉李石安这样一个坏人就和牺盟会闹翻的。相反，他还会在世人面前标榜他是一贯主张制裁坏官、坏绅、坏人的。这件事也说明牛荫冠具有“当为者则为”的气魄和临危不惧的政治素养。
救护同志转危为安
牛荫冠说：牺盟会和阎锡山合作是为了共同抗日，凡是他有利于共同抗日的政策、言论、举措，我们就照着去做、去说，支持他、拥护他；凡是不利于民族利益和团结、进步、抗日的言论和事，我们就坚决反对，就顽强地和他斗争。但反对也好，斗争也好，其目的不是为了分裂，仍然是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为了团结抗日。
１９３８年２月临汾失守后，阎锡山安插在牺盟会、新军中的特务、暗探，加紧了对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的清查。阎锡山接到密探报告说，在决死一纵队政治部工作的傅雨田是个共产党员。正好薄一波有事到了牺盟总会。于是阎锡山便召集梁化之、薄一波、牛荫冠、刘岱峰开会说：“共产党的彭德怀给我讲过，共产党不在我的军队和政府机关里发展他们的组织。现在，既然在决死一纵队出现了共产党，我就要把这个傅雨田杀掉。至于怎么个杀法，大家讨论决定好了。”薄一波、牛荫冠都不好讲话，同意杀吧，哪有共产党员同意杀共产党员的事？当场进行辩护吧，又不知道阎锡山到底抓住了些什么真凭实据，也不能在不了解底细的情况下说话。所以讨论了半天，既得不出一个该杀的说法来，也提不出一个不应该杀的理由来。如果再这样拖下去，很可能阎锡山在最后作出非杀不可的决定。于是，薄一波便趁上厕所的机会，对牛荫冠说：“这样吧，把事情都揽在我身上，要求把傅雨田交给我来处理。回头咱们再设法对付他们。这样做，也许他们不会反对。”从厕所回来，薄一波对梁化之说：“这样吧，你相信我就是了。我回去以后，一定负责处理好这个傅雨田。你看好不好？”阎锡山、梁化之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事情总算有了一个转机。
薄一波回到部队一了解，他们并没有抓住傅雨田的任何把柄。过了几天，薄一波叫傅雨田到了牺盟总会，由牛荫冠领着傅雨田去向阎锡山解释说：“傅雨田他年轻幼稚，但求知欲很强，见东西都想看一看，并不是什么政治见解，更不是共产党员……”阎锡山听了牛荫冠、傅雨田的解释，在事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他也只好搭讪着说：“啊！地有南北，人各有道。咱们也在抗战，何必去看他们的那些东西（指中共文件）呢！”傅雨田被解脱了。
事隔不久，纪毓秀（女）的一份半公开的中共刊物又被特务们发现了。因为纪毓秀也在决死一纵队工作，阎锡山就交给薄一波去处理。薄一波说：“纪毓秀这个人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和牛荫冠是同学，还是由牛荫冠去处理好了。”于是牛荫冠就利用开会的场合，专门对着梁化之给纪毓秀写信说：“你看他们那些书刊是不对的。我们有好多文件需要看还看不过来，何必去看那些东西呢……”牛荫冠一边写，梁化之在一边偷偷看。牛写完了，梁也看完了。这样一来，纪毓秀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
１９３８年冬，刘考如等三名共产党员的牺盟会干部，在民族革命大学二分校被阎锡山的党徒孟祥祉抓起来关了禁闭，说他们是共产党员。阎锡山没交宪兵去审问，却交给了牛荫冠处理。梁化之说：“他们看共产党的文件，还有组织活动。李冠洋那里有拍下的照片为证。”说得有板有眼很严重。事前，牛荫冠也得到党组织的通知，一定要设法营救这三个同志。可是牛荫冠既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把柄被人家抓到手里，也不能在他们面前随便暴露身份，只能对他们说：“你们究竟有什么活动才落到这步田地，应当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来……”刘考如等心知肚明，一致再三表示，绝对没有什么“违法”活动，也没有看什么禁用书报。牛荫冠摸清了底细，就去找梁化之说：“你手头有什么材料都可以交给我。我有了他们的罪证，也就好处理了。”梁化之只说有，就是不往出拿。又拖了一些时候，牛荫冠就向梁化之发牢骚说：“我手头没材料作依据，你叫我怎么个处理法？既不能处理，也不能老关着不放吧？”因为梁化之也确实没有什么证据在手，他只好说：“你看着办吧，如不好处理，就暂时放了也可以。”三位同志被释放了，并由牺盟总会异地重新分配了工作。
牛荫冠从１９３６年底起，直到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底，直接和阎锡山、梁化之打交道近三年之久。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他面对着的是城府很深，时时不忘“防共”、“反共”的老手阎锡山和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他既要以民族大义团结他们，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又要和他们对日妥协、反共、反人民的一面进行坚决的斗争。在那些极其艰难的日子里，牛荫冠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晋西南区党委的领导下，在众多共产党员、正义爱国人士的支持下，克服了重重困难，闯过了道道难关，既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他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抗日的任务，也促进了第二战区阎锡山、赵戴文等高层军政官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同时还在危难中经过斗争打击了阎锡山和顽固分子们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气焰，保护了４００多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安全撤离第二战区，到了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
劝阻阎锡山不能与八路军同室操戈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初，太原失守前夕，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遵从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指示，率牺盟总会随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等高级军政官员离开太原，经交城、文水、汾阳、孝义等地，向晋南重镇临汾撤退。当他们到达山西孝义县大麦郊村稍事整顿时，平遥县牺盟特派员李文炯和旧县长陈贵和，带着游击队押运着满装鸦片、白洋、布匹、枪支的１０辆马车，驻进了距大麦郊不远的兑九峪镇。陈贵和要把全部物资带走，远离战地，李文炯却主张牺盟会、县长都回平遥县境坚持抗战，把枪支弹药发给游击队，其他物资作为开展游击战的经费。彼此各执一端，互不相让。同日，孝义县牺盟特派员曹诚，带着孝义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旧县长李怀伟押运着县里的物资到达兑九峪镇时，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当李文炯、曹诚得知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八路军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等就驻在兑九峪镇后，他们便去随营学校先见到韦国清，又由韦国清领着去见邓小平。听完曹、李的汇报，邓小平指示：
一、争取县长与牺盟会、自卫队、游击队一律回本县坚持抗战打游击。这样做，既符合阎锡山电告各县县长必须在本县守土抗战的命令，也适合我党与人民群众的要求。
二、关于县长们带出来的所有公物，除枪支弹药应全部交给自卫队、游击队使用外，其余物资可留在兑九峪，由八路军暂为保管，等与阎锡山交涉后再作妥善处理。
平遥县长陈贵和、孝义县长李怀伟，坚决不同意牺盟特派员根据邓小平指示提出的处理意见，并联合清源、交城、文水、汾阳县的县长，一起去大麦郊向阎锡山告状说：李文炯、曹诚已叛变了牺盟会投向八路军，还要将我们带出来的全部物资和枪支弹药，也交给八路军。这是对司令长官的叛变，一定要对李文炯、曹诚严加处理……阎锡山一听，火冒三丈，立即将牛荫冠找来说：他们八路军在这里要干什么？为什么要扣压我们的物资？是不是要夺我的天下？这不行！我要和他们打仗，并煞有介事地叫参谋长尽快作出战斗部署。
牛荫冠看见阎锡山确实有点生气，便心平气和地对他说：“大敌当前，应当与八路军搞好团结，同舟共济，绝不可同室操戈。人家来山西是为咱们守土抗战的，咱们怎能和人家反目为仇呢？只听一面之辞难免有误。我总觉得咱们牺盟会的干部，是不会不识大体的。而八路军也不至于无故就扣压我们县长的物资。其中必然另有缘故。咱们可一面作些详细调查，一面派人和八路军交涉。等事实澄清了再作处置也不迟。如果那两个县长不想，或者不便在那里干了，我们可再选派两个能吃苦耐劳、勇于守土抗战的人去接替他们也就是了，何必为这些琐事生气呢？”经牛荫冠这么一说，阎锡山也就平静下来了。
随即，牛荫冠很快将阎锡山的动态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又领着李文炯和曹诚向阎锡山作了解释，表明他们并非无故扣压县里的物资，而是遵照司令长官的命令，坚持留在本县“守土抗战”，开展游击战，所有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也应当留作自卫队、游击队抗击日军和保境安民使用。可是平遥县长陈贵和、孝义县长李怀伟却偏偏要把枪支弹药和所有其他物资带走。所以才发生了这场误会。用阎锡山的“命令”来说服阎锡山，阎锡山也就再无话可说了。
此间，邓小平也给阎锡山打电报说明事情经过并提出处理意见，同时派人和阎锡山进行交涉，再三表明八路军一贯主张与阎司令长官合作抗日，也尊重地方军政官员的职权；更无意索取贵方的任何物资，只不过是为你们暂时保管罢了。经过牺盟总会牛荫冠从中斡旋，最后商定，除把枪支弹药全部交给游击队、自卫队开展游击战使用外，其他所有物资一律交给了阎锡山当局。至此，一场一触即发的武装冲突平息了。
“代”阎锡山铲除害群之马
牺盟会名义上是阎锡山的一个官办抗日群众团体，但实际上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战组织。所以，牺盟会与阎锡山当局既有合作抗日的一面，也有政治上的矛盾和斗争，关系很微妙，斗争也很激烈。阎锡山既要依靠牺盟会、山西新军为他守土抗战，“保境安民”，但亦对牺盟会、新军中的薄一波、牛荫冠等领导人很不放心，时时处处在监视着他们的行为，一有机会就要对他们“敲打”几下子。而薄一波、牛荫冠也不时地向阎锡山反映，他们的哪一个县长、专员有贪赃枉法、吸毒、腐化行为，哪一个旧军官和行政官员又和日伪人员有勾结，和国民党ＣＣ分子有往来，对他们进行分化、打击。１９３８年上半年，牛荫冠以牺盟总会负责人的公开身份，秘密通过共产党员、夏县县长李涛等，除掉了在第七督察专员公署反动专员关民权支持下的坏分子李石安。
李石安，在旧社会原是一个兵痞、刀笔吏。１９３７年８月混入决死一总队，处处挑拨旧军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关系，还煽动落后战士和政工人员闹对立。当决死一总队政委薄一波正准备对其拘留审查时，其人已闻讯逃至文水县，通过被顺直省委开除党籍的张慕陶（化名马云程，时任阎锡山的高级参议）向阎锡山推荐，当了文水县县长。太原失守后，李石安将原来在文水县当过“防共保卫团”的干部和旧公安局百余人带到文水边山活动，挂名为“文水县牺盟游击队”。为了对这支部队进行改造，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委派中共党员谭公强、游好扬、许铁民等２０余人到该部工作，部队迅速扩大到２００余人。李石安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擅作主张，将部队改编为“文水县游击大队”，自任大队长，独断专行。由于部队的人、枪迅速增加，活动范围也扩大到离石、汾阳一带，原文水籍的部分干部战士不愿意离开家乡，请长假、开小差的人日益增多。李石安便自作主张，枪毙了４个战士以示镇压，引起了全体干部战士的强烈不满。李石安为了分化、瓦解部队，就煽动一部分干部战士跟随他到长治地区投靠已任第五专员公署专员的张慕陶，并许愿说：如果把这支队伍带到潞安府，我和副大队长游好扬、杨文安、政治主任许铁民等，最低限度能弄个县长坐一坐，连长、指导员和政治部的其他干部，最坏也能弄个区长、县里的科长、秘书当一当。谭公强、游好扬、许铁民等竭力反对，文水籍的干部战士也坚决不同意，并提出“誓死不离开文水县”的口号加以抵制。李石安一怒之下，在离石县兴隆村又枪杀了战士刘××，在吴堡镇扣押了张凤葆和任家俩兄弟。正当他企图强行把部队拉走投靠张慕陶之际，谭公强、游好扬、许铁民找到战动总会军事部长程子华、组织部长南汉宸反映了李石安的所作所为。南汉宸命令李石安来到战动总会后，由谭公强、许铁民二人把部队带到离石县马茂庄战动总会所在地驻扎，由战动总会主任续范亭主持召开了批判李石安的大会，并决定把他交给第四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武灵初依法处置。不料，在押解途中他畏罪潜逃，投到第七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关民权门下得到重用，时时处处与牺盟会、新军、抗日政权对抗。
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２日，为了除掉像李石安这样的害群之马，牛荫冠派原荣河县牺盟特派员关复东（现名关耀乐），到夏县与牺盟会派去的县长李涛、夏县牺盟中心区负责人王竞成设计，由关复东以阎司令长官派来的特派员身份通知李石安前来开会，要口头密传阎司令长官的重要指示，并由县长李涛和第七专署保安司令段捷三出面请客，特邀各部官员作陪。李石安一进门，便被拘捕，当场宣布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破坏阎司令长官威信等罪状，按照法律程序，迫使专员关民权出布告执行枪决。当关复东指责关民权用人失当时，关民权被吓得魂不附体，连连开脱罪责，说他不了解李石安的底细，用错了人，并给梁化之写信认错和表示他也积极支持枪毙李石安。
李石安这条祸根算是除掉了，可是引起了一些反动政客的不满。他们接二连三地去找阎锡山告夏县县长李涛和牺盟会的状。有一天，阎锡山把牛荫冠叫去说：“夏县牺盟会的人把李石安杀了，你们牺盟总会知道不知道？”牛荫冠沉着冷静地说：“李石安这个人，我知道司令长官您早就想抓他一直没有抓到。我是派人到那里给他们说过，李石安这个人很坏，一贯破坏统一战线，破坏司令长官的威信，作恶多端。司令长官早就想制裁他，就是抓不到。你们不能把他抓回来，就把他干掉也可以。究竟是怎么杀的，我不知道。”阎锡山听了，一言没发，转身到另一间房子里给他的那些官员们说：“杀李石安，他们牺盟总会知道。”经阎锡山这么一说，就表示他对杀李石安一事已作了默认，其他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不久，阎锡山又对牛荫冠说：“你们的夏县县长李涛得换一下，不换不行。”牛荫冠立即把李涛调回牺盟总会当了组织部长，又向阎锡山推荐了另一个牺盟会的秘密共产党员刘裕民去夏县当县长。
在处理李石安这件事上，牛荫冠是冒有一定风险的。但他深知阎锡山是玩弄政治的老手。阎虽然会对牺盟会这样处理问题，感到不快，但他绝不会因为杀掉李石安这样一个坏人就和牺盟会闹翻的。相反，他还会在世人面前标榜他是一贯主张制裁坏官、坏绅、坏人的。这件事也说明牛荫冠具有“当为者则为”的气魄和临危不惧的政治素养。
救护同志转危为安
牛荫冠说：牺盟会和阎锡山合作是为了共同抗日，凡是他有利于共同抗日的政策、言论、举措，我们就照着去做、去说，支持他、拥护他；凡是不利于民族利益和团结、进步、抗日的言论和事，我们就坚决反对，就顽强地和他斗争。但反对也好，斗争也好，其目的不是为了分裂，仍然是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为了团结抗日。
１９３８年２月临汾失守后，阎锡山安插在牺盟会、新军中的特务、暗探，加紧了对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的清查。阎锡山接到密探报告说，在决死一纵队政治部工作的傅雨田是个共产党员。正好薄一波有事到了牺盟总会。于是阎锡山便召集梁化之、薄一波、牛荫冠、刘岱峰开会说：“共产党的彭德怀给我讲过，共产党不在我的军队和政府机关里发展他们的组织。现在，既然在决死一纵队出现了共产党，我就要把这个傅雨田杀掉。至于怎么个杀法，大家讨论决定好了。”薄一波、牛荫冠都不好讲话，同意杀吧，哪有共产党员同意杀共产党员的事？当场进行辩护吧，又不知道阎锡山到底抓住了些什么真凭实据，也不能在不了解底细的情况下说话。所以讨论了半天，既得不出一个该杀的说法来，也提不出一个不应该杀的理由来。如果再这样拖下去，很可能阎锡山在最后作出非杀不可的决定。于是，薄一波便趁上厕所的机会，对牛荫冠说：“这样吧，把事情都揽在我身上，要求把傅雨田交给我来处理。回头咱们再设法对付他们。这样做，也许他们不会反对。”从厕所回来，薄一波对梁化之说：“这样吧，你相信我就是了。我回去以后，一定负责处理好这个傅雨田。你看好不好？”阎锡山、梁化之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事情总算有了一个转机。
薄一波回到部队一了解，他们并没有抓住傅雨田的任何把柄。过了几天，薄一波叫傅雨田到了牺盟总会，由牛荫冠领着傅雨田去向阎锡山解释说：“傅雨田他年轻幼稚，但求知欲很强，见东西都想看一看，并不是什么政治见解，更不是共产党员……”阎锡山听了牛荫冠、傅雨田的解释，在事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他也只好搭讪着说：“啊！地有南北，人各有道。咱们也在抗战，何必去看他们的那些东西（指中共文件）呢！”傅雨田被解脱了。
事隔不久，纪毓秀（女）的一份半公开的中共刊物又被特务们发现了。因为纪毓秀也在决死一纵队工作，阎锡山就交给薄一波去处理。薄一波说：“纪毓秀这个人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和牛荫冠是同学，还是由牛荫冠去处理好了。”于是牛荫冠就利用开会的场合，专门对着梁化之给纪毓秀写信说：“你看他们那些书刊是不对的。我们有好多文件需要看还看不过来，何必去看那些东西呢……”牛荫冠一边写，梁化之在一边偷偷看。牛写完了，梁也看完了。这样一来，纪毓秀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
１９３８年冬，刘考如等三名共产党员的牺盟会干部，在民族革命大学二分校被阎锡山的党徒孟祥祉抓起来关了禁闭，说他们是共产党员。阎锡山没交宪兵去审问，却交给了牛荫冠处理。梁化之说：“他们看共产党的文件，还有组织活动。李冠洋那里有拍下的照片为证。”说得有板有眼很严重。事前，牛荫冠也得到党组织的通知，一定要设法营救这三个同志。可是牛荫冠既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把柄被人家抓到手里，也不能在他们面前随便暴露身份，只能对他们说：“你们究竟有什么活动才落到这步田地，应当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来……”刘考如等心知肚明，一致再三表示，绝对没有什么“违法”活动，也没有看什么禁用书报。牛荫冠摸清了底细，就去找梁化之说：“你手头有什么材料都可以交给我。我有了他们的罪证，也就好处理了。”梁化之只说有，就是不往出拿。又拖了一些时候，牛荫冠就向梁化之发牢骚说：“我手头没材料作依据，你叫我怎么个处理法？既不能处理，也不能老关着不放吧？”因为梁化之也确实没有什么证据在手，他只好说：“你看着办吧，如不好处理，就暂时放了也可以。”三位同志被释放了，并由牺盟总会异地重新分配了工作。
牛荫冠从１９３６年底起，直到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底，直接和阎锡山、梁化之打交道近三年之久。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他面对着的是城府很深，时时不忘“防共”、“反共”的老手阎锡山和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他既要以民族大义团结他们，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又要和他们对日妥协、反共、反人民的一面进行坚决的斗争。在那些极其艰难的日子里，牛荫冠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晋西南区党委的领导下，在众多共产党员、正义爱国人士的支持下，克服了重重困难，闯过了道道难关，既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他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抗日的任务，也促进了第二战区阎锡山、赵戴文等高层军政官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同时还在危难中经过斗争打击了阎锡山和顽固分子们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气焰，保护了４００多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安全撤离第二战区，到了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