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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篇《上音钢琴系主任李坚激烈发问：全球著名钢琴家有几人会写论文？》发布在网上，而之前还看到音乐公众号编了一专题《学音乐等=文化差？》，专题中举了音乐好文化也好的例子，其中有一段议论：国内音乐学院（包括综合大学音乐系）专业成绩要求很高，但文化课（高考）只需二百多分便可过关；有艺术特长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可享受加分（实为扣减）的“优待”；音乐学院的附中（初中及高中）不开设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在我采访过的一些音乐家中，“副教授”讲起话来词不达意，“讲师”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连贯，“研究生”不知莫斯科在北京哪个方位，的确真有其人。
上述音乐家的现象应该会存在，但说这个话的人本身也只能说是有知识没有文化。“有知识没文化”是一种客观现象，这种现象就是由通行的教育系统造成的，当教育系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种文化的象征的时候，而从中出来的人往往就没有文化。
事实上，通识教育就是一种文化的假象，似乎从小学到大学可以让你学到很多知识，但往往是以牺牲了文化为代价的，尤其当通识教育结合了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一刀切管理时，说是在培养学生其实是在埋没可能会成才的学生，因为知识了解不完也学不完，而当学习成了知识竞赛而不是文化领悟的时候，知识成为了文化的障碍。
青年钢琴家指挥家，现任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的主任李坚炮轰教育体制是对的，我们不能因为有马友友读了人类学博士就说钢琴家一定要会写论文。音乐家如艺术家、诗人、小说家那样只要有好的感悟就行，写论文与他们所从事的专业是两回事，不会用语言表达不等于没有感悟力。
发明家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从哈佛等名校退学而成为发明家的例子，它不会像中国人通常所企图的既拿了哈佛博士学位又做发明家的这种几全心态。李坚说演奏家演奏的每一个音符就是论文，这话说得也是对的，除了音乐之外还了解了其他的或者这个音乐家又会弹当然值得称道，但如果倒过来说书都读不好怎么可能学得好音乐？说这个话的人真成了没有多少知识也没有多少文化。
音乐本身就是文化，研究了音乐就是研究了文化，那些一定要说只有读好文化课才能理解音乐的说法其实是很误导人的，与小说家诗人和艺术家一样，将音乐与文化作外部的二分相加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文化成了一种外套而已，说了一大堆文化知识，好像很博学，其实与专业上的内在结构一点关系都没有。
音乐学院的演奏人群时常被人嘲笑没有文化，但音乐行业里的人很难做到常人的有文化，因为这个领域每天需要大量的时间花在练习上，这是硬指标，只有靠时间堆起来的。虽然文化课是要学的，但不能用现在所谓的通识教育来框死学生。
如果一定要通识教育，那一定要有兴趣教育为前提，按照真正的通识教育原则，学生有自由选择课程的权利，比如音乐附中，数、理、化课程可以开，而英、法、德、意大利语等等都要开设，目的是能让学生自由选课，老师要配全，哪怕只有一两个学生选课，学校也得开课，这样学生按照自己希望了解的知识去学生，才能将知识转化为文化。
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强制性的接受知识，当专业上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的时候，这样学知识肯定是不科学的。用知识来击倒对方的人其实是最无耻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知识的盲点，不是所有的常识都需要所有的人都知道，也不是知道了所有的常识然后就可以学好音乐的。
就像钱锺书这样知识很渊博的才子，其实因其没有理论的建树而被我称为“知识木乃伊”。当吉普赛人到纽约演奏小提琴时，那些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演奏其乐感让小提琴大师赞叹不已。
其实音乐学院成了一种教育体制以后，必然就面临文化和考试进校等等问题，音乐学院的高门槛可能培养天才但也为天才设置了障碍，招生体制教条化后更是有问题，因为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能评估出哪些学生是好的哪些学生是差的，可能录取了一个当时的好学生，结果排斥了以后会成为天才而在当时并没有显露出才能的学生，也因此变成了因为有了音乐学院而使得没有进音乐学院的学生很难有机会得到发展，因为学生的发展似乎被音乐学院所垄断，机会很难向民间开放，使天才会不知不觉地受到排挤的恶性循环。
我们看到郎朗十岁时候的视频，弹肖邦“黑键练习曲”，弹得并不好，也看不出有什么天赋，所以回顾一下，如果以当时的情况来判断郎朗，之前老师说郎朗没有前途的话并没有说错，问题是作为教育家，不能以一时的状态宣判结果，钢琴大师还有因为一时状态不好而取消演出的惯例。
学生时期的变数是很多的，音乐学院的开放心态早被比赛和商演标准压制下去了，老师基本不存在音乐使命，而以眼前的情况作出判断是这些老师唯一的方法，粗暴排斥不好的学生或者拒绝没有前途的学生是他们的方法。
说郎朗没有前途的那个老师几乎是现在众多老师的通病，这个时候赵屏国却占了优势，他不骂学生，对学生也有耐心，看到了郎朗喜欢个人奋斗，就接受了他，机会给了一个勤奋的人，一个叫朗朗的学生就飞速发展了，所以在音乐学院体制中，可以说如果没有赵屏国，可能就没有郎朗了。
也有赵屏国教郎朗弹李斯特“塔兰泰拉”的视频：郎朗如此小弹如此高难度的作品，赵屏国那瘦弱的身体在教学时无比刚硬，他先教节奏，而不停留在音准上，如果换了其他的老师，像郎朗当时弹得跌跌撞撞的样子，肯定一上来就被叫停了。而赵屏国却例外，他的那种激情和力量正好对应了郎朗的武士道精神。
娃娃学走路，都是先想奔跑而会走路的，不奔哪来走。中国书法史告诉人们的也是先有草书而后有楷书的，所以现在教书法也有先练草书再学楷书的，不懂草书是写不好楷书的。很多像郎朗那样的学生，因为在当时就被老师判为永无出息而停止了学习。
就像我主张取消美术学院那样，让更多的人接受音乐教育的最佳方式就是取消音乐学院，让音乐回到生活现场的最好方法是让一部分导师变成私人学堂或者自由教学工作室的导师，越多的私人学堂或者自由教学工作室等于提供了学生无限多的学习机会，教师的自主性和学生人数弹性使得更多的天才有待后发制人，而音乐学院可以成为任何人自由进出免费交流的平台，它们是通过公共财政提供的公益机构，为所有的人打开音乐之门并打破音乐身份等级决定论。
所谓的通识教育也让给私人学堂和自由工作室，特殊的音乐学生的文化课与Home School教育方式的结合，让这些音乐的学生在文化课程上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一切没有所谓的教学大纲，这样才会让学习过程个性化和培养内心的文化感。自此李坚的愤怒也将永远结束，因为到那个时候再也没有体制来规定钢琴家写论文了，写与不写完全出于钢琴家自愿。
与西方的年轻音乐家可以在大大小小教堂开演奏会的情况不同，我主张在没有这样的教堂机会的时候，大大小小的美术馆应该要为年轻音乐家提供演奏舞台！
在美术馆的非营利属性越来越发展的时候，在当代艺术把艺术扩大了“一切皆艺术”的时候，各学科的人都可以参与到美术馆中来，音乐家在美术馆环境中也能打破音乐的交往封闭性，美术界因为从一开始老师就鼓励学生要有个性和自我风格，所以它对“风险”的认同感超过其他的领域。
经常会看到钢琴老师要求学生先成为艺术家再成为钢琴家，这个路径诉求没有错，但真的要懂艺术却不容易，知识界的学者喜欢谈艺术，但谈得大多很业余，文学家写的艺术评论文章，拿到美术界来看只能被称为文学化评论而不能称为美术评论。
由于艺术的发展，交叉学科的迅速形成，美术界的人是知识面是最广的人群，尤其在音乐上，在美院上绘画课的教室也同时都会放着音乐，艺术家一边工作一边是音乐，而学音乐的人不能看着艺术作品同时弹琴。
尽管听音乐不等于懂音乐，但艺术家依赖惯了音乐声却是事实。美术馆的打破条条框框和交流中的开放状态也是事实，都说中国目前音乐评论不发达，而把青年音乐家演奏会放在美术馆还有助于音乐进入评论的实验田，美术评论在当今是最活跃的，它的敏锐和尖锐都来自它自身的气质，音乐评论当然也需要这种气质。
上述音乐家的现象应该会存在，但说这个话的人本身也只能说是有知识没有文化。“有知识没文化”是一种客观现象，这种现象就是由通行的教育系统造成的，当教育系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种文化的象征的时候，而从中出来的人往往就没有文化。
事实上，通识教育就是一种文化的假象，似乎从小学到大学可以让你学到很多知识，但往往是以牺牲了文化为代价的，尤其当通识教育结合了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一刀切管理时，说是在培养学生其实是在埋没可能会成才的学生，因为知识了解不完也学不完，而当学习成了知识竞赛而不是文化领悟的时候，知识成为了文化的障碍。
青年钢琴家指挥家，现任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的主任李坚炮轰教育体制是对的，我们不能因为有马友友读了人类学博士就说钢琴家一定要会写论文。音乐家如艺术家、诗人、小说家那样只要有好的感悟就行，写论文与他们所从事的专业是两回事，不会用语言表达不等于没有感悟力。
发明家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从哈佛等名校退学而成为发明家的例子，它不会像中国人通常所企图的既拿了哈佛博士学位又做发明家的这种几全心态。李坚说演奏家演奏的每一个音符就是论文，这话说得也是对的，除了音乐之外还了解了其他的或者这个音乐家又会弹当然值得称道，但如果倒过来说书都读不好怎么可能学得好音乐？说这个话的人真成了没有多少知识也没有多少文化。
音乐本身就是文化，研究了音乐就是研究了文化，那些一定要说只有读好文化课才能理解音乐的说法其实是很误导人的，与小说家诗人和艺术家一样，将音乐与文化作外部的二分相加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文化成了一种外套而已，说了一大堆文化知识，好像很博学，其实与专业上的内在结构一点关系都没有。
音乐学院的演奏人群时常被人嘲笑没有文化，但音乐行业里的人很难做到常人的有文化，因为这个领域每天需要大量的时间花在练习上，这是硬指标，只有靠时间堆起来的。虽然文化课是要学的，但不能用现在所谓的通识教育来框死学生。
如果一定要通识教育，那一定要有兴趣教育为前提，按照真正的通识教育原则，学生有自由选择课程的权利，比如音乐附中，数、理、化课程可以开，而英、法、德、意大利语等等都要开设，目的是能让学生自由选课，老师要配全，哪怕只有一两个学生选课，学校也得开课，这样学生按照自己希望了解的知识去学生，才能将知识转化为文化。
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强制性的接受知识，当专业上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的时候，这样学知识肯定是不科学的。用知识来击倒对方的人其实是最无耻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知识的盲点，不是所有的常识都需要所有的人都知道，也不是知道了所有的常识然后就可以学好音乐的。
就像钱锺书这样知识很渊博的才子，其实因其没有理论的建树而被我称为“知识木乃伊”。当吉普赛人到纽约演奏小提琴时，那些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演奏其乐感让小提琴大师赞叹不已。
其实音乐学院成了一种教育体制以后，必然就面临文化和考试进校等等问题，音乐学院的高门槛可能培养天才但也为天才设置了障碍，招生体制教条化后更是有问题，因为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能评估出哪些学生是好的哪些学生是差的，可能录取了一个当时的好学生，结果排斥了以后会成为天才而在当时并没有显露出才能的学生，也因此变成了因为有了音乐学院而使得没有进音乐学院的学生很难有机会得到发展，因为学生的发展似乎被音乐学院所垄断，机会很难向民间开放，使天才会不知不觉地受到排挤的恶性循环。
我们看到郎朗十岁时候的视频，弹肖邦“黑键练习曲”，弹得并不好，也看不出有什么天赋，所以回顾一下，如果以当时的情况来判断郎朗，之前老师说郎朗没有前途的话并没有说错，问题是作为教育家，不能以一时的状态宣判结果，钢琴大师还有因为一时状态不好而取消演出的惯例。
学生时期的变数是很多的，音乐学院的开放心态早被比赛和商演标准压制下去了，老师基本不存在音乐使命，而以眼前的情况作出判断是这些老师唯一的方法，粗暴排斥不好的学生或者拒绝没有前途的学生是他们的方法。
说郎朗没有前途的那个老师几乎是现在众多老师的通病，这个时候赵屏国却占了优势，他不骂学生，对学生也有耐心，看到了郎朗喜欢个人奋斗，就接受了他，机会给了一个勤奋的人，一个叫朗朗的学生就飞速发展了，所以在音乐学院体制中，可以说如果没有赵屏国，可能就没有郎朗了。
也有赵屏国教郎朗弹李斯特“塔兰泰拉”的视频：郎朗如此小弹如此高难度的作品，赵屏国那瘦弱的身体在教学时无比刚硬，他先教节奏，而不停留在音准上，如果换了其他的老师，像郎朗当时弹得跌跌撞撞的样子，肯定一上来就被叫停了。而赵屏国却例外，他的那种激情和力量正好对应了郎朗的武士道精神。
娃娃学走路，都是先想奔跑而会走路的，不奔哪来走。中国书法史告诉人们的也是先有草书而后有楷书的，所以现在教书法也有先练草书再学楷书的，不懂草书是写不好楷书的。很多像郎朗那样的学生，因为在当时就被老师判为永无出息而停止了学习。
就像我主张取消美术学院那样，让更多的人接受音乐教育的最佳方式就是取消音乐学院，让音乐回到生活现场的最好方法是让一部分导师变成私人学堂或者自由教学工作室的导师，越多的私人学堂或者自由教学工作室等于提供了学生无限多的学习机会，教师的自主性和学生人数弹性使得更多的天才有待后发制人，而音乐学院可以成为任何人自由进出免费交流的平台，它们是通过公共财政提供的公益机构，为所有的人打开音乐之门并打破音乐身份等级决定论。
所谓的通识教育也让给私人学堂和自由工作室，特殊的音乐学生的文化课与Home School教育方式的结合，让这些音乐的学生在文化课程上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一切没有所谓的教学大纲，这样才会让学习过程个性化和培养内心的文化感。自此李坚的愤怒也将永远结束，因为到那个时候再也没有体制来规定钢琴家写论文了，写与不写完全出于钢琴家自愿。
与西方的年轻音乐家可以在大大小小教堂开演奏会的情况不同，我主张在没有这样的教堂机会的时候，大大小小的美术馆应该要为年轻音乐家提供演奏舞台！
在美术馆的非营利属性越来越发展的时候，在当代艺术把艺术扩大了“一切皆艺术”的时候，各学科的人都可以参与到美术馆中来，音乐家在美术馆环境中也能打破音乐的交往封闭性，美术界因为从一开始老师就鼓励学生要有个性和自我风格，所以它对“风险”的认同感超过其他的领域。
经常会看到钢琴老师要求学生先成为艺术家再成为钢琴家，这个路径诉求没有错，但真的要懂艺术却不容易，知识界的学者喜欢谈艺术，但谈得大多很业余，文学家写的艺术评论文章，拿到美术界来看只能被称为文学化评论而不能称为美术评论。
由于艺术的发展，交叉学科的迅速形成，美术界的人是知识面是最广的人群，尤其在音乐上，在美院上绘画课的教室也同时都会放着音乐，艺术家一边工作一边是音乐，而学音乐的人不能看着艺术作品同时弹琴。
尽管听音乐不等于懂音乐，但艺术家依赖惯了音乐声却是事实。美术馆的打破条条框框和交流中的开放状态也是事实，都说中国目前音乐评论不发达，而把青年音乐家演奏会放在美术馆还有助于音乐进入评论的实验田，美术评论在当今是最活跃的，它的敏锐和尖锐都来自它自身的气质，音乐评论当然也需要这种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