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载的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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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9月,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南城县最边远的山区小学——严和乡上兰小学任教。由于地处边远,全校5名教师中只有我这么一个“科班出身”的教师,校长是一位年长的民转公的教师,其余3位都是当地的民办教师。初登讲台的我,面对许多教学难题一筹莫展。正当我为此苦闷之时,9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校长将一本带着墨香的《江西教育》送到我的面前。吃过晚饭,我手捧杂志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看着。当读到《试谈<草原>中事物与环境的描写》一文时,我眼前一亮,原来《草原》可以这样教(当时我正为这课的教学设计而苦恼呢)。从此,《江西教育》成为我每期必读的刊物,从最初漫不经心地翻阅到后来如饥似渴地研读。在《江西教育》的陪伴下,我迅速成长,所执教的《草原》一课,得到了教办领导的高度评价。期末统考,我执教的班级从接手时的全乡倒数第一名一跃而成为全乡第三名。我开始在山乡的教坛“小有名气”了。
  1992年,年仅27岁的我成为全县最年轻的教办主任兼中学校长,也是全县唯一身兼两职的校长。从教师到校长,从普通员工到全乡教育的掌舵人,在《江西教育》的扶持下,我迅速进入角色。借鉴《江西教育》介绍的名校及名校长的经验,结合山区乡村教育的实际,我及时从制度建设、教师素质、科学评价等方面入手,法治与情治相结合,开创了山区教育的新篇章。1995年10月,在南丰县召开的“抚州地区中小学教学质量分析会”上,我作为唯一的农村中学的校长介绍经验。上级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介绍我校的管理经验,我因此成为全县乃至地区教育管理者中的“名角”。1997年7月31日,作为山区优秀校长的代表,我有幸参加了江西教育社举办的“全省农村、山区教师度假周”活动。活动中我认识了使我实现教育管理转型的引领者——《江西教育》的廖肇银、危晓音、宋楚主三位编辑,更与《江西教育》结下了深深的情缘。1997年年末,廖肇银、危晓音两位记者不远千里来到我们山乡学校采访。虽然仅仅一天,但是他们带来的全新教育理念却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危晓音编辑采写的《罗小林,点燃火把的人》的专访在《中国教育报》发表后,我在全县教育界“声名大振”,组织上把我调到县城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盱江小学工作。当时受宋楚主编辑的及时指点,盱江小学成为抚州地区小学中最早成立“教科室”、最早创办校刊——《盱林》的学校,走在地区科研兴校的前列。后来宋老师与我多次促膝谈心,倾心相教,2000年第7、8期,我的第一篇论文《发挥“隐性课程”的功效》终于在《江西教育》上发表了。从此,在《江西教育》上经常可以看到我和我校教师们的名字。
  追梦,凭着自己艰辛跋涉的脚步;开放,借着源于《江西教育》的阳光和雨露。我的事业一步步开辟了新的天地。我常常想:如果我是教坛一朵不起眼的小花,能够开在《江西教育》这个名园的一角,我是幸运的。二十八载,从读者到作者的经历,使得读《江西教育》成了我的自觉。每月一卷在握,仿佛执着良师益友的手,我底气十足。(作者单位:江西省南城县盱江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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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教育》创刊60周年了,我心潮迭起,真想作诗一首、放歌一曲,抒发我的祝贺和心灵的感激。30年来,我珍藏着《江西教育》上发表了我文章的86本样刊,本文落笔之前我将它们排了一个长队,深情地凝视着。我感悟到:我在刊中,刊在我心中。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与杂志一路同心同行,刊物发展了,我也逐渐得到提高,成长为特级教师、吉安市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  1982年,我从事教研,开始写点教学经验文字。那年我作为
[摘 要]本文利用SWOT分析方法,对御湖半山房地产项目进行分析,提出此项目的优势及劣势,并分析它的机会及威胁。  [关键词]御湖半山 房地产项目 分析  一、项目营销环境  (1)项目基本信息  本项目总用地面积463521.39㎡,约700亩;计容积率总建筑面积约373676.79万平米,容积率约0.81,绿化率50%,覆盖率26.4%,总户数2362户,公建面积12397平米,住宅面积约36
星子县位于江西省北部,背依庐山,面对鄱阳湖。星子县有千余年的建县历史,自古为“南国咽喉,西江锁钥,江右之门户”。星子县相传由“有星坠湖”而得名,至今县城附近的南湖还有
28年前,在南昌师范学校读书时,我便在桌上竖起了一道座右铭:“人文日新,从青年起;青年日新,从晨读起;晨读日新,从起.”这“情结”,伴我走过学生时代,走过教师生涯,走上教育局
欣逢《江西教育》创刊60周年之庆,我衷心祝贺她越办越好,璀璨辉煌。回首望,我与《江西教育》有着不解之缘。她是我人生的坐标、活动的舞台、一生的至爱。我和她命相系、心相连、情相依,永远难舍难忘。1953年,我是江西省南昌师范艺术科的学生。这年早春二月的一个星期天,在校园的阅览室里,我看见了《教育工作》(《江西教育》前身)杂志,细读之,如遇知己般喜悦,便记下她的通讯处。适逢学校开展悼念斯大林活动,我实录
那是20世纪80年代,我担任民办教师,在村小教书。我没有读过师范,不懂得什么是教育学、心理学,但既然从事了教师这个职业,就必须尽快补上这一课。记得当时学校仅订了一份《井冈山报》和一份《吉安教育》。后来在我的怂恿下,校长终于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慷慨地订了一份《江西教育》。自此,《江西教育》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在学校,每次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江西教育》的往往是我,我躲在自己的房间 “饱餐”一顿之
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在一所农村中学。一次到乡教办,看见桌上摆着一本《江西教育》,封面主题是《希望的田野》:一位乡村女教师,站在黄灿灿的油菜花间,黑里透红的脸庞,熠熠生辉的眼睛,浑身散发着田野的泥土气息,宛如邻家的同事大姐。原来优秀也可以这样亲切与朴实,我眼前一亮,央求教办主任借给我。翻阅杂志,里面的内容更精彩,借阅已满足不了我的欲望。从借阅到订阅,我与《江西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视《江西教育》为红
我从普通的小学教师成长为省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离不开《江西教育》的指点和引领,她是真诚的朋友,在教育教学中给我指点迷津;她是可敬的老师,在教育科研中给我引领方向。  和《江西教育》结缘始于20世纪80年代。我的中学生活是在十年动乱中度过的,知识的浅薄可想而知。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年,有幸踏进了师范大门,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师范竟无专门教材,而用高中教材凑数,什么教育心理学,什么教学法,几
每每与旧日的同事、朋友相聚,总有人问我:“你干吗要去做这爬格子的苦差事?”是啊,他们的不解有几分道理,好不容易卸下了肩上的担子,有了可以随意支配时间的自由,就应该轻松地去做以前想做而没有时间和精力做的事,干吗又去做编辑?其实,他们不懂我的心思:我与《江西教育》有着不解的情结。  初识《江西教育》是1987年,当时刚调入南昌市一所名校,教师们的教学能力个个了得。来自郊区、作为人才引进的我深感压力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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