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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双重主线已是学界共识，只不过长期以来人们更倾向于认为前者的任务比后者更紧迫，因此在历史以及历史表述中占据了更重要也更有利的位置。不少人也由此感慨由于国家重建和民族独立的任务过于繁重，社会革命和民主进程不得不被置于次要的位置，也即人们常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
美国学者沙培德在其《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一书中则对此一论断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民族主义并未压倒民主主义，双方既竞争又互相促进，民族主义离不开民主主义的加持与正当化，而民族主义者在锻造民族认同时对民族新愿景（富强文明民主）的承诺和成员身份（从新民到公民到人民）的解说，天然就具有民主主义的面向。
从沙培德的视角切入中国近代史，确实有让人豁然开朗的感觉。这种视角让人摆脱了阅读中国近代史时“被迫”在救亡图存与民主建设之间选择何为更重要主线的纠结，正是两者间的竞合构成了推动中国近代史剧目演进的共同力量。
虽然沙培德将大众动员一律视为民主进程的一部分可以商榷，但回顾各个阶段的历史主角在动员大众或回应大众的自我动员时，也确实都是以民主政治的说辞来进行。
如此一来，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到北伐到抗日再到解放战争，确实可以理解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观念不断扩大传播和动员范围，不断“俘获”更多人心的过程，整个近代史也可以视为不同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观念及愿景，彼此间激烈竞争以抢夺主流话语权和历史主导权的波澜壮阔的大戲。
这也就充分解释了为何在抗日战争这样民族存亡断续危急的关头，人们关于宪政和民主的探讨和实践的热情迎来了阶段性高涨：对民族和大众的动员离不开民主的愿景，一个能成功外抗强敌入侵的政府必须首先能保障个体的公民权，如此才能换得他们的奉献与牺牲。因此，抗日战争的年代既是大众动员全民抗战的年代，也是民主建国打造民族新认同的年代。
从民族认同和大众动员这个视角重新检阅中国近代观念史上的新旧之争、科玄之争和内外之争，就会发现这些争论不是简单的传统与现代甚或进步与反动之争，而更多是一个确认哪些资源和思想武器可以或应该被利用来构建新的民族身份，或者说能更有效地“说服”普通民众视自己为新的民族共同体的一员，进而将这种认同感转化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一部近代史绝不仅仅是大众对上层精英动员进行回应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上层精英对民众的自我动员进行回应甚至是争夺民众代言人的历史。也因此，辛亥革命的不成功和北伐的成功，不能仅仅从对大众动员力度和范围的大小来解读，也要从学生、工人和农民的自我动员和中国大众政治越来越激进化的角度来理解：正是从“五四”到“五卅”期间新型大众政治的崛起，令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现代精英动员大众型政党的崛起成为可能，而正是他们对大众自我动员的敏锐把握与回应令他们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代言人。
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话题是关于国家权力的下沉，这同样不是一个单向的故事。人们很长一段时间曾认为在晚清皇朝与士绅的传统合作关系破裂之后，国家权力抛开代理人直接下沉到基层的努力的成败，决定了中央政府的成败和央地关系的变迁。
从这本书的视角看来，这不仅仅是国家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基层动员的结果，一个未被充分动员的被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村社会，无法对国家的现代化诉求和直接渗透的努力做出有效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得农民者得天下”更多意味着如何成功将乡土社会纳入到建国努力中，而不仅仅意味着对农村进行人力和经济资源的动员。
[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作者：[美]沙培德 译者：高波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价：78元
美国学者沙培德在其《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一书中则对此一论断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民族主义并未压倒民主主义，双方既竞争又互相促进，民族主义离不开民主主义的加持与正当化，而民族主义者在锻造民族认同时对民族新愿景（富强文明民主）的承诺和成员身份（从新民到公民到人民）的解说，天然就具有民主主义的面向。
从沙培德的视角切入中国近代史，确实有让人豁然开朗的感觉。这种视角让人摆脱了阅读中国近代史时“被迫”在救亡图存与民主建设之间选择何为更重要主线的纠结，正是两者间的竞合构成了推动中国近代史剧目演进的共同力量。
虽然沙培德将大众动员一律视为民主进程的一部分可以商榷，但回顾各个阶段的历史主角在动员大众或回应大众的自我动员时，也确实都是以民主政治的说辞来进行。
如此一来，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到北伐到抗日再到解放战争，确实可以理解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观念不断扩大传播和动员范围，不断“俘获”更多人心的过程，整个近代史也可以视为不同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观念及愿景，彼此间激烈竞争以抢夺主流话语权和历史主导权的波澜壮阔的大戲。
这也就充分解释了为何在抗日战争这样民族存亡断续危急的关头，人们关于宪政和民主的探讨和实践的热情迎来了阶段性高涨：对民族和大众的动员离不开民主的愿景，一个能成功外抗强敌入侵的政府必须首先能保障个体的公民权，如此才能换得他们的奉献与牺牲。因此，抗日战争的年代既是大众动员全民抗战的年代，也是民主建国打造民族新认同的年代。
从民族认同和大众动员这个视角重新检阅中国近代观念史上的新旧之争、科玄之争和内外之争，就会发现这些争论不是简单的传统与现代甚或进步与反动之争，而更多是一个确认哪些资源和思想武器可以或应该被利用来构建新的民族身份，或者说能更有效地“说服”普通民众视自己为新的民族共同体的一员，进而将这种认同感转化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一部近代史绝不仅仅是大众对上层精英动员进行回应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上层精英对民众的自我动员进行回应甚至是争夺民众代言人的历史。也因此，辛亥革命的不成功和北伐的成功，不能仅仅从对大众动员力度和范围的大小来解读，也要从学生、工人和农民的自我动员和中国大众政治越来越激进化的角度来理解：正是从“五四”到“五卅”期间新型大众政治的崛起，令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现代精英动员大众型政党的崛起成为可能，而正是他们对大众自我动员的敏锐把握与回应令他们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代言人。
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话题是关于国家权力的下沉，这同样不是一个单向的故事。人们很长一段时间曾认为在晚清皇朝与士绅的传统合作关系破裂之后，国家权力抛开代理人直接下沉到基层的努力的成败，决定了中央政府的成败和央地关系的变迁。
从这本书的视角看来，这不仅仅是国家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基层动员的结果，一个未被充分动员的被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村社会，无法对国家的现代化诉求和直接渗透的努力做出有效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得农民者得天下”更多意味着如何成功将乡土社会纳入到建国努力中，而不仅仅意味着对农村进行人力和经济资源的动员。
[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作者：[美]沙培德 译者：高波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价：7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