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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习近平时代开始于世界“东震西乱全面危机”之时。而他本人的判断是，中国存在着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
习近平担任中国军队最高领导之后，几乎没有什么“过渡”或是“缓冲”，铁腕治军，要求军人要“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要求“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特别是对高中级干部，立下“铁规矩”，画出警戒线。
36年前，当习近平大学毕业穿上军装，成为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名军人时，中国军队正开始经历“边打仗边改革”的急速变化。
那时，南部边境战事激烈，刺激了解放军的精简整编与机械化转型。最直接的例子是，当时的解放军没有可以识别的军衔制，一度造成战场上指挥紊乱。血的教训激发了解放军对于正规化和战斗力的热切追求，围绕军队改革的探讨空前热烈。
那场持续多年的边境战争，是迄今为止中国军队最近的一次战场体验。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也是这支庞大军队1949年之后的第一次脱胎换骨之变。
从1979年年初中美建交、邓小平旋风访美到当年春季的边境战争，外部局势与国家战略大开大合。这些对于近距离观察并了解武装力量决策中枢的习近平而言，必定带来一场强劲的头脑风暴。
36年后，当习近平成为世界规模第一的230万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他面临的仍然是“边打仗边改革”——打一场针对解放军的整肃之仗、生死之仗，同时推动整个军队再次脱胎换骨，以适应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安全与发展需求。
有媒体分析说，世界各国最高领导人中不乏30岁以前在军中服役者，但在军队最高领导机关供职、知晓国家高层军事决策过程的却相当罕见。“这个年龄段，奥巴马在大学里，默克尔在物理化学研究所，两人都在攻读学位。普京、卡梅伦在这个年龄段已经工作了，但前者是列宁格勒的机要员，后者是一家传播公司的公关主管。”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同时，当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自1989年11月邓小平卸任这一职务之后，时隔23年，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再次由一位曾经身穿军装的政治家担任。
早在两年前，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时，就已引人注目。当习近平身穿被称作“军便服”的深绿色中山装出现在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身旁时，英国《卫报》评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军事职位”。
那应该是外国媒体集中关注习近平的第一波热潮。曾采访过习近平的美国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说：“他非常热情，一点儿官架子都没有。”英国《泰晤士报》说，习近平以“可靠”而著称。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曾经评价他是那种“知道怎样攻破球门的人”。
不少外国媒体至今还会提到习近平在2009年春天出访墨西哥会见当地华侨时的那段话：“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种直白而自信的表达，让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他温厚外表下的坚强意志。而这种直白、自信与坚强，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很快就为国内外所熟悉。
就在2012年11月15日的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上，他向全军提出“能打仗、打胜仗”这个简明有力的要求。
次日下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中国军队的最高领导层换代交接。习近平说，胡锦涛主席主动提出不再担任党及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博大胸怀、高风亮节。而胡锦涛则称习近平是“合格的中央军委主席”。
无须多言，管理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调动各种资源有效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具有特殊的标志性意义。
一周后的11月23日，习近平在八一大楼向新任第二炮兵部队司令员魏凤和颁发了晋升上将军衔的命令状。
又过了两周，他来到广州战区，登上一线部队的两栖突击车以及“海口”号导弹驱逐舰——这艘战舰装备了最新型的雷达和强大的防空导弹系统，被称为“中华神盾”。
在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之后首次对部队的视察中，习近平清晰地提出了他的治军思路：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按照打仗的标准搞建设抓准备；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
履新不满一个月，习近平就将集成其战略思考的“中国梦”，针对军队建设具体化为“强军梦”。
就在习近平视察广州战区的这一周，东海舰队的五艘舰艇完成了赴西太平洋远海训练的任务，并在返航途中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南京军区空军举行了一场多兵种参与的年度规模最大、要素最全的实战演习，预警机、歼击机、侦察机等悉数出动。
与其感叹习近平出手迅疾，不如看看中国面临怎样的狭关险隘。
中国南海局势持续紧张。2012年4月起，中国渔政船与前来骚扰的菲律宾军舰对峙数月。2013年12月5日，中国航母辽宁舰在自己的海域训练时，被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考本斯号跟踪监视，甚至出现了中美军舰对峙的局面。到2014年5至6月间，越南冲撞中方民用船只千余次，还派出潜水蛙人干扰中国石油钻井平台的正常作业。
2012年9月，中共十八大召开两个月前，日本政府决定购买中国钓鱼岛，引发中国多个城市的反日游行。随后，围绕着钓鱼岛海域，巡航、喊话、战机锁定，摩擦不断。
2013年四五月间，中印边境发生两军帐篷对峙，这场距离300米的对峙持续了20天；2014年9月，在5500米海拔的中印边界地区，由于印度军方建起一处观察屋，两军再次发生持续三周的对峙，中国兵力近1000人，印军2000人。
再将时间轴拉长一点，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中国超越的日本则陷于漫长的经济停滞，并叠加了海啸、地震以及核事故等天灾人祸。而欧美则急于摆脱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纠缠的困境。 2011年，美国提出“重返亚洲”，2012年将之改为“亚太再平衡战略”。
有人说，习近平时代开始于世界“东震西乱全面危机”之时。而他本人的判断是，中国存在着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
他认为，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但前进的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
“中国威胁论”已喧嚣多年，西方世界反复强化着“国强必霸、强强必争”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论，认为这是大国崛起路上难以逃脱的历史宿命。习近平在2014年1月接受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专访时予以坚定反驳：强国必定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不过，不追求霸权并不意味着在国防建设上止步不前。恰恰相反，一个军事软弱的富国，不仅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还可能招致地区危机，遑论承担必需的国际责任。
为此，习近平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为一体，“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并强调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
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对此的观点是，“和平”和“安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平可以在没有尊严的情况下获得，安全则是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利。今日中国追求的是国家安全，不是没有尊严的和平。
“如今部分国人的行为让世界以为中国人很功利，有好处就上，没好处就溜。这个印象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有些国家会据此判断：只要我硬，中国就软。”针对“中日必有一战”之类的说法，金一南说，“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对战与不战、胜与不胜的争论，而是要展示自己为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不惜一切的气魄。这一点超越胜败。”
也就是说，军队必须产生威慑力，否则，要军队做什么？
因此，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亲、诚、惠、容”原则等新战略出炉的同时，在硬币的另一面，习近平强调“底线思维”——在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态度明确、分毫不让。比如：加快南海岛礁必要设施的加固兴建；中国海军和空军对钓鱼岛实施常态化战备巡逻，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舰船飞机不断跨出岛链进行训练和演习；在中印边界对峙时，同步实施“飓风行动”训练任务——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曾连续刊发15辑图片故事《无人区日记》，呈现这一高敏感区域的实战化演练。
习近平作为解放军最高统帅的“强硬”，一方面来自对外部世界和中国安全态势的判断，另一方面也来自历史时空中的思考和警醒。
2014年，是中日甲午之战120周年，也是又一个甲午年。爆发于1894年的中日之战，改变了两个国家的命运，日本一跃成为亚洲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而中国的近代化尝试落空，被迫割让台湾等领土，其后列强攫取瓜分，如秃鹫食肉，天裂地陷，屈辱惨痛，走到亡国灭种的边缘。
中国军方对于甲午战争特别是甲午海战的反思，在2014年达到新高潮。海军强力号召，随后很多军方专家都撰文参与讨论。国防大学政委、军事战略专家刘亚洲分析说，甲午之败并非军队之败，而是国家之败、制度之败。
习近平也两次提及甲午战争，将其形容为“剜心之痛”。
“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情景就痛彻肺腑！”在2013年12月末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这样说。
习近平强调，甲午之战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刘亚洲认为，这种含义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甲午之战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永铸忧患意识的标志。
之所以提忧患意识，是因为解放军近30年无战事，士气不振、备战松懈。
军牌豪车招摇过市，一些高层军官染上奢靡之风，买官卖官也不鲜见。
南京军区一位原副司令员批评：“少数中高级指挥员，对越野吉普指挥车的感情也淡薄了。我军最近几年装备了‘勇士’和‘猛士’指挥车，但中高级指挥员很少乘坐。”
“演习”成了“演戏”，不是“练为战”，而是“练为看”。针对这种情况，军委副主席范长龙特别要求真打实练，不能训为看、演为看，以牺牲战斗力为代价消极保安全。
习近平担任中国军队最高领导之后，几乎没有什么“过渡”或是“缓冲”，铁腕治军，要求军人要“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要求“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特别是对高中级干部，立下“铁规矩”，画出警戒线。
人们很快发现，对于正风肃纪的各项整治行动，军队最先响应，相较于地方步伐更快、尺度更严；军队反腐突进，落马者连连。
整肃风纪带来公众看得见的变化，而这些其实是在为“看不见的变化”酝酿氛围、准备条件。与中国的改革进程同步，军队改革也已进入“深水区”。
由美国启动的世界新军事变革，被比喻为一只高速旋转的圆盘——如果身处边缘，就很容易被甩出去，必须进入中心。特别是在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遇袭后，切肤之痛让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中国人下定决心，军队不能再“忍耐”——1985年，邓小平提出军队建设要照顾国家建设的大局，给国家建设大局让路，“要忍耐几年”，而20世纪末，也恰好到了这位总设计师预定的忍耐期限。
在这场以信息化、智能化和创新为特点的变革中，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发达国家先行一步，印度、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紧随其后。这对于机械化任务尚未完成同时又面临信息化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挑战严峻。尽管武器装备在升级，但解放军的体制编制和指挥体系仍是在机械化半机械化战争环境下形成的，一些与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紧密相关的政策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尚未全面纳入国家的整体发展体系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军方再谈“甲午殇思”，就不仅是复盘历史、铭记忧患，更是要抉择未来。
正如刘亚洲上将所言，落后的军队不一定是装备劣势的军队，但一定是观念陈旧的军队。
“钱可以买来先进武器装备，但绝对买不到先进的军事思想文化。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买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枪炮，但腐朽王朝下的清廷军队与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军队相比，官兵的思想观念和军事战术已经出现了代差。”刘亚洲说。
尽管已经过去120年，但那场让装备一流的大清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海战，仍然好似一个魔咒，刺激着中国人不断自省：如何才能走出农耕时代养成的守旧民族心理、落后思想观念、惯性文化生态？如何真正走出甲午阴影？
这正是习近平的使命。
（摘自《学习时报》）
习近平担任中国军队最高领导之后，几乎没有什么“过渡”或是“缓冲”，铁腕治军，要求军人要“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要求“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特别是对高中级干部，立下“铁规矩”，画出警戒线。
36年前，当习近平大学毕业穿上军装，成为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名军人时，中国军队正开始经历“边打仗边改革”的急速变化。
那时，南部边境战事激烈，刺激了解放军的精简整编与机械化转型。最直接的例子是，当时的解放军没有可以识别的军衔制，一度造成战场上指挥紊乱。血的教训激发了解放军对于正规化和战斗力的热切追求，围绕军队改革的探讨空前热烈。
那场持续多年的边境战争，是迄今为止中国军队最近的一次战场体验。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也是这支庞大军队1949年之后的第一次脱胎换骨之变。
从1979年年初中美建交、邓小平旋风访美到当年春季的边境战争，外部局势与国家战略大开大合。这些对于近距离观察并了解武装力量决策中枢的习近平而言，必定带来一场强劲的头脑风暴。
36年后，当习近平成为世界规模第一的230万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他面临的仍然是“边打仗边改革”——打一场针对解放军的整肃之仗、生死之仗，同时推动整个军队再次脱胎换骨，以适应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安全与发展需求。
有媒体分析说，世界各国最高领导人中不乏30岁以前在军中服役者，但在军队最高领导机关供职、知晓国家高层军事决策过程的却相当罕见。“这个年龄段，奥巴马在大学里，默克尔在物理化学研究所，两人都在攻读学位。普京、卡梅伦在这个年龄段已经工作了，但前者是列宁格勒的机要员，后者是一家传播公司的公关主管。”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同时，当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自1989年11月邓小平卸任这一职务之后，时隔23年，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再次由一位曾经身穿军装的政治家担任。
早在两年前，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时，就已引人注目。当习近平身穿被称作“军便服”的深绿色中山装出现在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身旁时，英国《卫报》评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军事职位”。
那应该是外国媒体集中关注习近平的第一波热潮。曾采访过习近平的美国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说：“他非常热情，一点儿官架子都没有。”英国《泰晤士报》说，习近平以“可靠”而著称。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曾经评价他是那种“知道怎样攻破球门的人”。
不少外国媒体至今还会提到习近平在2009年春天出访墨西哥会见当地华侨时的那段话：“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种直白而自信的表达，让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他温厚外表下的坚强意志。而这种直白、自信与坚强，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很快就为国内外所熟悉。
就在2012年11月15日的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上，他向全军提出“能打仗、打胜仗”这个简明有力的要求。
次日下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中国军队的最高领导层换代交接。习近平说，胡锦涛主席主动提出不再担任党及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博大胸怀、高风亮节。而胡锦涛则称习近平是“合格的中央军委主席”。
无须多言，管理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调动各种资源有效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具有特殊的标志性意义。
一周后的11月23日，习近平在八一大楼向新任第二炮兵部队司令员魏凤和颁发了晋升上将军衔的命令状。
又过了两周，他来到广州战区，登上一线部队的两栖突击车以及“海口”号导弹驱逐舰——这艘战舰装备了最新型的雷达和强大的防空导弹系统，被称为“中华神盾”。
在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之后首次对部队的视察中，习近平清晰地提出了他的治军思路：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按照打仗的标准搞建设抓准备；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
履新不满一个月，习近平就将集成其战略思考的“中国梦”，针对军队建设具体化为“强军梦”。
就在习近平视察广州战区的这一周，东海舰队的五艘舰艇完成了赴西太平洋远海训练的任务，并在返航途中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南京军区空军举行了一场多兵种参与的年度规模最大、要素最全的实战演习，预警机、歼击机、侦察机等悉数出动。
与其感叹习近平出手迅疾，不如看看中国面临怎样的狭关险隘。
中国南海局势持续紧张。2012年4月起，中国渔政船与前来骚扰的菲律宾军舰对峙数月。2013年12月5日，中国航母辽宁舰在自己的海域训练时，被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考本斯号跟踪监视，甚至出现了中美军舰对峙的局面。到2014年5至6月间，越南冲撞中方民用船只千余次，还派出潜水蛙人干扰中国石油钻井平台的正常作业。
2012年9月，中共十八大召开两个月前，日本政府决定购买中国钓鱼岛，引发中国多个城市的反日游行。随后，围绕着钓鱼岛海域，巡航、喊话、战机锁定，摩擦不断。
2013年四五月间，中印边境发生两军帐篷对峙，这场距离300米的对峙持续了20天；2014年9月，在5500米海拔的中印边界地区，由于印度军方建起一处观察屋，两军再次发生持续三周的对峙，中国兵力近1000人，印军2000人。
再将时间轴拉长一点，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中国超越的日本则陷于漫长的经济停滞，并叠加了海啸、地震以及核事故等天灾人祸。而欧美则急于摆脱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纠缠的困境。 2011年，美国提出“重返亚洲”，2012年将之改为“亚太再平衡战略”。
有人说，习近平时代开始于世界“东震西乱全面危机”之时。而他本人的判断是，中国存在着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
他认为，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但前进的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
“中国威胁论”已喧嚣多年，西方世界反复强化着“国强必霸、强强必争”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论，认为这是大国崛起路上难以逃脱的历史宿命。习近平在2014年1月接受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专访时予以坚定反驳：强国必定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不过，不追求霸权并不意味着在国防建设上止步不前。恰恰相反，一个军事软弱的富国，不仅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还可能招致地区危机，遑论承担必需的国际责任。
为此，习近平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为一体，“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并强调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
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对此的观点是，“和平”和“安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平可以在没有尊严的情况下获得，安全则是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利。今日中国追求的是国家安全，不是没有尊严的和平。
“如今部分国人的行为让世界以为中国人很功利，有好处就上，没好处就溜。这个印象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有些国家会据此判断：只要我硬，中国就软。”针对“中日必有一战”之类的说法，金一南说，“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对战与不战、胜与不胜的争论，而是要展示自己为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不惜一切的气魄。这一点超越胜败。”
也就是说，军队必须产生威慑力，否则，要军队做什么？
因此，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亲、诚、惠、容”原则等新战略出炉的同时，在硬币的另一面，习近平强调“底线思维”——在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态度明确、分毫不让。比如：加快南海岛礁必要设施的加固兴建；中国海军和空军对钓鱼岛实施常态化战备巡逻，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舰船飞机不断跨出岛链进行训练和演习；在中印边界对峙时，同步实施“飓风行动”训练任务——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曾连续刊发15辑图片故事《无人区日记》，呈现这一高敏感区域的实战化演练。
习近平作为解放军最高统帅的“强硬”，一方面来自对外部世界和中国安全态势的判断，另一方面也来自历史时空中的思考和警醒。
2014年，是中日甲午之战120周年，也是又一个甲午年。爆发于1894年的中日之战，改变了两个国家的命运，日本一跃成为亚洲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而中国的近代化尝试落空，被迫割让台湾等领土，其后列强攫取瓜分，如秃鹫食肉，天裂地陷，屈辱惨痛，走到亡国灭种的边缘。
中国军方对于甲午战争特别是甲午海战的反思，在2014年达到新高潮。海军强力号召，随后很多军方专家都撰文参与讨论。国防大学政委、军事战略专家刘亚洲分析说，甲午之败并非军队之败，而是国家之败、制度之败。
习近平也两次提及甲午战争，将其形容为“剜心之痛”。
“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情景就痛彻肺腑！”在2013年12月末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这样说。
习近平强调，甲午之战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刘亚洲认为，这种含义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甲午之战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永铸忧患意识的标志。
之所以提忧患意识，是因为解放军近30年无战事，士气不振、备战松懈。
军牌豪车招摇过市，一些高层军官染上奢靡之风，买官卖官也不鲜见。
南京军区一位原副司令员批评：“少数中高级指挥员，对越野吉普指挥车的感情也淡薄了。我军最近几年装备了‘勇士’和‘猛士’指挥车，但中高级指挥员很少乘坐。”
“演习”成了“演戏”，不是“练为战”，而是“练为看”。针对这种情况，军委副主席范长龙特别要求真打实练，不能训为看、演为看，以牺牲战斗力为代价消极保安全。
习近平担任中国军队最高领导之后，几乎没有什么“过渡”或是“缓冲”，铁腕治军，要求军人要“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要求“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特别是对高中级干部，立下“铁规矩”，画出警戒线。
人们很快发现，对于正风肃纪的各项整治行动，军队最先响应，相较于地方步伐更快、尺度更严；军队反腐突进，落马者连连。
整肃风纪带来公众看得见的变化，而这些其实是在为“看不见的变化”酝酿氛围、准备条件。与中国的改革进程同步，军队改革也已进入“深水区”。
由美国启动的世界新军事变革，被比喻为一只高速旋转的圆盘——如果身处边缘，就很容易被甩出去，必须进入中心。特别是在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遇袭后，切肤之痛让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中国人下定决心，军队不能再“忍耐”——1985年，邓小平提出军队建设要照顾国家建设的大局，给国家建设大局让路，“要忍耐几年”，而20世纪末，也恰好到了这位总设计师预定的忍耐期限。
在这场以信息化、智能化和创新为特点的变革中，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发达国家先行一步，印度、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紧随其后。这对于机械化任务尚未完成同时又面临信息化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挑战严峻。尽管武器装备在升级，但解放军的体制编制和指挥体系仍是在机械化半机械化战争环境下形成的，一些与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紧密相关的政策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尚未全面纳入国家的整体发展体系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军方再谈“甲午殇思”，就不仅是复盘历史、铭记忧患，更是要抉择未来。
正如刘亚洲上将所言，落后的军队不一定是装备劣势的军队，但一定是观念陈旧的军队。
“钱可以买来先进武器装备，但绝对买不到先进的军事思想文化。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买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枪炮，但腐朽王朝下的清廷军队与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军队相比，官兵的思想观念和军事战术已经出现了代差。”刘亚洲说。
尽管已经过去120年，但那场让装备一流的大清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海战，仍然好似一个魔咒，刺激着中国人不断自省：如何才能走出农耕时代养成的守旧民族心理、落后思想观念、惯性文化生态？如何真正走出甲午阴影？
这正是习近平的使命。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