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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8月，光绪帝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在有关法令中，铁路项目被清政府列为重中之重。作为一个长于深宫之中、习惯于把天下看成个人私器的封建皇帝，光绪帝并非对民营经济的意义有什么认识，而是因为当时的清国积贫积弱，“国家财政”实在拿不出钱兴办各种“洋务”。
也许是出于对新生事物的兴趣吧，光绪帝的诏书很快得到了响应。1905年秋，湖北、湖南、广东三省民众纷纷掏出自己的血汗錢，花巨资从美国人手里购回粤汉铁路利权，清政府“因势利导”，下令这三省铁路由商民集股兴建。1907年，清政府又搞了个大动作，将三年前成立的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商办，四川民众也因此参与了铁路集股。四个省的集资模式大不一样。湖北、湖南主要是绅商入股，广东主要是华侨商人投资，四川则带有全民参与性质。该省的股本来源主要靠“田亩加赋”、“抽租之股”，四川的路股随粮征收，值百抽三，明显有强制征收、集资的性质。
然而，自私的清政府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富民，而是始终梦想从民办铁路企业中获取不法利益。1908年，朝廷任命已调入军机处的张之洞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不久又命令他兼督川汉铁路，企图官控铁路，结果遭到四省民众的强烈反对。清廷不得不于1909年末、1910年初再次准许粤汉、川汉铁路民办，这次，更多的人卷入铁路民办潮。
1911年5月，在新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极力推动下，清廷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清政府的财力又非常薄弱，实行“铁路国有”之后，不但无法给入股民众必要的利润补偿，就连股本也要打折扣。雷颐先生一篇文章介绍：清廷当时的政策是湖北、湖南路股照本发还，广东路股只发六成，四川路股也是采取减付政策。政策一出台，引起入股民众的强烈不满。股民觉得：清政府不久前还批准铁路民办、号召民众入股，现在突然宣布铁路“国有”，这是典型的“戴笼子”行为，加上清廷在经济补偿方面侵害股民的合法权益，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得以展开。四川因为入股的多为下层民众，反抗“铁路国有”的风潮也更加旺盛。清政府派兵镇压保路运动，造成中心城市兵源空虚，武昌城头终于飘起革命党人的旗帜。 按照现代商业和政治常识，政府既然允许铁路民办，民众已经大量集资入股，就等于双方订立了某种合约，政府不能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改变这个格局。政府如果觉得自己以前的做法不利于国家的富强，有损于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应该坐下来与集资入股的民众好好沟通，该赔股民多少钱就得赔多少钱，谈不拢，可以诉诸法律，让不受行政权干预的法院进行裁决。但清政府实在太“自信”了，总觉得自己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想干什么就可以干成什么，民众没有资格跟自己讨价还价，它没有看到20世纪初世界大势正朝民主的方向发展，而且当时的中国就已经有了许多“睁眼看世界”的人，民众对所谓的“皇权”早已失去了原先具有的那种敬畏。
清王朝的崩溃，本质上就是民意对过于“自信”的绝对权力的报复。
摘自《泉州晚报》
也许是出于对新生事物的兴趣吧，光绪帝的诏书很快得到了响应。1905年秋，湖北、湖南、广东三省民众纷纷掏出自己的血汗錢，花巨资从美国人手里购回粤汉铁路利权，清政府“因势利导”，下令这三省铁路由商民集股兴建。1907年，清政府又搞了个大动作，将三年前成立的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商办，四川民众也因此参与了铁路集股。四个省的集资模式大不一样。湖北、湖南主要是绅商入股，广东主要是华侨商人投资，四川则带有全民参与性质。该省的股本来源主要靠“田亩加赋”、“抽租之股”，四川的路股随粮征收，值百抽三，明显有强制征收、集资的性质。
然而，自私的清政府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富民，而是始终梦想从民办铁路企业中获取不法利益。1908年，朝廷任命已调入军机处的张之洞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不久又命令他兼督川汉铁路，企图官控铁路，结果遭到四省民众的强烈反对。清廷不得不于1909年末、1910年初再次准许粤汉、川汉铁路民办，这次，更多的人卷入铁路民办潮。
1911年5月，在新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极力推动下，清廷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清政府的财力又非常薄弱，实行“铁路国有”之后，不但无法给入股民众必要的利润补偿，就连股本也要打折扣。雷颐先生一篇文章介绍：清廷当时的政策是湖北、湖南路股照本发还，广东路股只发六成，四川路股也是采取减付政策。政策一出台，引起入股民众的强烈不满。股民觉得：清政府不久前还批准铁路民办、号召民众入股，现在突然宣布铁路“国有”，这是典型的“戴笼子”行为，加上清廷在经济补偿方面侵害股民的合法权益，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得以展开。四川因为入股的多为下层民众，反抗“铁路国有”的风潮也更加旺盛。清政府派兵镇压保路运动，造成中心城市兵源空虚，武昌城头终于飘起革命党人的旗帜。 按照现代商业和政治常识，政府既然允许铁路民办，民众已经大量集资入股，就等于双方订立了某种合约，政府不能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改变这个格局。政府如果觉得自己以前的做法不利于国家的富强，有损于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应该坐下来与集资入股的民众好好沟通，该赔股民多少钱就得赔多少钱，谈不拢，可以诉诸法律，让不受行政权干预的法院进行裁决。但清政府实在太“自信”了，总觉得自己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想干什么就可以干成什么，民众没有资格跟自己讨价还价，它没有看到20世纪初世界大势正朝民主的方向发展，而且当时的中国就已经有了许多“睁眼看世界”的人，民众对所谓的“皇权”早已失去了原先具有的那种敬畏。
清王朝的崩溃，本质上就是民意对过于“自信”的绝对权力的报复。
摘自《泉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