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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茶饭事”开出禅之花
日本人，把常见不稀奇的事儿，叫作“日常茶饭事”。
茶和饭，本为两事，也能合在一起，如有名的“奈良茶饭”。茶饭，将煎茶注入饭里，再加以赤豆、豇豆、蚕豆、绿豆、陈皮、栗子、野芋芽等，这样的饭，想必是很好吃的，吃顺了嘴就说：“能不给奈良茶吃吗？”
向坐夜船的旅人卖茶饭的奈良茶船，还有一字排开“御前奈良茶”的招牌的茶店，在日本都很有名，连俳句都要抬举它们，以为奈良茶里有灵感。
据说，松尾芭蕉曾戏言：“奈良茶吃三石，而后始知俳句之意味。”
为什么俳句师会喜欢奈良茶饭？原因有两点，一是茶饭平常，二是茶饭朴素，如果有人不甘于这平常而朴素的奈良茶饭，那就意味着此人不是俳句师。
“寂月澄清寂斋里，奈良茶饭唯一哥。”这是芭蕉有名的俳句，要从百姓日用中，用平常心去感受“寂”，因此，奈良茶饭就是“寂”的象征。
寂，是时间凝寂在空间中，一瞬间，感受生命之不动，那是像忙里求闲一样的“闲寂”，是从天天要做要吃的茶饭中求“闲寂”，而非无聊之“寂”，“闲寂”在生活中带有审美的意味。
吃茶和吃饭一样，正是日常生活本身，日本人便从日常茶饭中寻思。
喝茶有茶道，茶叶要碾得精细，茶具要擦得干净，茶道要用花来点睛，而花则因人而异，不同的人，要据其名望、地位、辈分，来选择合适的花。
茶道的核心是禅，是世俗化的禅，它把禅从寺院里解放出来，带到露地、草庵和世俗生活，把脱俗的禅僧，转化为在家的茶人，使禅亲近庶民。
“茶禅一味”，是由村田珠光悟出来的，而珠光本人，便是个还了俗的和尚。他11岁时，到奈良出家，20岁时，因厌倦了出家生活而还俗。漂泊了10年，他30岁时，来到京都，投在一休门下习“禅”。
一日，珠光用自己心爱的茶碗点茶，一休突然用铁如意棒击碎之。珠光不动声色，一休叹曰：禅也在茶中！圆寂时，便传他“圜悟克勤”的墨迹。
珠光将墨迹挂在自家茶室，供奉于壁龛，而悟出“佛法存于茶汤中”。
他用平常心，将茶与禅、庶民茶和武家茶以及茶的“和汉之界”调和起来，使唐物庄严的书院式武家茶，变成了庶民的“日常茶饭事”。
室町时代，足利氏政权开始了日本和明朝之间的勘合贸易。贸易中，大量“唐物”渡来，其中包含了书画、茶碗等茶道具。
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和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尤好唐物，他们的藏品一览表——“君台观左右帐记”中，记述了大量的书画上品和精美的陶瓷器茶道具。其名贵之茶碗，竟叹为观止，有“曜变，建盏之内无上也”“油滴，第二之重宝”。
珠光与足利义政的东山御物的世界交往很深，可他却主张淡化唐物。他在《心之文》中写道：“此道之一大事，应该是使和汉之界模糊不清的事儿。”
不要只尊重唐物，和物即使粗糙一些，也应与唐物调和使用。如果确为茶之达人，其理想，正应趋于淡然之境，趣味盎然于心与美中，而非物上。
审美之眼，从以唐物之豪奢为极致之美，而转向内心，他没有主张两者对立，而是强调，与其以圆满具足的唐物庄严的世界为人世最高之理想，还不如将就一个属于“日常茶饭事”的不完全的、不具足的、有欠缺的美的世界。
正是这种内心的美和日常生活的美，启发了千利休，发明草庵茶。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曾有一个爱好茶的人，给了利休居士很多黄金，对利休说，无论多少钱都无所谓，请帮忙购买适当的茶道具。
然而，利休居士却把全部的钱都买了白布，然后送还给那人，说：
“只要茶巾是干净的，即使不需要任何道具，也能够品尝茶的真谛。”
那时，许多人都认为，茶之汤一定要使用古老器物，要注重该器物为何时何人所做，以及何时何人曾用过，总是把古老摆在自己面前，这是错误的。
关键是清洁，利休曰：“水与汤可洗净茶巾与茶筅，柄杓可以洗净内心”。
在真正的实用领域——“日常茶饭事”和内心世界里，古董无足轻重。
草庵茶没有唐物的“劳薪味”
茶道，给日本文化带来了一种具有平等意味的礼法。
所谓礼法，来自宫廷，出于公家，武士崛起时，便在武家开花。可是这些礼法，只能用于公家或武家，还未能形成普遍的文化。而茶道流行，却形成了超越公家和武家的带有“佗”味的新礼法，并使之普遍化。
新的礼法，也是从唐风的“茶之汤”里来。“茶之汤”里，有“茶礼仪”，有“物风雅”，有以鉴赏和收藏为目的的“书院茶”和纯粹精神性的草庵茶。
“茶之汤”的精神性，也是渐进的，书院茶里，就有过多的物的炫耀成分，其精神性并非基于“茶礼仪”本身，而须借助于“物风雅”来表征。
“物风雅”之物，多为唐物，精神附丽于其中，如书画、文物、器皿等，则为风雅。精神的独立性，还没有觉醒，其高贵要有物的辉煌来匹配，精神之本身还不会自己发光，还“有待于物”，要向辉煌之物——黄金来借光。
执着于唐物，精神便难以自觉。草庵茶之“物风雅”，如草、木、竹、石等，无一物从中国舶来，都从本土生长。精神，从自然之物入手，而有了自己独立的意志，日本人的心，渐渐挣脱被物役的束缚，不再依附于中国的舶来品。
在独立的精神领域里，草木与黄金同价，而且草木之活性，还优于黄金。草庵茶用的器皿，如竹木器和陶瓷等，都产自日本，带有日本的风土和五行，就此而言，任何名贵的唐物都无法比拟，价值连城的唐物，能比一抔国土？ 一切唐物，无论思想还是艺术，舶来之后，皆成旧物。大凡旧物，多少都带有陈旧的“劳薪之味”，这在“茶之汤”里，是要切忌之，务去之的。
“劳薪”一语，典出《晋书·荀勖传》。据说，荀勖与皇帝共餐，尝了一口，便说饭有“劳薪”味，皇帝好奇，一问厨子，果然是用车脚料烧的饭。
废弃的车脚料，当然就是“劳薪”了，用它来烧饭，连饭都带有了“劳薪”味，何况烹茶了，更何况文化了，崇拜唐物，就带有中国文化的“劳薪”味。
千利休等，从秀吉那金碧辉煌的书院茶里，就闻到了这股子“唐化”的“劳薪”味，用黄金装饰茶室，那是真正的“贫穷”，用昂贵的大白菊来表明自己的超一流的贵族身份，那是精神上的彻底的潦倒，他在精神上俯瞰着秀吉。
那么自信的，在他草庵的壁龛里，挂上一个竹筒，在竹筒里，投入一枝山花，几株野草，就这么看似不经意地点缀了一下，便获得了民族的喝彩。在书院茶里，日本人的精神还依附于唐物，可在他的草庵里，却开出了独立之花。
草庵茶已放弃唐物，回归本土，用“茶之汤”的“辨汤”之眼来看，它已然纯熟了。汤有“萌、熟”，以茶喻之，则书院为“萌”，草庵为“熟”。
汤要辨形，乃观烹水之形，书院茶，如初沸之汤，五花八门，其形多样，有虾眼、蟹眼、鱼眼、连珠等状，而草庵茶则涌沸之后，水汽全消，便纯熟了。
汤有辨声，乃听烹水之声，书院茶之声势，如初声、转声、振声、骤声，声声盈耳，皆为初沸，直至无声，趋于“空寂”，方是熟了，无声，乃草庵茶也。
除了辨汤的形、声，烹茶对于用火和生火的材料，也很讲究。生火最好用炭，关键是不能有烟，不能用烟火烹茶，烟火气串入茶味中，茶便俗了。
唐代苏廙品茶，著《十六汤品》，其中言及“法律汤”。在“法律汤”里，他提出，“茶之汤”要以用“炭”为“法律”。他说：木材都可以煮汤，“不独炭也”。然而，唯有“茶之汤”，非用炭不可，这在茶家亦有“法律”。
炭之火，生于茶室，无烟火气，乃清寂之火；其火，威而不猛，旺而不急，使人温暖而无惧意，乃和敬之火。使用此火，虽为唐风，但所用之生火材料，却非唐物，而是取自日本国土上的樱树，樱木化炭，纯正的日本味儿。
正是这樱之火，煮熟了日本的“茶之汤”，唤醒了日本人独立的精神。
本文摘自中信出版社《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
日本人，把常见不稀奇的事儿，叫作“日常茶饭事”。
茶和饭，本为两事，也能合在一起，如有名的“奈良茶饭”。茶饭，将煎茶注入饭里，再加以赤豆、豇豆、蚕豆、绿豆、陈皮、栗子、野芋芽等，这样的饭，想必是很好吃的，吃顺了嘴就说：“能不给奈良茶吃吗？”
向坐夜船的旅人卖茶饭的奈良茶船，还有一字排开“御前奈良茶”的招牌的茶店，在日本都很有名，连俳句都要抬举它们，以为奈良茶里有灵感。
据说，松尾芭蕉曾戏言：“奈良茶吃三石，而后始知俳句之意味。”
为什么俳句师会喜欢奈良茶饭？原因有两点，一是茶饭平常，二是茶饭朴素，如果有人不甘于这平常而朴素的奈良茶饭，那就意味着此人不是俳句师。
“寂月澄清寂斋里，奈良茶饭唯一哥。”这是芭蕉有名的俳句，要从百姓日用中，用平常心去感受“寂”，因此，奈良茶饭就是“寂”的象征。
寂，是时间凝寂在空间中，一瞬间，感受生命之不动，那是像忙里求闲一样的“闲寂”，是从天天要做要吃的茶饭中求“闲寂”，而非无聊之“寂”，“闲寂”在生活中带有审美的意味。
吃茶和吃饭一样，正是日常生活本身，日本人便从日常茶饭中寻思。
喝茶有茶道，茶叶要碾得精细，茶具要擦得干净，茶道要用花来点睛，而花则因人而异，不同的人，要据其名望、地位、辈分，来选择合适的花。
茶道的核心是禅，是世俗化的禅，它把禅从寺院里解放出来，带到露地、草庵和世俗生活，把脱俗的禅僧，转化为在家的茶人，使禅亲近庶民。
“茶禅一味”，是由村田珠光悟出来的，而珠光本人，便是个还了俗的和尚。他11岁时，到奈良出家，20岁时，因厌倦了出家生活而还俗。漂泊了10年，他30岁时，来到京都，投在一休门下习“禅”。
一日，珠光用自己心爱的茶碗点茶，一休突然用铁如意棒击碎之。珠光不动声色，一休叹曰：禅也在茶中！圆寂时，便传他“圜悟克勤”的墨迹。
珠光将墨迹挂在自家茶室，供奉于壁龛，而悟出“佛法存于茶汤中”。
他用平常心，将茶与禅、庶民茶和武家茶以及茶的“和汉之界”调和起来，使唐物庄严的书院式武家茶，变成了庶民的“日常茶饭事”。
室町时代，足利氏政权开始了日本和明朝之间的勘合贸易。贸易中，大量“唐物”渡来，其中包含了书画、茶碗等茶道具。
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和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尤好唐物，他们的藏品一览表——“君台观左右帐记”中，记述了大量的书画上品和精美的陶瓷器茶道具。其名贵之茶碗，竟叹为观止，有“曜变，建盏之内无上也”“油滴，第二之重宝”。
珠光与足利义政的东山御物的世界交往很深，可他却主张淡化唐物。他在《心之文》中写道：“此道之一大事，应该是使和汉之界模糊不清的事儿。”
不要只尊重唐物，和物即使粗糙一些，也应与唐物调和使用。如果确为茶之达人，其理想，正应趋于淡然之境，趣味盎然于心与美中，而非物上。
审美之眼，从以唐物之豪奢为极致之美，而转向内心，他没有主张两者对立，而是强调，与其以圆满具足的唐物庄严的世界为人世最高之理想，还不如将就一个属于“日常茶饭事”的不完全的、不具足的、有欠缺的美的世界。
正是这种内心的美和日常生活的美，启发了千利休，发明草庵茶。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曾有一个爱好茶的人，给了利休居士很多黄金，对利休说，无论多少钱都无所谓，请帮忙购买适当的茶道具。
然而，利休居士却把全部的钱都买了白布，然后送还给那人，说：
“只要茶巾是干净的，即使不需要任何道具，也能够品尝茶的真谛。”
那时，许多人都认为，茶之汤一定要使用古老器物，要注重该器物为何时何人所做，以及何时何人曾用过，总是把古老摆在自己面前，这是错误的。
关键是清洁，利休曰：“水与汤可洗净茶巾与茶筅，柄杓可以洗净内心”。
在真正的实用领域——“日常茶饭事”和内心世界里，古董无足轻重。
草庵茶没有唐物的“劳薪味”
茶道，给日本文化带来了一种具有平等意味的礼法。
所谓礼法，来自宫廷，出于公家，武士崛起时，便在武家开花。可是这些礼法，只能用于公家或武家，还未能形成普遍的文化。而茶道流行，却形成了超越公家和武家的带有“佗”味的新礼法，并使之普遍化。
新的礼法，也是从唐风的“茶之汤”里来。“茶之汤”里，有“茶礼仪”，有“物风雅”，有以鉴赏和收藏为目的的“书院茶”和纯粹精神性的草庵茶。
“茶之汤”的精神性，也是渐进的，书院茶里，就有过多的物的炫耀成分，其精神性并非基于“茶礼仪”本身，而须借助于“物风雅”来表征。
“物风雅”之物，多为唐物，精神附丽于其中，如书画、文物、器皿等，则为风雅。精神的独立性，还没有觉醒，其高贵要有物的辉煌来匹配，精神之本身还不会自己发光，还“有待于物”，要向辉煌之物——黄金来借光。
执着于唐物，精神便难以自觉。草庵茶之“物风雅”，如草、木、竹、石等，无一物从中国舶来，都从本土生长。精神，从自然之物入手，而有了自己独立的意志，日本人的心，渐渐挣脱被物役的束缚，不再依附于中国的舶来品。
在独立的精神领域里，草木与黄金同价，而且草木之活性，还优于黄金。草庵茶用的器皿，如竹木器和陶瓷等，都产自日本，带有日本的风土和五行，就此而言，任何名贵的唐物都无法比拟，价值连城的唐物，能比一抔国土？ 一切唐物，无论思想还是艺术，舶来之后，皆成旧物。大凡旧物，多少都带有陈旧的“劳薪之味”，这在“茶之汤”里，是要切忌之，务去之的。
“劳薪”一语，典出《晋书·荀勖传》。据说，荀勖与皇帝共餐，尝了一口，便说饭有“劳薪”味，皇帝好奇，一问厨子，果然是用车脚料烧的饭。
废弃的车脚料，当然就是“劳薪”了，用它来烧饭，连饭都带有了“劳薪”味，何况烹茶了，更何况文化了，崇拜唐物，就带有中国文化的“劳薪”味。
千利休等，从秀吉那金碧辉煌的书院茶里，就闻到了这股子“唐化”的“劳薪”味，用黄金装饰茶室，那是真正的“贫穷”，用昂贵的大白菊来表明自己的超一流的贵族身份，那是精神上的彻底的潦倒，他在精神上俯瞰着秀吉。
那么自信的，在他草庵的壁龛里，挂上一个竹筒，在竹筒里，投入一枝山花，几株野草，就这么看似不经意地点缀了一下，便获得了民族的喝彩。在书院茶里，日本人的精神还依附于唐物，可在他的草庵里，却开出了独立之花。
草庵茶已放弃唐物，回归本土，用“茶之汤”的“辨汤”之眼来看，它已然纯熟了。汤有“萌、熟”，以茶喻之，则书院为“萌”，草庵为“熟”。
汤要辨形，乃观烹水之形，书院茶，如初沸之汤，五花八门，其形多样，有虾眼、蟹眼、鱼眼、连珠等状，而草庵茶则涌沸之后，水汽全消，便纯熟了。
汤有辨声，乃听烹水之声，书院茶之声势，如初声、转声、振声、骤声，声声盈耳，皆为初沸，直至无声，趋于“空寂”，方是熟了，无声，乃草庵茶也。
除了辨汤的形、声，烹茶对于用火和生火的材料，也很讲究。生火最好用炭，关键是不能有烟，不能用烟火烹茶，烟火气串入茶味中，茶便俗了。
唐代苏廙品茶，著《十六汤品》，其中言及“法律汤”。在“法律汤”里，他提出，“茶之汤”要以用“炭”为“法律”。他说：木材都可以煮汤，“不独炭也”。然而，唯有“茶之汤”，非用炭不可，这在茶家亦有“法律”。
炭之火，生于茶室，无烟火气，乃清寂之火；其火，威而不猛，旺而不急，使人温暖而无惧意，乃和敬之火。使用此火，虽为唐风，但所用之生火材料，却非唐物，而是取自日本国土上的樱树，樱木化炭，纯正的日本味儿。
正是这樱之火，煮熟了日本的“茶之汤”，唤醒了日本人独立的精神。
本文摘自中信出版社《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