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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千岛湖畔的乡村里，人和野猪的攻守变得更加激烈。
从表面上看，这是山里人和野猪之间延续多年争夺生存资源的战斗。实际上，城市化正在消灭大量山林和耕地，野猪和猎人都被逼迫着在更狭小的场所作战
每年4至8月，61岁的塔山村村民邓荣清，只是一个普通老农。身材不高，小头宽肩，背有些佝偻，满脸灰黑色皱纹，有老山猫一样狡黠的笑容。安静地坐着，喉咙总会吞吐出低沉的咳咳。眼睛在没有阳光的暗处，显出浑浊的灰白色。
一入秋天，他就不再只是个矮小瘦弱的老人。
每年9月，政府规定的禁猎期结束，邓荣清会从淳安县里商乡乡政府领回猎人们寄存的枪支。全乡1万多人，一共40支猎枪。邓荣清说，整个乡里，他这把枪号933637的猎枪打的野猪最多。因为这个出色的战绩，他在县里拥有一些特殊身份，比如一张浙江全省范围内带枪狩猎的通行证。整个淳安县只有两张。
他从17岁开始跟着父亲和野猪作战。野猪是一种世代和山里人纠缠的动物。平时在深山里以树皮草根果腹。每年秋季，就到庄稼地吃精细的粮食。猎人和野猪的战斗一直没有胜负。每年都会从山上抬下几十具野猪的尸体，但每年庄稼地里，都会有野猪拱倒的庄稼，摧毁的粮食。
最近几年，这个位于浙江千岛湖畔的乡村里，人和野猪的争斗变得更加激烈。因为野猪正在增多。今年入秋以来，野猪泛滥的消息在山村里流传：每天晚上都有农田遭殃；鲁莽的野猪甚至在白天进入村民的后院，从厨房的窗口射击都能打到野猪。猎人们还赶出7只野猪的猪群，“我年轻时最多看到6只的猪群。”邓荣清说。
2007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浙江省林业厅、省公安厅组织开展以“为民除害”为主题的集中猎捕成灾野猪的专项行动。整个浙江省，有1000多个乡镇经批准成立了狩猎队，持有“两证”(猎捕证和持枪证)的猎手已近万人。
从表面上看，这是山里人和野猪之间世代持续的，争夺生存资源的战争。但现在有更强大的力量加入这场争夺——城市化正在消灭大量山林和耕地，野猪和猎人都被逼迫着在更狭小的战场上争夺。
猎人出发
从村庄步行到山里，沿乡村公路走大半小时。公路的一侧是政府的公益林，1998年后禁止砍伐。树木密密茬茬，掩盖了树林里的真相——山坡几乎是直壁，充满高过人头的锋利茅草，最适合野猪出没和藏身。
公路的另一侧是浙江少有的平地。尚未收割完的玉米、稻谷、红薯，都是野猪喜欢的食物。平地被连绵重叠的大山环抱。山色随远近不同，最远的暗蓝，是海拔1000米左右的千里岗山脉。山脉四周逐渐低下的广大丘陵地带，海拔一般在400米以下。从淳安县到附近的开化、常山、衢州，都是位于千里岗山脉以下的矮丘。
最低地方海拔110米，邓荣清的村子就在这个区域。
11月10日晚，从山里飘来一阵雨。雨后的第二天是打野猪的最好时机。野猪夜里吃完庄稼，通常会进山找个平坦草密的地方睡觉，一夜奔跑不会超过60里。
邓荣清身着迷彩服、迷彩帽、绿胶鞋，腰缠由麻绳和木板组合的刀鞘，插一把猎刀，扛上猎枪出门了。猎人轻装上阵，从不携带食物或水，靠山泉野果充饥。要打到猎物，就得和它们拥有一样的生存能力。
相同装扮的四位同伴，牵着七条猎狗在村口等他。乡里惟一一家猎物收购站的老板说，这是当地最强的狩猎队。年纪最轻的余振发和枪法最好的余小林是队伍中的“前锋”，他们要赶着猎狗满山追赶野猪，在发现它的第一时间狙击。于金龙负责追踪，找到野猪进山的路线。邓荣清和余光根都六十多岁，负责守坝。邓荣清把这个岗位形容为“第二线”。如果野猪躲过前锋和猎狗的追捕，他们就要等在野猪逃跑的必经之路上解决它。
他们在一起合作5年了。“我们就像兄弟一样，”邓荣清说，他是队伍中的老大。如果有人在打猎中受伤，猎物换来的钱就全给受伤的人治病。他们一起买了联网的电话卡，相互之间打电话不要钱。
多年在山林里和动物追逐，他们的技艺和装备都在不断更新。从前的土枪15分钟才能放一枪，现在猎枪一分钟可以放四枪。从前晚上打猎都是在准星上缠一根白色的棉条，现在可以带头灯打。从前用竹哨互通信息，现在换成了手机。
但一些基本原则没有改变。邓荣清的父亲告诉他：梅花鹿、穿山甲不打，因为对农民和庄稼没有伤害。豺狗要避开，它对着你叫你就会倒霉。而且它吃动物，对山里人有好处。打幼崽不经济，肉太少不好分。上半年一般不打猎，因为立冬以后动物的肉才好吃，野兔除外。进深山打猎，早上十点以前不能东问西问。
没有人能比猎人更了解大山的美妙。再过一个星期，他们会进入海拔约800米的深山里。站在山巅，云雾缭绕，植物像瀑布一样悬挂在峻峭的石壁上。
和这里相比，“千岛湖这边根本不算风景。”余振发说。他是队里最年轻的成员，今年40岁。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猎人们年轻时的身影：瘦小，精悍，好斗，喜欢在山林里游走。他的妻子比他小20岁。邓荣清说，因为喜欢自由自在，猎人们都很晚结婚。
最后的猎人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打猎是乡民和野兽争夺山林资源的手段，又像是场盛大的乡村集会。打到猎物，见者有份，上山围猎的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成为一支二三十人的庞大队伍，浩浩荡荡在山里呼喝。邓荣清的父亲也是一个老猎手，出猎一次半个月，回来两手空空，打到的猎物早就被偶遇或跟随的村民分食干净。对一个家庭来说，“打猎的都是败家子。”邓荣清的老婆说。
但猎户因此赢得乡里人的“尊敬”。他们自称是乡里的“强者”。在乡村社会，面临土地、宅基地等家庭利益时，争夺总是很激烈。“没人能占我的便宜。”邓说。他曾经三次被选上村长，但他都不当。现在村里有什么大事，村干部都要来家里和他商量。甚至整个乡村社会的管理都是以他们为枢纽。邓荣清没有任何职务，但经常会有公安局、乡政府的人来找他沟通。“如果能管好我们，也就可以管住下面。”他说。
他们很可能成为最后的一群猎人。他们和野兽之间的角力出现了很多连这些“强者”也无法控制的变化，这些变化正在威胁着狩猎的基本资源：猎枪、子弹、狩猎地带……
邓荣清家曾经有6支土枪。邓荣清带着两个儿子，一晚上可以打回好几只猎物。1994年，国家统一收缴农村自制土枪。1998年发放狩猎证，乡里每100个人中只允许2个持枪名额。
国家要求他们配备300块一个的铁质枪盒，装25发子弹的皮质子弹袋，围在腰间沉甸甸的一排。他们隶属公安局的保安科管理，公安局的人有时突然进村抽查：猎人们的枪是否锁在枪盒里，是否有给枪管上油、擦亮。他们每年上缴50块的林业资源费，30块管理费。
为了买到子弹，邓荣清要写好申请，去乡政府和派出所盖章，县公安局治保科审批，再到杭州市公安局开许可证和准带证件，最后才能在西湖边的弹药专卖店买到子弹。跑完所有程序，要在千岛湖镇和杭州市呆一个多星期。邓荣清总是一次买好三年的弹药，因为弹药靠调拨，并不是随时都有。今年杭州市西湖区的打野猪专项行动还没有落实子弹。浙江省民用枪支弹药调拨管理中心主任姜根旺告诉记者，狩猎行动将因此推迟一个月。
追逐的范围也在受到控制。打猎经常要追过好几座山。
余小林，以前为了生存而打猎，曾走遍半个中国。后来他一路寻找信仰，先在福建参加台湾传过来的佛教，然后回乡里创办当地的基督教。做起来后，又觉得乡村宗教都是骗钱的，遂专心打猎。他说这是他惟一的信仰。
1998年以后，猎人不能带枪跨地狩猎。
越来越狭小的战场
山坡上一片寂静。
语言是打猎过程中最多余的。经过多年的较量，野猪已经完全能分辨人的声音。
狩猎队员各就各位。余振发和余小林赶着猎狗进入对面的山林。邓荣清守的地方是一个U形山凹，他找一个有树的地方坐下。树可以保证守坝人的安全。逃命的野猪走直线，速度快，易攻击人。如果拉着一棵树，可以帮助人快捷地转身避开野猪的冲击。更危急的时候，还可以上树。
凹地的宽度约30来米。邓荣清有把握在这段距离内击中野猪。他打猎只带4颗子弹，“对着要害部位打，一枪毙命。”
很难说，里商乡的猎人们，现在是为了生存和生产资料而打猎，但肯定也不是纯粹的爱好。因为对枪支弹药的严格管理，猎人这个职业本身的合法依据几乎不复存在，而且，打猎的外部环境，正被一系列更强大的外界力量缩小着。
在离里商乡约一个小时车程的淳安县城，多山的地貌正被城市化的战略改变着。淳安县所在地原来叫排岭，因为山连山，岭靠岭。在过去的几十年，城市的建设者们从环伺的群山中挖出今天的县城。
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仍然延续在县城的新一轮扩张中。沿千岛湖往山里走，一路会看见挖山机的身影。政府正在最大限度地将野猪居住的场所，以百倍的价格进行增值。2007年，政府在千岛湖边挖出约300亩平地，卖了8个多亿。
2007年8月，淳安经济开发区中心区正在进入论证，计划用地规模200多公顷，比现在的千岛湖镇城区还要大。填湖和挖山的面积有20多公顷，用一位参与论证专家的话来说，“简直就是个小香港。”根据淳安县国土资源局的资料，“到2010年淳安县城镇化率将达到29.69%，这对建设用地提出了更大的要求。”
城市扩张的每一步，最后都会传导到山林和耕地这根神经末梢。离县城最近的宋家村最优秀的猎人宋六苟，正为自己的土地将被政府低价征用而发愁。政府修建了新的广场，要征用他们村的土地，给新广场那边的原住民修建新的住房。又有200亩土地将会消失。宋六苟这个秋天还没有打到一头野猪，“地没了，野猪都不往这里跑了。”
人类和野猪生存空间的交错区越来越多——他们都没有选择。里商乡的土地资源中，山林占91%，耕地只占2%。1959年修新安江水库，汹涌而来的178.4亿立方立米江水，形成了美丽的千岛湖，也淹没了村里几百亩土地。如今当地村民人均只有4分地。村民往山腰上不断拓荒，开出一片片茶园和竹林。
高山居民也在城市化的影响下集中到平地。2004年淳安县的农村居民点面积比1996年减少372.29公顷。“千里岗的深山上面已经没有人居住。”邓荣清说。他前年冬天到海拔千米的地方打猎，只看到一些断壁残垣。野猪在深山中吃不到粮食，“都下到平地上来了。”
野猪自然繁育的数量也在增加。野猪是偏R型物种，繁殖能力强。一头母野猪一年可以生两窝，每窝6至8个。每年4至8月是禁猎期，邓荣清负责将乡里40支猎枪收缴，送到乡政府司法所保管。这段时间是野猪的繁殖期，小野猪可以安全地长到六七斤。一只2斤多的野猪就可以单独生活。
根据林业专家历时5年的《浙江野猪资源调查研究》，目前全省有野猪10万头左右，种群密度在0.5只/平方公里以上的有20多个市。千里岗以下的里商乡位于其中。人和野猪都往这块土地上迁徙，战场越来越狭小，战争一触即发。
越来越危险的争夺
邓荣清从前年开始打二线。他体力大不如从前，进深山，队友要帮他背猎枪，有时还要停下来等他。
但他有很多狩猎经验：野猪不会在陡峭的地方睡觉；赶野猪要在野猪逃跑路线的上方约1米远的地方，压着它追。这样可以避开野猪突然调头攻击。在开阔地带，快跑的猪要慢打，野猪跑动时身体起伏很大，等到它接近草丛时，速度会有停顿，这几秒才是开枪的良机。慢走的猪则要快打，因为这是它启动奔跑的前奏……
已经是第四个小时了。四周一片静谧，仔细听又充满各种声响：风声，树叶坠落，鸟叫，地鼠刨洞……
树林中飘荡出“呜呜”的声音，像是大风刮过山林，又像是一种难以辨识的野兽嗥叫。这是余小林在召唤猎狗。进入深山，人和狗分散在茂盛的林木中，人走山脊，狗钻山窝，互相不见踪影。如果一方发现目标，再以口号或叫声联络。
猎人必须借助猎狗。成为一只猎狗前要经过多轮淘汰。首先是体型，“好猎狗的体型就像舞蹈演员一样。”余小林说，他是队里的训狗员。七条猎狗都身材不高，腰细腿长，前胸骨架饱满。
第二关是实战考验，不怕枪声，能听懂号令，“呜呜”是集合到主人身边，“驾驾”是向野猪发起攻击。最关键的是，面对身材和力量数倍于自己的野猪，要有股不害怕的傻劲。
一只猎狗训练成功，就被禁止与村民和其他土狗接触，被关在一个约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只有上山才被带出门。每年4至8月禁猎，它们就4个月不出房门。“接触平常的世界多了，它们就不凶了。”邓荣清说。
打野猪，危险重重。被追击的野猪总会做困兽之争。发动攻击的前20米，速度和力量比狗强10倍。通常是往猎人两腿间直冲过来，用獠牙歪头一挑，足以分筋错骨。去年跟随邓荣清他们上山的一个猎人，就被野猪挑断大腿筋。余小林斜挎着一个绿色小帆布包，里面装着止血药、消炎的青霉素、头孢、一次性针管，还有镊子、缝合用的弯针，用于给受伤的人或狗施行现场手术。
自从这几年开始使用猎狗，猎人受伤的大部分几率就转移给它们。猎狗靠嗅觉锁定猎物并通知主人，但茅草茂盛，人不一定能看见野猪的位置，无法开枪。这段对峙的时间最多不超过10分钟。10分钟内，野猪就会攻击猎狗。去年一只“狗头”就是这样丧命的。
最勇敢的猎狗通常最短命。这支猎狗队“狗头”换了好几茬，有的前一天刚当上“狗头”，第二天就被野猪拱死。每条猎狗的肚子上都有挑伤。年纪最大的“来富”，肚子上有条约10多厘米的伤痕，左后脚筋也被野猪咬断，跑起来两步一跳。
战争的尾声
狗叫起来，凝固的山林突然生动了。猎狗的叫声，总是简短而有节制。连续吠叫表明野猪就在它50米以内的地方。
密林中传来第一声枪声，“噗”的一声，短促，沉闷。“打中了。”邓荣清笃定地说。
树林中传出一声嗥叫，清晰，痛苦，愤怒。随后是野猪蹄急速刨地的声音，似乎想挣扎着站起来。猎狗们狂叫着扑上去。
约摸十秒钟，传出第二声枪响。山林恢复平静。
野猪被拖到山凹的平地，是一只160斤的母野猪。它侧倒在那里，尖头，扁身，躯体长大，肋腹厚实，灰黑的身子长毛茂密。舌头伸出半截，蜷缩在嘴旁。
余振发站在它身边，右脸沾着血迹，像刚从菜园子摘菜后轻松地嘻笑着。他开了第一枪，打在右后腰上，打断了野猪的脊柱。余小林补上第二枪，打中头部，伤口还汩汩地冒血，淌下来，积在耳朵里，一只猎狗守在那里不停地舔。
下山的路很威风。沿路村民都停下手中的活，问：“打到啦？打到就好哦。”或者忧虑地叮嘱：“晚上还有野猪来呢。”
猎人们只是赢得今天这一战。可供他们保卫的山地越来越少。
真正的猎人也在消失。乡里的猎枪在减少，一些有持枪证的猎人已经放弃打猎，进城打工。邓荣清有两个儿子，他教会他们16岁就打野猪，但现在他们都去城里做电信生意，赚来的钱回乡里修了一栋气派的3层楼房。
余小林的两个儿子，一个上了宁波大学，一个刚考上浙江大学。
“以后我的家就是书香门第。”一次在酒桌上，余小林涨红脸，自豪地说。
从表面上看，这是山里人和野猪之间延续多年争夺生存资源的战斗。实际上，城市化正在消灭大量山林和耕地，野猪和猎人都被逼迫着在更狭小的场所作战
每年4至8月，61岁的塔山村村民邓荣清，只是一个普通老农。身材不高，小头宽肩，背有些佝偻，满脸灰黑色皱纹，有老山猫一样狡黠的笑容。安静地坐着，喉咙总会吞吐出低沉的咳咳。眼睛在没有阳光的暗处，显出浑浊的灰白色。
一入秋天，他就不再只是个矮小瘦弱的老人。
每年9月，政府规定的禁猎期结束，邓荣清会从淳安县里商乡乡政府领回猎人们寄存的枪支。全乡1万多人，一共40支猎枪。邓荣清说，整个乡里，他这把枪号933637的猎枪打的野猪最多。因为这个出色的战绩，他在县里拥有一些特殊身份，比如一张浙江全省范围内带枪狩猎的通行证。整个淳安县只有两张。
他从17岁开始跟着父亲和野猪作战。野猪是一种世代和山里人纠缠的动物。平时在深山里以树皮草根果腹。每年秋季，就到庄稼地吃精细的粮食。猎人和野猪的战斗一直没有胜负。每年都会从山上抬下几十具野猪的尸体，但每年庄稼地里，都会有野猪拱倒的庄稼，摧毁的粮食。
最近几年，这个位于浙江千岛湖畔的乡村里，人和野猪的争斗变得更加激烈。因为野猪正在增多。今年入秋以来，野猪泛滥的消息在山村里流传：每天晚上都有农田遭殃；鲁莽的野猪甚至在白天进入村民的后院，从厨房的窗口射击都能打到野猪。猎人们还赶出7只野猪的猪群，“我年轻时最多看到6只的猪群。”邓荣清说。
2007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浙江省林业厅、省公安厅组织开展以“为民除害”为主题的集中猎捕成灾野猪的专项行动。整个浙江省，有1000多个乡镇经批准成立了狩猎队，持有“两证”(猎捕证和持枪证)的猎手已近万人。
从表面上看，这是山里人和野猪之间世代持续的，争夺生存资源的战争。但现在有更强大的力量加入这场争夺——城市化正在消灭大量山林和耕地，野猪和猎人都被逼迫着在更狭小的战场上争夺。
猎人出发
从村庄步行到山里，沿乡村公路走大半小时。公路的一侧是政府的公益林，1998年后禁止砍伐。树木密密茬茬，掩盖了树林里的真相——山坡几乎是直壁，充满高过人头的锋利茅草，最适合野猪出没和藏身。
公路的另一侧是浙江少有的平地。尚未收割完的玉米、稻谷、红薯，都是野猪喜欢的食物。平地被连绵重叠的大山环抱。山色随远近不同，最远的暗蓝，是海拔1000米左右的千里岗山脉。山脉四周逐渐低下的广大丘陵地带，海拔一般在400米以下。从淳安县到附近的开化、常山、衢州，都是位于千里岗山脉以下的矮丘。
最低地方海拔110米，邓荣清的村子就在这个区域。
11月10日晚，从山里飘来一阵雨。雨后的第二天是打野猪的最好时机。野猪夜里吃完庄稼，通常会进山找个平坦草密的地方睡觉，一夜奔跑不会超过60里。
邓荣清身着迷彩服、迷彩帽、绿胶鞋，腰缠由麻绳和木板组合的刀鞘，插一把猎刀，扛上猎枪出门了。猎人轻装上阵，从不携带食物或水，靠山泉野果充饥。要打到猎物，就得和它们拥有一样的生存能力。
相同装扮的四位同伴，牵着七条猎狗在村口等他。乡里惟一一家猎物收购站的老板说，这是当地最强的狩猎队。年纪最轻的余振发和枪法最好的余小林是队伍中的“前锋”，他们要赶着猎狗满山追赶野猪，在发现它的第一时间狙击。于金龙负责追踪，找到野猪进山的路线。邓荣清和余光根都六十多岁，负责守坝。邓荣清把这个岗位形容为“第二线”。如果野猪躲过前锋和猎狗的追捕，他们就要等在野猪逃跑的必经之路上解决它。
他们在一起合作5年了。“我们就像兄弟一样，”邓荣清说，他是队伍中的老大。如果有人在打猎中受伤，猎物换来的钱就全给受伤的人治病。他们一起买了联网的电话卡，相互之间打电话不要钱。
多年在山林里和动物追逐，他们的技艺和装备都在不断更新。从前的土枪15分钟才能放一枪，现在猎枪一分钟可以放四枪。从前晚上打猎都是在准星上缠一根白色的棉条，现在可以带头灯打。从前用竹哨互通信息，现在换成了手机。
但一些基本原则没有改变。邓荣清的父亲告诉他：梅花鹿、穿山甲不打，因为对农民和庄稼没有伤害。豺狗要避开，它对着你叫你就会倒霉。而且它吃动物，对山里人有好处。打幼崽不经济，肉太少不好分。上半年一般不打猎，因为立冬以后动物的肉才好吃，野兔除外。进深山打猎，早上十点以前不能东问西问。
没有人能比猎人更了解大山的美妙。再过一个星期，他们会进入海拔约800米的深山里。站在山巅，云雾缭绕，植物像瀑布一样悬挂在峻峭的石壁上。
和这里相比，“千岛湖这边根本不算风景。”余振发说。他是队里最年轻的成员，今年40岁。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猎人们年轻时的身影：瘦小，精悍，好斗，喜欢在山林里游走。他的妻子比他小20岁。邓荣清说，因为喜欢自由自在，猎人们都很晚结婚。
最后的猎人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打猎是乡民和野兽争夺山林资源的手段，又像是场盛大的乡村集会。打到猎物，见者有份，上山围猎的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成为一支二三十人的庞大队伍，浩浩荡荡在山里呼喝。邓荣清的父亲也是一个老猎手，出猎一次半个月，回来两手空空，打到的猎物早就被偶遇或跟随的村民分食干净。对一个家庭来说，“打猎的都是败家子。”邓荣清的老婆说。
但猎户因此赢得乡里人的“尊敬”。他们自称是乡里的“强者”。在乡村社会，面临土地、宅基地等家庭利益时，争夺总是很激烈。“没人能占我的便宜。”邓说。他曾经三次被选上村长，但他都不当。现在村里有什么大事，村干部都要来家里和他商量。甚至整个乡村社会的管理都是以他们为枢纽。邓荣清没有任何职务，但经常会有公安局、乡政府的人来找他沟通。“如果能管好我们，也就可以管住下面。”他说。
他们很可能成为最后的一群猎人。他们和野兽之间的角力出现了很多连这些“强者”也无法控制的变化，这些变化正在威胁着狩猎的基本资源：猎枪、子弹、狩猎地带……
邓荣清家曾经有6支土枪。邓荣清带着两个儿子，一晚上可以打回好几只猎物。1994年，国家统一收缴农村自制土枪。1998年发放狩猎证，乡里每100个人中只允许2个持枪名额。
国家要求他们配备300块一个的铁质枪盒，装25发子弹的皮质子弹袋，围在腰间沉甸甸的一排。他们隶属公安局的保安科管理，公安局的人有时突然进村抽查：猎人们的枪是否锁在枪盒里，是否有给枪管上油、擦亮。他们每年上缴50块的林业资源费，30块管理费。
为了买到子弹，邓荣清要写好申请，去乡政府和派出所盖章，县公安局治保科审批，再到杭州市公安局开许可证和准带证件，最后才能在西湖边的弹药专卖店买到子弹。跑完所有程序，要在千岛湖镇和杭州市呆一个多星期。邓荣清总是一次买好三年的弹药，因为弹药靠调拨，并不是随时都有。今年杭州市西湖区的打野猪专项行动还没有落实子弹。浙江省民用枪支弹药调拨管理中心主任姜根旺告诉记者，狩猎行动将因此推迟一个月。
追逐的范围也在受到控制。打猎经常要追过好几座山。
余小林，以前为了生存而打猎，曾走遍半个中国。后来他一路寻找信仰，先在福建参加台湾传过来的佛教，然后回乡里创办当地的基督教。做起来后，又觉得乡村宗教都是骗钱的，遂专心打猎。他说这是他惟一的信仰。
1998年以后，猎人不能带枪跨地狩猎。
越来越狭小的战场
山坡上一片寂静。
语言是打猎过程中最多余的。经过多年的较量，野猪已经完全能分辨人的声音。
狩猎队员各就各位。余振发和余小林赶着猎狗进入对面的山林。邓荣清守的地方是一个U形山凹，他找一个有树的地方坐下。树可以保证守坝人的安全。逃命的野猪走直线，速度快，易攻击人。如果拉着一棵树，可以帮助人快捷地转身避开野猪的冲击。更危急的时候，还可以上树。
凹地的宽度约30来米。邓荣清有把握在这段距离内击中野猪。他打猎只带4颗子弹，“对着要害部位打，一枪毙命。”
很难说，里商乡的猎人们，现在是为了生存和生产资料而打猎，但肯定也不是纯粹的爱好。因为对枪支弹药的严格管理，猎人这个职业本身的合法依据几乎不复存在，而且，打猎的外部环境，正被一系列更强大的外界力量缩小着。
在离里商乡约一个小时车程的淳安县城，多山的地貌正被城市化的战略改变着。淳安县所在地原来叫排岭，因为山连山，岭靠岭。在过去的几十年，城市的建设者们从环伺的群山中挖出今天的县城。
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仍然延续在县城的新一轮扩张中。沿千岛湖往山里走，一路会看见挖山机的身影。政府正在最大限度地将野猪居住的场所，以百倍的价格进行增值。2007年，政府在千岛湖边挖出约300亩平地，卖了8个多亿。
2007年8月，淳安经济开发区中心区正在进入论证，计划用地规模200多公顷，比现在的千岛湖镇城区还要大。填湖和挖山的面积有20多公顷，用一位参与论证专家的话来说，“简直就是个小香港。”根据淳安县国土资源局的资料，“到2010年淳安县城镇化率将达到29.69%，这对建设用地提出了更大的要求。”
城市扩张的每一步，最后都会传导到山林和耕地这根神经末梢。离县城最近的宋家村最优秀的猎人宋六苟，正为自己的土地将被政府低价征用而发愁。政府修建了新的广场，要征用他们村的土地，给新广场那边的原住民修建新的住房。又有200亩土地将会消失。宋六苟这个秋天还没有打到一头野猪，“地没了，野猪都不往这里跑了。”
人类和野猪生存空间的交错区越来越多——他们都没有选择。里商乡的土地资源中，山林占91%，耕地只占2%。1959年修新安江水库，汹涌而来的178.4亿立方立米江水，形成了美丽的千岛湖，也淹没了村里几百亩土地。如今当地村民人均只有4分地。村民往山腰上不断拓荒，开出一片片茶园和竹林。
高山居民也在城市化的影响下集中到平地。2004年淳安县的农村居民点面积比1996年减少372.29公顷。“千里岗的深山上面已经没有人居住。”邓荣清说。他前年冬天到海拔千米的地方打猎，只看到一些断壁残垣。野猪在深山中吃不到粮食，“都下到平地上来了。”
野猪自然繁育的数量也在增加。野猪是偏R型物种，繁殖能力强。一头母野猪一年可以生两窝，每窝6至8个。每年4至8月是禁猎期，邓荣清负责将乡里40支猎枪收缴，送到乡政府司法所保管。这段时间是野猪的繁殖期，小野猪可以安全地长到六七斤。一只2斤多的野猪就可以单独生活。
根据林业专家历时5年的《浙江野猪资源调查研究》，目前全省有野猪10万头左右，种群密度在0.5只/平方公里以上的有20多个市。千里岗以下的里商乡位于其中。人和野猪都往这块土地上迁徙，战场越来越狭小，战争一触即发。
越来越危险的争夺
邓荣清从前年开始打二线。他体力大不如从前，进深山，队友要帮他背猎枪，有时还要停下来等他。
但他有很多狩猎经验：野猪不会在陡峭的地方睡觉；赶野猪要在野猪逃跑路线的上方约1米远的地方，压着它追。这样可以避开野猪突然调头攻击。在开阔地带，快跑的猪要慢打，野猪跑动时身体起伏很大，等到它接近草丛时，速度会有停顿，这几秒才是开枪的良机。慢走的猪则要快打，因为这是它启动奔跑的前奏……
已经是第四个小时了。四周一片静谧，仔细听又充满各种声响：风声，树叶坠落，鸟叫，地鼠刨洞……
树林中飘荡出“呜呜”的声音，像是大风刮过山林，又像是一种难以辨识的野兽嗥叫。这是余小林在召唤猎狗。进入深山，人和狗分散在茂盛的林木中，人走山脊，狗钻山窝，互相不见踪影。如果一方发现目标，再以口号或叫声联络。
猎人必须借助猎狗。成为一只猎狗前要经过多轮淘汰。首先是体型，“好猎狗的体型就像舞蹈演员一样。”余小林说，他是队里的训狗员。七条猎狗都身材不高，腰细腿长，前胸骨架饱满。
第二关是实战考验，不怕枪声，能听懂号令，“呜呜”是集合到主人身边，“驾驾”是向野猪发起攻击。最关键的是，面对身材和力量数倍于自己的野猪，要有股不害怕的傻劲。
一只猎狗训练成功，就被禁止与村民和其他土狗接触，被关在一个约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只有上山才被带出门。每年4至8月禁猎，它们就4个月不出房门。“接触平常的世界多了，它们就不凶了。”邓荣清说。
打野猪，危险重重。被追击的野猪总会做困兽之争。发动攻击的前20米，速度和力量比狗强10倍。通常是往猎人两腿间直冲过来，用獠牙歪头一挑，足以分筋错骨。去年跟随邓荣清他们上山的一个猎人，就被野猪挑断大腿筋。余小林斜挎着一个绿色小帆布包，里面装着止血药、消炎的青霉素、头孢、一次性针管，还有镊子、缝合用的弯针，用于给受伤的人或狗施行现场手术。
自从这几年开始使用猎狗，猎人受伤的大部分几率就转移给它们。猎狗靠嗅觉锁定猎物并通知主人，但茅草茂盛，人不一定能看见野猪的位置，无法开枪。这段对峙的时间最多不超过10分钟。10分钟内，野猪就会攻击猎狗。去年一只“狗头”就是这样丧命的。
最勇敢的猎狗通常最短命。这支猎狗队“狗头”换了好几茬，有的前一天刚当上“狗头”，第二天就被野猪拱死。每条猎狗的肚子上都有挑伤。年纪最大的“来富”，肚子上有条约10多厘米的伤痕，左后脚筋也被野猪咬断，跑起来两步一跳。
战争的尾声
狗叫起来，凝固的山林突然生动了。猎狗的叫声，总是简短而有节制。连续吠叫表明野猪就在它50米以内的地方。
密林中传来第一声枪声，“噗”的一声，短促，沉闷。“打中了。”邓荣清笃定地说。
树林中传出一声嗥叫，清晰，痛苦，愤怒。随后是野猪蹄急速刨地的声音，似乎想挣扎着站起来。猎狗们狂叫着扑上去。
约摸十秒钟，传出第二声枪响。山林恢复平静。
野猪被拖到山凹的平地，是一只160斤的母野猪。它侧倒在那里，尖头，扁身，躯体长大，肋腹厚实，灰黑的身子长毛茂密。舌头伸出半截，蜷缩在嘴旁。
余振发站在它身边，右脸沾着血迹，像刚从菜园子摘菜后轻松地嘻笑着。他开了第一枪，打在右后腰上，打断了野猪的脊柱。余小林补上第二枪，打中头部，伤口还汩汩地冒血，淌下来，积在耳朵里，一只猎狗守在那里不停地舔。
下山的路很威风。沿路村民都停下手中的活，问：“打到啦？打到就好哦。”或者忧虑地叮嘱：“晚上还有野猪来呢。”
猎人们只是赢得今天这一战。可供他们保卫的山地越来越少。
真正的猎人也在消失。乡里的猎枪在减少，一些有持枪证的猎人已经放弃打猎，进城打工。邓荣清有两个儿子，他教会他们16岁就打野猪，但现在他们都去城里做电信生意，赚来的钱回乡里修了一栋气派的3层楼房。
余小林的两个儿子，一个上了宁波大学，一个刚考上浙江大学。
“以后我的家就是书香门第。”一次在酒桌上，余小林涨红脸，自豪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