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9年，佛教地位在台湾低落。许多同道面对弘法受阻、行动受限、调查临检、处处报备等诸多问题感到前途茫茫，纷纷改装易俗。而我则始终抱持“永不退缩”的态度。比如在新竹教书时，我应当地派出所要求，为民众国语补习班授课，人数从第一天14人增加到第二天80人、第三天200多人……解决了过去派出所下达传票也没有人前来听课的问题。因此，连所长都登门道谢，告诉我：“以后外出弘法可以不用到派出所报备。”这样一路走来，我不意竞为佛教开拓出一片天地，颇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