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痴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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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帽檐探进教室门的时候,我的嗓子眼儿就哽住了。随后是他鹰钩样凸起的鼻子,又厚又肥不知缀着几两肉的下巴,前挺的肚子,最后晃进来那双被像踩瘪的黑玻璃球一样的眼睛。
  他的双眼寻寻觅觅,锁定我,继而露出满嘴蛀牙大笑。我的脑袋轰的一声炸响,像地震坍塌的楼房。有一会儿我的眼睛甚至瞧不清了,窗帘被风吹开,阳光照到我们这一块。这时候我巴望视力恢复后教室门口空荡荡的,并没有出现他;或者干脆我就融化在阳光里,消失,叫他永远找不到我。
  啊!他竟然开口叫我的名字,“蒋依!蒋依!”他一个十四五的少年,声音这般黏黏糊糊、奶声奶气。有男生识出了他,大挥其手:“阿强!白痴阿强!”
  这男生小时候和我们住一个大院,和我同岁,小阿强四五岁,不叫他哥竟直呼从小伴随他长大的绰号,他诺诺地应了,又换来一阵哄笑。男生像校长上台讲话前那样频频点头致意。男生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小丑,自以为幽默风趣,实际叫人恶心得紧。
  我的一腔怒火熊熊燃烧起来,同桌林苇紧拉我的衣角,被我一手拨开了,“彪子!”我大吼男生的外号,直冲他而去,还好我的个头与他平齐,“你!你叫谁白痴呢!”
  “除了门口那个,还能有谁!”他挺直瘦骨嶙峋的小胸脯。
  我向他当胸一推,彪子一个趔趄跌在他的同桌身上,教室里一片惊呼。彪子在同桌的帮助下站起,气喘吁吁,双颊通红,我骄傲地甩着我的马尾辫子,“一个男生瘦成这副德性,还好意思说别人呢!”
  彪子发作不得,他瘦得如一根竹竿。
  我奔向他,从他跃跃欲试的表情推测,他实在也想把彪子那个家伙教训一通,我大剌剌地问他:“你来这儿,找我,干啥?”
  他竟从兜里翻出两朵花儿,一朵艳红,一朵橙黄,天干物燥,花瓣掉了几片,上面爬满深色的纹路。他一脸谄媚的表情,把花朵从左手倒腾到右手,渴求地看着我。
  “你到底要干吗?”我皱起眉头呵斥他,“马上就上课了,趁老师来之前,赶紧说!”
  “花……好看,戴,戴你头上……”靠近我,他身上也有童稚小儿特有的奶香味。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竟然将红花和黄花一左一右插在我的鬓角上。教室里响起纷乱的呼哨,轮到我红脸了。
  头上顶着两朵小花的我一定像个乱糟糟的小“村姑”,我竟笑了,我不知自己为啥笑。讨厌了他这么多年居然头一次发现他不是那么惹人嫌。他也憨笑着,拼命用袖子盖右手背。我问他你手咋了,他倏地将手背到身后。
  我命令他:“给我看看你的手!”
  他不情不愿地伸出来,我撸起他的袖管,红肿的手背,赫然耸立如同小山包,我惊讶地瞪大眼睛:“你这是咋弄的!”
  他踌躇半天,“摘花时……蜜蜂……”
  我的脑子比他嘴快,事情原委当下明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傻瓜!为了两朵破花!你活该!你……他们说得对,白痴,就是白痴!”
  上课铃响之前,我骂跑了他,他失望的眼神一闪而过。我顶怕我的班主任撞见他,她了解我的家境,若再知我有个傻哥哥,一定会把我当励志的典型反复宣讲。
  我气得浑身发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座位上的,清醒过来时,两朵花早就被我用力抛进垃圾桶。彪子压根不敢与我对视,他与前后桌的男生絮絮低语,我也听不清他说的什么。
  男生们的目光不怀好意地投向我,每一束都如同洞悉我的秘密一般狡黠。我被盯得受不住,索性趴在桌子上。
  我发誓,我只是生气,可没掉眼泪。
  同桌林苇问我:“你为啥对他发那么大的火?你吼他的时候全班都听得清。”
  我说:“我是气他为两朵花被蜜蜂蜇咬……也不是,是气彪子那个碎嘴……唉!我在生我自己的气好了吧!”
  林苇叹息着说:“难为他了,这么有心,你说过喜欢花儿,一句他就记住了。”
  我一下子沉默了。上课铃响,班主任风风火火地走进教室。我望着他曾经一瘸一拐地消失在走廊的尽头,心里不断地抱怨:阿强,你为什么和我们不一样呢!
  我们一家五口人,除阿强之外,其余四个成员伴随阿强长大对他发出的一声接一声的叹息,简直能连成一部辉煌的交响曲。
  阿强,怎么说呢,脑筋不好使;除脑筋外腿脚也不甚好用,他像一个腿受过外伤、经久不愈的人那样行走,斜斜歪歪。可是,阿强的腿压根没受过一点伤,或者说,伤不在皮外。
  如果你能看到他一岁的时候医生判给他的诊断书——假使妈妈还保留着的话。重症肌无力,我记得没差,阿强的病就是这个名字。
  肌无力,顾名思义,随着身体的发育,他全身的肌肉都会失去力气,不仅是腿,也不仅是大脑,随着年龄增加,包括心肺在内的全身器官都将失去动力。这病发展极快,二十几岁病入膏肓,心肺等内部器官将不再运动。
  也就是说,据医生推测,阿强只有二十几岁的寿命。
  这纸诊断绝对是晴天霹雳,我爸妈还有奶奶一蹶不振好多年,直到有了我。如果阿强是健康人,我就完全没有来这个世界的可能。前邻的白家为了要男孩超生,被罚钱罚得伤了元气。但因为阿强的情况特殊,我的诞生就合情合理并且合法。
  我妈是清洁工,每天清晨四点起床去大马路上挥舞笤帚;我爸在县政府的锅炉房工作,用句时髦的话描述——掌管着上千人的温饱问题。他俩各有各的爱好,我妈喜麻将,我爸爱喝烧酒。据他们说他们的爱好是在阿强查出病以后培养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培养个人爱好有助于消除烦恼。可是你也知道,清洁工和锅炉工的工资每月只有可怜巴巴的丁丁点,贡献给个人爱好以后还留给我们多少就可想而知了。
  有我以后我爸妈曾打算把阿强送人。送哪?送到乡下老家,大儿子一个虽然不甚聪明,但肯定有人接手有人养活。我爸说:“反正我们家养不起了。”但这遭到我奶奶强烈的反对。阿强跟了我奶奶,过日子就在我们家的侧屋,度日靠喝粥。阿强的一切都由我奶奶负责。
  我十一岁,阿强十四岁。他小学只读到三年级就辍了学。跟不上,他每天读书读到后半夜考试得分也赶不上别人一半,不怪他不努力,实在是他的脑子不争气。阿强不读书以后就跟了我爸爸在县政府的锅炉房做小工。我爸我妈都是小矮个子,我和阿强却生得与年龄不相称的高大,阿强十四岁就与我爸爸个头平齐。毕竟他腿是曲的,若能站直必定比爸爸还高一大截儿。可阿强最怕的就是爸爸,爸爸稍一吹胡子瞪眼他就吓得抱头鼠窜。   可今天明明是上工的日子,爸爸看阿强看得也紧。锅炉房的规定,上班时间不准随意外出,倘若耽误了大小官员们喝热水,不仅扣工资还要受处分。如此一来,阿强是怎么歪歪扭扭地越过重重障碍找到我,且因为摘花被蜜蜂蜇?
  放学回家,我与林苇手挽手。途经一条小河,河水把光斑反射在我俩脸上。春天里涨水正欢,“哗哗”地充斥我的耳膜,我需大声对林苇喊话:“苇苇,你说今天阿强莫名其妙是咋找到我的,我是不是得从我爸那问问清楚?”
  林苇皱起眉头,“不管咋来,肯定是背着你爸。还是别问了,你爸那暴脾气你又不是不了解。”
  走到路头我们就分手了,临走前林苇嘱咐我:“记住呵,别问,千万别问。”
  可惜我把林苇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晚饭很简单,索然无味并且难以下咽。围着餐桌只有四个成员,少了阿强。我问奶奶:“阿强咋不上桌?”
  奶奶说:“我煮了粥,他搁偏房喝粥,说不想吃菜。”
  我爸正在啃咸鱼,一块钱三条的那种,咸得齁嗓子,散发一股难以言表的臭味。我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决定旁敲侧击地问一问,虽然这极有可能为阿强招来一顿痛骂甚至毒打。
  “爸,”我推敲着措辞,“今儿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您干啥呢?”
  他斜我一眼,脸有点沉,“晌午换了新牌子的烧酒喝,老子咋知道那酒后劲那么大,下午烧锅炉的时候睡着了。领导们喝不着热水,下来视察,记了过,罚了三十块钱,老子一天白干啦!”
  “睡了多久?”
  “大概……俩小时。”
  这样一来,我几乎能推断出阿强何时拔花、何时寻到我。我妈在桌子下头掐我,那意思是:莫再问!莫再问!我爸的脸色沉过先前,我识趣地抬起饭碗。我爸忽而又说:“阿强那小兔崽子,煤烧净了不知道添,我被记了过罚了钱,问他咋不添煤,他居然说瞧不出煤烧完了。气得我打了他两巴掌,平时怎么教的他!白痴,就是白痴!”
  得,就算我没提这茬,阿强也已挨了打。
  我想,阿强哪是看不出煤烧完了,他是没时间添。阿强会撒谎了,不错,有长进。
  我夹了一块臭咸鱼放我碗里,端去偏房慰问正在喝粥的阿强。门一响,阿强抖得一个激灵,扯着衣袖盖手背,见是我,才卸下一口气。
  蜜蜂的蜇咬消了肿,只留一片红。我问他:“还疼不?”
  他摇摇头。
  我把咸鱼夹到他碗里,说:“吃鱼。”
  他摇摇头,又夹回来。
  “哎呀,吃吧!”我坚持着。
  他小心翼翼地咬了一个尖儿,嚼两下,又咬了一大口。忽然“呵呵”地叫着,鱼刺卡了喉。
  我使劲拍他的背,“白痴。”这次我是笑着说的。
  鱼刺咳出来了,他抬起头对我嘿嘿直笑。
  我认真地对他说:“以后别去摘花了。”
  阿强还是用力地摇了摇头。
  夏天到了。天一热,我们家附近的那条河热闹起来,男女老幼为图凉爽,下饺子一样往里跳。我妈不准我去河里游,怕我被水淹出危险,我再三向她保证,绝不往水高过腰的河段游,她才担惊受怕地准了我去。
  我自然约我最好的朋友林苇与我一同去。
  我们只能趁着放学时黄昏的那一小段时间去游泳。其实那段时间顶好,赶上饭点,河边难得的清净,太阳明晃晃却不烤人,河水被晒了一天暖得像温白开。
  我们穿着露脐泳衣,拉着手,“噗通”一声跳进河里。河水没过我的头顶,“咕噜咕噜”,耳膜被压得生疼。
  我们的脑袋钻出河面,胡乱抹了一把满头满脸的水,心底满是绝处逢生一般的兴奋。
  夕阳西下,河水两岸越发冷清。阳光落在河水里,橘色淋漓洇染开。我们玩得忘乎所以,忘了时间,忘了家的餐桌上摆着等我们回去吃的饭。天真的黑了,晚上人群都在河边散步,河水清静得像一捧月光。
  “回家吧,时候不早了。”林苇提醒我。
  我看了看天空,又看了看被水泡囊的皮肤,跟在林苇后面往岸边走去。水越来越浅,脚底被石头硌得真疼。穿衣离开之前,我调皮的本性爆发,决定吓她一下,为我们姊妹第一次在河中游泳画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哎呀!”我夸张地大叫一声。林苇惊诧地回过头,“叫得真像。”我暗中欣喜。
  “快,我腿抽筋了,我……”话没说完,我憋了一口气,一屁股坐进水里。
  我在水中张开眼睛看着林苇的两条腿奋力拨开水努力向我走来。我觉得有点滑稽,想笑,拼命忍着,怕嘴一张开气跑出去水灌进来,那我可有罪受了。
  河水忽被搅得有些浑浊,河底沙石都漂浮起来。我的视觉特别敏锐,混沌的河水中掺进来另外一双更瘦削的腿,我发觉不对,刚想站起来,那双腿挤在林苇前面,飞奔两步,竟到我跟前,摸着我的泳衣带子,将我一把提溜起来,背在背上。
  是强子!
  我快要抓狂了。他怎么在这儿,怎么啥时候都有他。我的恶作剧泡汤了,我很气恼,拼命捶打他的肩膀:“阿强!白痴!你放我下来!”
  林苇赶过来托着我的屁股:“你没事啊,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被水淹窒息了……”
  我哭笑不得,想上岸以后再向她解释。上岸以后我必须对阿强讲清楚,请他以后与我保持距离。
  阿强的身子忽然一歪,我跌在河里,阿强慢慢蹲下来,捂着右腿,双眼紧闭,短裤全湿。
  我问他:“阿强你咋啦。”
  “腿……腿肚子疼。”他疼得汗都下来了。
  末了竟是我和林苇连拖带拽将他护送到岸边。阿强是旱鸭子,情急之下他自己都忘了。涉水,又负重,他居然抽了筋。这是他第一次抽筋。我们三个穿戴整齐,躺在河岸上,气喘吁吁。
  我哈哈大笑:“其实我是装的,溺水?笑话!我水性多好,我只是为了吓唬林苇一下。”
  林苇故作气恼,打了我一巴掌。
  阿强磕磕巴巴地说:“这样,这样不好玩……”   我翻身坐起来:“你还说!怎么我到哪你到哪,需要你逞强救我吗,你什么水性自己不清楚吗?”
  阿强说:“妈,妈……让我叫你回家吃饭……”
  阿强说完,往河中奋力投了一把石子。一言不发,一瘸一拐地走上回家的路,慢慢地,慢慢地,消失在夕阳的余晖中。
  我与林苇面面相觑,我说:“阿强这是咋了?”
  林苇说:“他伤心了呢。你知道他有多担心你吗?他腿脚那么不利落,飞一样冲进河里,背你的时候他全身都在抖,你还那么说他,你……”
  我们都不说话了。
  我望了望阿强消失的地方,用力咽了一口唾沫。
  我长到阿强这个岁数的时候,考上了初中。我上了一中,林苇上了实验中学。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彪子上了市体校,那几乎是我们市坏孩子的聚集地,我是带着点幸灾乐祸的心情听到这个消息的。
  在我小升初的那个暑假,奶奶突发急性脑血栓去世了。我们全家哭了好久,唯有被奶奶一手养大的阿强,哭了一会儿就不哭了,哭了一会儿他就坐在沙发上,用麻秆样的双臂搂着自己的肩膀,好似怕冷。
  我知道,他已经没力气哭了。
  医生的话没错,阿强的病恶化得极快。才十七岁,三年前还算结实的他,肌肉已经萎缩得不像样子。身子又高又瘦,像一根站不直的电线杆。我爸妈叫木匠给他打了一副拐杖,担心他双手也使不上力气,正商量着为他买轮椅。
  和奶奶一样,阿强已经步入他人生的晚年。
  他不再当爸爸的下手,他什么事都不再干,他的脑子也退化得厉害。我爸妈对他的态度也温和很多,或许是多年积累的愧疚感使然吧。
  我的中学生活过得兵荒马乱,我不知每天我上学、爸妈上班后阿强都干些什么。一日在餐桌上妈妈对我们说:“我今天休病假,才发现阿强早上都拄着拐杖出门,太阳升到头顶才回。我问他去干啥,他也不说,他就告诉我每天都这样出去。这孩子,你们说说,身体又不方便……”
  我认真地问他:“阿强,你每天出去干什么?”
  他摇摇头不肯说。
  我甩甩筷子,不想再问。阿强这个身体和智商都不正常的人,爱去干什么干什么。我还有一堆作业要赶,没兴趣了解他的日常生活。
  我爸妈年龄大了,我妈在打麻将这项爱好上的投入越来越少,我爸却越发热衷喝烧酒,每餐都不离酒,常常醉醺醺,妈劝他他也不听。他说,我是在借酒浇愁呢。叫他发愁的事够多啦。
  酒让人头脑发昏、毛孔放大、血流加快、胸闷气短,总而言之,酒不是好东西。
  爸爸终于在酒海里翻了船。
  那天天都黑透了爸爸还没回来,桌上的咸鱼一热再热,烧酒一温再温。我们没等来爸爸,等来一通叫人心惶惶的电话。妈妈接着电话,眉头越攒越紧,放下话筒,失魂一样对我们说:“你们爸爸喝醉酒……骑摩托车,摔进了沟里……”
  妈妈断续说着,着急地落下泪来。她换上衣服往医院赶,我嚷嚷着我也要去,妈妈烦躁地对我招招手,说快走快走。我们都走出大门了,强子才缓慢而坚决地对我们大喊:“我也去!”
  阿强明事,为了不当我们的累赘,拄着拐拼了命跟紧我们的步子,谁也不叫扶。爬上医院六楼,我们气喘吁吁,阿强汗流浃背。抢救室的灯亮着,我摸了摸自己的心脏,觉得它快不跳了。
  医生对我们说,爸爸跌进沟里,摔断了两根肋骨,心肺功能都受到严重创伤,现在正在抢救,还没脱离生命危险。
  我妈妈一下子跌坐在地上,我没去搀她,手脚瞬间变得冰凉。阿强把拐杖扔两边,缩在走廊的座椅上。我的爸爸,那个瘦小、严厉、不苟言笑,没给过我多少关爱却实打实是家中顶梁柱的爸爸,他就躺在抢救室里,我仿佛听到了呼啸声,是爸爸正在远离我们而去的声音。
  医生又出来,“病人手术需要输血,医院血库告急,你们家属谁能提供?”
  “我来!我来!”我和妈妈争先恐后地挤到医生面前。
  “医生,我来!”阿强格外平静、格外冷静,他撸起袖子,露出麻秆样细瘦的手臂:“我妹妹还未成年,妈妈岁数大了。我一个月前刚满十八岁。”
  他说话流畅,真叫我怀疑,这是那个被唤作“白痴”、大脑一直在退化的阿强吗?
  医生征求我妈的意见,妈妈垂下眼睛,“让大儿子来吧。”
  阿强架起双拐,在医生的带领下歪歪斜斜地消失在走廊尽头。我忽然想到他小时候盯着爸爸啃咸鱼流出口水的样子,想到他为爸爸端洗脚水,手不稳,水洒了一地,爸爸一个耳光招呼上去,“我养你个残废有什么用!”
  我心里忽然觉得好难过啊。
  我爸爸做了手术之后,又休养了一段,身体渐渐好转,这些日子他打算复工,继续侍候大小官员们喝热水。
  叫我们欣慰的是,爸爸虽摔断肋骨,但并未留下什么后遗症。我深以为阿强最后为爸爸输的血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毕竟,血缘这回事儿,你也知道,总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神奇。
  阿强的双拐退了休,他坐上我们为他买的轮椅。由我们一家人和林苇推着他来来去去,他有时候很沉默,有时候又很亢奋,这种表现多像从前的奶奶。阿强不到二十岁,可其实他已经老了。
  阿强几乎说不出话来,他的身体也越来越没力气。夏天来了,风把鲜草的香味吹得满屋都是。我和林苇推着阿强散步,走到我们曾游泳的河边,阿强的身子一个劲往左使力。林苇说阿强的眼睛也在往左斜,他想去左边散步呢。
  沿着河水,往左边走,路就荒了。再走便是一大片空地。阿强伸脚硌了轮椅一下,我问:阿强,你咋啦?不想走啦?
  林苇拍拍我的肩,“你看!”
  我抬起头,眼前的景色叫我有些呆。这一大片花地哪!鲜红、橘黄、纯白的花朵,迎风摇摆。我往前走,花丛中间立着一块斑驳的木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地刻着两个字:妹妹。
  我惊诧地捂住嘴巴,一再问阿强,这是你种的?这些都是你种的?林苇也激动地紧握我的手。
  阿强慢慢地点点头。
  我想起来了,还是春天的时候,阿强每天清早出门,晌午才归,问他去哪他也不肯说。他是花了多么大的心思、力气才找到这片空地,精心侍弄这些花朵,只因为他想给我一个惊喜。
  只因为我是他的妹妹,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亲哥哥才会把妹妹的话这么扎扎实实地记在心里。
  不管这个哥哥有多么不堪。
  我紧紧抱住阿强纤细的脖子,“哥哥……”只叫了一声,我的嗓子就哽咽得发不出声来。我叫了他这么多年“阿强”,这是第一次,我叫他哥哥。
  阿强抬起手,很慢地、很慢地,拍拍我的背。
  阿强瘦削的身子,暖得像一捧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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