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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初，一个冬夜，父亲拉着母亲从甘肃逃往新疆。摸着黑，拼着命，随着人群，一路向西，“那里有粮食”。这场逃荒，带来了刘亮程在新疆的出生，决定了他“新疆人”的长相。然而，刘亮程的汉语写作超越了民族、宗教和地域，也拒绝成语和流行语，而散发着别具一格的哲学韵味。
如果说上世纪末《一个人的村庄》的出版奠定了刘亮程在文学界的地位，随后有《在新疆》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有小说《虚土》《凿空》的写作，那么他再一次吸引人们关注，是因为他离开乌鲁木齐，在一个叫菜籽沟的村庄建了一个书院。他认为，与社会建立一种微妙的联系，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另一条出路。接下来，他会投入精力梳理新疆多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
对他来说，这场离开还有一个原因，即为了让自己的精神更好地活下去。他认为自己是那个扛着铁锹抬头看天的闲人。每个人都匆匆往前赶，只有那个闲人抬起了头，并认为太阳升起、落下是一天中最重要、最美丽的时刻。他说如果有可能，他最理想的生活是“坐在一棵树下，老去”。
很多人
菜籽沟村，位于乌鲁木齐300公里外，原本是天山余脉的一条鸟不拉屎的山沟，据说当年逃难的人们躲到此地，定居生息，种了漫山遍野的油菜，由此得名“菜籽溝”。在到访过此的评论家李敬泽看来，“菜籽沟”如“芥子”之微，但又包罗世间万象。
新疆众多景色中，它不够美，交通偏远，隶属于昌吉州木垒县英格堡乡。在多民族混居的新疆，这个村里都是汉族人，且完整留存了汉族农耕文化。“这样的传统村落在新疆很少见”，因此在刘亮程眼中“别有况味”。
据刘亮程的考证，清末、民国初期，汉族人一家一户从陕西、甘肃等地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在荒野上建房子、讨生活，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发现它，是在2013年的冬天。刘亮程工作室的主要业务之一是给地方做旅游文化推广，当时他受邀到木垒县。沿着天山边走，“走着走着一拐弯就到了菜籽沟”。
刘亮程当时的感觉很奇妙，这个叫菜籽沟的村庄安安静静停在那里，好像在等人。“好多村庄跟着时代在跑，让自己跑得没了样子，到处都是新建筑，到处都是笔直的道路，甚至是柏油马路。”但是眼前的这个村庄恰好没被改造过，它保持着半个世纪以前，甚至百年前人们的生活样貌。村庄的建筑也延续了从清代、民国到上世纪80年代前的建筑风格。
“人在自然的一个小小角落，炊烟缓缓上升，从地通到天。”刘亮程有点心动。
他找人了解村庄的情况。村里共400多个农家院落，只有100多户人家还在村中生活。大多数人家搬走以后，剩下的都是空房子。曾有村民将空房子当作烂木头来卖，一处空房子卖几千块钱。村里都是老人，年轻人在外面忙着生活，没有人回村，更没有人把孩子生在村里，老人也不时逝去，“这是一个只有出、没有进的村庄”。
村庄呈现的这种衰败走向，让刘亮程有了想法。他与当地政府沟通，希望能把村庄交给他们去经营、打理。“由我们来收购民宅，当时的初衷是交给艺术家。”
刘亮程申购了几十户民宅，很短时间内，30多位艺术家响应，菜籽沟艺术家村落就这样做了起来。
刚开始收购时，一户民宅不到一万元的收购成本，时间久了，再没有村民愿意以这样的价格成交。几乎10倍的价格增长，让刘亮程申购民宅的工作暂时停止。但是艺术村落聚集了几十位艺术家，20年前笔下的“一个人的村庄”变成了“很多人的村庄”。
他说自己在这里找到了《一个人的村庄》里的生活，在城市里的那些年匆忙过活，这个叫菜籽沟的村庄重新搭起了他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他又听到了风声、鸡叫、犬吠，看到了苍蝇洗完脸后天使一般洁静地飞走，吃到了他一直就喜欢吃的土豆。木垒县的土豆在新疆的名声，就像新疆的哈密瓜在全国的名声一样。
2017年7月的菜籽沟村，不时有重型拉土机、挖掘机往来于乡间的公路上，尘土飞扬。有负责这一片的建筑工人告诉记者：用不了多久，这里会有美术馆，会有一系列与艺术有关的建筑群树立起来。
村民见到刘亮程会叫他“刘主席”，让他过来“喧谎（荒）”、喝酒，但也会一脸嫌弃地说，他酒量不行。
见到不熟悉的外来人，村民会问，你们是来画画的吗？艺术家村落聚集的多是画家。也有村民家里经营了“乡愁客栈”，将写有“出售土牛奶、土鸡蛋”的牌子，挂在自家门前的树干上。牛奶不能带走，只能在房间里喝，村民们对于商业经营还没有很熟稔。
这种艺术进村的文化现象，在一线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多见。很多村庄被打造成知名景点，也诞生了广为人知的案例，比如说北京的宋庄。
相比文字，新疆土壤上更容易滋生画作。刘亮程经常带着不同的画家进村，去看随风起伏的麦田。身处大自然中，美让他们抑郁、焦虑、遗憾，不停地抽烟，“因为太美了，画不出来”。
新疆名村名镇保护建设也是国内一道风景线，名声在外的有吐峪沟麻扎村、博斯坦村、禾木村、白哈巴村、喀什高台民居等，都为少数民族村镇。“汉文化的村庄建设与保护在新疆还属空白，关注度不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村落要么自然损毁，要么被人为拆建而破坏。对历史来说，是一个缺憾。”
一个人
为什么不回自己的村庄？这个问题不止一个人问刘亮程。
“那个沙漠边的村庄什么都没有”，它跟很多村庄一样，“跑”得连刘亮程都不认识了。
很早以前，刘亮程就有回到村庄生活的想法。原有的村庄回不去，怎么办？他曾在一篇文章里为自己造梦：“就找一个村庄，悄悄做一个当地人。”刘亮程多次表达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就是往事，就是写梦。一个人的村庄，是他多年以后的一场梦，也是他造给别人的梦，孤悬着。
他是在离开“黄沙梁”到乌鲁木齐工作后，才把放置了自己童年、少年、青年时光的“黄沙梁”写出来，他形容那段经历是“稀里糊涂”。他稀里糊涂地写了本好书，稀里糊涂地考了个中专。“因为受到‘文革’的影响，这一辈子就没上过小学、大学。” 刘亮程喜吃肉，有人曾劝他尝试少吃肉或“过午不食”，刘亮程拒绝，他说小时候晚上没东西吃，睡觉时就饿得在梦里找吃的。有生存能力以后，刘亮程白天去玛纳斯河捕鱼，晚上打猎，“再没那么轻易被饿着。”
在刘亮程眼中，这个叫菜籽沟的村庄与自己早年生活过的村庄有着相似的历史，在一个特殊的背景里，人们背井离乡，一家一户来到这里，即使生活再艰难，也不将就，庭院的建设依然保有汉文化的传承。“那么远了，文化还在管理着这个家、这个村庄。”
刘亮程在这里开疆辟土，用另一种形式安置人生，不同于半个多世纪前，他的生父带着他的母亲从甘肃迁到新疆。
生父是甘肃一所学校的校长兼团委书记，母亲是学校里的老师。1961年的冬天，为了充饥，生父带着母亲偷偷从甘肃迁往新疆。从甘肃走的时候，生父穿着一双黑皮鞋，到了新疆拉石头，很快那双鞋就变形了，但是生活依然难以为继。这时姨妈寄信过来说：她所在的村里能吃上大米。父母就带着他，赶往沙湾县沙漠边缘的村庄。村里除了一户哈萨克族、一户维吾尔族，其他都是汉族人，“这样的配置是新疆特有的现象，民族之间的民间交往层面还是没有问题的”。
刘亮程说，多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条路跑得太远了，从甘肃城区到新疆农村，从原来吃商品粮，到在沙漠边缘的村庄立足。现在，他又携一家老小回到了村庄。
生父去世得早，继父是“老新疆”。那时所谓的“老新疆”，是从清代就到村子里定居的家族。值得庆幸的是，继父还会说评书，经常说给刘亮程听。听着听着他发现，继父说出来的《三国演义》每次都不一样，就问继父为什么，继父就把《三国演义》改成了《杨家将》。“村子里还有会乐曲的人，用简单的乐器就有动听的乐曲出来。”
就是因为那些评书、乐曲的滋养，刘亮程说，“这些汉族人再怎么活也活不偏了”。
“一群汉族人在大荒野中落脚，一部《三国演义》就完成了文化教育。一处民宅建筑就保有了原来的文化传承。而有这些文化就不得了，那些汉族人西出阳关，他们保住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保住了自己精神深处的那一撮粮食。”
评书、乐曲、建筑，带着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汉族人一代一代生活下来。这个历史瞬间，也给刘亮程带来了启迪。
末 梢
申购的民宅交给了艺术家。刘亮程自己则申购了村里的学校，打算成立以县命名的“木垒书院”，最初的规划是做培训，以讲课为主。多年的同事，也即后来的木垒书院副院长刘予儿听到这个想法时，其实心里是打鼓的。她认为刘亮程的写作还有很大的空间，“未来应该把更多时间用在写作上，如果做了书院，写字的精力自然会被分流出去”。
这是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校，与刘亮程的年龄相仿，占地大概70亩，曾经有小学，也有中学。学生到乡上去读书后，学校就空置了下来，曾经承包给村民，他们用来养羊。刘亮程花一年多的时间把房子收拾出来，“基本上没改变学校的原貌，为了让来寻找记忆的人有个念想。只是在房间旁边增加了一些建筑，比如玻璃房，让它具备了能满足现代生活条件的设施和供给”。
大多数人，对于玻璃房的建筑是排斥的。在乡间的山沟里，玻璃房顶总要落上腐叶、尘土，那么意义何在？刘亮程认为它们才是这里的自然，是这里最应该存在的，玻璃和人才是闯入者。
原来养羊的地方，刘亮程种上了花和菜，有草莓、南瓜、百合、薄荷、西红柿，還有土豆。夏天的时候，几乎每个来找刘亮程的人，都被他直接带到了地头，边掐菜递给他们，边说，“到处都是吃的，蹲下来吃吧，吃饱了再走”。
刘亮程把家人都带到了这里，母亲、爱人、弟弟等。母亲的腿曾经受伤，走不了路。刘亮程把书院里的路修好，给母亲买了一辆电动轮椅，再请一位当地的村民辅助种菜。母亲在这处疆土中就有了一种自由感，她每天关心菜的长势，和种菜的村民磨牙，启动电动轮椅巡视，“时间长了，她的腿也能走路了”。
有时候刘亮程就想，他是在把没有逃离之前的生活还给母亲。她在甘肃是一名教师，如果没有饥饿这个“媒人”，她现在应该也是生活在甘肃的一个学校里。
在全国上下“保护传统村落”再造村庄的浪潮中，刘予儿对刘亮程的评价是，“他在这方面还是很敏锐的”，但对于很多村庄来说，保护与建设意味着“资本下乡”，而刘亮程与菜籽沟之间的关系，刘予儿用的评语是“乡贤回乡”。
刘亮程说，他也希望以书院的形式在这个新时代里“西出阳关”；很多道理、困惑，“讲着讲着也就讲明白了。王阳明当年不也是这样吗？”
历史上，如清代收复新疆后，官员和商人在战后的瞬息，生活稍有停顿时，会有自己传播思想的平台。“在这个汉文化的末梢地带，各种文化、文明杂居的地方，幸好有书院，才可以让汉文化真正到达。”
新时代的书院在以自己的形式吸引社会力量和目光，比如举办木垒菜籽沟文学艺术奖，就将贾平凹、李敬泽带到了这里。
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从北京赶到乌鲁木齐，再坐几个小时的汽车到木垒书院，李敬泽感慨这个村庄的纯净、古朴，也在感慨：在古时，一个村庄就是一盏灯，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和外界、和中原、和帝都存在有效的文化交换，一个读书人，从这个村里走出去，走得天远地远，但最终，他会回来，他会携带一份增值的文化资本回到家乡。这曾经是一种自然的文化循环，就像叶落归根。但现代以来，这个循环被切断了，远处的巨灯召唤着，游子一去不复返，村庄承受单向的、无休止的流失，村庄成为出发之地，而非安居之地。“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根本命题，我们以为是无解的难题。菜籽沟是不是一种解法？我不知道。但是中国有无数的菜籽沟，却没有无数的刘亮程。”
捎个话
现实生活中，刘亮程对于读者来说，有时也是一盏灯。
46岁的刘文军，在寻找一种参与社会生活的准剃度人的修行方式。按照他的理解，要有书读，要有浓郁的文化氛围，要有精神上能产生共鸣和震颤的人，要安静。
如果说上世纪末《一个人的村庄》的出版奠定了刘亮程在文学界的地位，随后有《在新疆》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有小说《虚土》《凿空》的写作，那么他再一次吸引人们关注，是因为他离开乌鲁木齐，在一个叫菜籽沟的村庄建了一个书院。他认为，与社会建立一种微妙的联系，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另一条出路。接下来，他会投入精力梳理新疆多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
对他来说，这场离开还有一个原因，即为了让自己的精神更好地活下去。他认为自己是那个扛着铁锹抬头看天的闲人。每个人都匆匆往前赶，只有那个闲人抬起了头，并认为太阳升起、落下是一天中最重要、最美丽的时刻。他说如果有可能，他最理想的生活是“坐在一棵树下，老去”。
很多人
菜籽沟村，位于乌鲁木齐300公里外，原本是天山余脉的一条鸟不拉屎的山沟，据说当年逃难的人们躲到此地，定居生息，种了漫山遍野的油菜，由此得名“菜籽溝”。在到访过此的评论家李敬泽看来，“菜籽沟”如“芥子”之微，但又包罗世间万象。
新疆众多景色中，它不够美，交通偏远，隶属于昌吉州木垒县英格堡乡。在多民族混居的新疆，这个村里都是汉族人，且完整留存了汉族农耕文化。“这样的传统村落在新疆很少见”，因此在刘亮程眼中“别有况味”。
据刘亮程的考证，清末、民国初期，汉族人一家一户从陕西、甘肃等地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在荒野上建房子、讨生活，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发现它，是在2013年的冬天。刘亮程工作室的主要业务之一是给地方做旅游文化推广，当时他受邀到木垒县。沿着天山边走，“走着走着一拐弯就到了菜籽沟”。
刘亮程当时的感觉很奇妙，这个叫菜籽沟的村庄安安静静停在那里，好像在等人。“好多村庄跟着时代在跑，让自己跑得没了样子，到处都是新建筑，到处都是笔直的道路，甚至是柏油马路。”但是眼前的这个村庄恰好没被改造过，它保持着半个世纪以前，甚至百年前人们的生活样貌。村庄的建筑也延续了从清代、民国到上世纪80年代前的建筑风格。
“人在自然的一个小小角落，炊烟缓缓上升，从地通到天。”刘亮程有点心动。
他找人了解村庄的情况。村里共400多个农家院落，只有100多户人家还在村中生活。大多数人家搬走以后，剩下的都是空房子。曾有村民将空房子当作烂木头来卖，一处空房子卖几千块钱。村里都是老人，年轻人在外面忙着生活，没有人回村，更没有人把孩子生在村里，老人也不时逝去，“这是一个只有出、没有进的村庄”。
村庄呈现的这种衰败走向，让刘亮程有了想法。他与当地政府沟通，希望能把村庄交给他们去经营、打理。“由我们来收购民宅，当时的初衷是交给艺术家。”
刘亮程申购了几十户民宅，很短时间内，30多位艺术家响应，菜籽沟艺术家村落就这样做了起来。
刚开始收购时，一户民宅不到一万元的收购成本，时间久了，再没有村民愿意以这样的价格成交。几乎10倍的价格增长，让刘亮程申购民宅的工作暂时停止。但是艺术村落聚集了几十位艺术家，20年前笔下的“一个人的村庄”变成了“很多人的村庄”。
他说自己在这里找到了《一个人的村庄》里的生活，在城市里的那些年匆忙过活，这个叫菜籽沟的村庄重新搭起了他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他又听到了风声、鸡叫、犬吠，看到了苍蝇洗完脸后天使一般洁静地飞走，吃到了他一直就喜欢吃的土豆。木垒县的土豆在新疆的名声，就像新疆的哈密瓜在全国的名声一样。
2017年7月的菜籽沟村，不时有重型拉土机、挖掘机往来于乡间的公路上，尘土飞扬。有负责这一片的建筑工人告诉记者：用不了多久，这里会有美术馆，会有一系列与艺术有关的建筑群树立起来。
村民见到刘亮程会叫他“刘主席”，让他过来“喧谎（荒）”、喝酒，但也会一脸嫌弃地说，他酒量不行。
见到不熟悉的外来人，村民会问，你们是来画画的吗？艺术家村落聚集的多是画家。也有村民家里经营了“乡愁客栈”，将写有“出售土牛奶、土鸡蛋”的牌子，挂在自家门前的树干上。牛奶不能带走，只能在房间里喝，村民们对于商业经营还没有很熟稔。
这种艺术进村的文化现象，在一线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多见。很多村庄被打造成知名景点，也诞生了广为人知的案例，比如说北京的宋庄。
相比文字，新疆土壤上更容易滋生画作。刘亮程经常带着不同的画家进村，去看随风起伏的麦田。身处大自然中，美让他们抑郁、焦虑、遗憾，不停地抽烟，“因为太美了，画不出来”。
新疆名村名镇保护建设也是国内一道风景线，名声在外的有吐峪沟麻扎村、博斯坦村、禾木村、白哈巴村、喀什高台民居等，都为少数民族村镇。“汉文化的村庄建设与保护在新疆还属空白，关注度不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村落要么自然损毁，要么被人为拆建而破坏。对历史来说，是一个缺憾。”
一个人
为什么不回自己的村庄？这个问题不止一个人问刘亮程。
“那个沙漠边的村庄什么都没有”，它跟很多村庄一样，“跑”得连刘亮程都不认识了。
很早以前，刘亮程就有回到村庄生活的想法。原有的村庄回不去，怎么办？他曾在一篇文章里为自己造梦：“就找一个村庄，悄悄做一个当地人。”刘亮程多次表达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就是往事，就是写梦。一个人的村庄，是他多年以后的一场梦，也是他造给别人的梦，孤悬着。
他是在离开“黄沙梁”到乌鲁木齐工作后，才把放置了自己童年、少年、青年时光的“黄沙梁”写出来，他形容那段经历是“稀里糊涂”。他稀里糊涂地写了本好书，稀里糊涂地考了个中专。“因为受到‘文革’的影响，这一辈子就没上过小学、大学。” 刘亮程喜吃肉，有人曾劝他尝试少吃肉或“过午不食”，刘亮程拒绝，他说小时候晚上没东西吃，睡觉时就饿得在梦里找吃的。有生存能力以后，刘亮程白天去玛纳斯河捕鱼，晚上打猎，“再没那么轻易被饿着。”
在刘亮程眼中，这个叫菜籽沟的村庄与自己早年生活过的村庄有着相似的历史，在一个特殊的背景里，人们背井离乡，一家一户来到这里，即使生活再艰难，也不将就，庭院的建设依然保有汉文化的传承。“那么远了，文化还在管理着这个家、这个村庄。”
刘亮程在这里开疆辟土，用另一种形式安置人生，不同于半个多世纪前，他的生父带着他的母亲从甘肃迁到新疆。
生父是甘肃一所学校的校长兼团委书记，母亲是学校里的老师。1961年的冬天，为了充饥，生父带着母亲偷偷从甘肃迁往新疆。从甘肃走的时候，生父穿着一双黑皮鞋，到了新疆拉石头，很快那双鞋就变形了，但是生活依然难以为继。这时姨妈寄信过来说：她所在的村里能吃上大米。父母就带着他，赶往沙湾县沙漠边缘的村庄。村里除了一户哈萨克族、一户维吾尔族，其他都是汉族人，“这样的配置是新疆特有的现象，民族之间的民间交往层面还是没有问题的”。
刘亮程说，多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条路跑得太远了，从甘肃城区到新疆农村，从原来吃商品粮，到在沙漠边缘的村庄立足。现在，他又携一家老小回到了村庄。
生父去世得早，继父是“老新疆”。那时所谓的“老新疆”，是从清代就到村子里定居的家族。值得庆幸的是，继父还会说评书，经常说给刘亮程听。听着听着他发现，继父说出来的《三国演义》每次都不一样，就问继父为什么，继父就把《三国演义》改成了《杨家将》。“村子里还有会乐曲的人，用简单的乐器就有动听的乐曲出来。”
就是因为那些评书、乐曲的滋养，刘亮程说，“这些汉族人再怎么活也活不偏了”。
“一群汉族人在大荒野中落脚，一部《三国演义》就完成了文化教育。一处民宅建筑就保有了原来的文化传承。而有这些文化就不得了，那些汉族人西出阳关，他们保住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保住了自己精神深处的那一撮粮食。”
评书、乐曲、建筑，带着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汉族人一代一代生活下来。这个历史瞬间，也给刘亮程带来了启迪。
末 梢
申购的民宅交给了艺术家。刘亮程自己则申购了村里的学校，打算成立以县命名的“木垒书院”，最初的规划是做培训，以讲课为主。多年的同事，也即后来的木垒书院副院长刘予儿听到这个想法时，其实心里是打鼓的。她认为刘亮程的写作还有很大的空间，“未来应该把更多时间用在写作上，如果做了书院，写字的精力自然会被分流出去”。
这是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校，与刘亮程的年龄相仿，占地大概70亩，曾经有小学，也有中学。学生到乡上去读书后，学校就空置了下来，曾经承包给村民，他们用来养羊。刘亮程花一年多的时间把房子收拾出来，“基本上没改变学校的原貌，为了让来寻找记忆的人有个念想。只是在房间旁边增加了一些建筑，比如玻璃房，让它具备了能满足现代生活条件的设施和供给”。
大多数人，对于玻璃房的建筑是排斥的。在乡间的山沟里，玻璃房顶总要落上腐叶、尘土，那么意义何在？刘亮程认为它们才是这里的自然，是这里最应该存在的，玻璃和人才是闯入者。
原来养羊的地方，刘亮程种上了花和菜，有草莓、南瓜、百合、薄荷、西红柿，還有土豆。夏天的时候，几乎每个来找刘亮程的人，都被他直接带到了地头，边掐菜递给他们，边说，“到处都是吃的，蹲下来吃吧，吃饱了再走”。
刘亮程把家人都带到了这里，母亲、爱人、弟弟等。母亲的腿曾经受伤，走不了路。刘亮程把书院里的路修好，给母亲买了一辆电动轮椅，再请一位当地的村民辅助种菜。母亲在这处疆土中就有了一种自由感，她每天关心菜的长势，和种菜的村民磨牙，启动电动轮椅巡视，“时间长了，她的腿也能走路了”。
有时候刘亮程就想，他是在把没有逃离之前的生活还给母亲。她在甘肃是一名教师，如果没有饥饿这个“媒人”，她现在应该也是生活在甘肃的一个学校里。
在全国上下“保护传统村落”再造村庄的浪潮中，刘予儿对刘亮程的评价是，“他在这方面还是很敏锐的”，但对于很多村庄来说，保护与建设意味着“资本下乡”，而刘亮程与菜籽沟之间的关系，刘予儿用的评语是“乡贤回乡”。
刘亮程说，他也希望以书院的形式在这个新时代里“西出阳关”；很多道理、困惑，“讲着讲着也就讲明白了。王阳明当年不也是这样吗？”
历史上，如清代收复新疆后，官员和商人在战后的瞬息，生活稍有停顿时，会有自己传播思想的平台。“在这个汉文化的末梢地带，各种文化、文明杂居的地方，幸好有书院，才可以让汉文化真正到达。”
新时代的书院在以自己的形式吸引社会力量和目光，比如举办木垒菜籽沟文学艺术奖，就将贾平凹、李敬泽带到了这里。
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从北京赶到乌鲁木齐，再坐几个小时的汽车到木垒书院，李敬泽感慨这个村庄的纯净、古朴，也在感慨：在古时，一个村庄就是一盏灯，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和外界、和中原、和帝都存在有效的文化交换，一个读书人，从这个村里走出去，走得天远地远，但最终，他会回来，他会携带一份增值的文化资本回到家乡。这曾经是一种自然的文化循环，就像叶落归根。但现代以来，这个循环被切断了，远处的巨灯召唤着，游子一去不复返，村庄承受单向的、无休止的流失，村庄成为出发之地，而非安居之地。“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根本命题，我们以为是无解的难题。菜籽沟是不是一种解法？我不知道。但是中国有无数的菜籽沟，却没有无数的刘亮程。”
捎个话
现实生活中，刘亮程对于读者来说，有时也是一盏灯。
46岁的刘文军，在寻找一种参与社会生活的准剃度人的修行方式。按照他的理解，要有书读，要有浓郁的文化氛围，要有精神上能产生共鸣和震颤的人，要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