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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开始了长达近40年的“戒严时期”。六张犁是这段历史标志性的符号。
2012年7月15日，是台湾社会解除“戒严”25周年的日子。“戒严”虽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当我们远观，无论是从博大、绵长的角度，还是自精深、邃密的方面来考量，“二·二八”、“马场町”、“绿岛”、《自由中国》事件等等，都已成为台湾历史进程中的一块块里程碑。
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我们准备去找寻台北六张犁墓地。头天晚上，我又将日本学者横地刚《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画上的人》一书中这样一段话看了一遍：在台北市的东南偏东方向，有一个叫作六张犁的丘陵。在此可以眺望到台北市的街容。这里长眠着201名50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大多数墓碑都已被土掩埋，上面长着竹丛。据说已经有将近四十年的岁月没有人走进这里了。
从地图上看，六张犁这个区域与我们下榻的远东国际大饭店并不算远，可是，在饭店的大堂向服务员徐小姐打听去六张犁公墓的路线时，马上就发现这个问题并不太好回答。当她问清楚要找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台湾“戒严”时期的墓地，马上帮忙询问和查找。
在我的概念中，上世纪50年代台湾的“戒严”时期，台湾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司法院”的数据更高，政治案件达六七万件，如果以每一个案件平均牵连三个人计算，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20万人以上。如果把这些人的家属和亲人也算进去，受到迫害的大概有100万人。
蒋介石曾训斥国民党军政干部：“你们通通不认识敌人，像你们这样麻木不仁，怎么会成功？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奸匪就在你身边。”凭借“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戒严令”建立起来的军事独裁统治，人民的权利所剩无几，在政治专制化、政权一党化、军队政党化、社会警察化的状况下，剩下的只有“蒋总统万岁”的声音。而在“匪谍就在你身边”的反共宣传教育下成长的那代人，恐怕很难没有“恐共”、“反共”的意识与情感。
从台湾报纸披露的信息中反映出：以上世纪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权在台岛至少杀害了4000多人，监禁了8000个以上的“匪谍”。所谓“匪谍”，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被构陷的小市民。贫穷的50年代，一个人的平均月薪是200元，而检举“匪谍”的奖赏最高可达20万元。
有这么多无辜的人受难，是因为当政者必须滥杀无辜，才能达到他所要的震吓效果：只有在无辜的人也会遭难时，人们才会真正地心生恐惧，才会屈服。
世界上，有两种人最为可贵，一种人能够力挽狂澜，纠正历史的过错；而另一种人却只能以自己的鲜血与生命向世界说明历史的过错是何等的残暴。1987年“解严”后，台湾向民主社会转型，被监禁在绿岛的政治犯也平反出狱，原来在人们心目中充满神秘色彩的绿岛终于揭开其真实的面目，一段曾被视为禁忌的历史终得公之于世。
……
徐小姐又是上网，又是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很费了一番工夫和口舌，才终于帮我们弄清了路线。她教我们先乘台北的捷运（相当于大陆的地铁）到六张犁站，出来打计程车，由崇德街一直往山上去，到了一个分岔路——一边往木栅、一边往南港，就在这个路口有一崇德寺，其对面有一石碑，上写“政治受难者纪念墓园”，而它原先还有一个更为人知的名字：“台北市示范公墓”，如果打计程车就要告诉司机这个名字，她还在纸上把这个路线写得清清楚楚。
在她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想到，对历史的叩问注定是艰难和痛苦的。试想一下，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而且在很长一段岁月中，这些字眼都是恐怖的禁忌，如果我自己跑到六张犁站的出口处问人，恐怕不但无人知道，而且还会把人吓一跳。
突然想到，这就是在生活中猛然插进来的政治。从专制独裁社会转向自由民主社会，涉及文化、政治、经济方方面面。在台湾的转型中，“经济起飞”为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民党当局在世界的发展和面临挑战的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妥协与容忍。也正是这种妥协与容忍减少了台湾民主化进程的阻力，避免了从威权到民主转型时的更多的暴力和不稳定。而在“思乡寻根”潮流的推动下，晚年的蒋经国，在生命最后两年里，忍受着病魔的折磨，开始与时间赛跑。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0月5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发表讲话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
随后的10月7日，他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正式告知对方：台湾将解除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台湾岛上的中国人真正拥有了自由结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并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开放报禁并非这位威权时代最后领袖的临时起意，而是在面对强烈社会压力、深刻社会矛盾时，经过深思熟虑后拆开了保守、仇恨垒筑的禁锢，向历史做出交待的明智之举。
而今天，一个年轻人和电话另一头的不知什么人突然被拉入到历史的阴影之中，而且在她急切地向对方询问和解释大陆记者要去看看的对话中，我似乎感到她好像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以致在这个过程中有邮递员来大堂找她签收邮件，另有好几个打进来的电话，她都尽快地应付了事。
没想到，同样的问路情境和体验在第二天再一次出现了。那天是星期六，早就听说在新店溪的马场町，是以前的刑场；还有一处“白色恐怖纪念公园”。于是我们就先乘捷运到新店站，在站内的询问处问工作人员，结果对方很有把握地说，这两个地方都不在新店，而在景美（后来得知，是已改制的景美人权文化园区。在“戒严”时期，是警备总部军法处、看守所和安坑刑场所在地，是处理政治犯的“转运站”，也是继绿岛之后的第二座人权公园。），还说从那里出来往永河方向走，约30分钟。我们马上掉头，来到景美站。
在景美捷运站的询问处，两个年轻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没听说过这两个地方，而且对“白色恐怖纪念公园”这个概念尤其感到惊异。但是看到我那么肯定，于是又忙了好一阵子。在他打电话的时候，我感觉到对方那一边应该也是对“白色恐怖纪念公园”感到陌生。
后来分析，由于昨天我们有了料想不到的“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这个极度政治性的名称的影响，所以对“白色恐怖纪念公园”这个名称的准确性未加怀疑，其实别人只是意指，并非实际的名称。而我们却口口声声“白色恐怖”，令捷运站的人员都感到有点可怕。当时一个保全人员（即保安）反复问我是不是“二·二八”和平公园，因为那个公园就在市中心凯达格兰大道的“总统府”附近，在台北市人人都应该知道。突然，询问处的那个戴眼镜的工作人员在厚厚的台北市地图册中看到“马场町纪念公园”，同事马上说应该就是这个公园。工作人员见终于有了眉目，马上就复印了这一页地图递给我。
这两天的问路不仅体验到台湾人为人排忧解难的热心肠，而且，手里拿着地图，真的是“掠过每一寸的悲喜”。现在在图上标示出了“政治受难者”这些字眼，同时也标示出了政治苦难深渊的刻度。
我们来到的捷运站里，有自由索取的向导图，上面赫赫标明了“六张犁”站。据当地人介绍，叫“六张犁”的那个地段，以前是一片农地，当地居民以种植稻米为生。大概在一二百年前，由于那里是贩米、运茶的古道中继站，日久形成小集市和商业街。最繁华的那条街是崇德街，俗称“店仔街”，曾经商店林立，人潮涌动。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有一排未经改建、风貌不复的建筑遗存，似乎在诉说着往昔的喧嚣。
出站口的斜对面就有“往崇德街”几个大字，过马路就是崇德街，走几步就看到这条街真的是引向山上。“六张犁”站与“六张犁公墓”还有蛮远的距离。“店仔街”是通往山上公墓的必经之路。街口拐角处有一张非常醒目的招牌，上面写着“六张犁馒头店”。果然，在这家店铺前，摆着雪白的大馒头，十分诱人。顷刻，我好像闻到蒸馒头特有的香味，立刻兴奋不已。朋友告诉我：“六张犁的馒头很有名”。瞬间，我脑海里，陡然出现了鲁迅笔下那蘸着革命党人鲜血的人血馒头，又不由地打了一个冷颤。
一路上山，路较窄，有点弯曲，路旁的出租车较多，后来越来越多的是与墓葬业相关的店铺、人家。路边也越来越多坟墓。
再往前走没多远，一个大弯环抱出一片向阳的山坡墓地，远处有一座高大的方形白塔。正好路边有一道连结着水泥杆的铁丝网，从这个角度看那座白塔，有点像某种集中营与受难碑的图像意味。一直走到白塔下，就是崇德寺，对面一个向上陡坡，坡路口竖着一块水泥石碑，其造型像是两块木板并立，中间的距离大约有40厘米，厚七八十厘米，在靠外侧一块的侧角两边分别写着同样的金漆大字：“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公园”。
这块石碑造型比较有现代设计的意念，与周边墓园完全是不同的时代产物。起这个名字的用意也很值得思索，“戒严时期”是很明确的历史时期概念。因政治而受难，其实往往仅是因为思想而受难。
从这个路口往上走几步，拐一点弯，就是一座石牌坊，横楣上以红漆写着“台北市示范公墓”，在其左前方又竖着一块与坡路口那块形制相同、字体相同的“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公园”的水泥碑。穿过公墓牌坊，右侧就看到一块很大的黑色大理石照壁，顶上横书“人民忠魂”四个金色大字，两边分别镌刻有“民主统一走向富强壮志未酬”、“爱国爱乡改造社会死而后已”，中间刻着一朵硕大的向日葵花。
照壁的左侧旁边是一块汉白玉碑，碑文如下：1950年代在台湾历史上留下一道鲜明的伤痕。在这个史称“白色恐怖时期”的五年间，迁台不久的国民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进行全面检肃。在当时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大环境下，人性受到扭曲，程序正义不受重视，以致社会上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特别是不少理想色彩浓厚的年轻知识分子，在“肃清匪谍”的行动中，未经正当审判或未有充分证据，即被处决，造成许多家庭暗夜饮泣，整个社会噤若寒蝉。往后近四十年间，台湾经济快速成长，教育全面普及，自由民主思潮成为社会主流，这段埋冤九泉的历史记忆逐渐破土而出。为了抚平受难者家属伤痛及平反这段历史，中央政府在民国八十七年制定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也成立了基金会推动相关工作。而台北市政府乃配合将当初埋葬受难者遗骸的这块墓区重建为纪念公园，自民国八十五年开始规划并汇整受难者家属意见后，八十八年编制预算，九十一年兴建完成。我们希望透过对这些逝去灵魂的悼念，使家属长达半个世纪的伤痛，得以纾解。我们更希望：在这块我们深爱的土地上，人性不再扭曲，恐怖不再肆虐，自由得到尊重，人权永获保障。
台北市政府谨志
中华民国九十一年十二月十日
在照壁前立着一块黑色纪年石圆桌，桌面上刻写着一圈圈的年代数字，从1950年起，逐年刻记，看起来有点像树桩剖面上的年轮一样，几乎穿越了一甲子的时光。这是历史的见证。
在照壁的右侧是一道道白色大理石墙，在其前面的地面上有长方形木板，仿佛是白墙投射下来的投影，而在木板上则长出了一团团的褐色蘑菇，不知是设计而为还是自然生成。
墓区里没有管理人员，不知在山坡上密密麻麻的坟墓群中，何处是当年的政治受难者墓。顺着石级走上山坡上的墓区，从一些墓碑上的文字来看，显然都不可能是政治受难者之墓。想到这里原来就是台北市示范公墓，这些坟墓应该都是原来公墓里的。当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途中发现了一块很矮小的石板，上书：“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区第一墓区”。这片墓区面积不大，是一片小山坡，有竹林、杂树掩映。在山坡上就有约十来块很小的墓碑，上面刻的字歪歪扭扭，写得很草率，填的红漆却还鲜艳，都是很简单的“民国42年×月×日，×××之墓”。
1949年，国共两党经过20多年的生死搏斗，以国民党败退台岛告一段落。但是，大陆一直在准备“解放台湾”，台湾则一直在准备“光复大陆”。在这种互相虎视眈眈，时刻想吞噬对方的斗争中，彼此的特工自然身处最前线。
上世纪50年代初，“吴石、朱谌之特大中共间谍案”曾轰动海内外。时隔整整半个世纪后，这段历史被台湾文史学者秦风先生重新披露出来，在让人悲喜参半的同时，更多的是思索。
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到最后一刻的朱谌之女士，本名朱贻荫，参加革命后，改名朱枫。1949年11月25日，时为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秘密特派员的她奉命自香港赴台从事情报工作。1950年2月18日，在出色完成任务之后，离台返回大陆途中，不幸在浙江定海被逮捕。1950年6月10日，喋血台北马场町刑场。
1999年，秦风先生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尘封的资料中翻出了一组组血淋淋的审判和枪决政治犯的照片，照片记录的即是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数以百计党员被捕并遭杀害，其中就包括吴石和朱枫等人庭审、绑赴刑场和枪决后的镜头。
2000年8月25日，在时任台北市“市长”马英九的“市长紧急准备金”的支持下，“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此时，正是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办这个展览，很可能会招来两批人马的攻讦。那卫护国民党的，会认为这是用过去丑恶的历史来打击已经失去政权的国民党。那支持民进党的，会认为是在为中国共产党辩护，更可能认为，主办者故意强调“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中被杀之众多，来淡化“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杀害“本省人”的相对罪责。
展览开幕后，民众反应强烈，由于选题特殊以及新史料的出土，这项展览立刻受到媒体广泛报道，展览场每天都挤满观众。参观者的心理是复杂的，留言板上出现大量形形色色的感言。马英九和时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参观了展览，并首次代表国民党为当年的残酷行为做了公开道歉。
向历史忏悔，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是台湾民主道路上标志里程的众多指路牌之一。马英九的深深一鞠躬，表达的不仅是国民党的内在改变，也是台湾民主化的深层质变。
六张犁公墓里，除了201座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墓外，更多的是平常人的墓。它们多经修葺，比较像样。此外，还有一些奇特的坟冢和碑。比如，在路边，就有座江西省籍国民党老兵的合葬墓，立于1970年夏天。碑上刻着一行行字：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后/胡琏将军于民国卅八年夏/江西招兵单身战士之墓/在台江西老兵建”。距此百步之内，就有一张极乐殡仪馆的大告示，上面写着“本处承办灵骨运回大陆各地”。我想，这大概主要是针对随同蒋介石败退台湾的60万国民党老兵。
人所共知，台湾老兵退役后所以身为“荣民”，其中包含有他们对台湾建设挥洒的血汗：兴建483公里公路，修建39座桥梁，构筑28座水利工程、15个港口和90个其它艰巨工程，生产出价值14亿元台币的农产品和工业品。
从1950年6月开始，一批批不屈的中共地下党人和左翼人士被押至马场町刑场处决，亲属不敢出面收敛，无亲属者则一并处理，草草埋在六张犁的角落里，仅立着一块块刻上名字的小墓碑。由于无人闻问，几十年间已是荒野蔓草。直到2003年1月11日，六张犁“乱葬岗”正式成为“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对民众开放。由此想起“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北分会会长林丽锋先生曾满怀激情地说过的一句话：“应该把历史的真相公之于世”。
“补偿”，是一个暂时止痛折衷的办法。截至2011年10月底，依据1998年6月17日公布制定的《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已经受理了政治受难者及其家属补偿案9452件，其中7526件予以平反或补偿，恢复名誉者有3864人，补偿金总计为新台币187亿元。
在“解严”已经20余年的今天，报刊被禁、撰文遭追捕这般令人发指的行径，恐怕在年轻人眼中已经十分陌生了。20年之间，国民党从蛮横的执政党沦为在野党，再到重新获得执政权的轮回，沧海早已成桑田。
其实，没有哪个民族天生不适合民主，也没有哪个灵魂拒绝去拥抱自由。
（责编：隋元）
2012年7月15日，是台湾社会解除“戒严”25周年的日子。“戒严”虽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当我们远观，无论是从博大、绵长的角度，还是自精深、邃密的方面来考量，“二·二八”、“马场町”、“绿岛”、《自由中国》事件等等，都已成为台湾历史进程中的一块块里程碑。
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我们准备去找寻台北六张犁墓地。头天晚上，我又将日本学者横地刚《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画上的人》一书中这样一段话看了一遍：在台北市的东南偏东方向，有一个叫作六张犁的丘陵。在此可以眺望到台北市的街容。这里长眠着201名50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大多数墓碑都已被土掩埋，上面长着竹丛。据说已经有将近四十年的岁月没有人走进这里了。
从地图上看，六张犁这个区域与我们下榻的远东国际大饭店并不算远，可是，在饭店的大堂向服务员徐小姐打听去六张犁公墓的路线时，马上就发现这个问题并不太好回答。当她问清楚要找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台湾“戒严”时期的墓地，马上帮忙询问和查找。
在我的概念中，上世纪50年代台湾的“戒严”时期，台湾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司法院”的数据更高，政治案件达六七万件，如果以每一个案件平均牵连三个人计算，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20万人以上。如果把这些人的家属和亲人也算进去，受到迫害的大概有100万人。
蒋介石曾训斥国民党军政干部：“你们通通不认识敌人，像你们这样麻木不仁，怎么会成功？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奸匪就在你身边。”凭借“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戒严令”建立起来的军事独裁统治，人民的权利所剩无几，在政治专制化、政权一党化、军队政党化、社会警察化的状况下，剩下的只有“蒋总统万岁”的声音。而在“匪谍就在你身边”的反共宣传教育下成长的那代人，恐怕很难没有“恐共”、“反共”的意识与情感。
从台湾报纸披露的信息中反映出：以上世纪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权在台岛至少杀害了4000多人，监禁了8000个以上的“匪谍”。所谓“匪谍”，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被构陷的小市民。贫穷的50年代，一个人的平均月薪是200元，而检举“匪谍”的奖赏最高可达20万元。
有这么多无辜的人受难，是因为当政者必须滥杀无辜，才能达到他所要的震吓效果：只有在无辜的人也会遭难时，人们才会真正地心生恐惧，才会屈服。
世界上，有两种人最为可贵，一种人能够力挽狂澜，纠正历史的过错；而另一种人却只能以自己的鲜血与生命向世界说明历史的过错是何等的残暴。1987年“解严”后，台湾向民主社会转型，被监禁在绿岛的政治犯也平反出狱，原来在人们心目中充满神秘色彩的绿岛终于揭开其真实的面目，一段曾被视为禁忌的历史终得公之于世。
……
徐小姐又是上网，又是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很费了一番工夫和口舌，才终于帮我们弄清了路线。她教我们先乘台北的捷运（相当于大陆的地铁）到六张犁站，出来打计程车，由崇德街一直往山上去，到了一个分岔路——一边往木栅、一边往南港，就在这个路口有一崇德寺，其对面有一石碑，上写“政治受难者纪念墓园”，而它原先还有一个更为人知的名字：“台北市示范公墓”，如果打计程车就要告诉司机这个名字，她还在纸上把这个路线写得清清楚楚。
在她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想到，对历史的叩问注定是艰难和痛苦的。试想一下，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而且在很长一段岁月中，这些字眼都是恐怖的禁忌，如果我自己跑到六张犁站的出口处问人，恐怕不但无人知道，而且还会把人吓一跳。
突然想到，这就是在生活中猛然插进来的政治。从专制独裁社会转向自由民主社会，涉及文化、政治、经济方方面面。在台湾的转型中，“经济起飞”为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民党当局在世界的发展和面临挑战的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妥协与容忍。也正是这种妥协与容忍减少了台湾民主化进程的阻力，避免了从威权到民主转型时的更多的暴力和不稳定。而在“思乡寻根”潮流的推动下，晚年的蒋经国，在生命最后两年里，忍受着病魔的折磨，开始与时间赛跑。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0月5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发表讲话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
随后的10月7日，他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正式告知对方：台湾将解除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台湾岛上的中国人真正拥有了自由结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并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开放报禁并非这位威权时代最后领袖的临时起意，而是在面对强烈社会压力、深刻社会矛盾时，经过深思熟虑后拆开了保守、仇恨垒筑的禁锢，向历史做出交待的明智之举。
而今天，一个年轻人和电话另一头的不知什么人突然被拉入到历史的阴影之中，而且在她急切地向对方询问和解释大陆记者要去看看的对话中，我似乎感到她好像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以致在这个过程中有邮递员来大堂找她签收邮件，另有好几个打进来的电话，她都尽快地应付了事。
没想到，同样的问路情境和体验在第二天再一次出现了。那天是星期六，早就听说在新店溪的马场町，是以前的刑场；还有一处“白色恐怖纪念公园”。于是我们就先乘捷运到新店站，在站内的询问处问工作人员，结果对方很有把握地说，这两个地方都不在新店，而在景美（后来得知，是已改制的景美人权文化园区。在“戒严”时期，是警备总部军法处、看守所和安坑刑场所在地，是处理政治犯的“转运站”，也是继绿岛之后的第二座人权公园。），还说从那里出来往永河方向走，约30分钟。我们马上掉头，来到景美站。
在景美捷运站的询问处，两个年轻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没听说过这两个地方，而且对“白色恐怖纪念公园”这个概念尤其感到惊异。但是看到我那么肯定，于是又忙了好一阵子。在他打电话的时候，我感觉到对方那一边应该也是对“白色恐怖纪念公园”感到陌生。
后来分析，由于昨天我们有了料想不到的“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这个极度政治性的名称的影响，所以对“白色恐怖纪念公园”这个名称的准确性未加怀疑，其实别人只是意指，并非实际的名称。而我们却口口声声“白色恐怖”，令捷运站的人员都感到有点可怕。当时一个保全人员（即保安）反复问我是不是“二·二八”和平公园，因为那个公园就在市中心凯达格兰大道的“总统府”附近，在台北市人人都应该知道。突然，询问处的那个戴眼镜的工作人员在厚厚的台北市地图册中看到“马场町纪念公园”，同事马上说应该就是这个公园。工作人员见终于有了眉目，马上就复印了这一页地图递给我。
这两天的问路不仅体验到台湾人为人排忧解难的热心肠，而且，手里拿着地图，真的是“掠过每一寸的悲喜”。现在在图上标示出了“政治受难者”这些字眼，同时也标示出了政治苦难深渊的刻度。
我们来到的捷运站里，有自由索取的向导图，上面赫赫标明了“六张犁”站。据当地人介绍，叫“六张犁”的那个地段，以前是一片农地，当地居民以种植稻米为生。大概在一二百年前，由于那里是贩米、运茶的古道中继站，日久形成小集市和商业街。最繁华的那条街是崇德街，俗称“店仔街”，曾经商店林立，人潮涌动。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有一排未经改建、风貌不复的建筑遗存，似乎在诉说着往昔的喧嚣。
出站口的斜对面就有“往崇德街”几个大字，过马路就是崇德街，走几步就看到这条街真的是引向山上。“六张犁”站与“六张犁公墓”还有蛮远的距离。“店仔街”是通往山上公墓的必经之路。街口拐角处有一张非常醒目的招牌，上面写着“六张犁馒头店”。果然，在这家店铺前，摆着雪白的大馒头，十分诱人。顷刻，我好像闻到蒸馒头特有的香味，立刻兴奋不已。朋友告诉我：“六张犁的馒头很有名”。瞬间，我脑海里，陡然出现了鲁迅笔下那蘸着革命党人鲜血的人血馒头，又不由地打了一个冷颤。
一路上山，路较窄，有点弯曲，路旁的出租车较多，后来越来越多的是与墓葬业相关的店铺、人家。路边也越来越多坟墓。
再往前走没多远，一个大弯环抱出一片向阳的山坡墓地，远处有一座高大的方形白塔。正好路边有一道连结着水泥杆的铁丝网，从这个角度看那座白塔，有点像某种集中营与受难碑的图像意味。一直走到白塔下，就是崇德寺，对面一个向上陡坡，坡路口竖着一块水泥石碑，其造型像是两块木板并立，中间的距离大约有40厘米，厚七八十厘米，在靠外侧一块的侧角两边分别写着同样的金漆大字：“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公园”。
这块石碑造型比较有现代设计的意念，与周边墓园完全是不同的时代产物。起这个名字的用意也很值得思索，“戒严时期”是很明确的历史时期概念。因政治而受难，其实往往仅是因为思想而受难。
从这个路口往上走几步，拐一点弯，就是一座石牌坊，横楣上以红漆写着“台北市示范公墓”，在其左前方又竖着一块与坡路口那块形制相同、字体相同的“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公园”的水泥碑。穿过公墓牌坊，右侧就看到一块很大的黑色大理石照壁，顶上横书“人民忠魂”四个金色大字，两边分别镌刻有“民主统一走向富强壮志未酬”、“爱国爱乡改造社会死而后已”，中间刻着一朵硕大的向日葵花。
照壁的左侧旁边是一块汉白玉碑，碑文如下：1950年代在台湾历史上留下一道鲜明的伤痕。在这个史称“白色恐怖时期”的五年间，迁台不久的国民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进行全面检肃。在当时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大环境下，人性受到扭曲，程序正义不受重视，以致社会上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特别是不少理想色彩浓厚的年轻知识分子，在“肃清匪谍”的行动中，未经正当审判或未有充分证据，即被处决，造成许多家庭暗夜饮泣，整个社会噤若寒蝉。往后近四十年间，台湾经济快速成长，教育全面普及，自由民主思潮成为社会主流，这段埋冤九泉的历史记忆逐渐破土而出。为了抚平受难者家属伤痛及平反这段历史，中央政府在民国八十七年制定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也成立了基金会推动相关工作。而台北市政府乃配合将当初埋葬受难者遗骸的这块墓区重建为纪念公园，自民国八十五年开始规划并汇整受难者家属意见后，八十八年编制预算，九十一年兴建完成。我们希望透过对这些逝去灵魂的悼念，使家属长达半个世纪的伤痛，得以纾解。我们更希望：在这块我们深爱的土地上，人性不再扭曲，恐怖不再肆虐，自由得到尊重，人权永获保障。
台北市政府谨志
中华民国九十一年十二月十日
在照壁前立着一块黑色纪年石圆桌，桌面上刻写着一圈圈的年代数字，从1950年起，逐年刻记，看起来有点像树桩剖面上的年轮一样，几乎穿越了一甲子的时光。这是历史的见证。
在照壁的右侧是一道道白色大理石墙，在其前面的地面上有长方形木板，仿佛是白墙投射下来的投影，而在木板上则长出了一团团的褐色蘑菇，不知是设计而为还是自然生成。
墓区里没有管理人员，不知在山坡上密密麻麻的坟墓群中，何处是当年的政治受难者墓。顺着石级走上山坡上的墓区，从一些墓碑上的文字来看，显然都不可能是政治受难者之墓。想到这里原来就是台北市示范公墓，这些坟墓应该都是原来公墓里的。当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途中发现了一块很矮小的石板，上书：“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区第一墓区”。这片墓区面积不大，是一片小山坡，有竹林、杂树掩映。在山坡上就有约十来块很小的墓碑，上面刻的字歪歪扭扭，写得很草率，填的红漆却还鲜艳，都是很简单的“民国42年×月×日，×××之墓”。
1949年，国共两党经过20多年的生死搏斗，以国民党败退台岛告一段落。但是，大陆一直在准备“解放台湾”，台湾则一直在准备“光复大陆”。在这种互相虎视眈眈，时刻想吞噬对方的斗争中，彼此的特工自然身处最前线。
上世纪50年代初，“吴石、朱谌之特大中共间谍案”曾轰动海内外。时隔整整半个世纪后，这段历史被台湾文史学者秦风先生重新披露出来，在让人悲喜参半的同时，更多的是思索。
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到最后一刻的朱谌之女士，本名朱贻荫，参加革命后，改名朱枫。1949年11月25日，时为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秘密特派员的她奉命自香港赴台从事情报工作。1950年2月18日，在出色完成任务之后，离台返回大陆途中，不幸在浙江定海被逮捕。1950年6月10日，喋血台北马场町刑场。
1999年，秦风先生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尘封的资料中翻出了一组组血淋淋的审判和枪决政治犯的照片，照片记录的即是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数以百计党员被捕并遭杀害，其中就包括吴石和朱枫等人庭审、绑赴刑场和枪决后的镜头。
2000年8月25日，在时任台北市“市长”马英九的“市长紧急准备金”的支持下，“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此时，正是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办这个展览，很可能会招来两批人马的攻讦。那卫护国民党的，会认为这是用过去丑恶的历史来打击已经失去政权的国民党。那支持民进党的，会认为是在为中国共产党辩护，更可能认为，主办者故意强调“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中被杀之众多，来淡化“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杀害“本省人”的相对罪责。
展览开幕后，民众反应强烈，由于选题特殊以及新史料的出土，这项展览立刻受到媒体广泛报道，展览场每天都挤满观众。参观者的心理是复杂的，留言板上出现大量形形色色的感言。马英九和时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参观了展览，并首次代表国民党为当年的残酷行为做了公开道歉。
向历史忏悔，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是台湾民主道路上标志里程的众多指路牌之一。马英九的深深一鞠躬，表达的不仅是国民党的内在改变，也是台湾民主化的深层质变。
六张犁公墓里，除了201座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墓外，更多的是平常人的墓。它们多经修葺，比较像样。此外，还有一些奇特的坟冢和碑。比如，在路边，就有座江西省籍国民党老兵的合葬墓，立于1970年夏天。碑上刻着一行行字：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后/胡琏将军于民国卅八年夏/江西招兵单身战士之墓/在台江西老兵建”。距此百步之内，就有一张极乐殡仪馆的大告示，上面写着“本处承办灵骨运回大陆各地”。我想，这大概主要是针对随同蒋介石败退台湾的60万国民党老兵。
人所共知，台湾老兵退役后所以身为“荣民”，其中包含有他们对台湾建设挥洒的血汗：兴建483公里公路，修建39座桥梁，构筑28座水利工程、15个港口和90个其它艰巨工程，生产出价值14亿元台币的农产品和工业品。
从1950年6月开始，一批批不屈的中共地下党人和左翼人士被押至马场町刑场处决，亲属不敢出面收敛，无亲属者则一并处理，草草埋在六张犁的角落里，仅立着一块块刻上名字的小墓碑。由于无人闻问，几十年间已是荒野蔓草。直到2003年1月11日，六张犁“乱葬岗”正式成为“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对民众开放。由此想起“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北分会会长林丽锋先生曾满怀激情地说过的一句话：“应该把历史的真相公之于世”。
“补偿”，是一个暂时止痛折衷的办法。截至2011年10月底，依据1998年6月17日公布制定的《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已经受理了政治受难者及其家属补偿案9452件，其中7526件予以平反或补偿，恢复名誉者有3864人，补偿金总计为新台币187亿元。
在“解严”已经20余年的今天，报刊被禁、撰文遭追捕这般令人发指的行径，恐怕在年轻人眼中已经十分陌生了。20年之间，国民党从蛮横的执政党沦为在野党，再到重新获得执政权的轮回，沧海早已成桑田。
其实，没有哪个民族天生不适合民主，也没有哪个灵魂拒绝去拥抱自由。
（责编：隋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