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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什么垃圾？”
这句调侃一夜之间火遍全国。从7月1日开始，上海进入了垃圾强制分类时代。为了帮助市民分辨自己要扔的垃圾属于哪一类，许多志愿者站在垃圾箱旁一遍又一遍地询问上述这句话。然而，还是有不少市民把自己的困惑发到了网上——
湿纸巾为什么是干垃圾？
干香菇为什么是湿垃圾？
鸡骨头是湿垃圾，猪骨头为什么是干垃圾？
螃蟹壳是干垃圾，小龙虾壳为什么是湿垃圾？
……
官方的解释是这样的：湿纸巾不易腐烂，所以是干垃圾;干香菇易腐，所以是湿垃圾;猪骨头、螃蟹壳相对来说比较大、比较硬，可能损伤湿垃圾处理器，所以都被划为干垃圾。
但还是有一些认真的网友刨根问底：多大的骨头算“大骨头”？啥样的腐烂速度算“比较慢”？
“干垃圾、湿垃圾的名称让大家迷惑。如果垃圾分类方式过于死板，反而会人为制造混乱、增加分类难度，这就过犹不及了。”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多年来，刘建国一直从事固体废物处理与利用研究，对于最近兴起的这一波垃圾分类热潮，他认为总体上必须大力推动、积极鼓励，但在落实细节和具体管理上应该更加科学。毕竟，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
举手之劳的事为何“抓狂”
上海的垃圾分类方式是4种：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对于后两种，人们很容易理解，让大家“抓狂”的主要集中在前两类上。
“其实在国家制定的生活垃圾分类方案中，名称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只是具体到不同城市，有的沿用了易腐垃圾的叫法，有的称餐厨垃圾或厨余垃圾，等等，总之让大家一听就明白。上海的叫法却‘别出心裁’，其实湿垃圾就是易腐垃圾，干垃圾就是其他垃圾。”刘建国说。
在刘建国看来，把鸡骨和猪骨分类，把小龙虾壳和螃蟹壳分类，没太大意义。“把这些都归入其他垃圾也没问题。在京沪这种大城市，其他垃圾在后端处理时大都是先进焚烧厂，大、小骨头在焚烧时有什么差别呢？”
事实上，4类垃圾中最需要被分类的是有害垃圾，比如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化妆品、电池、废旧灯管等。这些物品在生活垃圾总量中可能只占万分之一，但对后端处理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比如温度计里的汞，一旦混入其他垃圾、进入后端处理过程，就很难进行控制。
其次重要的是可回收物。这一类属于利用价值比较高的，能作为资源循环再生。大家熟悉的“收破烂”行业已经存在许多年，小到易拉罐，大到组合家具，还有电子产品、报纸杂志、破铜烂铁等，都有各自的回收渠道。刘建国告诉记者，目前可回收物大概占生活垃圾总量的27%—28%。
在剩下的垃圾中，厨余垃圾约占一半。它的主要问题是易腐烂，比如剩菜剩饭、果核果皮，腐烂后会产生大量污水、臭气，所以也单独划为一类。
而对那些不属于上述3类的垃圾，自然归入“其他”里。刘建国告诉记者一个简单的办法：“如果它不是有害的，也不是有用的，而你又不知道该扔到哪一个垃圾箱时，就扔到其他垃圾里。”
刘建国坦言，在垃圾分类初期，出现一些误差是难免的。因此才需要有一种容错性很强的分类——其他垃圾。比如外卖的一次性餐具、塑料袋等，目前不必单独分出来，可以混入其他垃圾中，最后进入垃圾焚烧发电厂，以能量的形式回收。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别把有害垃圾混入其他几类，至于大家不小心把部分可回收物、一些厨余垃圾扔到其他垃圾里，没有必要吹毛求疵。如果因为扔错一片树叶就要受到处罚，那就是教条主义了。
“推行垃圾分类要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粗到细，既遵循科学规律，又清晰明了，便于大众理解和接受。只要大家把日常生活里90%的垃圾分对，就是历史性突破了。过分要求精准，反而让大家觉得垃圾分類太难，甚至引起恐慌。其实它一点也不难，就是举手之劳的事。”
“中国的发展不能再以环境为代价”
中国有句老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几十年前，大多数人只能在过年时做一套新衣服，现在却遍地都是“剁手党”;过去吃肉要凭票，现在却得分“大骨头”“小骨头”;过去针头线脑也要留着，因为“破家值万贯”，现在的人则被物质过剩所困扰，提倡“极简生活”“断舍离”。
“垃圾的大量产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刘建国说，“中国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消费不断膨胀，目前进入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时代。”
除了社会生产能力、消费能力的提升外，生活垃圾大量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商品维修成本的提高。比如电视机，几十年前是奢侈品，现在是普通消费品，随着人工维修成本、运输成本的快速上涨，电视机坏了与其多次维修，还不如买台新的。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在起作用了。 经济规律同样影响着世界垃圾产业链。回顾上世纪80年代，全球化分工的格局正在形成。当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物资短缺，而发达国家恰好进入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阶段。于是，发达国家将大量可回收垃圾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缓解了自身的环境压力，发展中国家则利用这些再生资源发展一些低端产业，拉动经济发展。
中国曾是这个产业链里的重要一环，一度大量进口洋垃圾。然而，“世界工厂”崛起的代价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在为全球提供物美价廉商品的同时，洋垃圾带来的各种问题日趋严重，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自身消费产生的垃圾也变成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
2018年初，中国正式宣布禁止洋垃圾入境。一些在这方面长期依赖中国的发达国家，很快感受到了垃圾问题的严重性。在沒有充足配套设施的前提下，即使是发达国家也难以充分实现对废旧物品的回收利用。
“中国过去的垃圾回收方式是低端的，发达国家不愿干，但我们现在已经从高速发展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了，相关产业也要升级。”
刘建国说，有些发达国家老想站在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的顶端，自己做创意设计、品牌营销，让发展中国家做低端加工。今后，这些发达国家得自己多想办法解决垃圾问题，“不能客厅、厨房都在你家，却只跑到我家来上厕所”。
垃圾问题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的大形势是紧密相关的。无论是禁止洋垃圾入境，还是大力推动国内垃圾分类，都体现了一个理念：中国不会再延续低端的、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是要提倡绿色、低碳、环保、节约的生活方式。
“不能指望罗马在一夜之间建成”
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一方面，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地区的消费潜力还未释放，个别地区甚至刚刚脱贫，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的垃圾产生量必然会进一步上升，直至达到峰值。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将垃圾量缓慢地降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分类只是一个开始，更重要的是扭转人们的垃圾处理观念、树立环保理念。此外，分类还会带来中国垃圾处理系统的全面升级。
早年，中国几乎每座城市都有垃圾山，长年累月露天放着。现在，各地的垃圾山正在逐渐减少，但后端处理的设施和管理方式还需要进一步现代化、多元化、透明化。
“过去随便什么人，蹬个板车就来收废品，然后将其堆放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整个行业‘散、乱、污’的特征比较明显。今后要加强管理，加快建设现代化设施，严格做到排放达标，让分类后的垃圾物尽其用、各得其所。”
在4类垃圾中，有害垃圾会进入危险废物处理中心，进行无害化处理;可回收物进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系统;易腐垃圾进入生物处理环节，常规方式是发酵、转化为肥料，能够替代一部分化肥，或者转化为沼气，作为能源使用;其他垃圾一般进入焚烧发电厂，最后剩下一些惰性的、稳定的残渣，其中一些可制造低端建材。
除了焚烧发电外，填埋也是一种处理方式。但有些塑料可能几百年才会分解，埋在地下终归有隐患，而且大城市的空间非常有限，能用于填埋的土地越来越少。因此，焚烧是更加现代化、更加透明的方式，通过剧烈的化学反应、完善的烟气净化系统，可以有效控制垃圾对环境的影响。
在刘建国看来，垃圾分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当大家的环保意识、公民意识强化后，会主动减少垃圾的产生。比如消费者少买一些衣服、少浪费一些饭菜，企业在设计产品时多考虑环保因素，采用易回收的材料，等等。
“垃圾分类处理系统是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不能指望罗马在一夜之间建成。在这个过程中，管理方法一定要科学，有助于形成长效机制，不要让大家感到厌烦，产生逆反心理。”刘建国说。
根据国家规划，到2020年底，中国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这对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将产生长远影响。或许，我们刚开始会有一点不适应，但唯有改变，才能将中国社会的文明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刘建国 兰州大学地质系学士、硕士，2001年获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现任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处理与环境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