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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良知，见证一桩斗殴致死案的贵州农民肖敬明，匿名指认了行凶者——自己的亲戚和老乡。他的匿名在法院出乎意料地被曝光。他受到死亡威胁，被迫流亡天涯，在“法律”与“乡党”、“公民作证”与“保护缺失”之间苦苦挣扎
“怎么说呢，这种事在我们老家，有点像偷人，一样不光彩”。
虽然在警察的“大道理”中是在“维护法律”，肖敬明还是用“做了亏心事”来说自己出面举证老乡的行为。他那些已经入狱和正被通缉的老乡们显然也这么认为，他们到处打听这位“叛徒”的下落。
从贵州省大方县老家出来，历经贵阳、宁波、北京，以及现在的藏身之处，从地理上看，贵州人肖敬明的谋生轨迹，差不多围着中国版图划了一个圈。但肖敬明认为，他的生活始终没有脱离乡土。
肖敬明喜欢用“在我们那个圈子里面”来开始自己故事的叙述。直到有一天，这个圈子所秉持的乡土伦理遭遇国家法律，以及他内心的良知，他的人生“气运”一路向下。
“不说的话，良心受一辈子谴责”
肖敬明的人生起伏，以16年为一个坎儿。1990年，16岁的他站在一辆贩猪的货车车厢上，他被一个老乡从大方县农村老家捎进贵阳城，自此开始他的闯荡生涯。32岁这年，在宁波已经成为小老板的他，“一夜回到解放前”，同样是因为老乡。
时间回到2006年7月14日晚10点，肖敬明的亲戚赵伟和钟力与两个东北人发生了口角。赵伟在与东北人赵喜扬的肢体冲突中吃了亏，双方各自叫来工友或老乡。肖敬明的老乡钱义和龙守莹，是在麻将桌上被叫过来的。他们分别带上菜刀和铁棒赶到江北区的洪盛路，宁波城乡结合部的一条街道。
一番“刀光剑影”，东北人赵喜扬重伤倒地。对于肖敬明，要紧的是凶案发生地离他开的洗头店不到30米，近到他能清晰地听到铁棒敲击头部的声音。更糟糕的是，钱义和龙守莹当时正是从他的洗头店里持械冲了出去。
警察是肖敬明用公话叫来的。他帮忙将当时身受重伤的赵喜扬送上警车，面对警察对事发过程的询问，选择了沉默。对他来说，这不过是这个布满工厂的新兴工业园区众多斗殴事件中的一宗，就情节的惊险程度而言，尚不及肖敬明见过的其他类似黑帮电影的事件。
转折发生在当天的后半夜，肖敬明被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洪塘派出所民警王必臣一个电话从床上叫了出来。王必臣与派出所副所长李东泉身穿便服，一脸严肃。钝器击打头部造成的重型颅脑损伤，夺去了赵喜扬的生命。
“你忍心看到人就这么被打死了，却破不了案吗？”在摆过一番“大道理”后，李东泉在车里问他。
“当时在车上，我脑子里马上跳出来电影里那些卖国贼和叛徒的样子，”肖敬明说。现在回想起内心短暂的权衡过程，当时最能打动他的，还是李东泉的这句话。这位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农民心里想，“人都死了，案子破不了，他就成冤魂了，不说的话，良心受一辈子谴责。”比起“出卖老乡”，“说出来会好受一点。”
得到李东泉“绝对不会泄露半句”的承诺，肖敬明决定把自己的目击说出来。他提供的线索成为破案的关键，致命的行凶者龙守莹当晚在住所里被抓捕。钱义在逃亡中不断向他一贯信赖的肖敬明借钱，不久后在嘉兴的一家网吧落网。赵伟和钟力则流亡于福建、广东、新疆。
钱义只在“里面”呆了一个月就被释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东泉曾对此解释，“钱义一直不肯交代具体案情，虽然有其他的一些证据，但检察机关没有批捕。”
这成为肖敬明噩梦的开始。钱义在被释放的当晚，就带着满腹狐疑来到肖敬明开的另一个歌厅。他极力否认自己出面作证，钱义还是搬走了歌厅里价值上万元的音箱。从此，他的洗头店和歌厅成为闹事者的目标，手持砍刀、铁棍的小青年，在他的店里拍桌子、打板凳。在此以前，“讲义气”的他被众多老乡昵称为“三哥”(肖敬明在兄弟中行三)，这是不可想象的。
“一笔写不出两个赵字”的亲戚
贵州省大方县坝子村，肖敬明的老家，一个典型的西部山区村庄。嫌犯龙守莹的家就在肖家所在山脚的背面。赵伟的父亲是肖敬明的堂表哥，与肖的母亲是“一笔写不出两个赵字”的亲戚。钟力的家距离肖敬明的家仅仅15分钟的脚程，钟的伯父是他的堂姐夫。
绕开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肖敬明承认，自己能在宁波打拼出一份令人羡慕的家业，与老乡的帮持有很大关系。肖家所在的300多人的村民组当中，有近半人在外打工，据肖敬明的估算，其中在宁波的接近30人。“我们这里的人出去打工，都是父亲带着儿子，男人带着媳妇，一家一家地过去，”肖敬明的父亲肖明兵说。在儿子作证的那起人命案中至今潜逃的赵伟，就是全家都去了宁波打工。
2000年，肖敬明携妻子从打工10年的贵阳来到宁波，右手残疾的他，下火车时口袋里剩下不到100块钱。“如果不是事先联系了在宁波做小包工头的一个堂侄，我肯定不会去宁波。”肖敬明说。他在堂侄的住处住了半个月，又在其帮助下找到来宁的第一份工作：在工地上打杂。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请他的父亲肖明兵用一个词形容外出打工的老乡。片刻的思考后，他坚定地吐出两个字：团结。
肖敬明的已经在北京扎根的妹妹肖梅，至今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村里的一件大事。不知是谁带的头，仅仅一两天时间，附近几个村子的人把山上碗口粗的青钢树全都砍光了。政府来人追查这桩毁林案，其他村子的人都有相互“咬”的现象，被带走不少人，只有他们村的人守口如瓶，全村人安然无恙。
“其实也有心里不平衡的，有的人家里劳力多，砍得就多；也有一棵都没砍到的，”肖梅说，“即便村里人互有不满，毕竟是一个村的。”让她庆幸的是，村子附近没有贵州山区常见的矿产资源，“不然，这样的民风，这样的法律素质，不出大事才怪”。
但这次肖敬明“咬”人了，而且“咬”的还是自己的亲戚。他的举动在村子里掀起了一阵波澜。村里留守的老人们并不了解详情，但从宁波回来的人对此颇有微词。2007年新年，邻居家的酒桌上，一个老乡对肖敬明的侄子说：“你看看，你幺叔干的这叫什么事？”侄子回来抱怨说，幺叔让他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
很难说这种乡村舆论对肖敬明没有影响。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他，曾让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小玉帮着写文章记录自己的经历。他原来给女儿定的题目是《我爸爸没错》，后来想了想，改成了《逃亡的故事》。
“听爸爸说，老家有很多坏人在找我们……”
逃亡是从2006年底开始的。12月6日，宁波市中院对这起斗殴致死案做了判决：行凶者龙守莹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听审的宁波老乡听到，法院宣读判决书的证词里，赫然出现肖敬明的名字。“叛徒！”猜想得到证实的老乡们，愤怒地骂道。
一位同情他的老乡打来电话，让他尽快离开宁波，肖敬明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事实上，直到现在，他也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名字为什么会被曝光。
“这个案子从案发到我们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机关、任何证人要求我们对证人肖敬明进行司法保护的要求，”主审该案的宁波市中院法官钟培红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说，“对特殊案件，比如毒品、强奸，涉及被害人隐私，或是公安特勤卧底方面的，我们做一些技术上的处理，不写全名的也有。那样，就得在公安阶段，把名字、身份、家庭住址都化好了，再给我们法院一个内部函。”
在公安阶段，经办此案的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刑警大队长张百川的解释是，“在侦查方面对他给的一些线索进行保密。但(他的证词)作为证据，法律规定必须公开，如果我们私自把他的名字改掉，那么这份证据是无效的。”
回过头来反思肖敬明事件，该局副局长陈国富表示，问题在于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可以参照的标准，公检法之间没有统一的对证人提供保护的衔接。我国现在还没有出台《证人保护法》，到了(诉讼的)后阶段，能否对证人起到应有的保护，我们没有把握”。
接到老乡示警电话，肖敬明连夜用5000元的价格将自己的歌厅卖掉，带着妻子、女儿和襁褓中的儿子，登上一辆开往北京的列车。肖敬明没有把离开的原因告诉妻儿，但小玉还是注意到了父亲在此行期间的变化：父亲不再像以往一样，指着窗外的地点给她做讲解，她的好奇总是父亲粗暴地打断，“别烦我！”
对于小玉，这种变化还只是个开始。到北京后，肖梅也发现肖敬明的“性格有些扭曲”，一改平日对女儿的娇宠，开始打她，“特别肯下手”，而打女儿的理由甚至可以是她背错了乘法口诀表。因为对此感到“不光彩”，肖敬明在来北京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向妹妹和当时在北京的父母隐瞒了自己的举动，以至于肖梅一度以为他“是不是干了违法的事”。
这种气氛也被女儿小玉感觉到了：梦里的爸爸没有残疾，他带着我们一家人去打网球。我去上厕所，出来时爸爸妈妈和弟弟都不见了。一个黑影抱着弟弟跑了。有人在后面拉爸爸妈妈，他们拼命挣扎，大声喊：“小玉，救救我！”然后就被那些叔叔拉走了。我拼命想去拉他们，可怎么也拉不住。
对记者回忆这个梦境时，小玉微微抬起头，眼光飘向遥远的斜上方，仿佛那里能看见梦中的场景。做完这个梦，她就再也不敢一个人睡觉。在2008年8月27日的一则日记里，她写道：“我很怕找不到学校，姑姑把我送回家，听爸爸说，老家有很多坏人在找我们……”
义气与法律模糊的边界
肖敬明的担心不是无缘由的。在那位好心老乡近期打给肖梅的一个电话录音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听到对方的警示：“不能回家，也不要回宁波，那些人在到处找他，说要用炸药包炸他全家。”肖明兵在老家街头散步，也曾听到村里的年轻人相互打听着儿子的下落，说要跟他“算笔账”。类似的消息也从贵阳的二姐和安顺的亲戚处传来。
寻找他的人利用老乡圈子，在他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展开搜寻。肖敬明的妻子张焕妹的对策是“六亲不认”：不把自己的藏身之处告诉任何亲友。
其实，在宁波的6年，肖敬明的生活与他的老乡深深地糅合在一起，很难分清彼此。这位残疾人依靠个人才能与义气，为自己赢得黑白两道都佩服的声望，成为老乡圈子里的中心人物。
肖敬明的“发迹”史并不复杂。在工地打杂2年后，头脑灵活的他利用几千块钱积蓄，开了一个小台球厅。之后的几年，又新增一个小型卡拉OK歌厅和洗头房。他经营这些产业的共同特点是，选择邻近新兴工业园区的地段，趁房租低廉时签下长期的租赁合同。
他把自己的经营秘诀归结为：胆子大、眼光好、不怕亏。这让他在短短几年内积累了不菲的财富：不算固定资产，仅银行存款就有10万元，远远高于在工厂打工或是“出来混”的老乡们。
老乡的帮衬，也是他成功的必要条件。肖敬明坦言，台球厅开张，几乎全是老乡带老乡过来玩。即便是那些“不干正事”的老乡，也很少赊账、拖欠。肖梅曾从北京赶到宁波看望哥哥，了解过当地的治安环境。她认为，哥哥的产业与老乡帮忙“衬场子”有关，“他开的那些台球厅、歌厅，都是容易惹乱子的事”。
肖敬明以义气回馈他的老乡。在宁波创业的老乡，需要资金周转，他会取出自己仅剩2万多元存款中的2万元整给对方。对于那些“不干正事”的人，他借款的额度则很小，仅满足他们的生活所需。当然，两种情况例外：一是他们犯了事被抓进公安局，需要交钱保出来；另外就是打架受伤，急需医药费。此时，他登高一呼号召捐款，应者云集。
有时候，这样的帮忙会模糊义气与法律的边界。肖敬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起他所知道的一桩强奸案，他的堂外甥为施暴者提供了交通工具，肖不得不找地方给他躲起来。“公安局第二天来查，什么都查不出。”肖敬明的义气换来的，是进一步的信任——他事后才知道，几个小年轻为了躲避警察的搜查，竟然把买来的自制手枪藏在他洗头店的衣柜里。
高度信任的反面，是被“背叛”后的极度愤怒。在“赵喜扬案”后，这些老乡开始怀疑并逐渐确信，自己以前的“翻船”也与肖敬明的秘密告发有关。
让肖敬明更可怕的，是他们无法阻止老乡圈子里，由于误解、愤怒而发酵出来的各种流言。
在贵阳的一个堂哥，听到了肖敬明领“赏金”的传闻，堂哥用“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来议论他的作为，但还是劝他快走，因为钟力经常在贵阳出现。作为被警方追捕的逃犯，钟力似乎并未表现出应有的恐惧，平时呆在贵阳，过年时还会若无其事地回家与朋友喝酒。
在“宁波公安局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去做小生意”的传言盛行的背景下，媒体对肖敬明的每一个肯定性报道，对于在宁波的老乡，都无异于一次“立牌坊”的挑衅。据那个好心提醒他的老乡在电话里透露，“那些人”将报道过他事迹的《中国青年报》贴在老乡们聚集的地方，在老乡圈子里广为告之，“就是那个爪爪(手有残疾的人)干的”。
一个流传甚广、让他们更感愤怒的传言是：因为肖桂荣(在宁波的贵州老乡互称小名)顶着媒体告，让法院和公安局感到很大的压力，原本缓刑两年的龙守莹在两年缓刑期满后，将被执行死刑，而对于外逃的人，公安局也下了死命令必须抓到。
“他们一旦恨起一个人来，不是像小孩子那种恨，过几天就散了，他们就是那样，有恩必报，有仇也必报”。目睹过老乡当街斩下仇家手指的肖敬明，这样评价他们。而一位老乡转述的在逃者的话，似乎印证了他的看法，“哪怕在里面坐二三十年，出来以后，我有脚有手，还是要去找他”。
“怎么说呢，这种事在我们老家，有点像偷人，一样不光彩”。
虽然在警察的“大道理”中是在“维护法律”，肖敬明还是用“做了亏心事”来说自己出面举证老乡的行为。他那些已经入狱和正被通缉的老乡们显然也这么认为，他们到处打听这位“叛徒”的下落。
从贵州省大方县老家出来，历经贵阳、宁波、北京，以及现在的藏身之处，从地理上看，贵州人肖敬明的谋生轨迹，差不多围着中国版图划了一个圈。但肖敬明认为，他的生活始终没有脱离乡土。
肖敬明喜欢用“在我们那个圈子里面”来开始自己故事的叙述。直到有一天，这个圈子所秉持的乡土伦理遭遇国家法律，以及他内心的良知，他的人生“气运”一路向下。
“不说的话，良心受一辈子谴责”
肖敬明的人生起伏，以16年为一个坎儿。1990年，16岁的他站在一辆贩猪的货车车厢上，他被一个老乡从大方县农村老家捎进贵阳城，自此开始他的闯荡生涯。32岁这年，在宁波已经成为小老板的他，“一夜回到解放前”，同样是因为老乡。
时间回到2006年7月14日晚10点，肖敬明的亲戚赵伟和钟力与两个东北人发生了口角。赵伟在与东北人赵喜扬的肢体冲突中吃了亏，双方各自叫来工友或老乡。肖敬明的老乡钱义和龙守莹，是在麻将桌上被叫过来的。他们分别带上菜刀和铁棒赶到江北区的洪盛路，宁波城乡结合部的一条街道。
一番“刀光剑影”，东北人赵喜扬重伤倒地。对于肖敬明，要紧的是凶案发生地离他开的洗头店不到30米，近到他能清晰地听到铁棒敲击头部的声音。更糟糕的是，钱义和龙守莹当时正是从他的洗头店里持械冲了出去。
警察是肖敬明用公话叫来的。他帮忙将当时身受重伤的赵喜扬送上警车，面对警察对事发过程的询问，选择了沉默。对他来说，这不过是这个布满工厂的新兴工业园区众多斗殴事件中的一宗，就情节的惊险程度而言，尚不及肖敬明见过的其他类似黑帮电影的事件。
转折发生在当天的后半夜，肖敬明被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洪塘派出所民警王必臣一个电话从床上叫了出来。王必臣与派出所副所长李东泉身穿便服，一脸严肃。钝器击打头部造成的重型颅脑损伤，夺去了赵喜扬的生命。
“你忍心看到人就这么被打死了，却破不了案吗？”在摆过一番“大道理”后，李东泉在车里问他。
“当时在车上，我脑子里马上跳出来电影里那些卖国贼和叛徒的样子，”肖敬明说。现在回想起内心短暂的权衡过程，当时最能打动他的，还是李东泉的这句话。这位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农民心里想，“人都死了，案子破不了，他就成冤魂了，不说的话，良心受一辈子谴责。”比起“出卖老乡”，“说出来会好受一点。”
得到李东泉“绝对不会泄露半句”的承诺，肖敬明决定把自己的目击说出来。他提供的线索成为破案的关键，致命的行凶者龙守莹当晚在住所里被抓捕。钱义在逃亡中不断向他一贯信赖的肖敬明借钱，不久后在嘉兴的一家网吧落网。赵伟和钟力则流亡于福建、广东、新疆。
钱义只在“里面”呆了一个月就被释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东泉曾对此解释，“钱义一直不肯交代具体案情，虽然有其他的一些证据，但检察机关没有批捕。”
这成为肖敬明噩梦的开始。钱义在被释放的当晚，就带着满腹狐疑来到肖敬明开的另一个歌厅。他极力否认自己出面作证，钱义还是搬走了歌厅里价值上万元的音箱。从此，他的洗头店和歌厅成为闹事者的目标，手持砍刀、铁棍的小青年，在他的店里拍桌子、打板凳。在此以前，“讲义气”的他被众多老乡昵称为“三哥”(肖敬明在兄弟中行三)，这是不可想象的。
“一笔写不出两个赵字”的亲戚
贵州省大方县坝子村，肖敬明的老家，一个典型的西部山区村庄。嫌犯龙守莹的家就在肖家所在山脚的背面。赵伟的父亲是肖敬明的堂表哥，与肖的母亲是“一笔写不出两个赵字”的亲戚。钟力的家距离肖敬明的家仅仅15分钟的脚程，钟的伯父是他的堂姐夫。
绕开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肖敬明承认，自己能在宁波打拼出一份令人羡慕的家业，与老乡的帮持有很大关系。肖家所在的300多人的村民组当中，有近半人在外打工，据肖敬明的估算，其中在宁波的接近30人。“我们这里的人出去打工，都是父亲带着儿子，男人带着媳妇，一家一家地过去，”肖敬明的父亲肖明兵说。在儿子作证的那起人命案中至今潜逃的赵伟，就是全家都去了宁波打工。
2000年，肖敬明携妻子从打工10年的贵阳来到宁波，右手残疾的他，下火车时口袋里剩下不到100块钱。“如果不是事先联系了在宁波做小包工头的一个堂侄，我肯定不会去宁波。”肖敬明说。他在堂侄的住处住了半个月，又在其帮助下找到来宁的第一份工作：在工地上打杂。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请他的父亲肖明兵用一个词形容外出打工的老乡。片刻的思考后，他坚定地吐出两个字：团结。
肖敬明的已经在北京扎根的妹妹肖梅，至今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村里的一件大事。不知是谁带的头，仅仅一两天时间，附近几个村子的人把山上碗口粗的青钢树全都砍光了。政府来人追查这桩毁林案，其他村子的人都有相互“咬”的现象，被带走不少人，只有他们村的人守口如瓶，全村人安然无恙。
“其实也有心里不平衡的，有的人家里劳力多，砍得就多；也有一棵都没砍到的，”肖梅说，“即便村里人互有不满，毕竟是一个村的。”让她庆幸的是，村子附近没有贵州山区常见的矿产资源，“不然，这样的民风，这样的法律素质，不出大事才怪”。
但这次肖敬明“咬”人了，而且“咬”的还是自己的亲戚。他的举动在村子里掀起了一阵波澜。村里留守的老人们并不了解详情，但从宁波回来的人对此颇有微词。2007年新年，邻居家的酒桌上，一个老乡对肖敬明的侄子说：“你看看，你幺叔干的这叫什么事？”侄子回来抱怨说，幺叔让他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
很难说这种乡村舆论对肖敬明没有影响。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他，曾让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小玉帮着写文章记录自己的经历。他原来给女儿定的题目是《我爸爸没错》，后来想了想，改成了《逃亡的故事》。
“听爸爸说，老家有很多坏人在找我们……”
逃亡是从2006年底开始的。12月6日，宁波市中院对这起斗殴致死案做了判决：行凶者龙守莹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听审的宁波老乡听到，法院宣读判决书的证词里，赫然出现肖敬明的名字。“叛徒！”猜想得到证实的老乡们，愤怒地骂道。
一位同情他的老乡打来电话，让他尽快离开宁波，肖敬明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事实上，直到现在，他也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名字为什么会被曝光。
“这个案子从案发到我们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机关、任何证人要求我们对证人肖敬明进行司法保护的要求，”主审该案的宁波市中院法官钟培红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说，“对特殊案件，比如毒品、强奸，涉及被害人隐私，或是公安特勤卧底方面的，我们做一些技术上的处理，不写全名的也有。那样，就得在公安阶段，把名字、身份、家庭住址都化好了，再给我们法院一个内部函。”
在公安阶段，经办此案的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刑警大队长张百川的解释是，“在侦查方面对他给的一些线索进行保密。但(他的证词)作为证据，法律规定必须公开，如果我们私自把他的名字改掉，那么这份证据是无效的。”
回过头来反思肖敬明事件，该局副局长陈国富表示，问题在于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可以参照的标准，公检法之间没有统一的对证人提供保护的衔接。我国现在还没有出台《证人保护法》，到了(诉讼的)后阶段，能否对证人起到应有的保护，我们没有把握”。
接到老乡示警电话，肖敬明连夜用5000元的价格将自己的歌厅卖掉，带着妻子、女儿和襁褓中的儿子，登上一辆开往北京的列车。肖敬明没有把离开的原因告诉妻儿，但小玉还是注意到了父亲在此行期间的变化：父亲不再像以往一样，指着窗外的地点给她做讲解，她的好奇总是父亲粗暴地打断，“别烦我！”
对于小玉，这种变化还只是个开始。到北京后，肖梅也发现肖敬明的“性格有些扭曲”，一改平日对女儿的娇宠，开始打她，“特别肯下手”，而打女儿的理由甚至可以是她背错了乘法口诀表。因为对此感到“不光彩”，肖敬明在来北京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向妹妹和当时在北京的父母隐瞒了自己的举动，以至于肖梅一度以为他“是不是干了违法的事”。
这种气氛也被女儿小玉感觉到了：梦里的爸爸没有残疾，他带着我们一家人去打网球。我去上厕所，出来时爸爸妈妈和弟弟都不见了。一个黑影抱着弟弟跑了。有人在后面拉爸爸妈妈，他们拼命挣扎，大声喊：“小玉，救救我！”然后就被那些叔叔拉走了。我拼命想去拉他们，可怎么也拉不住。
对记者回忆这个梦境时，小玉微微抬起头，眼光飘向遥远的斜上方，仿佛那里能看见梦中的场景。做完这个梦，她就再也不敢一个人睡觉。在2008年8月27日的一则日记里，她写道：“我很怕找不到学校，姑姑把我送回家，听爸爸说，老家有很多坏人在找我们……”
义气与法律模糊的边界
肖敬明的担心不是无缘由的。在那位好心老乡近期打给肖梅的一个电话录音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听到对方的警示：“不能回家，也不要回宁波，那些人在到处找他，说要用炸药包炸他全家。”肖明兵在老家街头散步，也曾听到村里的年轻人相互打听着儿子的下落，说要跟他“算笔账”。类似的消息也从贵阳的二姐和安顺的亲戚处传来。
寻找他的人利用老乡圈子，在他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展开搜寻。肖敬明的妻子张焕妹的对策是“六亲不认”：不把自己的藏身之处告诉任何亲友。
其实，在宁波的6年，肖敬明的生活与他的老乡深深地糅合在一起，很难分清彼此。这位残疾人依靠个人才能与义气，为自己赢得黑白两道都佩服的声望，成为老乡圈子里的中心人物。
肖敬明的“发迹”史并不复杂。在工地打杂2年后，头脑灵活的他利用几千块钱积蓄，开了一个小台球厅。之后的几年，又新增一个小型卡拉OK歌厅和洗头房。他经营这些产业的共同特点是，选择邻近新兴工业园区的地段，趁房租低廉时签下长期的租赁合同。
他把自己的经营秘诀归结为：胆子大、眼光好、不怕亏。这让他在短短几年内积累了不菲的财富：不算固定资产，仅银行存款就有10万元，远远高于在工厂打工或是“出来混”的老乡们。
老乡的帮衬，也是他成功的必要条件。肖敬明坦言，台球厅开张，几乎全是老乡带老乡过来玩。即便是那些“不干正事”的老乡，也很少赊账、拖欠。肖梅曾从北京赶到宁波看望哥哥，了解过当地的治安环境。她认为，哥哥的产业与老乡帮忙“衬场子”有关，“他开的那些台球厅、歌厅，都是容易惹乱子的事”。
肖敬明以义气回馈他的老乡。在宁波创业的老乡，需要资金周转，他会取出自己仅剩2万多元存款中的2万元整给对方。对于那些“不干正事”的人，他借款的额度则很小，仅满足他们的生活所需。当然，两种情况例外：一是他们犯了事被抓进公安局，需要交钱保出来；另外就是打架受伤，急需医药费。此时，他登高一呼号召捐款，应者云集。
有时候，这样的帮忙会模糊义气与法律的边界。肖敬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起他所知道的一桩强奸案，他的堂外甥为施暴者提供了交通工具，肖不得不找地方给他躲起来。“公安局第二天来查，什么都查不出。”肖敬明的义气换来的，是进一步的信任——他事后才知道，几个小年轻为了躲避警察的搜查，竟然把买来的自制手枪藏在他洗头店的衣柜里。
高度信任的反面，是被“背叛”后的极度愤怒。在“赵喜扬案”后，这些老乡开始怀疑并逐渐确信，自己以前的“翻船”也与肖敬明的秘密告发有关。
让肖敬明更可怕的，是他们无法阻止老乡圈子里，由于误解、愤怒而发酵出来的各种流言。
在贵阳的一个堂哥，听到了肖敬明领“赏金”的传闻，堂哥用“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来议论他的作为，但还是劝他快走，因为钟力经常在贵阳出现。作为被警方追捕的逃犯，钟力似乎并未表现出应有的恐惧，平时呆在贵阳，过年时还会若无其事地回家与朋友喝酒。
在“宁波公安局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去做小生意”的传言盛行的背景下，媒体对肖敬明的每一个肯定性报道，对于在宁波的老乡，都无异于一次“立牌坊”的挑衅。据那个好心提醒他的老乡在电话里透露，“那些人”将报道过他事迹的《中国青年报》贴在老乡们聚集的地方，在老乡圈子里广为告之，“就是那个爪爪(手有残疾的人)干的”。
一个流传甚广、让他们更感愤怒的传言是：因为肖桂荣(在宁波的贵州老乡互称小名)顶着媒体告，让法院和公安局感到很大的压力，原本缓刑两年的龙守莹在两年缓刑期满后，将被执行死刑，而对于外逃的人，公安局也下了死命令必须抓到。
“他们一旦恨起一个人来，不是像小孩子那种恨，过几天就散了，他们就是那样，有恩必报，有仇也必报”。目睹过老乡当街斩下仇家手指的肖敬明，这样评价他们。而一位老乡转述的在逃者的话，似乎印证了他的看法，“哪怕在里面坐二三十年，出来以后，我有脚有手，还是要去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