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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阮成发身上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做事硬气有魄力。
“成为中部的国家中心城市，武汉有基础、有条件、有决心、有信心，应该当仁不让!”
2012年“两会”上，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如此向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表达了要将武汉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宏伟目标和决心。
这与一年前“如果国家在中部确立一个中心城市不是武汉，武汉能不能接受?肯定无法接受!”已经低调了很多，但“阮氏风格”也显露无余。
提起这位55岁的市委书记，在武汉市民眼中，他做事效率高，为人温厚。他曾因“灰尘”和“厕所”两件吹毛求疵的小事而被武汉市民津津乐道，也为武汉砸下200亿打造辛亥革命百年庆典而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也为大搞城市建设而被网民冠名为“满城挖”。
从他上任武汉市委书记的那一刻起，就通过他行为做事的风格、方式，在武汉刮起了一场“阮成发风暴”，如今这股风暴有越刮越猛之势，而背后则是他心中的大武汉梦。
“阮氏风暴”的特点
在这场迅猛的阮成发风暴中，“治庸问责风暴”来得尤为急骤而猛烈，凸显“阮氏作风”。
“阮氏风暴”首先是要求高。
2011年阮成发一上任武汉市委书记，就掀起了一场治庸问责风暴，具体指“责任风暴”和“治庸计划”。
他指出“掀起责任风暴，就是要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市上上下下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干部，但决不能刮一阵风就完了!”为此，他要求建立起科学的层次清晰的责任体系，严格责任追究，建立明确的“买单制”，有功有绩必奖，失职渎职必究必罚。
阮成发强调，实施“治庸计划”，关键在于消除干部队伍工作表现上的“第三种状态”——干不好又不交“枪”，占着职务岗位不作为。
“对领导干部来讲，没有功就是过，没有成绩就是问题、就是庸。”“要通过‘治庸计划’，使干部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干得好，要么交‘枪’，不能有第三种选择。重在一个‘治’字，使庸下能上，减庸提能!”这些不可不谓之要求高。
“阮氏风暴”第二大特点是措施严。
治庸问责从2011年4月份启动以来，至今已将近一年，风暴力度也在持续加强。治庸计划重点治理10种庸病，采取了明察暗访、投诉举报、媒体曝光、十大突出问题公开承诺、电视问政、民评民议等一系列敢于碰硬、敢于动真格的创新举措。
2011年5月中旬，武汉市人保、公安、房管等五部门的“一把手”，就曾通过武汉电视台《行风连线》节目，在演播室现场公开接受了1000万武汉市民的“电视问政”。
前不久，治庸风暴再度升级，明确将治庸办、优化办合并为治庸问责办，由纪委牵头。
而且治庸问责还将实行直查快处制，对投诉线索具体、情况明确的“庸懒散”问题，直接查处问责；市管领导班子和干部实行工作台账制，履职尽责情况由相关单位、服务对象参与评价；一年两次电视问政等一系列动作，建立治庸问责长效机制。治庸问责将“义无反顾，一抓到底”。这些不可不谓之措施严。
“阮氏风暴”的第三大特点就是惩治重。
这场摧枯拉朽式的治庸问责风暴，近一年来，共问责干部760人，其中涉及局级干部13人，处级干部113人，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
阮成发有个能力席位的理念，“能力席位姓‘公’，不是私产，不是顺着排到谁就轮到谁，更不是祖传的，这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公器公用，能者居之。”“决不允许庸碌者占据要位!”正是凭借这样的理念，他指出：自行出台审批和收费项目，主要责任人一律免职；要消除“第三种状态”，干不好就交“枪”；对那些不讲原则、不负责任、不敢碰硬的干部，决不提拔重用；对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要及时调整，对不合格党员要严肃处理。阮成发也明确表示以问题为导向的这场吏治问责，不能是一般的警告、诫勉谈话，更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相关责任人，该处理的一律处理、该调整的一律调整、该免职的一律免职，决不姑息、决不留情、决不手软。这不可不谓之惩治重。
“阮氏风暴”的由来
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两座城市会被冠予“大”字，一个是大上海，另一个就是大武汉。大武汉，印记武汉昔日的辉煌，也寄托武汉发展的梦想。
在阮成发接受媒体的一次采访中，这样阐释大武汉之“大”：大武汉之“大”，最重要的第一“大”应该是创新能力；第二“大”在于开放理念，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上找到武汉应有的地位；第三“大”在于精神层面，要真正把“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变成千万市民的自觉行为。
阮成发主政武汉之后，之所以形成个性鲜明的执政风格，刮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暴，首先是因为其大武汉情结。
现年55岁的阮成发，是地地道道的武汉人，出生地是武汉，籍贯也是武汉，出身普通的工人家庭。从1975年他成为武汉民众服装厂一名工人，到2011年他担任武汉市市委书记，整整37年间，他只因外调离开武汉5年。
长期融入武汉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奠定了他对大武汉与生俱来的认同感和难以割舍的感情。阮成发曾坦言：武汉是一个很好的干事情、成就梦想的平台；4年前，当我回到武汉当市长时，就立下一个志愿，要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多做贡献，争取能够在这个城市留下一点点足迹，这是我的最高追求。
正是这个建设大武汉的情结，使他在面对“满城挖”的骂名时，在面对网民对其搞政绩工程的质疑时，依然说道我会顶着骂名继续下去，我要对这座城市负责。正如他所言：“我愿遍体鳞伤，只要武汉能好。”这样的大武汉情结，使阮成发风暴来得迅速而猛烈强劲，没有丝毫退缩的架势。
其次，阮成发还有大武汉心结。
自明代中后期因汉口的兴起，武汉成为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商业城市；晚清张之洞督鄂后，武汉一跃成为与天津、上海并列的晚清三大洋务中心和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对外贸易口岸；武昌起义的成功让大武汉的荣光达到历史顶峰；民国初年，经济仍在发展，略有减退；计划经济时代，武汉成为全国重工业的重点城市。
但改革开放后，沿海城市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迅速崛起，而武汉却发展严重滞后，众多国企亏损，下岗压力大，此时大武汉昔日的光荣已不再。
复兴大武汉，将武汉建设成为国家的中心城市是武汉人共同的理想和强烈期盼，更是一代人的使命。作为武汉人的阮成发，他怀揣着一个复兴武汉的中部龙头梦，是大武汉梦的坚定实践者和守望者，他坚信武汉是个前途无量的城市，有朝一日，武汉一定能像上海一样成为国家的经济中心。
阮成发至今37的工作中，有32年是在武汉，面对武汉逝去的荣光，对于复兴大武汉，他可能有着比一般人更为迫切的渴望。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阮成发身上有股不服输的精神，做事硬气有魄力。或
“成为中部的国家中心城市，武汉有基础、有条件、有决心、有信心，应该当仁不让!”
2012年“两会”上，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如此向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表达了要将武汉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宏伟目标和决心。
这与一年前“如果国家在中部确立一个中心城市不是武汉，武汉能不能接受?肯定无法接受!”已经低调了很多，但“阮氏风格”也显露无余。
提起这位55岁的市委书记，在武汉市民眼中，他做事效率高，为人温厚。他曾因“灰尘”和“厕所”两件吹毛求疵的小事而被武汉市民津津乐道，也为武汉砸下200亿打造辛亥革命百年庆典而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也为大搞城市建设而被网民冠名为“满城挖”。
从他上任武汉市委书记的那一刻起，就通过他行为做事的风格、方式，在武汉刮起了一场“阮成发风暴”，如今这股风暴有越刮越猛之势，而背后则是他心中的大武汉梦。
“阮氏风暴”的特点
在这场迅猛的阮成发风暴中，“治庸问责风暴”来得尤为急骤而猛烈，凸显“阮氏作风”。
“阮氏风暴”首先是要求高。
2011年阮成发一上任武汉市委书记，就掀起了一场治庸问责风暴，具体指“责任风暴”和“治庸计划”。
他指出“掀起责任风暴，就是要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市上上下下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干部，但决不能刮一阵风就完了!”为此，他要求建立起科学的层次清晰的责任体系，严格责任追究，建立明确的“买单制”，有功有绩必奖，失职渎职必究必罚。
阮成发强调，实施“治庸计划”，关键在于消除干部队伍工作表现上的“第三种状态”——干不好又不交“枪”，占着职务岗位不作为。
“对领导干部来讲，没有功就是过，没有成绩就是问题、就是庸。”“要通过‘治庸计划’，使干部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干得好，要么交‘枪’，不能有第三种选择。重在一个‘治’字，使庸下能上，减庸提能!”这些不可不谓之要求高。
“阮氏风暴”第二大特点是措施严。
治庸问责从2011年4月份启动以来，至今已将近一年，风暴力度也在持续加强。治庸计划重点治理10种庸病，采取了明察暗访、投诉举报、媒体曝光、十大突出问题公开承诺、电视问政、民评民议等一系列敢于碰硬、敢于动真格的创新举措。
2011年5月中旬，武汉市人保、公安、房管等五部门的“一把手”，就曾通过武汉电视台《行风连线》节目，在演播室现场公开接受了1000万武汉市民的“电视问政”。
前不久，治庸风暴再度升级，明确将治庸办、优化办合并为治庸问责办，由纪委牵头。
而且治庸问责还将实行直查快处制，对投诉线索具体、情况明确的“庸懒散”问题，直接查处问责；市管领导班子和干部实行工作台账制，履职尽责情况由相关单位、服务对象参与评价；一年两次电视问政等一系列动作，建立治庸问责长效机制。治庸问责将“义无反顾，一抓到底”。这些不可不谓之措施严。
“阮氏风暴”的第三大特点就是惩治重。
这场摧枯拉朽式的治庸问责风暴，近一年来，共问责干部760人，其中涉及局级干部13人，处级干部113人，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
阮成发有个能力席位的理念，“能力席位姓‘公’，不是私产，不是顺着排到谁就轮到谁，更不是祖传的，这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公器公用，能者居之。”“决不允许庸碌者占据要位!”正是凭借这样的理念，他指出：自行出台审批和收费项目，主要责任人一律免职；要消除“第三种状态”，干不好就交“枪”；对那些不讲原则、不负责任、不敢碰硬的干部，决不提拔重用；对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要及时调整，对不合格党员要严肃处理。阮成发也明确表示以问题为导向的这场吏治问责，不能是一般的警告、诫勉谈话，更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相关责任人，该处理的一律处理、该调整的一律调整、该免职的一律免职，决不姑息、决不留情、决不手软。这不可不谓之惩治重。
“阮氏风暴”的由来
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两座城市会被冠予“大”字，一个是大上海，另一个就是大武汉。大武汉，印记武汉昔日的辉煌，也寄托武汉发展的梦想。
在阮成发接受媒体的一次采访中，这样阐释大武汉之“大”：大武汉之“大”，最重要的第一“大”应该是创新能力；第二“大”在于开放理念，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上找到武汉应有的地位；第三“大”在于精神层面，要真正把“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变成千万市民的自觉行为。
阮成发主政武汉之后，之所以形成个性鲜明的执政风格，刮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暴，首先是因为其大武汉情结。
现年55岁的阮成发，是地地道道的武汉人，出生地是武汉，籍贯也是武汉，出身普通的工人家庭。从1975年他成为武汉民众服装厂一名工人，到2011年他担任武汉市市委书记，整整37年间，他只因外调离开武汉5年。
长期融入武汉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奠定了他对大武汉与生俱来的认同感和难以割舍的感情。阮成发曾坦言：武汉是一个很好的干事情、成就梦想的平台；4年前，当我回到武汉当市长时，就立下一个志愿，要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多做贡献，争取能够在这个城市留下一点点足迹，这是我的最高追求。
正是这个建设大武汉的情结，使他在面对“满城挖”的骂名时，在面对网民对其搞政绩工程的质疑时，依然说道我会顶着骂名继续下去，我要对这座城市负责。正如他所言：“我愿遍体鳞伤，只要武汉能好。”这样的大武汉情结，使阮成发风暴来得迅速而猛烈强劲，没有丝毫退缩的架势。
其次，阮成发还有大武汉心结。
自明代中后期因汉口的兴起，武汉成为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商业城市；晚清张之洞督鄂后，武汉一跃成为与天津、上海并列的晚清三大洋务中心和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对外贸易口岸；武昌起义的成功让大武汉的荣光达到历史顶峰；民国初年，经济仍在发展，略有减退；计划经济时代，武汉成为全国重工业的重点城市。
但改革开放后，沿海城市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迅速崛起，而武汉却发展严重滞后，众多国企亏损，下岗压力大，此时大武汉昔日的光荣已不再。
复兴大武汉，将武汉建设成为国家的中心城市是武汉人共同的理想和强烈期盼，更是一代人的使命。作为武汉人的阮成发，他怀揣着一个复兴武汉的中部龙头梦，是大武汉梦的坚定实践者和守望者，他坚信武汉是个前途无量的城市，有朝一日，武汉一定能像上海一样成为国家的经济中心。
阮成发至今37的工作中，有32年是在武汉，面对武汉逝去的荣光，对于复兴大武汉，他可能有着比一般人更为迫切的渴望。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阮成发身上有股不服输的精神，做事硬气有魄力。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