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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三五”甚至整个未来发展的过程中，“绿色发展”将成为中国发展的主基调。绿色发展不仅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创新抉择，而且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
坚持绿色发展，涉及空间结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消费方式等多个方面。目前，要实现生态文明和经济转型的融合，关键是要抓好绿色投资工作。
传统投资忽视节约资源和能源，忽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结果致使资源能源瓶颈约束增大，生态环境治理费用加大，最终导致实际增长的速度减慢，增长的副作用甚至是负作用增加，因此，它属于“黑色投资”。为此，转向“绿色投资”成为国际性的潮流。
绿色投资不仅是考虑资源、能源、环境、生态等自然物质条件的投资，而且是将自然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保护以及相关的产业作为专门投入领域的投资。绿色投资具有重要的生态效益。同时，绿色投资不仅具有溢出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直接的经济效益。例如，在“十二五”的前三年，中国环境保护投入2.33万亿元，拉动GDP增加2.56万亿元，占同期GDP的1.64%。
此外，绿色投资还具有带动就业、创造需求等明显的社会效益。例如，全球可再生能源所创造的工作岗位以每年21%的速度增长。由于绿色投资可以有效地实现“三个效益”的统一，因此，在“十三五”和未来的发展时期内，必须将加强绿色投资作为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
加强对自然资源和自然资产的投入。正如对人力资源的投入可以形成人力资本进而会带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样，对自然资源和资源资产的投入可以形成自然资本进而会促进可持续发展。包括土壤、淡水、草场、森林、湿地、海洋等在内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存量不仅是保证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而且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因此，通过向小流域水土治理、植树造林、生态恢复以及草业、林业、渔业等与自然资源相关的领域和产业的投入，可以极大地增加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最终会提升国家的总体实力。
客商在第二届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经贸洽谈会参观山东邹平县一家农场的现代化育苗
为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要看到，自然生态是有价值的，保护自然就是增值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过程，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应得到合理回报和经济补偿。目前，在保证自然资源和自然资产公共性的前提下，在推进自然资产产权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防止和避免自然资产的流失和贬值，也要组建或改组设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推动国有资本加大对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投入。
加强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危险废物处理厂、园林绿化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水利建设、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供水、供电、供热、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属于社会的公共产品，兼具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对之进行投资，可以获得多重效益。在促投资稳增长政策措施的带动下，2015年，全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7.2%，对整体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29.4%，同比提高6个百分点。因此，我们必须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绿色投资的重点，加大相关投入，并以此带动绿色就业和绿色发展。
加强对绿色产业尤其是节能环保产业的投资。坚持绿色发展，不仅要淘汰“黑色产业”，而且要按照绿色化的要求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和完善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节能环保产业等在内的绿色产业。从长远来看，绿色产业有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经济点。
据国家环保部有关人士测算，“十三五”期间，中国环保产业的全社会投资有望达到17万亿元，其中，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预计将拉动4万亿元至5万亿元社会投资，落实《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计划》带动的投资预计远超5.7万亿元。为此，在第一产业领域，要加大向有机农业、生态农业以及特色经济林、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林产业的投入。在第二产业领域，要加大生态工业的投入，大力发展生态工业园。在第三产业领域，要加大向节能环保产业的投入。这样，可以有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新的业态。
总之，通过绿色投资，可以有效创造新的公共产品，切实维护公共利益，因此，我们必须将之作为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环节，并将之纳入到供给侧结构改革中。
通过绿色投资带动绿色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努力。目前，必须将政策创新作为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
加强金融政策创新。围绕着绿色发展，生态金融成为金融政策的重要工具和发展方向。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和要求：从引导资本流向的角度看，要求将与资源环境生态等相关的潜在成本、收益、风险、回报纳入到投融资决策中，由此规范和引导经济资源流向，促进绿色发展。从金融交易的角度看，它是金融产品与市场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实现的是生态环境权的价值的跨时空交易，本质上是生态期权。
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目前，融资问题是制约生态金融发展的主要瓶颈。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估计，中国绿色产业的年投资需求在2万亿人民币以上，但是，国家财政只能满足10%至15%的绿色投资需求。为此，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国家财政投入必须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来，让市场机制在其中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
在此前提下，国家财政投入必须转向民生和环保等公共领域，加大对这些领域投入的比例和力度，必须真正确保公共财政的公共性。在“十三五”和未来发展时期内，政府必须将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作为投入的重点领域。 此外，必须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引入和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模式），为绿色发展引入更多资本。在公共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引入PPP模式，不仅可有效解决绿色投资的融资问题，而且能够将最新、最先进的生态环境治理理念和技术应用于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
在这方面，中国已经积累有一定的经验。目前，根据绿色投资的需求，必须鼓励各类投资进入环保市场和绿色发展领域。凡是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开展的绿色发展项目，都应通过政策创新的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和运营。PPP模式同样是实现生态治理的一种重要选择。
加强产业政策创新。绿色产业政策是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它有两个重点方向：在宏观上，应推动形成绿色化的产业结构。在微观上，应推动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传统产业向绿色产业转移。
在这方面，中国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目前，我们应该将“工业4.0”和“互联网 绿色生态”纳入到产业政策中，作为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工业4.0”是德国提出的高科技战略计划，是指利用网络实体系统及物联网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最后达到快速、有效、个人化的产品供应。它主要包括智能工厂、智能生产和智能物流三大主题，旨在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建立具有适应性、资源效率和人因工程学的智慧工厂，在商业流程和价值流程中整合客户和商业伙伴。
“工业4.0”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产业发展的新模式，可以帮助中国解决眼下所面临的资源和能源效益、城市生产和人口变化等问题。因此，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德国时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署名文章时重点提到了德国“工业4.0”战略。这一文章事实上是加速推出“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动员令。
其实，这一政策与中国提出的“互联网 绿色生态”的政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借力“工业4.0”和“互联网 绿色生态”以及二者的融合，我们将形成创新性技术、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带动绿色发展向技术手段智能化、参与主体多元化、服务方式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所以，在协同推进“新四化”和绿色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积极利用“工业4.0”提供的机遇和平台，大力运用“互联网 绿色生态”的手段，引入绿色化和生态文明的科学理念，实现跨越式新发展。总之，我们必须将“工业4.0”和“互联网 绿色生态”与绿色产业有机融合起来，作为绿色投资的重点领域。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绿色投资
坚持绿色发展，涉及空间结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消费方式等多个方面。目前，要实现生态文明和经济转型的融合，关键是要抓好绿色投资工作。
传统投资忽视节约资源和能源，忽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结果致使资源能源瓶颈约束增大，生态环境治理费用加大，最终导致实际增长的速度减慢，增长的副作用甚至是负作用增加，因此，它属于“黑色投资”。为此，转向“绿色投资”成为国际性的潮流。
绿色投资不仅是考虑资源、能源、环境、生态等自然物质条件的投资，而且是将自然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保护以及相关的产业作为专门投入领域的投资。绿色投资具有重要的生态效益。同时，绿色投资不仅具有溢出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直接的经济效益。例如，在“十二五”的前三年，中国环境保护投入2.33万亿元，拉动GDP增加2.56万亿元，占同期GDP的1.64%。
此外，绿色投资还具有带动就业、创造需求等明显的社会效益。例如，全球可再生能源所创造的工作岗位以每年21%的速度增长。由于绿色投资可以有效地实现“三个效益”的统一，因此，在“十三五”和未来的发展时期内，必须将加强绿色投资作为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
加强对自然资源和自然资产的投入。正如对人力资源的投入可以形成人力资本进而会带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样，对自然资源和资源资产的投入可以形成自然资本进而会促进可持续发展。包括土壤、淡水、草场、森林、湿地、海洋等在内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存量不仅是保证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而且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因此，通过向小流域水土治理、植树造林、生态恢复以及草业、林业、渔业等与自然资源相关的领域和产业的投入，可以极大地增加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最终会提升国家的总体实力。
为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要看到，自然生态是有价值的，保护自然就是增值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过程，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应得到合理回报和经济补偿。目前，在保证自然资源和自然资产公共性的前提下，在推进自然资产产权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防止和避免自然资产的流失和贬值，也要组建或改组设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推动国有资本加大对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投入。
加强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危险废物处理厂、园林绿化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水利建设、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供水、供电、供热、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属于社会的公共产品，兼具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对之进行投资，可以获得多重效益。在促投资稳增长政策措施的带动下，2015年，全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7.2%，对整体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29.4%，同比提高6个百分点。因此，我们必须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绿色投资的重点，加大相关投入，并以此带动绿色就业和绿色发展。
加强对绿色产业尤其是节能环保产业的投资。坚持绿色发展，不仅要淘汰“黑色产业”，而且要按照绿色化的要求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和完善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节能环保产业等在内的绿色产业。从长远来看，绿色产业有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经济点。
据国家环保部有关人士测算，“十三五”期间，中国环保产业的全社会投资有望达到17万亿元，其中，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预计将拉动4万亿元至5万亿元社会投资，落实《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计划》带动的投资预计远超5.7万亿元。为此，在第一产业领域，要加大向有机农业、生态农业以及特色经济林、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林产业的投入。在第二产业领域，要加大生态工业的投入，大力发展生态工业园。在第三产业领域，要加大向节能环保产业的投入。这样，可以有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新的业态。
总之，通过绿色投资，可以有效创造新的公共产品，切实维护公共利益，因此，我们必须将之作为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环节，并将之纳入到供给侧结构改革中。
政策选择
通过绿色投资带动绿色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努力。目前，必须将政策创新作为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
加强金融政策创新。围绕着绿色发展，生态金融成为金融政策的重要工具和发展方向。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和要求：从引导资本流向的角度看，要求将与资源环境生态等相关的潜在成本、收益、风险、回报纳入到投融资决策中，由此规范和引导经济资源流向，促进绿色发展。从金融交易的角度看，它是金融产品与市场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实现的是生态环境权的价值的跨时空交易，本质上是生态期权。
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目前，融资问题是制约生态金融发展的主要瓶颈。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估计，中国绿色产业的年投资需求在2万亿人民币以上，但是，国家财政只能满足10%至15%的绿色投资需求。为此，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国家财政投入必须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来，让市场机制在其中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
在此前提下，国家财政投入必须转向民生和环保等公共领域，加大对这些领域投入的比例和力度，必须真正确保公共财政的公共性。在“十三五”和未来发展时期内，政府必须将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作为投入的重点领域。 此外，必须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引入和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模式），为绿色发展引入更多资本。在公共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引入PPP模式，不仅可有效解决绿色投资的融资问题，而且能够将最新、最先进的生态环境治理理念和技术应用于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
在这方面，中国已经积累有一定的经验。目前，根据绿色投资的需求，必须鼓励各类投资进入环保市场和绿色发展领域。凡是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开展的绿色发展项目，都应通过政策创新的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和运营。PPP模式同样是实现生态治理的一种重要选择。
加强产业政策创新。绿色产业政策是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它有两个重点方向：在宏观上，应推动形成绿色化的产业结构。在微观上，应推动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传统产业向绿色产业转移。
在这方面，中国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目前，我们应该将“工业4.0”和“互联网 绿色生态”纳入到产业政策中，作为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工业4.0”是德国提出的高科技战略计划，是指利用网络实体系统及物联网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最后达到快速、有效、个人化的产品供应。它主要包括智能工厂、智能生产和智能物流三大主题，旨在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建立具有适应性、资源效率和人因工程学的智慧工厂，在商业流程和价值流程中整合客户和商业伙伴。
“工业4.0”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产业发展的新模式，可以帮助中国解决眼下所面临的资源和能源效益、城市生产和人口变化等问题。因此，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德国时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署名文章时重点提到了德国“工业4.0”战略。这一文章事实上是加速推出“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动员令。
其实，这一政策与中国提出的“互联网 绿色生态”的政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借力“工业4.0”和“互联网 绿色生态”以及二者的融合，我们将形成创新性技术、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带动绿色发展向技术手段智能化、参与主体多元化、服务方式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所以，在协同推进“新四化”和绿色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积极利用“工业4.0”提供的机遇和平台，大力运用“互联网 绿色生态”的手段，引入绿色化和生态文明的科学理念，实现跨越式新发展。总之，我们必须将“工业4.0”和“互联网 绿色生态”与绿色产业有机融合起来，作为绿色投资的重点领域。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