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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火车司机的儿子，从小就跟铁路结下不解之缘；
1957年，意外的留苏经历让他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功底；
毕业之后，在偏远的株洲默默地当了17年的技术员；
由技工到总工，再到局长，他经历了很多的磨练；
1998年的大洪水把铁路冲得七零八落，他临危受命，接下了铁路扭亏的重担；
他感受到飞机和公路运输给“铁老大”的巨大压力，毅然决然推动了中国铁路的大提速。
傅志寰，铁道部原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1938年3月生。1956年考入北京留苏预备部，1957年进入苏联莫斯科铁道学院，1961年7月毕业于莫斯科铁道学院铁道电气化系。1961年毕业分配到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工作。1983年后任铁道部科技局总工程师、局长。1989年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党委副书记。1991年1月后，任铁道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98年3月任铁道部部长。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2001年12月被增选为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院士。2003年3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主任。
毛主席一段话，影响了我一生
1957年，年轻的傅志寰进入苏联莫斯科铁道学院学习。苏联当时被中国青年人视为榜样，但中苏关系也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1960年，傅志寰回国参加了“反修”学习。
四年的专业学习，为他打下了良好的铁路技术基础。至今，他不能忘怀的是，在初次出国的漫长行程中，所见的苏联的自然风光和发达的铁路系统。
我生在铁路家庭，小时候也没上什么幼儿园，跟邻居的孩子出去玩儿，也是跟铁路、跟火车打交道。我很淘气，在车厢里跑上跑下。有时候拿个钉子，往铁道上一放，火车一过来，把那个钉子轧成扁扁的，像小刀一样的，看了以后非常高兴。
我非常喜欢火车，特别是蒸汽车，那种排气的声音，听着非常舒服，就像音乐一样。
考大学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唐山铁道学院。我父亲是开火车的，我想我应该制造火车。当时报的专业是蒸汽机车制造。
我们家住得比较偏远，我接到通知书就比较晚。我的录取通知书来自北京俄语学院，也就是留苏预备部。接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天，我母亲非常高兴，切菜的时候不小心把手都切了一下。对我的父母来说，这是突如其来的喜事。像我们这样的工人家庭，家境比较困难，解放前根本没条件，也没机会上学，现在一下子就出国留学了。
当时去苏联，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我一直都坐在窗前往外看。小时候看了很多苏联电影，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是非常美好的。看了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赤塔、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后来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在国内的中学同学，让他们也来分享我的感觉。
在莫斯科，我还赶上了毛主席在苏联接见留学生的活动，那是1957年。我们学校离莫斯科大学非常远，我是提前半个小时到的，结果座位全都占满了，我只能站在后排。毛主席给我们讲了大概有40分钟，他讲的是湖南话，我只能听懂一多半。但毛主席那段非常著名的话我听懂了，他说，你们年轻人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句话影响了我一生。当时给我们的助学金是每月500卢布，这在国内能养活七八个人，我们都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毛主席又对我们寄予这么高的期望，所以当时很多同学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结果我们都很争气，毕业的时候基本都成了光荣榜上的优秀学生。
当时有点不适应，但是没有失望过
1961年，学成归国的傅志寰没有留在北京的铁路研究部门，而是服从分配，来到远在湖南的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在株洲这个偏远的中国内地城市，他把23年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新中国的电力机车事业。
同一届的留苏学生只有他一个人分配到株洲，其余大部分留在了北京。做了一年见习生后，他开始了17年的技术员的生涯。
当时在苏联学的是电力机车专业，我毕业的时候我们国家电力机车的研制才刚刚起步，我想应该在事业上为国家多做些工作。我们留学生都想，国家培养了我们五年，现在是为祖国效力的时候了。多数人填的志愿都是坚决服从祖国分配，我们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后来我就分到株洲了。
如果分在北京，像铁道科学研究院，也很好。分到株洲我坚决服从，因为我是向组织这么表态的，我要兑现自己的诺言。另外，株洲有株洲的好处，那里是我们国家的电力机车基地，那里有我的事业。
我是带着年轻人非常美好的理想去的。到了株洲，不光是生活条件，包括研究条件都有很大的差距，当时有点不适应，但是没有失望过。我是一直在北方长大的，觉得南方冬天一定很好过，结果那里雨下得很多，非常冷，是从里边往外冷。夏天也热得不得了，有蚊子，挂蚊帐又闷，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除此以外，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饭吃不饱，技术上也碰到很多困难。第一批电力机车用的是苏联图纸，苏联专家撤走以后，一大堆技术问题都要靠我们年轻人去解决，而我们的水平还很低，工作上的压力非常大。
但是我想，这个地方是我可以发挥自己才能、发挥自己作用的地方。电力机车刚刚起步，问题那么多，完全可以在工作中学习的。一开始，我们在环行线做实验，后来又去了宝鸡。宝鸡到秦岭，这95千米是中国第一条电机化铁路，我们的车就到那儿去试运行。就这样，边干边学，我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都在外边，一下子就充实起来。通过实践和实验，我对整个机车有了全面的了解，也为我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
1983年，傅志寰调到铁道部，担任铁道部科技局总工程师和局长。20世纪80年代末，他担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和党委副书记。社会这所大学校，给了他更多的磨练。
从一个技术人员到总工程师，再到局长，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1989年，当时我任铁道部科技局局长，后来领导就找我谈话了，说你的工作变动一下，去铁路局吧。去哪个铁路局开始还没告诉我，我就想,对铁路运输我是一窍不通，当铁路局长，我是不胜任的。后来组织上决定叫我去哈尔滨。我提出来，最好不去哈尔滨，因为那儿亲属同学多。做一个铁路局长，如果有这些关系，工作不容易开展。但还是去了，果然不少人找我办事我没给办，得罪了不少人，但是没办法，也只能如此了。
当时哈尔滨最难的是就业问题，第二就是安全问题。当时哈尔滨铁路局设备条件比较差，人员素质不高，很多老职工退休了，子女顶替，来不及很好地培训，技术不行，责任心不行，一年中要出很多事故，安全的压力非常大。我们有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我晚上睡觉也不安稳，总是怕出什么事儿。假如正开着会，管运输的、管安全的局长忽然出去，半天不回来，我心里就不踏实了。
这段时间，事故每年总有五六次，比如货车脱轨、中断行车几个小时，我们都是有责任的。
后来我在当铁道部部长的五年中，对安全问题下了很大功夫。我在前任的基础上，一个是在技术上采取了很多措施，一个是在职工的教育上想了很多办法，再一个就是在管理上推行了责任制。结果安全情况大有好转。提速到现在已经几年过去了，还没有因为提速发生旅客伤亡事故。做工作总是有回报的，只要下苦功夫，打好安全基础，事故总是可以大量减少。
如果扭不了亏，我带领我们全体党组成员集体辞职
1991年，傅志寰担任铁道部副部长。1998年，出任铁道部部长。也就在这一年，大江大河肆虐的洪水把铁路冲得七零八落。
就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傅志寰立下军令状，为铁路扭亏为盈背水一战。
1957年，意外的留苏经历让他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功底；
毕业之后，在偏远的株洲默默地当了17年的技术员；
由技工到总工，再到局长，他经历了很多的磨练；
1998年的大洪水把铁路冲得七零八落，他临危受命，接下了铁路扭亏的重担；
他感受到飞机和公路运输给“铁老大”的巨大压力，毅然决然推动了中国铁路的大提速。
傅志寰，铁道部原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1938年3月生。1956年考入北京留苏预备部，1957年进入苏联莫斯科铁道学院，1961年7月毕业于莫斯科铁道学院铁道电气化系。1961年毕业分配到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工作。1983年后任铁道部科技局总工程师、局长。1989年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党委副书记。1991年1月后，任铁道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98年3月任铁道部部长。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2001年12月被增选为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院士。2003年3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主任。
毛主席一段话，影响了我一生
1957年，年轻的傅志寰进入苏联莫斯科铁道学院学习。苏联当时被中国青年人视为榜样，但中苏关系也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1960年，傅志寰回国参加了“反修”学习。
四年的专业学习，为他打下了良好的铁路技术基础。至今，他不能忘怀的是，在初次出国的漫长行程中，所见的苏联的自然风光和发达的铁路系统。
我生在铁路家庭，小时候也没上什么幼儿园，跟邻居的孩子出去玩儿，也是跟铁路、跟火车打交道。我很淘气，在车厢里跑上跑下。有时候拿个钉子，往铁道上一放，火车一过来，把那个钉子轧成扁扁的，像小刀一样的，看了以后非常高兴。
我非常喜欢火车，特别是蒸汽车，那种排气的声音，听着非常舒服，就像音乐一样。
考大学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唐山铁道学院。我父亲是开火车的，我想我应该制造火车。当时报的专业是蒸汽机车制造。
我们家住得比较偏远，我接到通知书就比较晚。我的录取通知书来自北京俄语学院，也就是留苏预备部。接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天，我母亲非常高兴，切菜的时候不小心把手都切了一下。对我的父母来说，这是突如其来的喜事。像我们这样的工人家庭，家境比较困难，解放前根本没条件，也没机会上学，现在一下子就出国留学了。
当时去苏联，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我一直都坐在窗前往外看。小时候看了很多苏联电影，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是非常美好的。看了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赤塔、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后来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在国内的中学同学，让他们也来分享我的感觉。
在莫斯科，我还赶上了毛主席在苏联接见留学生的活动，那是1957年。我们学校离莫斯科大学非常远，我是提前半个小时到的，结果座位全都占满了，我只能站在后排。毛主席给我们讲了大概有40分钟，他讲的是湖南话，我只能听懂一多半。但毛主席那段非常著名的话我听懂了，他说，你们年轻人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句话影响了我一生。当时给我们的助学金是每月500卢布，这在国内能养活七八个人，我们都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毛主席又对我们寄予这么高的期望，所以当时很多同学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结果我们都很争气，毕业的时候基本都成了光荣榜上的优秀学生。
当时有点不适应，但是没有失望过
1961年，学成归国的傅志寰没有留在北京的铁路研究部门，而是服从分配，来到远在湖南的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在株洲这个偏远的中国内地城市，他把23年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新中国的电力机车事业。
同一届的留苏学生只有他一个人分配到株洲，其余大部分留在了北京。做了一年见习生后，他开始了17年的技术员的生涯。
当时在苏联学的是电力机车专业，我毕业的时候我们国家电力机车的研制才刚刚起步，我想应该在事业上为国家多做些工作。我们留学生都想，国家培养了我们五年，现在是为祖国效力的时候了。多数人填的志愿都是坚决服从祖国分配，我们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后来我就分到株洲了。
如果分在北京，像铁道科学研究院，也很好。分到株洲我坚决服从，因为我是向组织这么表态的，我要兑现自己的诺言。另外，株洲有株洲的好处，那里是我们国家的电力机车基地，那里有我的事业。
我是带着年轻人非常美好的理想去的。到了株洲，不光是生活条件，包括研究条件都有很大的差距，当时有点不适应，但是没有失望过。我是一直在北方长大的，觉得南方冬天一定很好过，结果那里雨下得很多，非常冷，是从里边往外冷。夏天也热得不得了，有蚊子，挂蚊帐又闷，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除此以外，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饭吃不饱，技术上也碰到很多困难。第一批电力机车用的是苏联图纸，苏联专家撤走以后，一大堆技术问题都要靠我们年轻人去解决，而我们的水平还很低，工作上的压力非常大。
但是我想，这个地方是我可以发挥自己才能、发挥自己作用的地方。电力机车刚刚起步，问题那么多，完全可以在工作中学习的。一开始，我们在环行线做实验，后来又去了宝鸡。宝鸡到秦岭，这95千米是中国第一条电机化铁路，我们的车就到那儿去试运行。就这样，边干边学，我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都在外边，一下子就充实起来。通过实践和实验，我对整个机车有了全面的了解，也为我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
1983年，傅志寰调到铁道部，担任铁道部科技局总工程师和局长。20世纪80年代末，他担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和党委副书记。社会这所大学校，给了他更多的磨练。
从一个技术人员到总工程师，再到局长，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1989年，当时我任铁道部科技局局长，后来领导就找我谈话了，说你的工作变动一下，去铁路局吧。去哪个铁路局开始还没告诉我，我就想,对铁路运输我是一窍不通，当铁路局长，我是不胜任的。后来组织上决定叫我去哈尔滨。我提出来，最好不去哈尔滨，因为那儿亲属同学多。做一个铁路局长，如果有这些关系，工作不容易开展。但还是去了，果然不少人找我办事我没给办，得罪了不少人，但是没办法，也只能如此了。
当时哈尔滨最难的是就业问题，第二就是安全问题。当时哈尔滨铁路局设备条件比较差，人员素质不高，很多老职工退休了，子女顶替，来不及很好地培训，技术不行，责任心不行，一年中要出很多事故，安全的压力非常大。我们有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我晚上睡觉也不安稳，总是怕出什么事儿。假如正开着会，管运输的、管安全的局长忽然出去，半天不回来，我心里就不踏实了。
这段时间，事故每年总有五六次，比如货车脱轨、中断行车几个小时，我们都是有责任的。
后来我在当铁道部部长的五年中，对安全问题下了很大功夫。我在前任的基础上，一个是在技术上采取了很多措施，一个是在职工的教育上想了很多办法，再一个就是在管理上推行了责任制。结果安全情况大有好转。提速到现在已经几年过去了，还没有因为提速发生旅客伤亡事故。做工作总是有回报的，只要下苦功夫，打好安全基础，事故总是可以大量减少。
如果扭不了亏，我带领我们全体党组成员集体辞职
1991年，傅志寰担任铁道部副部长。1998年，出任铁道部部长。也就在这一年，大江大河肆虐的洪水把铁路冲得七零八落。
就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傅志寰立下军令状，为铁路扭亏为盈背水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