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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古称为“博戏”，字面理解有娱乐怡情、“戏而取人财”之义。虽然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以及伦理道德一直在谴责赌博，但这拗不过人们好游戏、好投机的天性。
搓麻将、斗地主，或许是目前大江南北、老少咸宜的活动了。岁时节令，这股风吹得更猛。家家户户玩一番，似乎成了自古皆然的社会风尚。在古代习俗中，除夕赌博还有“试年庚”的迷信说法，赌钱输赢事关来年的吉凶好坏。
中国的麻将
中国人好赌，可以追溯到夏商，相传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的大臣乌曹发明了“六博”。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宋、清代后期都是赌博盛行的时期，中国喜欢赌博的帝王将相、文人也不可胜数。
才女李清照生性爱赌博，并写就赌博专著《打马图》传世，该书序言写道：“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书画，每忘寝食。”赌博之风，由此可窥一斑。
麻将堪称中国的“国赌”。梁实秋先生曾言：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麻将。抗战期间，重庆流传一首四句打油诗：“一个中国人，闷得发慌。两个中国人，就好商量。三个中国人，作不成事。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
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是个典型麻将迷。“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之名言就出自此先生之口；办报期间，许多社论、时评都是他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成都人好玩麻将又是全国典型。成都麻将和茶馆相辅相成，成为外地人对成都的首要印象。西南民族大学罗新本教授是最早研究赌博习俗的专家之一，他解释了成都人好打麻将的由来：“说句风趣的话，就是好也都江堰，坏也都江堰。修了都江堰后，‘水旱从人’，汉代以来，成都平原就被称为天府之国，求生比较容易，好休闲享乐（包括赌博）就成了很‘正常’的事情，这在《汉书》里就有记载。”
如果成都人搓麻将只是小赌怡情的话，那么，上世纪初期的上海则是有规模、颇成气候的东方第一大赌城了。
民国初年，上海妓院公开赌博的不下1500家，赌客合计每日就有1.5万人。1931年，旧上海三大赌业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联合开设的福煦路181号赌场更是名震一时：大小赌室10间，轮盘赌台8张，巡场警卫20余名。赌场实行会员制，有四白之说，即“白吃、白饮、白吸、白坐”，帮会中人1300余人。1937年上海沦陷后，赌博业更是畸形繁荣，赌场从过去五六家跃升至20余所。
上海本地人、上海博物馆退休研究员宋明明回忆道：“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化根本就是颓废文化。那时候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整天就是打牌、搓麻将，女人在外面干活是被人瞧不起的。我的一位中学老师的母亲到老也不会做饭，而他父亲解放前一人还要兼几份差使。”
赌命？还是认命？
诗人北岛自称“自幼好赌”。他在《赌博记》中分析认为，“这和我们民族的非理性倾向有关：信命运不信鬼神。”
“你看中国人群中谁最喜欢买彩票？中国民工。一些报纸上说一个中奖的下岗工人每个月拿200元、300元买彩票，他每月工资那么低，你说他为什么买？他是买彩票来赌自己的命运。”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如是说。
“中国普通老百姓想通过参与赌博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表面上看似不认命，其实是在向命运低头。在长期压抑的情况下，通过赌博来发泄，将自己的命交给那几张牌。你说是认命，还是不认命？”罗新本教授表达了与顾骏截然相反的观点。
罗新本认为，中国赌博文化逃脱不开儒家的核心价值——礼。“礼的核心主要是等级，这让中国人压抑数千年，但在赌场就不是了。俗话说‘赌场牌桌上无父子’，除特殊原因（如出千、变相行贿、巴结）外，赌博过程是公平的，对赌客来说机会平等，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害怕的东西。”
罗新本分析，好赌还与宗教有关。欧美国家不论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是佛教，都从宗教角度对赌博进行谴责。而在中国，宗教从来都不占主导地位，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和观念以及伦理道德也谴责赌博，但它对人们的约束力毕竟稍逊一筹。
禁堵与娱乐
赌博的本质是“争先”和“惟胜是图”，与中国传统“重义贱利”的价值观念完全相反。因此，禁赌也是古代历朝皇帝的重要政务之一。
禁赌手段最残暴的当属明太祖朱元璋。据记载，明太祖造了座“逍遥楼”，专门拘禁赌博的、养鸟禽的游手好闲人士，让他们尽情在楼里赌、玩，但不给吃喝。后来，明太祖又下诏：凡赌博者斩断手腕。这种重罪处治，可谓古今少有。
百姓小赌，则多了几分游戏色彩。因此，一些朝代也开了点“后门”。北宋期间，全民好“扑卖”（即所有商品都可以用铜钱投掷定价格）。每逢正月初一，开封府准许百姓“关扑”三日。到清朝，成都官府每年正月初六就在衙门口贴告示：“破五已过，禁止赌博”，警告老百姓春节已过，不要任意赌博了。
打打小牌，赌点小赢，娱乐娱乐，也不为过。不过，赌博一旦与钱真正较劲的话，小则牌桌上不痛快、当场走人，大则可能导致倾家荡产、血光之灾。28岁的刘楼春（化名）还清晰记得小学三年级在重庆的那个暑假，舅舅打麻将时与牌友发生争执，回家拿菜刀找对方评理。外婆看见儿子从厨房拖出菜刀骂骂咧咧出门，知道大事不妙，追上儿子，死抱住腰不放。一不小心舅舅挣开外婆的手，菜刀飞了出去正好扎在外婆大腿上。
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国之所以会出现所谓“全民皆赌”的现象，也与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有关。罗新本分析道，“中国老百姓娱乐方式太少了。西方人闲暇时去教堂、开派对、看体育比赛等，娱乐方式比我们多，沉迷赌博的人就自然少。中国受经济条件、文化水平、社会环境、交际环境等局限，闲暇时间怎么消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审美情趣和觉悟也会随之提高，而各种娱乐活动也会更加丰富。那时，人们对赌博的兴趣程度将会逐渐淡化。当然，这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