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中国威胁论”、“中国政府践踏人权”、“中国政府在非洲实行新的殖民主义、掠夺资源”等,类似这样对中国的报道在西方媒体、电视、报纸上早已见怪不怪。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入手,深入分析了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国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 西方媒体;歪曲报道;原因;对策
2008年3月14日上午11时许,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一些僧人在小昭寺用石塊突然袭击执勤民警。几乎与此同时,一些人开始对政府机关、学校、新闻机构、临街铺面、商场、银行等目标实施打、砸、抢、烧。事发当天,拉萨市区的所有主要交通路段都出现了商铺被冲抢,汽车被烧,行人被打、杀,政府机构被砸毁的情况,场面十分的混乱与血腥。事后调查统计,当天闹事分子纵火多达300多处,共908户商铺、7所学校、5座医院、120间民房受损,10个金融网点被毁,20多处建筑被烧成废墟,84辆汽车被砸毁,直接经济损失达2.8亿元。在这次事件中有18名无辜百姓被烧死或者砍死,受伤百姓多达382人,其中重伤58人。
西藏拉萨3.14暴力事件发生之后,立即成为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以欧美为首的西方媒体对事件进行了连篇累牍、触目惊心的歪曲报道,以攻击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的措施以及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如英国BBC、德国卢森堡广播电视台网站及电视新闻频道NTV等媒体在制作新闻版面时,竟然剪接拼凑,张冠李戴,把尼泊尔警察制服示威者的照片插到拉萨事件的报道中,把暴徒袭击军用车辆的图片剪裁成军车威胁路人的画面;德国电视台一名驻北京记者约亨·格莱勃在其评论中这样说:“……这次暴力行动的发生是中国咎由自取,无论是在佛教徒(聚居)的西藏还是在穆斯林(聚居)的新疆,都是被毛(泽东)吞并的,藏族和维吾尔族这两个民族都被剥夺了基本的宗教自由,两个民族都在政治上受到残酷压迫。现在这种对藏族和维吾尔族极为强硬的打压结出了恶果”。
2008年4月6日奥运火炬伦敦传递当天,英国各地留学生汇聚伦敦支持北京奥运,人数几倍于“藏独”抗议者。可是英国媒体依旧“选择性的失明”,现场报道中几乎全是“藏独”分子的阻挠和示威,看不到中国留学生的镜头。2008年4月,法新社在报道英国首相布朗宣布参加奥运会闭幕式时,有意把标题写成“布朗表示不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给读者造成一种布朗也加入“抵制奥运会”行列的错觉。同时,大部分欧洲媒体也随波逐流,使对中国的不满在欧洲舆论中一度成为主流,持客观公正的舆论则受到压抑。
一、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国的原因
(一)西方人的西藏情节,是西方人如此“关注”西藏,“误解”中国的根本原因
一是宗教信仰情结。在多数西方人看来:西藏就是一个宗教圣地,那里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的化身。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多为无神论者的汉人侵略和占领了西藏,藏人由于信仰而遭到迫害,十几万藏人因此流亡国外。西方人认为有责任站出来替西藏人主持正义、扶持弱小、支持藏人夺回西藏,恢复那里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古朴的文化。长期以来,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被很多西方人视作与他们所信奉的基督教相通的宗教。海外藏族学者嘉央诺布在《电影、小说中的西藏与西方的幻想》一文中,追溯了西方人偏爱西藏和藏族文化的渊源。他是这样写的:西方人对亚洲腹地的这块神秘徒弟的这种痴迷和陶醉,可能源于其中在中世纪欧洲的一个失落的基督教派别聂斯脱利派的传说,中国西部基督教景教在唐朝的出现似乎又表示这个派别的失而复出。
有学者推测,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形成的数百年间,受到了来自西域的基督教的某些影响,造成了当今藏传佛教在焚香仪式、忏悔、礼拜仪式、音乐、圣水的喷洒以及由牧师主持的田野祝福方面与罗马天主教仪式的相似。藏传佛教独特的生命哲学、为人处世的道德观、注重智慧和对世界的理解等,足以吸引很多西方人。在有些心理学家看来,藏传佛教对于死的豁达,对人性的理解等也是非常先进而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藏传佛教在西方简化组织入教手续,缩短修习时限,传授瑜伽禅定,把宗教视为一种文化体育产业,与西方其他宗教进行交流,引起很多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兴趣,也使其在西方得到很大的关注、关心。在西方,与基督教相比,虽然信奉藏传佛教的人还是少数,但其已进入公众视野,甚至得到很高的评价。例如德国民众中有70%是基督教徒,但在民调中选择佛教为最和平宗教的人高达43%,高于基督教的41%,从这可以看出为什么西方民众给予达赖喇嘛较多的支持和声援。
二是地域文化情结。多个世纪以来,西藏对于西方人来说一直都是一个谜。从地理上来看,西藏雄踞“世界屋脊”,有地球的“第三极”之称,那里有神奇的雪山,宁静的湖泊,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彩,辽阔的草原,咆哮的河流,雄伟的珠穆朗玛峰;从文化习俗上来看,西藏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外来文化难以进入西藏,民族文化保存较为完整和原汁原味;从人文景观上来看,那里有金碧辉煌的寺庙,苍穹古朴的圣城,风格独具的民居等。所有这些使西藏成为世上最为独特的旅游胜地,被很多西方探险家和旅行家视为世外桃源和自然天堂。特别是1933年,英国小说家希尔顿作品《消失的地平线》的问世,更是使很多西方人把西藏想像成了“伊甸园”、“世外桃源”、“乌托邦”。从此,西藏的“香格里拉”形象频繁出现与其他小说和故事中,如理查森的《西藏的玫瑰》、兰贝特的《战争的骗子》和吉尔的《西藏》。特别是英国作家哈斯金斯的自传体小说《第三只眼镜》出来以后,在西方更是掀起了一股西藏热,西藏成为“香格里拉”的代名词深深植根于很多西方人的脑海中。
(二)很多西方人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对中国知之甚少,这也是很多他们一直以来误解中国的重要原因
一是对有关中国方面的信息来源渠道比较少,间接了解的多,直接了解的少,容易被误导、洗脑。西方人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主要途径几乎都是通过间接渠道,如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介,很少通过直接途径来了解、认识中国,这样就容易使很多西方普通民众特别是那些主要是通过电视、报纸等间接渠道来了解中国的人跟着报纸、新闻人云亦云。西方媒体具有娱乐性和人本性的特点,这就造成了它们更关注负面和与个人利益以及人权有关的新闻。事实上,由于所处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的不同,部分媒体难以完全客观公正地对待社会主义的中国,感情上更是难以接受一个不断强大发展的中国。在西方,媒体虽然大都属于私人企业,但在这个“政治挂帅”的时代,作为“第四种权力”的媒体也很难脱离于政治而存在。媒体的这一特点也就决定了它们在报道中国时难免不为政治影响,随着政治起舞。
3.14事件爆发后,一名网民为Dan的西方人在反CNN网上写了这样的留言,他说:在我的家乡99%的人在针对中国方面是完全被洗脑的。电视告诉我们,杀害藏族示威者的都是中国军队。大家记住的是,达赖是和平的人,所谓暴徒是被中国军队压迫的反抗者。西藏是被毛泽东入侵的,在此之前,西藏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希望所有西方人认为中国是一个邪恶帝国,是一个巨人版的朝鲜。大多数人本来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了不起的国家,这一认知正逐渐消失,我们正在被教导的是中国只有坏事。由于西方民众了解中国渠道单一,这些媒体又不能客观公正的报道中国,久而久之,他们就会跟着报纸、电视人云亦云,这对西方普通民众和中国来说都是极其不公的,对世界的和平、各民族间的和睦也是极其不利。
二是西方人的民族优越感作祟,使很多西方人主观上不屑去接触、了解中国。在很多西方人心中,一直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心理,认为欧美才是世界的中心,他们是世界上最优良的品种,最高贵的民族,是世界的主宰者。正是因为这种所谓的民族优越感,促使他们不愿“弯下腰”去接触、了解、认识中国,觉得没有太多的必要。他们对中国的一些印象部分还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三是受达赖喇嘛和“藏独”组织的欺骗。达赖喇嘛和西方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懂得如何利用西方社会、政治和文化心理,投其所好;利用绝大多数人(包括媒体和政客)对东方,特别是西藏文化、历史和现状的无知传播谎言、制造偏见;用哀兵、弱者的角色博得同情和声援。达赖的宗教身份也为他达到上述目的提供了条件。达赖每年都要周游世界,其工作就是每天在各种场合说话,练就口头表达的一套功夫,特别能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在拜访政坛领袖、会见宗教团体、大学演说、接受媒体采访时并不经常批评中国政府,更多的是谈人生、谈宗教、谈关怀,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认为他温和、宽厚、睿智。1989年,达赖获诺贝尔和平奖后,在西方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明星,其在西方的受欢迎度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自身的宗教领袖。作为媒体追逐的对象,达赖总是借机凸显其和平姿态,以反衬中国政府对他的“不公”。
3.14暴力事件之后,达赖在西方多次表示,他反对暴力行为,要求同中央政府通过对话解决危机。这些种种表现,给西方民众一个错觉:似乎达赖是坚持对话,诚心解决问题的,而中央政府是不通情理,拒不对话,顽固不化。于是,欧美一些国家领袖纷纷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政府与达赖对话。而在处理与一向表现激进的“藏青会”的关系时,达赖更是不忘向西方民众显示其与“藏青会”之间的距离,进一步赢得西方民众对他的同情和支持,也为西方政府用西藏牌向中国施压扫清了障碍。“西藏流亡政府”在海外拥有10个办事处,2个特别代表处(华盛顿特别代表处和欧洲特别代表处),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联络西方某些势力,争取援助,安排达赖出访,推进所谓“西藏问题”国际化及所在国的藏人活动。
在“藏独”组织的鼓噪宣传下,西方出现了大量反华涉藏组织,数量达到数百个。如“藏青会”、“藏妇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国际西藏运动”、“自由西藏运动”、“西藏委员会”、“西藏之友”、“西藏中心”、“西藏人权”等。还有很多一些非专门组织,这些组织虽然与西藏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出于对达赖的同情和对中国的误解,它们往往在人权、宗教、民族、环境等问题上向中国发难,攻击中国,声援达赖集团。这些组织有“大赦国际”、“无疆界记者组织”、“人权律师委员会”、“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国际人权联盟”等。这些组织分支机构繁多,分布范围广泛,活动能力强,西藏问题能有今天的知名度,与上述组织巨大的活动能力是分不开的。
另外,达赖集团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以及巨大的活动能力操控媒体,处理公共关系,他们提出“保持西藏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宗教自由”、“人权”、“文化灭绝”等议题,将藏族说成是一个地域上惨遭侵略、政治上备受压迫、文化上频临灭绝、信仰上全无自由的民族,无视西藏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利用西方普通民众的无知与善良欺骗、误导欧洲民众。
(三)冷战思维残余影响以及对中国发展的不安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
虽然冷战已经结束多年,苏联也已经解体,但在欧洲还有很多政治势力一直对华怀着敌对态度。几十年的冷战、苏联阵营的分崩离析、东欧的颜色革命等让西方公众有意无意地经历了一次次的“洗脑”。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和中央集权已经成为专制、残暴、贫困和低效的同义词。在他们看来,作为侥幸存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即使不江河日下,至少也不应该蒸蒸日上。事实上中国却并没有像苏联一样消沉下去,而是发展得越来越好,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得到空前提高,短短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路程,国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并有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的趋势,“社会主义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不断上升的贸易盈余”、“巨额的外汇储备”、“逐年增加的军费开支”、“庞大的能源消耗”、“巨大的人口规模”、“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等,所有这些都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特别是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之后,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率先走出危机,在世界经济一片低迷之际,仍保持GDP总量8.7%的增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国模式)又一次战胜了他们所津津乐道的西方模式。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还有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西方的发展模式表示质疑。当这些事实摆在眼前时,使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被挑战、被取代、被超越的巨大恐惧感,内心非常的矛盾、焦虑和不安,这对长期以来一直为自己的成就而津津乐道的人士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一个事实。为了抢占制高点,为了向世人表明:西方模式才是最完美的,他们掩耳盗铃,不去反思自己的不足,错误地以为只要把中国打压下去就可以了。因而,出现了他们疯狂地利用媒体,愚弄普通民众、污蔑中国,试图阻扰中国和平崛起,这种愚蠢的做法只能治标,暂时起些作用,最终注定会失败。
(四)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国至今都未能受到惩罚,甚至在国内还获得了很大的市场,这也是它们至今一直歪曲报道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都是趋利避害,媒体亦然。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媒体出于各种原因歪曲报道中国,在中国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在国内乃至国际上的知名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从侧面也极大的鼓舞了一些媒体的士气,走上歪曲报道中国的职业化道路。面对西方媒體的无端污蔑,我们的一贯作风就是反复解说、澄清事实,很少采取更加强硬的反击,如法律诉讼。在这方面,新加坡就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在中国被西方媒体污蔑围攻之前,新加坡也遭到过他们的攻击,只是攻击的规模和程度没有现在这么大,那么离谱,他们不仅攻击新加坡是新威权主义,裙带风,没有民主和人权,甚至还有腐败等罪状,捕风捉影,肆无忌惮。
面对西方媒体的无端攻击,新加坡政府采取了正面对待的策略,选择以西方人的方式对待他们,到媒体所在地进行法律诉讼,请当地最好的律师,对这些媒体进行穷追猛打,媒体输了,认错不行,道歉也不行,一定要赔偿。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媒体属于个人,一赔几百万美元,赔个两三次,这些老板就会受不了了,就会命令记者闭嘴,几年下来,西方媒体对新加坡的新闻处理就得小心翼翼。中国在面对此类事件的时候,不妨学学新加坡这种模式,用来对付西方媒体,成立法律专家团,专门请当地最好的专家去缠讼,让那些造谣的媒体疲于奔命。我们赢了,对方还得付我们律师费,道歉认错之外,还得付巨额赔偿金,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五)国内政治力量对新闻媒体的影响,也是一些媒体故意歪曲报道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
媒体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在进行对外传播时处处都体现着它的政治属性,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思想,体现着一定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也代表着一些政治集团和国家的利益。以政府、大财团为背景的西方媒体虽然时刻宣称自己是独立于政党、政府和利益集团的第四种权力,以掩饰他们意识形态方面的属性,在对中国所进行的种种污蔑报道中却经常浮现出某些国家政府、政治集团、利益团体、政客的影子。自1992年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就有一些西方媒体开始唱起了“中国威胁论”,并很快就在西方世界拥有了大批的跟随者,西方媒体所作的大量关于中国的负面宣传就是出自某些政治集团在政治上压制中国的客观需要。上世纪70、80年代,出于改善中美关系,借助中国抗衡苏联的需要,美国政府对达赖的支持有所收敛,苏联解体后,美国便把遏制中国崛起作为其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西藏问题则是美国用来牵制中国,搞“和平演变”的重要工具,对于“西藏流亡政府”,美国不但给钱、给物资、给军火、帮助训练军队、培养间谍,而且在舆论宣传上也是不遗余力。
据统计,1987年～2006年,美国国会共提出200多项“涉藏立法”议案。据美联社1998年10月1日报道,“美国国会已批准每年给西藏流亡政府200亿美元的专款”。上世纪90年代,国外所创办的藏语广播频道中,集中力量对西藏进行宣传报道的就有20多个,其中美国国会支持的“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广播电台”是其中比较猖獗,它们分别于1991年和1996年设立了藏语广播和藏语节目专栏,这两个广播频道开通之后,美国政府不断加大扶植力度。1997年,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一项法案,授权政府在1998年和1999年两年内为“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的对华广播拨款8000万美元。有了充足的经费保障和政策支持,“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广播电台”随即加大了对西藏分裂势力的宣传力度。据美国媒体介绍,
在3.14事件发生之前,“自由亚洲广播电台”藏语广播的时间增加到每天8个小时,“美国之音”则增加到每天4个小时。3月18日起,上述两个媒体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每天两个小时的广播时间。事实上,“美国之音”从头至尾都参与其中,与达赖集团一起进行藏语广播员的选定、进行节目设置,暗中替达赖集团传达指令,利用通讯工具和网络帮助达赖集团和境内“藏独”分子进行联系,通报中国境内的相关动态等等。美国政府无视事实,屡次以西藏问题为借口质疑中国的民主、人权等问题,实际上就是想利用这些冠冕堂皇的字眼来干涉中国的内政,来诋毁中国的国家形象,达到打压中国的目的。以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媒体故意对中国形象的歪曲宣传报道体现的就是这些国家政府的行为和意志。
(六)商业利益的驱使
正如威尔伯·施拉姆曾经所说:“经济控制远比政府的控制对美国大众媒体施加的影响更为有力”。在市场经济商业化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中,各大媒体为了能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他们总是希望自己能拥有更大的市场,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这些媒体不惜捏造一些耸人听闻的新闻来取悦受众。长期以来,在新闻界中形成了一种“好消息就不是消息”的怪现象,好消息、正面消息往往难以引起受众的注意,负面的新闻报道却更能吸引受众的“新闻胃口”。在这样的环境驱使下,一些媒体为了迎合受众,他们只从受众愿意看到的角度去报道新闻,甚至不惜捏造事实,歪曲事实。
二、中国应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对策
(一)加强制度建设,重视新闻报道,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准确性水平,抢占舆论“制高点”
在我国新闻界,长期存在这“报喜不报忧”、“家丑不可外扬”的新闻报道心态,对待突发事件,国内新闻单位的采访报道批准、报道内容的审批等程序较多,整体反应缓慢,这样很容易给一些心术不正的媒体可乘之机,使自己处于被动状态。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和有关新闻单位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完善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健全政府新闻发布机制,严格把关,快速反应,争取在第一时间公布事实真相,“先发制人”。争取始终以第一时效引领社会舆论,用客观、公正、翔实的报道“先声夺人”不让流言蜚语混淆视听,在信息传播当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二)在媒体领域,实行“请进来、走出去”战略,正确引导、主动出击,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和完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信息传播速度以及传播方式的进步,各国之间交往不断频繁,全球化程度不断加强,世界早已不再是某个国家的世界,而是所有地球人的世界。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闭关锁国”、“拒人千里之外”早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它只会给当事人一方带来无尽的怀疑、猜测、不安和消极的评论,只会恶化该国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作为一个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文明、博大胸襟的国家,作为一个经济总量世界第三、人口世界第一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应该充分彰显大国自信和风范,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对待各国媒体,放松对外国新闻媒体的控制,甚至主动邀请世界各国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到我国进行客观、公正的采访和报道,有利于各国民众特别是对中国了解少、有偏见的民众更清楚全面地了解、认识中国,从而消除疑虑、偏见和误解,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在实施“请进来”战略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国际公关,积极地“走出去”。市场经济时代,我们要具备这样一种思维:国家形象就是一种商品,新闻媒体和有关对外宣传部门就是这种商品的推销员,为了让这商品拥有更好的知名度,就应该主动出击、进行全方位、宽领域、高频度的国际公关活动,把这种商品推向世界,让更多的普通民众知道、了解、信赖这种商品。首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要及时出访与事件密切相关、对发生事件高度关注的国家,与各国领导人、政要进行沟通交流,解释说明,消除疑虑,防止外国反应失当,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对国家关系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消极影响;其次,积极开展大规模的公众外交活动。一方面组织国内事件亲历者、知情者到国外访问,参与国际公关活动,接受国际新闻传媒采访和询问,代表中国向世界说明事件真相,消除不明真相者的疑虑,维护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可以派一些民间团体到国外进行访问交流,通过这种民间对民间、口对口的交流方式,增加外国民众在特定事件上对我国的理解和支持。
(三)多管齐下,协同作战,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作用
第一,在有关西藏问题的对外宣传方面,应该充分利用西方媒体和民间力量的作用,特别是互联网的作用。在本次3.14事件中,互联网的作用非同一般,发挥了其独特的优势。
第二,我们在进行涉藏问题的宣传报道时,还应该针对受众的特点(主要是欧美人),加强英文版的报道,以带动其他外文报道。
第三,就是加强“涉藏问题”宣传报道方面的人才队伍建设。做好涉藏外的宣传的关键就是要有一支专业化的人才队伍,特别是那种既懂西藏、又懂西方还懂公关宣传专业知识方面的人才队伍。
第四,在强化涉藏问题对外宣传力度时,新闻报道还要有政治、外交、经贸等理念,与其他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发挥团体作战精神。
第五,充分依靠世界华人的力量,以树立良好的国际新闻形象。国际上一旦出现大规模的反话舆论时,应当充分发挥祖国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激发海外华人华侨的爱国热情,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团结华人华侨的力量,争取得到他们的声援和支持,利用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正面宣传中国,反击反华舆论,使更多的西方民众认清事实,免受误导。
三、结束语
总所周知,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是一个信息化的世界。西方媒体如此歪曲报道中国之状况,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彻底改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有着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不能再走以前的老路,夜郎自大,固步自封,而要从以前的教训中总结经验、主动走出国门、融入世界,抢占舆论“制高点”,引导世界潮流。也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在一个良好的内外环境中茁壮地成长起来,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世界的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罗宁.西方媒体对拉萨时间的失实报道及其本质分析[J].東南传播.2008(5)
[2]杜永彬.西方对西藏的误读及其原因[J].当代世界.2009(4)
[3]李慎明,王逸舟.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2)
[4]中新社.北京.2008-4-9电
[5]嘉央诺布.《电影、小说中的西藏与西方的幻想》.《西藏评论》.1998年1月号.http://www.tibet.cn/tibetzt/tibet50/htxz/doc/201.htm
[6]单纯.《达赖现象与世界宗教》.《粤海风》.2008(5)http://www.yuehaifeng.com.cn/YHF2008/yhf2008-05-07.htm
[7]http://news.bbc.co.uk/1/hi/uk/7332942.stm
[8]郭勇虎.《美国国会“涉藏立法”的历史》.《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1)
【关键词】 西方媒体;歪曲报道;原因;对策
2008年3月14日上午11时许,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一些僧人在小昭寺用石塊突然袭击执勤民警。几乎与此同时,一些人开始对政府机关、学校、新闻机构、临街铺面、商场、银行等目标实施打、砸、抢、烧。事发当天,拉萨市区的所有主要交通路段都出现了商铺被冲抢,汽车被烧,行人被打、杀,政府机构被砸毁的情况,场面十分的混乱与血腥。事后调查统计,当天闹事分子纵火多达300多处,共908户商铺、7所学校、5座医院、120间民房受损,10个金融网点被毁,20多处建筑被烧成废墟,84辆汽车被砸毁,直接经济损失达2.8亿元。在这次事件中有18名无辜百姓被烧死或者砍死,受伤百姓多达382人,其中重伤58人。
西藏拉萨3.14暴力事件发生之后,立即成为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以欧美为首的西方媒体对事件进行了连篇累牍、触目惊心的歪曲报道,以攻击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的措施以及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如英国BBC、德国卢森堡广播电视台网站及电视新闻频道NTV等媒体在制作新闻版面时,竟然剪接拼凑,张冠李戴,把尼泊尔警察制服示威者的照片插到拉萨事件的报道中,把暴徒袭击军用车辆的图片剪裁成军车威胁路人的画面;德国电视台一名驻北京记者约亨·格莱勃在其评论中这样说:“……这次暴力行动的发生是中国咎由自取,无论是在佛教徒(聚居)的西藏还是在穆斯林(聚居)的新疆,都是被毛(泽东)吞并的,藏族和维吾尔族这两个民族都被剥夺了基本的宗教自由,两个民族都在政治上受到残酷压迫。现在这种对藏族和维吾尔族极为强硬的打压结出了恶果”。
2008年4月6日奥运火炬伦敦传递当天,英国各地留学生汇聚伦敦支持北京奥运,人数几倍于“藏独”抗议者。可是英国媒体依旧“选择性的失明”,现场报道中几乎全是“藏独”分子的阻挠和示威,看不到中国留学生的镜头。2008年4月,法新社在报道英国首相布朗宣布参加奥运会闭幕式时,有意把标题写成“布朗表示不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给读者造成一种布朗也加入“抵制奥运会”行列的错觉。同时,大部分欧洲媒体也随波逐流,使对中国的不满在欧洲舆论中一度成为主流,持客观公正的舆论则受到压抑。
一、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国的原因
(一)西方人的西藏情节,是西方人如此“关注”西藏,“误解”中国的根本原因
一是宗教信仰情结。在多数西方人看来:西藏就是一个宗教圣地,那里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的化身。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多为无神论者的汉人侵略和占领了西藏,藏人由于信仰而遭到迫害,十几万藏人因此流亡国外。西方人认为有责任站出来替西藏人主持正义、扶持弱小、支持藏人夺回西藏,恢复那里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古朴的文化。长期以来,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被很多西方人视作与他们所信奉的基督教相通的宗教。海外藏族学者嘉央诺布在《电影、小说中的西藏与西方的幻想》一文中,追溯了西方人偏爱西藏和藏族文化的渊源。他是这样写的:西方人对亚洲腹地的这块神秘徒弟的这种痴迷和陶醉,可能源于其中在中世纪欧洲的一个失落的基督教派别聂斯脱利派的传说,中国西部基督教景教在唐朝的出现似乎又表示这个派别的失而复出。
有学者推测,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形成的数百年间,受到了来自西域的基督教的某些影响,造成了当今藏传佛教在焚香仪式、忏悔、礼拜仪式、音乐、圣水的喷洒以及由牧师主持的田野祝福方面与罗马天主教仪式的相似。藏传佛教独特的生命哲学、为人处世的道德观、注重智慧和对世界的理解等,足以吸引很多西方人。在有些心理学家看来,藏传佛教对于死的豁达,对人性的理解等也是非常先进而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藏传佛教在西方简化组织入教手续,缩短修习时限,传授瑜伽禅定,把宗教视为一种文化体育产业,与西方其他宗教进行交流,引起很多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兴趣,也使其在西方得到很大的关注、关心。在西方,与基督教相比,虽然信奉藏传佛教的人还是少数,但其已进入公众视野,甚至得到很高的评价。例如德国民众中有70%是基督教徒,但在民调中选择佛教为最和平宗教的人高达43%,高于基督教的41%,从这可以看出为什么西方民众给予达赖喇嘛较多的支持和声援。
二是地域文化情结。多个世纪以来,西藏对于西方人来说一直都是一个谜。从地理上来看,西藏雄踞“世界屋脊”,有地球的“第三极”之称,那里有神奇的雪山,宁静的湖泊,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彩,辽阔的草原,咆哮的河流,雄伟的珠穆朗玛峰;从文化习俗上来看,西藏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外来文化难以进入西藏,民族文化保存较为完整和原汁原味;从人文景观上来看,那里有金碧辉煌的寺庙,苍穹古朴的圣城,风格独具的民居等。所有这些使西藏成为世上最为独特的旅游胜地,被很多西方探险家和旅行家视为世外桃源和自然天堂。特别是1933年,英国小说家希尔顿作品《消失的地平线》的问世,更是使很多西方人把西藏想像成了“伊甸园”、“世外桃源”、“乌托邦”。从此,西藏的“香格里拉”形象频繁出现与其他小说和故事中,如理查森的《西藏的玫瑰》、兰贝特的《战争的骗子》和吉尔的《西藏》。特别是英国作家哈斯金斯的自传体小说《第三只眼镜》出来以后,在西方更是掀起了一股西藏热,西藏成为“香格里拉”的代名词深深植根于很多西方人的脑海中。
(二)很多西方人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对中国知之甚少,这也是很多他们一直以来误解中国的重要原因
一是对有关中国方面的信息来源渠道比较少,间接了解的多,直接了解的少,容易被误导、洗脑。西方人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主要途径几乎都是通过间接渠道,如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介,很少通过直接途径来了解、认识中国,这样就容易使很多西方普通民众特别是那些主要是通过电视、报纸等间接渠道来了解中国的人跟着报纸、新闻人云亦云。西方媒体具有娱乐性和人本性的特点,这就造成了它们更关注负面和与个人利益以及人权有关的新闻。事实上,由于所处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的不同,部分媒体难以完全客观公正地对待社会主义的中国,感情上更是难以接受一个不断强大发展的中国。在西方,媒体虽然大都属于私人企业,但在这个“政治挂帅”的时代,作为“第四种权力”的媒体也很难脱离于政治而存在。媒体的这一特点也就决定了它们在报道中国时难免不为政治影响,随着政治起舞。
3.14事件爆发后,一名网民为Dan的西方人在反CNN网上写了这样的留言,他说:在我的家乡99%的人在针对中国方面是完全被洗脑的。电视告诉我们,杀害藏族示威者的都是中国军队。大家记住的是,达赖是和平的人,所谓暴徒是被中国军队压迫的反抗者。西藏是被毛泽东入侵的,在此之前,西藏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希望所有西方人认为中国是一个邪恶帝国,是一个巨人版的朝鲜。大多数人本来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了不起的国家,这一认知正逐渐消失,我们正在被教导的是中国只有坏事。由于西方民众了解中国渠道单一,这些媒体又不能客观公正的报道中国,久而久之,他们就会跟着报纸、电视人云亦云,这对西方普通民众和中国来说都是极其不公的,对世界的和平、各民族间的和睦也是极其不利。
二是西方人的民族优越感作祟,使很多西方人主观上不屑去接触、了解中国。在很多西方人心中,一直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心理,认为欧美才是世界的中心,他们是世界上最优良的品种,最高贵的民族,是世界的主宰者。正是因为这种所谓的民族优越感,促使他们不愿“弯下腰”去接触、了解、认识中国,觉得没有太多的必要。他们对中国的一些印象部分还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三是受达赖喇嘛和“藏独”组织的欺骗。达赖喇嘛和西方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懂得如何利用西方社会、政治和文化心理,投其所好;利用绝大多数人(包括媒体和政客)对东方,特别是西藏文化、历史和现状的无知传播谎言、制造偏见;用哀兵、弱者的角色博得同情和声援。达赖的宗教身份也为他达到上述目的提供了条件。达赖每年都要周游世界,其工作就是每天在各种场合说话,练就口头表达的一套功夫,特别能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在拜访政坛领袖、会见宗教团体、大学演说、接受媒体采访时并不经常批评中国政府,更多的是谈人生、谈宗教、谈关怀,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认为他温和、宽厚、睿智。1989年,达赖获诺贝尔和平奖后,在西方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明星,其在西方的受欢迎度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自身的宗教领袖。作为媒体追逐的对象,达赖总是借机凸显其和平姿态,以反衬中国政府对他的“不公”。
3.14暴力事件之后,达赖在西方多次表示,他反对暴力行为,要求同中央政府通过对话解决危机。这些种种表现,给西方民众一个错觉:似乎达赖是坚持对话,诚心解决问题的,而中央政府是不通情理,拒不对话,顽固不化。于是,欧美一些国家领袖纷纷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政府与达赖对话。而在处理与一向表现激进的“藏青会”的关系时,达赖更是不忘向西方民众显示其与“藏青会”之间的距离,进一步赢得西方民众对他的同情和支持,也为西方政府用西藏牌向中国施压扫清了障碍。“西藏流亡政府”在海外拥有10个办事处,2个特别代表处(华盛顿特别代表处和欧洲特别代表处),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联络西方某些势力,争取援助,安排达赖出访,推进所谓“西藏问题”国际化及所在国的藏人活动。
在“藏独”组织的鼓噪宣传下,西方出现了大量反华涉藏组织,数量达到数百个。如“藏青会”、“藏妇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国际西藏运动”、“自由西藏运动”、“西藏委员会”、“西藏之友”、“西藏中心”、“西藏人权”等。还有很多一些非专门组织,这些组织虽然与西藏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出于对达赖的同情和对中国的误解,它们往往在人权、宗教、民族、环境等问题上向中国发难,攻击中国,声援达赖集团。这些组织有“大赦国际”、“无疆界记者组织”、“人权律师委员会”、“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国际人权联盟”等。这些组织分支机构繁多,分布范围广泛,活动能力强,西藏问题能有今天的知名度,与上述组织巨大的活动能力是分不开的。
另外,达赖集团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以及巨大的活动能力操控媒体,处理公共关系,他们提出“保持西藏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宗教自由”、“人权”、“文化灭绝”等议题,将藏族说成是一个地域上惨遭侵略、政治上备受压迫、文化上频临灭绝、信仰上全无自由的民族,无视西藏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利用西方普通民众的无知与善良欺骗、误导欧洲民众。
(三)冷战思维残余影响以及对中国发展的不安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
虽然冷战已经结束多年,苏联也已经解体,但在欧洲还有很多政治势力一直对华怀着敌对态度。几十年的冷战、苏联阵营的分崩离析、东欧的颜色革命等让西方公众有意无意地经历了一次次的“洗脑”。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和中央集权已经成为专制、残暴、贫困和低效的同义词。在他们看来,作为侥幸存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即使不江河日下,至少也不应该蒸蒸日上。事实上中国却并没有像苏联一样消沉下去,而是发展得越来越好,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得到空前提高,短短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路程,国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并有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的趋势,“社会主义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不断上升的贸易盈余”、“巨额的外汇储备”、“逐年增加的军费开支”、“庞大的能源消耗”、“巨大的人口规模”、“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等,所有这些都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特别是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之后,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率先走出危机,在世界经济一片低迷之际,仍保持GDP总量8.7%的增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国模式)又一次战胜了他们所津津乐道的西方模式。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还有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西方的发展模式表示质疑。当这些事实摆在眼前时,使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被挑战、被取代、被超越的巨大恐惧感,内心非常的矛盾、焦虑和不安,这对长期以来一直为自己的成就而津津乐道的人士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一个事实。为了抢占制高点,为了向世人表明:西方模式才是最完美的,他们掩耳盗铃,不去反思自己的不足,错误地以为只要把中国打压下去就可以了。因而,出现了他们疯狂地利用媒体,愚弄普通民众、污蔑中国,试图阻扰中国和平崛起,这种愚蠢的做法只能治标,暂时起些作用,最终注定会失败。
(四)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国至今都未能受到惩罚,甚至在国内还获得了很大的市场,这也是它们至今一直歪曲报道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都是趋利避害,媒体亦然。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媒体出于各种原因歪曲报道中国,在中国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在国内乃至国际上的知名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从侧面也极大的鼓舞了一些媒体的士气,走上歪曲报道中国的职业化道路。面对西方媒體的无端污蔑,我们的一贯作风就是反复解说、澄清事实,很少采取更加强硬的反击,如法律诉讼。在这方面,新加坡就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在中国被西方媒体污蔑围攻之前,新加坡也遭到过他们的攻击,只是攻击的规模和程度没有现在这么大,那么离谱,他们不仅攻击新加坡是新威权主义,裙带风,没有民主和人权,甚至还有腐败等罪状,捕风捉影,肆无忌惮。
面对西方媒体的无端攻击,新加坡政府采取了正面对待的策略,选择以西方人的方式对待他们,到媒体所在地进行法律诉讼,请当地最好的律师,对这些媒体进行穷追猛打,媒体输了,认错不行,道歉也不行,一定要赔偿。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媒体属于个人,一赔几百万美元,赔个两三次,这些老板就会受不了了,就会命令记者闭嘴,几年下来,西方媒体对新加坡的新闻处理就得小心翼翼。中国在面对此类事件的时候,不妨学学新加坡这种模式,用来对付西方媒体,成立法律专家团,专门请当地最好的专家去缠讼,让那些造谣的媒体疲于奔命。我们赢了,对方还得付我们律师费,道歉认错之外,还得付巨额赔偿金,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五)国内政治力量对新闻媒体的影响,也是一些媒体故意歪曲报道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
媒体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在进行对外传播时处处都体现着它的政治属性,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思想,体现着一定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也代表着一些政治集团和国家的利益。以政府、大财团为背景的西方媒体虽然时刻宣称自己是独立于政党、政府和利益集团的第四种权力,以掩饰他们意识形态方面的属性,在对中国所进行的种种污蔑报道中却经常浮现出某些国家政府、政治集团、利益团体、政客的影子。自1992年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就有一些西方媒体开始唱起了“中国威胁论”,并很快就在西方世界拥有了大批的跟随者,西方媒体所作的大量关于中国的负面宣传就是出自某些政治集团在政治上压制中国的客观需要。上世纪70、80年代,出于改善中美关系,借助中国抗衡苏联的需要,美国政府对达赖的支持有所收敛,苏联解体后,美国便把遏制中国崛起作为其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西藏问题则是美国用来牵制中国,搞“和平演变”的重要工具,对于“西藏流亡政府”,美国不但给钱、给物资、给军火、帮助训练军队、培养间谍,而且在舆论宣传上也是不遗余力。
据统计,1987年～2006年,美国国会共提出200多项“涉藏立法”议案。据美联社1998年10月1日报道,“美国国会已批准每年给西藏流亡政府200亿美元的专款”。上世纪90年代,国外所创办的藏语广播频道中,集中力量对西藏进行宣传报道的就有20多个,其中美国国会支持的“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广播电台”是其中比较猖獗,它们分别于1991年和1996年设立了藏语广播和藏语节目专栏,这两个广播频道开通之后,美国政府不断加大扶植力度。1997年,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一项法案,授权政府在1998年和1999年两年内为“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的对华广播拨款8000万美元。有了充足的经费保障和政策支持,“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广播电台”随即加大了对西藏分裂势力的宣传力度。据美国媒体介绍,
在3.14事件发生之前,“自由亚洲广播电台”藏语广播的时间增加到每天8个小时,“美国之音”则增加到每天4个小时。3月18日起,上述两个媒体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每天两个小时的广播时间。事实上,“美国之音”从头至尾都参与其中,与达赖集团一起进行藏语广播员的选定、进行节目设置,暗中替达赖集团传达指令,利用通讯工具和网络帮助达赖集团和境内“藏独”分子进行联系,通报中国境内的相关动态等等。美国政府无视事实,屡次以西藏问题为借口质疑中国的民主、人权等问题,实际上就是想利用这些冠冕堂皇的字眼来干涉中国的内政,来诋毁中国的国家形象,达到打压中国的目的。以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媒体故意对中国形象的歪曲宣传报道体现的就是这些国家政府的行为和意志。
(六)商业利益的驱使
正如威尔伯·施拉姆曾经所说:“经济控制远比政府的控制对美国大众媒体施加的影响更为有力”。在市场经济商业化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中,各大媒体为了能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他们总是希望自己能拥有更大的市场,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这些媒体不惜捏造一些耸人听闻的新闻来取悦受众。长期以来,在新闻界中形成了一种“好消息就不是消息”的怪现象,好消息、正面消息往往难以引起受众的注意,负面的新闻报道却更能吸引受众的“新闻胃口”。在这样的环境驱使下,一些媒体为了迎合受众,他们只从受众愿意看到的角度去报道新闻,甚至不惜捏造事实,歪曲事实。
二、中国应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对策
(一)加强制度建设,重视新闻报道,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准确性水平,抢占舆论“制高点”
在我国新闻界,长期存在这“报喜不报忧”、“家丑不可外扬”的新闻报道心态,对待突发事件,国内新闻单位的采访报道批准、报道内容的审批等程序较多,整体反应缓慢,这样很容易给一些心术不正的媒体可乘之机,使自己处于被动状态。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和有关新闻单位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完善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健全政府新闻发布机制,严格把关,快速反应,争取在第一时间公布事实真相,“先发制人”。争取始终以第一时效引领社会舆论,用客观、公正、翔实的报道“先声夺人”不让流言蜚语混淆视听,在信息传播当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二)在媒体领域,实行“请进来、走出去”战略,正确引导、主动出击,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和完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信息传播速度以及传播方式的进步,各国之间交往不断频繁,全球化程度不断加强,世界早已不再是某个国家的世界,而是所有地球人的世界。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闭关锁国”、“拒人千里之外”早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它只会给当事人一方带来无尽的怀疑、猜测、不安和消极的评论,只会恶化该国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作为一个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文明、博大胸襟的国家,作为一个经济总量世界第三、人口世界第一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应该充分彰显大国自信和风范,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对待各国媒体,放松对外国新闻媒体的控制,甚至主动邀请世界各国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到我国进行客观、公正的采访和报道,有利于各国民众特别是对中国了解少、有偏见的民众更清楚全面地了解、认识中国,从而消除疑虑、偏见和误解,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在实施“请进来”战略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国际公关,积极地“走出去”。市场经济时代,我们要具备这样一种思维:国家形象就是一种商品,新闻媒体和有关对外宣传部门就是这种商品的推销员,为了让这商品拥有更好的知名度,就应该主动出击、进行全方位、宽领域、高频度的国际公关活动,把这种商品推向世界,让更多的普通民众知道、了解、信赖这种商品。首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要及时出访与事件密切相关、对发生事件高度关注的国家,与各国领导人、政要进行沟通交流,解释说明,消除疑虑,防止外国反应失当,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对国家关系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消极影响;其次,积极开展大规模的公众外交活动。一方面组织国内事件亲历者、知情者到国外访问,参与国际公关活动,接受国际新闻传媒采访和询问,代表中国向世界说明事件真相,消除不明真相者的疑虑,维护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可以派一些民间团体到国外进行访问交流,通过这种民间对民间、口对口的交流方式,增加外国民众在特定事件上对我国的理解和支持。
(三)多管齐下,协同作战,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作用
第一,在有关西藏问题的对外宣传方面,应该充分利用西方媒体和民间力量的作用,特别是互联网的作用。在本次3.14事件中,互联网的作用非同一般,发挥了其独特的优势。
第二,我们在进行涉藏问题的宣传报道时,还应该针对受众的特点(主要是欧美人),加强英文版的报道,以带动其他外文报道。
第三,就是加强“涉藏问题”宣传报道方面的人才队伍建设。做好涉藏外的宣传的关键就是要有一支专业化的人才队伍,特别是那种既懂西藏、又懂西方还懂公关宣传专业知识方面的人才队伍。
第四,在强化涉藏问题对外宣传力度时,新闻报道还要有政治、外交、经贸等理念,与其他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发挥团体作战精神。
第五,充分依靠世界华人的力量,以树立良好的国际新闻形象。国际上一旦出现大规模的反话舆论时,应当充分发挥祖国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激发海外华人华侨的爱国热情,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团结华人华侨的力量,争取得到他们的声援和支持,利用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正面宣传中国,反击反华舆论,使更多的西方民众认清事实,免受误导。
三、结束语
总所周知,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是一个信息化的世界。西方媒体如此歪曲报道中国之状况,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彻底改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有着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不能再走以前的老路,夜郎自大,固步自封,而要从以前的教训中总结经验、主动走出国门、融入世界,抢占舆论“制高点”,引导世界潮流。也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在一个良好的内外环境中茁壮地成长起来,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世界的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罗宁.西方媒体对拉萨时间的失实报道及其本质分析[J].東南传播.2008(5)
[2]杜永彬.西方对西藏的误读及其原因[J].当代世界.2009(4)
[3]李慎明,王逸舟.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2)
[4]中新社.北京.2008-4-9电
[5]嘉央诺布.《电影、小说中的西藏与西方的幻想》.《西藏评论》.1998年1月号.http://www.tibet.cn/tibetzt/tibet50/htxz/doc/201.htm
[6]单纯.《达赖现象与世界宗教》.《粤海风》.2008(5)http://www.yuehaifeng.com.cn/YHF2008/yhf2008-05-07.htm
[7]http://news.bbc.co.uk/1/hi/uk/7332942.stm
[8]郭勇虎.《美国国会“涉藏立法”的历史》.《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