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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德森在新作《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中将视点重心转向在外交舞台上的活跃知识分子——智囊，并进一步分析了西方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及其利用知识与权力进行合谋的做法，而这也警示我们必须关注意识形态冲突背后的国际利益竞争，并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进行正确的应对。
关键词：智囊；知识权力；国际竞争
作者简介：郭彧(1980－)，男，湖北省成宁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方向：哲学、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C1 文献标识码：A
一、智囊身份：安德森的视点重心
作为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左翼思想的捍卫者，《新左翼评论》的主编佩里，安德森早已为中国人所熟知，而他的新作《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得以译介出版，无疑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通读佩里，安德森的这部《思想的谱系》，最能引发笔者兴趣的，是全书的第三章“中欧之梦：蒂莫西·加顿·阿什”。笔者愚钝，加之学科阻隔，老实承认以前未有听闻蒂莫西·加顿，阿什此人之名，但在目录中，往上看，是“顽固的右翼：奥克肖特、斯特劳斯、施密特与哈耶克”、“宪政舞台：费迪南特，芒特”，往下看，是“设计共识：约翰，罗尔斯”、“规范事实：尤尔根，哈贝马斯”，可谓俱是大名鼎鼎、振聋发聩、欲不知其名而不可得之辈。如此一来，问题就出现了：蒂莫西，加顿，阿什何以能被安德森如此重视，得与这班大学者并列，并不惜以59页的篇幅(在书中所有章节中排名第一)，对其展开批判?安德森的这一态度背后隐藏了什么，能引发我们的哪些遐想乃至思考?
蒂莫西，加顿，阿什(后文简称阿什)，在注释中的介绍是“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教授，在多家报刊上经常发表政论、开辟专栏，他是当代西方影响较大的一名学者。”然而，在安德森眼中，他更是一个身兼“记者、作家和学者”三重身份的人、是一个世界性的政治战场上的“英裔火炮手”、是一个新时代的异域探险家，为英国人提供了一线的第一手国际场景的人。他1978年动身去了柏林，以东德研究生的身份写了一部描绘东德的报告文学。之后，他又在《波兰革命》一书中详尽描绘了后来成为波兰执政党的团结工会的崛起。在东欧的共产主义垮台之际，他又及时地写出了、描绘了当时东欧的风云人物的《我们这些人》。总而言之，在早期，他是一个称职的探险家，一个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记者，一个在冷战期间向英国人展示了东欧政治生态的作家。
然而，值得警惕的，也是安德森真正要重视的，是阿什的另一重身份：“仰慕者”和“学者”。作为一个仰慕者，阿什心中的英雄是那些导致了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垮台的英雄——团结工会的发起人瓦文萨、后来的捷克总统的哈维尔、出身波兰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至于他的学者身份，安德森非常冷静地指认出了其背后的政治立场——自由主义右翼。这还不止，安德森进一步指出，“仰慕者”和“学者”两个身份的融合，就形成了阿什的第三个，也许最重要的一个身份——为英国政府提供咨询和建议的“智囊”。
“阿什属于冷战后的最后一批新兵，一支受到头脑简单的反共产主义者攻击的年轻部队。他的忠实可靠使他很自然地被军情六处看重，并像阿舍森那样很早就接到了招募的通知。尽管他不是不对英国间谍机关的秘密工作感兴趣，但最后还是拒绝了，这意味着他不想受到军情六处的约束：在对抗极权主义的斗争中，做一个海盗比做一名官员好。……从政治上说，作为一名自由主义右翼的冷战分子，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根据最机密的资料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可能已跻身一个严格挑选出来的、为撒切尔夫人提供编外的咨询和协助的学术团队之中——该团队成员包括休·托马斯、布赖恩·克罗泽、诺曼·斯通、伦纳德·夏皮罗等等。”
于是，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会议上，阿什的座位是“首相的邻座”：在布莱尔时期，他为这位首相的亲美倾向辩护——“他必须决策，他必须领导”。在一次会面之后，他吹嘘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世界领袖”，“既是哲学家、诗人、作家，又是牧师”。
“智囊”意味着什么?这令笔者联想到当今的国际外交。在西方国家，外交是专业，是一个复杂完备的体系，甚至不是哪一个一流大学就能够胜任的。欧美培养外交专业人才，如今天培养体育明星与歌舞演员一般，往往都是从中、小学即已开始的。至于教研师资的培训，研究成果的累积，图书设备的增置，都非一朝一夕之功。一旦有国际外交问题发生，觅对策，访人才，都有大量的知识储备，不至于手忙脚乱。换言之，在当今世界，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在国家关系上保持正确的眼光和嗅觉，就必须有长久的、专业的ThinkTank(智囊)。
正如《战争论》中所说的那样，战争是政治的最高体现。然而，战争往往也意味着资源的消耗，杀敌一千，往往自损八百。所以中国人才有“善战者，不战而能屈人之兵”的说法。在一个冷战已然结束，国家势力越来越趋向多极化的世界里，当战争成为一种国与国之间不得已的最后手段时，各国政治意愿的达成与妥协，主要依赖的手段无疑正是“外交”。而能影响外交政策的，则是“智囊”。
处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中，阿什的重要性也就一目了然了。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安德森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敏锐地发现了阿什此人在改变世界上的巨大能量，而这一点也使得他在书中有了足以同哈耶克、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并列的份量。也许在学术成就上，有“记者”、“作家”多重身份的阿什无法与这些在书斋中修炼多年的学术巨头相抗衡，但在“改变世界”这一点上，在“东欧巨变”发生后，在一个多极化成为现实的世界中，在英国乃至西欧各国无比头疼于如何制定一个合适的、既能有效遏制俄罗斯又能充分保障西欧利益，并定位好与美国关系的外交政策时，既是学者又有着20多年的东欧经验，且与东欧的领导阶层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的阿什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思路和建议，在被西欧这些政府迅速采用后，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就是对世界巨大的变革实践。
二、知识权力：“中欧”概念的背后
阿什的外交理论与实践的重心何在?他依赖什么来撬动这场国际竞争的棋局?答案是一个关键词——中欧。
安德森不无揶揄地指出，“‘中欧’这一概念，——正如昆德拉和米沃什这些代言人所详细解说的——特指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有时还包括立陶宛。它的功能实质上有两重。一方面，它在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这样的真正的东欧(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倒退的’)国家四周划出了一条文化的界线，将它们划人中欧——唯独留下那个永远野蛮的、极权主义的俄罗斯：另一方面，它把这一地区和西欧这一自由和财富的故乡连接起来——在昆德拉的笔下，这块政治容忍力和高级文化的发源地，只有恶性疾病的厄运曾经折磨 过它。”
所谓“中欧”，其实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知识概念，它背后所体现的，正是阿什这类政府外交智囊的权力意志及他所代表的政府的利益。只不过，“中欧”概念看起来相当客观，似乎是一个纯粹地理学意义上的名词，更方便于用来掩盖某些不可直接宣诸于口的外交利益诉求罢了。正如安德森以英国人独有的尖刻与反讽指出的那样：“(中欧概念)它的吸引力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既是反共产主义运动最积极、最有意思的场所，也是最乐意宣扬自己与西方之间的亲缘关系的地带，南斯拉夫——那时还包括它的邻邦们——则缺乏这两个情感投资的要素。不管巴尔干各国的政局有多复杂、多动荡，他们都很容易被喜剧化为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正面交锋。文化方面，它们也很少出产‘埃斯纳勒的图片’、琴斯托霍瓦的黑圣母像(Black Madonna)、瓦茨拉夫广场、圣史蒂芬王冠、解放者教皇、哲学家总统、诺贝尔电工——所有这些均可资媒体在西方热炒。”
在现实中，“中欧”这一概念的使用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原来一直被视为东欧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国贴上了新的身份标签，装进了西方的外交套子，成为了西欧与俄罗斯的隔离地带。同时，相应的好处也接踵而至。“‘PCH’国家在欧盟中获得了优先受偿权的承诺，并很快分到了西方援助的一杯羹。匈牙利的人均收入是马其顿共和国的4倍，得到的援助却是其12倍。”“东欧”变成“中欧”的这一进程，也就是北约东扩、西欧东进、俄罗斯的影响进一步削弱的过程。
同时，对“中欧”概念的强调更意味着巴尔干半岛局势的破坏与南斯拉夫的解体。在波兰成为中欧国家被免除一半外债的同时，同一批西方债权人却没有放过南斯拉夫。他们的催债“迫使该国接二连三出台了极为严厉的稳定计划，仍无法阻止失业率的飙升、联邦政府的分崩离析。南斯拉夫解体的直接背景是经济崩溃。‘中欧’这个神话不仅是这场危机扩散的导火索，还是这场危机的烈性催化剂。”而西方国家厚此薄彼的根本原因，无非是阿什之流的学者认为“中欧国家比东南欧国家在使其经济和政治从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方面已做了更好的准备。”安德森不无激愤地指出：“(阿什)对巴尔干的危机视而不见，不知疲倦地游说西方国家将援助和注意力集中到‘中’欧，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谁的声音应该对南斯拉夫在陷入深渊的同时连优先地位也保不住负责，那就是他了。”
正是在这样的层面上，人们从“中欧”的概念中，再一次发现了早已为福柯指出的“知识——权力”的合谋，发现了知识那并不清白无瑕的地方——“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所以，“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变身为现代类型以来，即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时代起，就很自然地参加到了政治当中——有时是反对的角色，有时则是掌权的角色。……要知识分子出政治污泥而不染，哪怕是像这两位显赫人物(即哈维尔和雷蒙，阿隆)，也是不可能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德森这部书的主题——“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再一次得到了强调。虽然在当今时代，左派、右派的说法已经不是那么的时髦，然而，忘掉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立场差别，无疑更加危险。
三、估量中国：设想与现实
在当前的国际交往中，中国又是被西方摆在了什么样的位置上?细读此章，顿时发现，阿什虽然是东欧专家，却绝对没有忽略中国。在他2005年出版的《自由世界》一书中，他描绘了当前西方所要面对的四支“新红军”(New RedArmies)：近东地区的骚乱、中国在远东地区的崛起、南方国家的贫困、无处不在的环境破坏。当然，在阿什看来，只要西方同心同德，那这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凭借当前西方的自由无往不利，在全世界民主国家中感召了不下于十亿民众的势头，西方国家不惧怕任何“红军”，而且，有足够的能力把“自由”传播到地球各个角落，
对此，他开出的“药方”是软硬两手。硬的一手是美国与欧洲的军事联合行动，而软的一手则是“更多的援助和自由贸易”，在阿什看来，当西方的民主之魂最终抵达中国时，所凭借的也不过是“自由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支出”——就像在赌金计算器或老虎机里头打转转的现金。阿什说得含糊，但综合上下文，不难明白这笔支出的一部分是军费，而另一部分则是用于经济控制的贸易费用。而且，这笔钱是一笔赌博支出，看起来似乎数目不小，却最终是准备要翻倍收回的。
仅此，我们就可以看出西方右翼势力在民主、自由的口号下所掩藏的东西。虽然冷战早已过去，虽然霸权的论调早已人人喊打，但西方的霸权思维仍然根深蒂固，对中国的偏见也从未消失。阿什的语言似乎是足够温和，但其立场，和那位时刻把“军事”、“美国霸主地位”、“必须要赢”这些词语放在嘴边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阿什的行为也给了我们足资借鉴的认识。本来，作为英国人的他，当然是要为英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然而，他的整体外交设想，却不期然地对美国投入了更大的重视。在他眼中，哪怕是直接在伊拉克问题上采取了军事打击，采取了单边主义的美国都是值得原谅的——“虽然行为难看，但目标值得钦佩”。因此，亲美的布莱克是值得赞美的，因为，“喜欢美国观念的欧洲是一个更好的欧洲”，就像“喜欢新欧洲观念的美国反过来也是在支持自己的化身”。
这又是为何?答案阿什当然心知肚明，但他并不肯将它直接说出来。好在这个答案实在简单，并不难猜：所谓的欧洲，当然也包括英国，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美国的军事庇护领地，就是美国一个事实上的“属国”。如果说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霸主的话，那英国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跟在美国大哥的后面当个合格的小弟——这种小弟，在中国古代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做“助霸”——也就是为真正的霸主跑腿的人。阿什再怎么强调英国是美国的殖民祖先，是其语言、法律传统和建国政治理念的起源地，也终究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而阿什这些闪烁其词，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在近代教训中得出的经验：弱国无外交，发展才是硬道理。
所以，面对阿什的世界设想，我们大可淡然视之：虽然他的算盘打得相当美妙，但他的整体估计却是错得离谱。当今中国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的意料，相形之下，他的《自由世界》虽然成书不过5年，但里面的内容现在看来已经显得过时而可笑。2008年的一场金融危机，将美国的经济拖入了深渊。欧洲一方面受其拖累，一方面又不得不想办法应付美国提出的各种要求帮忙承担风险的金融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一心想要英国跟在美国后面当个“助霸”的阿什大概没有想到(他毕竟是东欧专家而不是远东专家)，不过4年，中国这个在他们老眼光中认为可以用金钱加以击倒的国家此时俨然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而且由于它的一枝独秀迅速变成了美国和欧洲眼中的救命稻草。
马克思认为，国家利益首先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伴随阶级冲突和国家利益而来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冲突。在当今世界，只要还存在国家利益的差别和矛盾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对立就在所难免，同时，以知识面目为遮掩的斗争也就是一个必然。而外交，不过是这种宏观竞争状态的微观体现罢了。
展望未来，只要中国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仍然坚持自身的独立自主，那阿什之类的专家就会依然存在，而且借助理论的花样翻新对中国进行限制。期待这些专家反思自身并最终销声匿迹是不现实的，唯有坚定不移地奉行发展的道路，在自身实力的基础上开展交往和竞争，我们的事业方能不畏各种波涛暗涌，向着胜利的方向不断前进。
关键词：智囊；知识权力；国际竞争
作者简介：郭彧(1980－)，男，湖北省成宁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方向：哲学、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C1 文献标识码：A
一、智囊身份：安德森的视点重心
作为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左翼思想的捍卫者，《新左翼评论》的主编佩里，安德森早已为中国人所熟知，而他的新作《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得以译介出版，无疑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通读佩里，安德森的这部《思想的谱系》，最能引发笔者兴趣的，是全书的第三章“中欧之梦：蒂莫西·加顿·阿什”。笔者愚钝，加之学科阻隔，老实承认以前未有听闻蒂莫西·加顿，阿什此人之名，但在目录中，往上看，是“顽固的右翼：奥克肖特、斯特劳斯、施密特与哈耶克”、“宪政舞台：费迪南特，芒特”，往下看，是“设计共识：约翰，罗尔斯”、“规范事实：尤尔根，哈贝马斯”，可谓俱是大名鼎鼎、振聋发聩、欲不知其名而不可得之辈。如此一来，问题就出现了：蒂莫西，加顿，阿什何以能被安德森如此重视，得与这班大学者并列，并不惜以59页的篇幅(在书中所有章节中排名第一)，对其展开批判?安德森的这一态度背后隐藏了什么，能引发我们的哪些遐想乃至思考?
蒂莫西，加顿，阿什(后文简称阿什)，在注释中的介绍是“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教授，在多家报刊上经常发表政论、开辟专栏，他是当代西方影响较大的一名学者。”然而，在安德森眼中，他更是一个身兼“记者、作家和学者”三重身份的人、是一个世界性的政治战场上的“英裔火炮手”、是一个新时代的异域探险家，为英国人提供了一线的第一手国际场景的人。他1978年动身去了柏林，以东德研究生的身份写了一部描绘东德的报告文学。之后，他又在《波兰革命》一书中详尽描绘了后来成为波兰执政党的团结工会的崛起。在东欧的共产主义垮台之际，他又及时地写出了、描绘了当时东欧的风云人物的《我们这些人》。总而言之，在早期，他是一个称职的探险家，一个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记者，一个在冷战期间向英国人展示了东欧政治生态的作家。
然而，值得警惕的，也是安德森真正要重视的，是阿什的另一重身份：“仰慕者”和“学者”。作为一个仰慕者，阿什心中的英雄是那些导致了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垮台的英雄——团结工会的发起人瓦文萨、后来的捷克总统的哈维尔、出身波兰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至于他的学者身份，安德森非常冷静地指认出了其背后的政治立场——自由主义右翼。这还不止，安德森进一步指出，“仰慕者”和“学者”两个身份的融合，就形成了阿什的第三个，也许最重要的一个身份——为英国政府提供咨询和建议的“智囊”。
“阿什属于冷战后的最后一批新兵，一支受到头脑简单的反共产主义者攻击的年轻部队。他的忠实可靠使他很自然地被军情六处看重，并像阿舍森那样很早就接到了招募的通知。尽管他不是不对英国间谍机关的秘密工作感兴趣，但最后还是拒绝了，这意味着他不想受到军情六处的约束：在对抗极权主义的斗争中，做一个海盗比做一名官员好。……从政治上说，作为一名自由主义右翼的冷战分子，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根据最机密的资料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可能已跻身一个严格挑选出来的、为撒切尔夫人提供编外的咨询和协助的学术团队之中——该团队成员包括休·托马斯、布赖恩·克罗泽、诺曼·斯通、伦纳德·夏皮罗等等。”
于是，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会议上，阿什的座位是“首相的邻座”：在布莱尔时期，他为这位首相的亲美倾向辩护——“他必须决策，他必须领导”。在一次会面之后，他吹嘘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世界领袖”，“既是哲学家、诗人、作家，又是牧师”。
“智囊”意味着什么?这令笔者联想到当今的国际外交。在西方国家，外交是专业，是一个复杂完备的体系，甚至不是哪一个一流大学就能够胜任的。欧美培养外交专业人才，如今天培养体育明星与歌舞演员一般，往往都是从中、小学即已开始的。至于教研师资的培训，研究成果的累积，图书设备的增置，都非一朝一夕之功。一旦有国际外交问题发生，觅对策，访人才，都有大量的知识储备，不至于手忙脚乱。换言之，在当今世界，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在国家关系上保持正确的眼光和嗅觉，就必须有长久的、专业的ThinkTank(智囊)。
正如《战争论》中所说的那样，战争是政治的最高体现。然而，战争往往也意味着资源的消耗，杀敌一千，往往自损八百。所以中国人才有“善战者，不战而能屈人之兵”的说法。在一个冷战已然结束，国家势力越来越趋向多极化的世界里，当战争成为一种国与国之间不得已的最后手段时，各国政治意愿的达成与妥协，主要依赖的手段无疑正是“外交”。而能影响外交政策的，则是“智囊”。
处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中，阿什的重要性也就一目了然了。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安德森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敏锐地发现了阿什此人在改变世界上的巨大能量，而这一点也使得他在书中有了足以同哈耶克、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并列的份量。也许在学术成就上，有“记者”、“作家”多重身份的阿什无法与这些在书斋中修炼多年的学术巨头相抗衡，但在“改变世界”这一点上，在“东欧巨变”发生后，在一个多极化成为现实的世界中，在英国乃至西欧各国无比头疼于如何制定一个合适的、既能有效遏制俄罗斯又能充分保障西欧利益，并定位好与美国关系的外交政策时，既是学者又有着20多年的东欧经验，且与东欧的领导阶层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的阿什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思路和建议，在被西欧这些政府迅速采用后，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就是对世界巨大的变革实践。
二、知识权力：“中欧”概念的背后
阿什的外交理论与实践的重心何在?他依赖什么来撬动这场国际竞争的棋局?答案是一个关键词——中欧。
安德森不无揶揄地指出，“‘中欧’这一概念，——正如昆德拉和米沃什这些代言人所详细解说的——特指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有时还包括立陶宛。它的功能实质上有两重。一方面，它在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这样的真正的东欧(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倒退的’)国家四周划出了一条文化的界线，将它们划人中欧——唯独留下那个永远野蛮的、极权主义的俄罗斯：另一方面，它把这一地区和西欧这一自由和财富的故乡连接起来——在昆德拉的笔下，这块政治容忍力和高级文化的发源地，只有恶性疾病的厄运曾经折磨 过它。”
所谓“中欧”，其实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知识概念，它背后所体现的，正是阿什这类政府外交智囊的权力意志及他所代表的政府的利益。只不过，“中欧”概念看起来相当客观，似乎是一个纯粹地理学意义上的名词，更方便于用来掩盖某些不可直接宣诸于口的外交利益诉求罢了。正如安德森以英国人独有的尖刻与反讽指出的那样：“(中欧概念)它的吸引力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既是反共产主义运动最积极、最有意思的场所，也是最乐意宣扬自己与西方之间的亲缘关系的地带，南斯拉夫——那时还包括它的邻邦们——则缺乏这两个情感投资的要素。不管巴尔干各国的政局有多复杂、多动荡，他们都很容易被喜剧化为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正面交锋。文化方面，它们也很少出产‘埃斯纳勒的图片’、琴斯托霍瓦的黑圣母像(Black Madonna)、瓦茨拉夫广场、圣史蒂芬王冠、解放者教皇、哲学家总统、诺贝尔电工——所有这些均可资媒体在西方热炒。”
在现实中，“中欧”这一概念的使用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原来一直被视为东欧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国贴上了新的身份标签，装进了西方的外交套子，成为了西欧与俄罗斯的隔离地带。同时，相应的好处也接踵而至。“‘PCH’国家在欧盟中获得了优先受偿权的承诺，并很快分到了西方援助的一杯羹。匈牙利的人均收入是马其顿共和国的4倍，得到的援助却是其12倍。”“东欧”变成“中欧”的这一进程，也就是北约东扩、西欧东进、俄罗斯的影响进一步削弱的过程。
同时，对“中欧”概念的强调更意味着巴尔干半岛局势的破坏与南斯拉夫的解体。在波兰成为中欧国家被免除一半外债的同时，同一批西方债权人却没有放过南斯拉夫。他们的催债“迫使该国接二连三出台了极为严厉的稳定计划，仍无法阻止失业率的飙升、联邦政府的分崩离析。南斯拉夫解体的直接背景是经济崩溃。‘中欧’这个神话不仅是这场危机扩散的导火索，还是这场危机的烈性催化剂。”而西方国家厚此薄彼的根本原因，无非是阿什之流的学者认为“中欧国家比东南欧国家在使其经济和政治从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方面已做了更好的准备。”安德森不无激愤地指出：“(阿什)对巴尔干的危机视而不见，不知疲倦地游说西方国家将援助和注意力集中到‘中’欧，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谁的声音应该对南斯拉夫在陷入深渊的同时连优先地位也保不住负责，那就是他了。”
正是在这样的层面上，人们从“中欧”的概念中，再一次发现了早已为福柯指出的“知识——权力”的合谋，发现了知识那并不清白无瑕的地方——“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所以，“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变身为现代类型以来，即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时代起，就很自然地参加到了政治当中——有时是反对的角色，有时则是掌权的角色。……要知识分子出政治污泥而不染，哪怕是像这两位显赫人物(即哈维尔和雷蒙，阿隆)，也是不可能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德森这部书的主题——“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再一次得到了强调。虽然在当今时代，左派、右派的说法已经不是那么的时髦，然而，忘掉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立场差别，无疑更加危险。
三、估量中国：设想与现实
在当前的国际交往中，中国又是被西方摆在了什么样的位置上?细读此章，顿时发现，阿什虽然是东欧专家，却绝对没有忽略中国。在他2005年出版的《自由世界》一书中，他描绘了当前西方所要面对的四支“新红军”(New RedArmies)：近东地区的骚乱、中国在远东地区的崛起、南方国家的贫困、无处不在的环境破坏。当然，在阿什看来，只要西方同心同德，那这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凭借当前西方的自由无往不利，在全世界民主国家中感召了不下于十亿民众的势头，西方国家不惧怕任何“红军”，而且，有足够的能力把“自由”传播到地球各个角落，
对此，他开出的“药方”是软硬两手。硬的一手是美国与欧洲的军事联合行动，而软的一手则是“更多的援助和自由贸易”，在阿什看来，当西方的民主之魂最终抵达中国时，所凭借的也不过是“自由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支出”——就像在赌金计算器或老虎机里头打转转的现金。阿什说得含糊，但综合上下文，不难明白这笔支出的一部分是军费，而另一部分则是用于经济控制的贸易费用。而且，这笔钱是一笔赌博支出，看起来似乎数目不小，却最终是准备要翻倍收回的。
仅此，我们就可以看出西方右翼势力在民主、自由的口号下所掩藏的东西。虽然冷战早已过去，虽然霸权的论调早已人人喊打，但西方的霸权思维仍然根深蒂固，对中国的偏见也从未消失。阿什的语言似乎是足够温和，但其立场，和那位时刻把“军事”、“美国霸主地位”、“必须要赢”这些词语放在嘴边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阿什的行为也给了我们足资借鉴的认识。本来，作为英国人的他，当然是要为英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然而，他的整体外交设想，却不期然地对美国投入了更大的重视。在他眼中，哪怕是直接在伊拉克问题上采取了军事打击，采取了单边主义的美国都是值得原谅的——“虽然行为难看，但目标值得钦佩”。因此，亲美的布莱克是值得赞美的，因为，“喜欢美国观念的欧洲是一个更好的欧洲”，就像“喜欢新欧洲观念的美国反过来也是在支持自己的化身”。
这又是为何?答案阿什当然心知肚明，但他并不肯将它直接说出来。好在这个答案实在简单，并不难猜：所谓的欧洲，当然也包括英国，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美国的军事庇护领地，就是美国一个事实上的“属国”。如果说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霸主的话，那英国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跟在美国大哥的后面当个合格的小弟——这种小弟，在中国古代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做“助霸”——也就是为真正的霸主跑腿的人。阿什再怎么强调英国是美国的殖民祖先，是其语言、法律传统和建国政治理念的起源地，也终究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而阿什这些闪烁其词，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在近代教训中得出的经验：弱国无外交，发展才是硬道理。
所以，面对阿什的世界设想，我们大可淡然视之：虽然他的算盘打得相当美妙，但他的整体估计却是错得离谱。当今中国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的意料，相形之下，他的《自由世界》虽然成书不过5年，但里面的内容现在看来已经显得过时而可笑。2008年的一场金融危机，将美国的经济拖入了深渊。欧洲一方面受其拖累，一方面又不得不想办法应付美国提出的各种要求帮忙承担风险的金融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一心想要英国跟在美国后面当个“助霸”的阿什大概没有想到(他毕竟是东欧专家而不是远东专家)，不过4年，中国这个在他们老眼光中认为可以用金钱加以击倒的国家此时俨然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而且由于它的一枝独秀迅速变成了美国和欧洲眼中的救命稻草。
马克思认为，国家利益首先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伴随阶级冲突和国家利益而来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冲突。在当今世界，只要还存在国家利益的差别和矛盾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对立就在所难免，同时，以知识面目为遮掩的斗争也就是一个必然。而外交，不过是这种宏观竞争状态的微观体现罢了。
展望未来，只要中国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仍然坚持自身的独立自主，那阿什之类的专家就会依然存在，而且借助理论的花样翻新对中国进行限制。期待这些专家反思自身并最终销声匿迹是不现实的，唯有坚定不移地奉行发展的道路，在自身实力的基础上开展交往和竞争，我们的事业方能不畏各种波涛暗涌，向着胜利的方向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