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各国、各地区都十分重视创新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出现了像苏州、深圳等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然而，即使是苏州和深圳，两地的创新模式也存在较大不同。通过深圳和苏州的比较分析，本文试图分析出影响创新模式产生经济效果的各种因素，从而为各地运用不同创新模式实现本地区的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启发。本文认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创新模式选择和优化时最应考虑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创新模式 政府主导 市场主导 文化环境 协同创新
众所周知，创新是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的“干中学”，中国已经涌现出了一些创新能力较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长三角的江苏省苏州市和珠三角的广东省深圳市等地区。虽然苏州、深圳的发展经验一直广受国内其他地区关注、学习和借鉴，两地在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方面却有着不同的模式，也正面临着各种严峻的挑战。本文将以苏州和深圳为案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各地如何根据自身的市场环境、政策资源、文化背景等因素选择和优化本地自主创新的模式。
一、不同创新模式推动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
“创新”一词最早由熊彼特提出，即所谓创新是一种生产函数的转移，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索罗模型将经济增长的长期决定因素归结于技术进步，而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导致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该社会通过研究与开发进行自主创新而获得技术进步；二是该社会通过学习消化吸收国外技术即模仿创新而获得技术进步。而与这两种技术进步分别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模型是罗默模型和技术转移模型。
罗默模型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进步率，取决于专利制度保护下的创意生产率，即技术创新能力是内生的，需要通过研究与开发获得；而技术转移模型考察一个远离技术前沿的国家通过学习技术领先国的先进资本品，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获得经济增长。按照后发优势理论，通过模仿创新可以实现技术水平的快速增长，完成对技术领先国的赶超，即所谓的蛙跳模型。然而，经济增长的实践表明，仅通过模仿创新无法实现对发达国家经济的赶超，蛙跳模型對很多地区来说是仍然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以苏州为例，20世纪90年代之后，苏州大力引进和利用外资，传统的苏南乡镇企业模式成功转型为外向型经济模式。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外资纷纷进入，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如今苏州经济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随着人力和用地成本的增加，利用外资的价格优势已渐渐消失，城市综合竞争力面临下降风险。2013年，苏州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用于引进国外技术的支出为17.1亿元，而用于消化吸收的经费支出仅4.78亿元，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支出之比为3.6：1，除此之外，苏州市79%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都由外资企业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使得苏州融入全球创新链的步伐更为艰难。反观深圳，依靠外商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瓶颈正在突破，追求内生创新能力、培育本土企业做强做大的效果正在显现，已出现了像华为、腾讯等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的品牌企业，这些企业通过源头创新进一步掌握国际话语权。
林毅夫在比较优势理论中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推动本国的产业技术升级，这是一种现实可行、成本低、效益好的战略选择。在引进外资的初期，模仿创新固然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们从苏州和深圳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只依靠模仿创新会让本地始终处于产业链低端，依赖国外先进技术，被动地跟随国外技术的变化，无法把握科技发展趋势。真正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内生的，只有通过自主研究与开发才能获得，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引不进来的，不然即使引进技术，也会处处受制于人。因此，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是实现技术赶超的关键。
二、苏州和深圳创新模式的实践比较
苏州和深圳都曾依赖外向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目前，欧洲传统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下滑、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加速回流制造业，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已使得我国过分依赖外向经济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另一方面，一些国家还对中国引进先进技术设置了重重障碍。因此，我国只有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掌握经济发展自主权并在国际市场获得有效竞争力。苏州和深圳在创新实践方面有着不同模式，并取得了不同效果。
（一）政府主导型创新与市场主导型创新的差异
苏州是历史古城、深圳是新型城市。经济转型中，苏州受传统经济体制发展惯性约束的程度明显大于深圳。深圳移民城市的特点以及毗邻港澳的优势，使其在发展之初就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创新而非政府政绩行为成为深圳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这是深圳有别于中国其他城市的一个显著特点。苏州以政府导向型为发展模式，通过政府集中力量办事，使得企业更多依赖政府政策扶持。2014年，苏州财政科技投入占比已经超过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政府投入的依赖程度可见一斑。
政府的刺激政策只能在特定的经济时期发挥作用，不可能长久，企业只有经过市场的筛选，面对市场需求进行结构调整，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步。缺乏核心技术，一味依靠政策扶持，只能维持短期的繁荣，一旦政策退出，企业就会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中无法生存，甚至整个行业都会陷入萎靡。因此，政府应当适度放手，改变通过政策干预市场的思维，通过加强市场管理，为企业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倒逼企业加强核心技术的研发与推广，通过自主创新进行转型升级，提升市场竞争力。
以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为例，该委员会作为全市的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只保留一项高科技企业资质认证权和一项高新区用地指标审批权，通过建设大数据平台，使企业完成审批所需要的流程在科创委的网络平台上办理，大大简化手续，提高办事效率，给企业创造了宽松良好的市场环境。这些做法通过政府简政放权，促进了企业有序竞争。 （二）创新中的文化环境差异
要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必须营造包容的文化环境。
首先是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深圳，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移民城市，以其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了五湖四海的创业者，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特点，尊崇市场、注重效率、鼓励竞争、开放发展的文化氛围使其为创业者提供了创新创业的土壤。相比较下，苏州拥有2500年的文化底蕴，这种历史优越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本地部分居民形成了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以苏州工业园为例，中外政府合作投资建厂模式加快了苏州开放型经济发展，加速了引进吸收技术步伐，但苏州本土严谨守成的历史文化与政府主导的亲商型发展模式结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市场经济的力量。
其次是对创新创业失败的包容。无论是创新还是创业，都不会一蹴而就，难免会遭遇风险与失败，据数据统计，科研创新的成功率仅为10%，中国创业企业的成功率也只有20%，而成王败寇的传统文化阻挡了很多人创新探索的步伐。深圳充分利用移民城市的特点，在社会上营造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思维与活力，对于创业失败的宽容是深圳民营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深圳对所有的科技企业一视同仁，研究补助“英雄不论出处”，无论是民营还是国资，只要是在深圳注册的企业，都可以申请研究补助。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还在争论“姓资姓社”问题时，深圳市政府就顶住压力，对从事创新研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三项经费”研究补助，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每年资助创新研究达到3000多项。
（三）人才吸引力的差异
人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苏州专业技术人才和创业人才的吸引力高于深圳，但在留学人员吸引力上苏州落后于深圳。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仅要吸引人才进入，更要留得住人才。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深圳市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鼓励出国留学生来深圳工作的暂行规定》、《关于鼓励出国留学人员来深创业的若干规定》、《深圳市海外留学人才居住证管理办法》等多项政策，不仅加大对留学人员创业的资助力度，最高可获得30万无偿资助，更为其看病就诊、申请租用安居房、申办企業等多方面提供便利，解决了人才的后顾之忧。除此之外，近年来，深圳通过实施积分入户、暂住证变居住证、非户籍人口子女享受义务教育、全民医保等举措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让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界限更为模糊，包容和谐的社会氛围更是充分激发了人才的创新研究热情。
（四）研发体制上的差异
深圳存在一批既不属于大学也不是事业单位的“民办非企业”研究机构，他们虽然接受政府补助、但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深圳，像光启、华大基因等民非科研机构已达208家。该类机构的研究直接针对市场和企业需求，更接地气，也更具有市场价值，光启、华大通过政府资金支持进行源头创新，最终实现了产业化和商业化的目标。
与国有事业型科研机构相比，民非科研机构能最大限度避免体制束缚，大大增强研发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与市场化。尽管源头创新面临研发周期长、失败率高等风险，但一旦实现突破，必将带来技术上的变革，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协同创新是当今世界进行科技创新的大势所趋，而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中介组织、政府部门是协同创新的基本要素，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数据显示，2013-2014年，苏州市有创新活动的企业8743家，而由本企业与企业、科研所、高校合作研发的企业产品创新仅占20.4%，这表明苏州企业的创新活动多为独立完成，区域创新体系的联系存在不足。
（五）创新支持的金融体系不同
资金缺乏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瓶颈，而造成资金短缺的原因便是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高风险。高新技术的高风险特征阻碍资金向高技术领域的流动，而高科技企业的发育成长又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因此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离不开科技、金融的相互支撑。
数据显示，2015年深圳各类VC/PE机构达4.6万家，注册资本超过2.7万亿，而苏州创投机构仅302家，管理资金规模1033亿元，远远落后于深圳。高科技企业的发育成长依赖于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的共同作用。科技创新的金融资源来源一般是企业自筹资金、风险投资、信贷资金、政府资金等的有机结合。其中，风险投资是促进高科技产业进步、发展的关键环节。
目前，苏州企业自筹仍然是筹集科技活动经费的主要方式，占比在80%以上；风投机构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拨款、大型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金融机构与民间资本投入不足。而深圳有超过85%的各类风险投资进入高新技术行业，例如种子基金、天使基金、产业基金等涉及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
（六）产业链整合方面的差异
完整的产业链带来产业集群，进而实现规模效应与企业分工细化，这种规模和分工将有效聚集创新资源，有力提升创新活动的效率。以深圳为例，深圳把握深厚电子制造业基础，产业链扩大至东莞、惠州等周边城市，完整的产业链使其拥有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以及高运转效率。苏州也要以产业链为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脉，优化产业集群发展环境，建设相应的创新型产业园区；提升地方政府、园区的承载和服务能力，搭建一流载体平台，完善各类功能配套，满足企业发展需要和员工生活需求；精心布局招商引资，做好产业上下游企业、客户以及关联产业的招商。
深圳经验显示，与积累完整的产业链相辅相成，应同步做大做强做优产业龙头企业，形成企业品牌。企业必须转变观念，以优质的服务与消费者建立比较稳定的关系，逐渐积累品牌资产，把创名牌当成企业的最有价值的投资行为。同时大中型企业应当加大R
关键词：创新模式 政府主导 市场主导 文化环境 协同创新
众所周知，创新是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的“干中学”，中国已经涌现出了一些创新能力较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长三角的江苏省苏州市和珠三角的广东省深圳市等地区。虽然苏州、深圳的发展经验一直广受国内其他地区关注、学习和借鉴，两地在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方面却有着不同的模式，也正面临着各种严峻的挑战。本文将以苏州和深圳为案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各地如何根据自身的市场环境、政策资源、文化背景等因素选择和优化本地自主创新的模式。
一、不同创新模式推动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
“创新”一词最早由熊彼特提出，即所谓创新是一种生产函数的转移，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索罗模型将经济增长的长期决定因素归结于技术进步，而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导致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该社会通过研究与开发进行自主创新而获得技术进步；二是该社会通过学习消化吸收国外技术即模仿创新而获得技术进步。而与这两种技术进步分别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模型是罗默模型和技术转移模型。
罗默模型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进步率，取决于专利制度保护下的创意生产率，即技术创新能力是内生的，需要通过研究与开发获得；而技术转移模型考察一个远离技术前沿的国家通过学习技术领先国的先进资本品，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获得经济增长。按照后发优势理论，通过模仿创新可以实现技术水平的快速增长，完成对技术领先国的赶超，即所谓的蛙跳模型。然而，经济增长的实践表明，仅通过模仿创新无法实现对发达国家经济的赶超，蛙跳模型對很多地区来说是仍然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以苏州为例，20世纪90年代之后，苏州大力引进和利用外资，传统的苏南乡镇企业模式成功转型为外向型经济模式。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外资纷纷进入，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如今苏州经济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随着人力和用地成本的增加，利用外资的价格优势已渐渐消失，城市综合竞争力面临下降风险。2013年，苏州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用于引进国外技术的支出为17.1亿元，而用于消化吸收的经费支出仅4.78亿元，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支出之比为3.6：1，除此之外，苏州市79%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都由外资企业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使得苏州融入全球创新链的步伐更为艰难。反观深圳，依靠外商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瓶颈正在突破，追求内生创新能力、培育本土企业做强做大的效果正在显现，已出现了像华为、腾讯等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的品牌企业，这些企业通过源头创新进一步掌握国际话语权。
林毅夫在比较优势理论中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推动本国的产业技术升级，这是一种现实可行、成本低、效益好的战略选择。在引进外资的初期，模仿创新固然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们从苏州和深圳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只依靠模仿创新会让本地始终处于产业链低端，依赖国外先进技术，被动地跟随国外技术的变化，无法把握科技发展趋势。真正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内生的，只有通过自主研究与开发才能获得，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引不进来的，不然即使引进技术，也会处处受制于人。因此，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是实现技术赶超的关键。
二、苏州和深圳创新模式的实践比较
苏州和深圳都曾依赖外向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目前，欧洲传统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下滑、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加速回流制造业，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已使得我国过分依赖外向经济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另一方面，一些国家还对中国引进先进技术设置了重重障碍。因此，我国只有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掌握经济发展自主权并在国际市场获得有效竞争力。苏州和深圳在创新实践方面有着不同模式，并取得了不同效果。
（一）政府主导型创新与市场主导型创新的差异
苏州是历史古城、深圳是新型城市。经济转型中，苏州受传统经济体制发展惯性约束的程度明显大于深圳。深圳移民城市的特点以及毗邻港澳的优势，使其在发展之初就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创新而非政府政绩行为成为深圳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这是深圳有别于中国其他城市的一个显著特点。苏州以政府导向型为发展模式，通过政府集中力量办事，使得企业更多依赖政府政策扶持。2014年，苏州财政科技投入占比已经超过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政府投入的依赖程度可见一斑。
政府的刺激政策只能在特定的经济时期发挥作用，不可能长久，企业只有经过市场的筛选，面对市场需求进行结构调整，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步。缺乏核心技术，一味依靠政策扶持，只能维持短期的繁荣，一旦政策退出，企业就会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中无法生存，甚至整个行业都会陷入萎靡。因此，政府应当适度放手，改变通过政策干预市场的思维，通过加强市场管理，为企业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倒逼企业加强核心技术的研发与推广，通过自主创新进行转型升级，提升市场竞争力。
以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为例，该委员会作为全市的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只保留一项高科技企业资质认证权和一项高新区用地指标审批权，通过建设大数据平台，使企业完成审批所需要的流程在科创委的网络平台上办理，大大简化手续，提高办事效率，给企业创造了宽松良好的市场环境。这些做法通过政府简政放权，促进了企业有序竞争。 （二）创新中的文化环境差异
要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必须营造包容的文化环境。
首先是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深圳，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移民城市，以其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了五湖四海的创业者，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特点，尊崇市场、注重效率、鼓励竞争、开放发展的文化氛围使其为创业者提供了创新创业的土壤。相比较下，苏州拥有2500年的文化底蕴，这种历史优越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本地部分居民形成了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以苏州工业园为例，中外政府合作投资建厂模式加快了苏州开放型经济发展，加速了引进吸收技术步伐，但苏州本土严谨守成的历史文化与政府主导的亲商型发展模式结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市场经济的力量。
其次是对创新创业失败的包容。无论是创新还是创业，都不会一蹴而就，难免会遭遇风险与失败，据数据统计，科研创新的成功率仅为10%，中国创业企业的成功率也只有20%，而成王败寇的传统文化阻挡了很多人创新探索的步伐。深圳充分利用移民城市的特点，在社会上营造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思维与活力，对于创业失败的宽容是深圳民营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深圳对所有的科技企业一视同仁，研究补助“英雄不论出处”，无论是民营还是国资，只要是在深圳注册的企业，都可以申请研究补助。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还在争论“姓资姓社”问题时，深圳市政府就顶住压力，对从事创新研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三项经费”研究补助，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每年资助创新研究达到3000多项。
（三）人才吸引力的差异
人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苏州专业技术人才和创业人才的吸引力高于深圳，但在留学人员吸引力上苏州落后于深圳。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仅要吸引人才进入，更要留得住人才。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深圳市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鼓励出国留学生来深圳工作的暂行规定》、《关于鼓励出国留学人员来深创业的若干规定》、《深圳市海外留学人才居住证管理办法》等多项政策，不仅加大对留学人员创业的资助力度，最高可获得30万无偿资助，更为其看病就诊、申请租用安居房、申办企業等多方面提供便利，解决了人才的后顾之忧。除此之外，近年来，深圳通过实施积分入户、暂住证变居住证、非户籍人口子女享受义务教育、全民医保等举措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让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界限更为模糊，包容和谐的社会氛围更是充分激发了人才的创新研究热情。
（四）研发体制上的差异
深圳存在一批既不属于大学也不是事业单位的“民办非企业”研究机构，他们虽然接受政府补助、但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深圳，像光启、华大基因等民非科研机构已达208家。该类机构的研究直接针对市场和企业需求，更接地气，也更具有市场价值，光启、华大通过政府资金支持进行源头创新，最终实现了产业化和商业化的目标。
与国有事业型科研机构相比，民非科研机构能最大限度避免体制束缚，大大增强研发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与市场化。尽管源头创新面临研发周期长、失败率高等风险，但一旦实现突破，必将带来技术上的变革，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协同创新是当今世界进行科技创新的大势所趋，而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中介组织、政府部门是协同创新的基本要素，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数据显示，2013-2014年，苏州市有创新活动的企业8743家，而由本企业与企业、科研所、高校合作研发的企业产品创新仅占20.4%，这表明苏州企业的创新活动多为独立完成，区域创新体系的联系存在不足。
（五）创新支持的金融体系不同
资金缺乏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瓶颈，而造成资金短缺的原因便是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高风险。高新技术的高风险特征阻碍资金向高技术领域的流动，而高科技企业的发育成长又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因此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离不开科技、金融的相互支撑。
数据显示，2015年深圳各类VC/PE机构达4.6万家，注册资本超过2.7万亿，而苏州创投机构仅302家，管理资金规模1033亿元，远远落后于深圳。高科技企业的发育成长依赖于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的共同作用。科技创新的金融资源来源一般是企业自筹资金、风险投资、信贷资金、政府资金等的有机结合。其中，风险投资是促进高科技产业进步、发展的关键环节。
目前，苏州企业自筹仍然是筹集科技活动经费的主要方式，占比在80%以上；风投机构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拨款、大型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金融机构与民间资本投入不足。而深圳有超过85%的各类风险投资进入高新技术行业，例如种子基金、天使基金、产业基金等涉及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
（六）产业链整合方面的差异
完整的产业链带来产业集群，进而实现规模效应与企业分工细化，这种规模和分工将有效聚集创新资源，有力提升创新活动的效率。以深圳为例，深圳把握深厚电子制造业基础，产业链扩大至东莞、惠州等周边城市，完整的产业链使其拥有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以及高运转效率。苏州也要以产业链为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脉，优化产业集群发展环境，建设相应的创新型产业园区；提升地方政府、园区的承载和服务能力，搭建一流载体平台，完善各类功能配套，满足企业发展需要和员工生活需求；精心布局招商引资，做好产业上下游企业、客户以及关联产业的招商。
深圳经验显示，与积累完整的产业链相辅相成，应同步做大做强做优产业龙头企业，形成企业品牌。企业必须转变观念，以优质的服务与消费者建立比较稳定的关系，逐渐积累品牌资产，把创名牌当成企业的最有价值的投资行为。同时大中型企业应当加大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