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虚无化思潮及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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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价值虚无主义及其诱发的价值相对主义、多元主义严重威胁着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因此,必须从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视角对价值虚无化思潮作出回应:透视社会现实中的资本虚无本质,确保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正确导向;坚持以共产主义学说为支撑,构建兼具神圣性与世俗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价值虚无化;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资本虚无;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B8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0034-04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价值多元化对核心价值的树立以及主流文化的建设造成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价值虚无化思潮进一步消解着人们心中的最高价值,神圣性维度被世俗性维度所遮蔽,人们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缺失和价值迷失。从一定意义上说,在现代性的生成、演进过程中,传统价值观念被严重摧毁,而新的价值观念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因此,直面价值虚无化思潮,并对其作出积极回应,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迫在眉睫的任务。
  一、价值虚无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严峻挑战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多元价值并存的时代,从理论形态上看,多元价值的客观存在容易催生出价值多元主义思潮。价值多元主义意味着在众多价值观中,不存在着中心、核心或主流的价值,即价值观之间没有主次之分。显然,价值多元主义不仅会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构建,同时也无益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价值多元主义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种相对主义,也就是说,在面对价值判断、道德考量及伦理规范时,人们之间各自为政,无法达成共识,他人眼中的是非、对错、善恶的标准,都只是相对的。例如,一些人主张:“自由”应该成为全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但可能有人就会提出异议,并声称他们不仅不去追求自由,反而逃避自由。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埃里希·弗罗姆就曾经指出:“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在摆脱曾一度赋予其生命以意义和安全的所有纽带,获得自由后,陷入了无能力及孤立的不安全状态。我们看到,个人无法忍受这种孤立,与外面的世界相比,作为孤立的个人,他完全无助,所以极为恐惧。同样由于他的孤立,他与世界的一体被打破,也失去了方位感,怀疑自我,怀疑生命的意义,乃至指导他行动的所有原则,这些怀疑折磨着他。无助与怀疑麻痹了生命,为了生存,人竭力逃避自由——消极的自由。”[1]那么,这种价值相对主义何以产生?其内在机制是怎样的呢?如果从价值观的视角来看,价值多元主义及价值相对主义的根源在于价值虚无主义。
  如此一来,我们可以说,当前社会价值观领域内的最严峻挑战实际上变成了价值虚无主义。然而,现实的情况似乎与此并不相符:明明是多种价值并存,怎么会虚无化?到底什么是价值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
  尼采曾经对价值虚无主义有过明确的定义:“虚无主义,没有目标;没有对‘为何之故’的回答。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呢?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2]说价值虚无主义没有目标,没有原因,这很好理解;但尼采说,价值虚无主义是“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这又怎么理解呢?最高价值指的又是什么呢?在尼采的话语体系当中,所谓的“最高价值”就是“上帝”,“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的通俗含义,就是尼采那句著名的宣言:“上帝死了!”[3]人们通常认为,尼采这里的上帝仅仅指的是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尼采提出“上帝死了”,就是旨在倡导一种无神论的世界观。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早在17、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唯物主义者就已经率先否定了上帝,证明了上帝不存在,试图宣扬一种无神论的世界观。因此,从价值角度来看,上帝代表的绝不仅仅是基督教的最高信仰载体,而是一种最高价值;“上帝死了”意味着人们心目中的最高价值失去了效力,无法对人们构成道德和伦理约束。
  沿着尼采的思路,我们可以继续追问:最高价值为什么会自行废除以及失去效力?是什么导致了最高价值的失落?显然,这是问题的关键。必须搞清楚这一点,否则价值观重建无从谈起。海德格尔在解读尼采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和细致的阐释。海德格尔认为尼采以“上帝死了”这句简洁的话对虚无主义作了最本质性的解释,他说:“‘基督教的上帝’已经丧失了它对于存在者和对于人类规定性的支配权力。同时,这个‘基督教上帝’还是一个主导观念,代表着一般‘超感性领域’以及对它的不同解说,代表着种种‘理想’和‘规范’、‘原理’和‘法则’、‘目标’和‘价值’,它们被建立在存在者‘之上’,旨在‘赋予’存在者整体一个目的、一种秩序,简而言之,‘赋予’存在者整体一种‘意义’。虚无主义是那种历史性过程,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超感性领域’失效了,变得空无所有,以至于存在者本身丧失了价值和意义。虚无主义是存在者本身的历史,通过这个历史,基督教上帝的死亡缓慢地、但不可遏止地暴露出来了。”[4]海氏的指认是准确的,价值虚无的产生是由于“超感性领域”或“超感性世界”的设定和划分,以及由此导致的最高价值的失落。
  这里涉及到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世界的二元划分,也就是说,在西方的思想体系当中,世界被划分为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众所周知,西方思想以两希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为发源地,前者的代表是柏拉图主义,后者的典型形态是基督教思想。在柏拉图主义者那里,世界被划分为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在基督教思想家那里,世界则被划分为天国世界与世俗世界。两种思想体系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以超感性世界遮蔽感性世界:柏拉图主义者认为,代表着超感性领域的理念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而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则是虚幻的;基督教思想家则更是主张人们应该去追求永恒的天国世界,而不必在乎所谓的短暂的世俗世界。随着理性的启蒙、科学的“祛魅”以及由此导致的世俗化进程的推进,人们越发认识到并不存在着所谓的“理念”、“天国”,以往人们的观念实际上是在真实和虚幻之间发生了颠倒。于是,神圣性逐渐被消解,世俗性开始受到推崇。人们对自然不再敬畏,信仰变得可有可无,人们的价值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真空,价值虚无主义到来了。   第二,共产主义又具有此岸性、世俗性的一面,即共产主义不是悬置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主张人们通过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去改变历史,创造未来,“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7]539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倡导一种入世的世界观,进步的历史观,以及积极的发展观,正如马克思所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7]527
  对于共产主义学说的此岸性、世俗性,美国当代哲学家罗蒂曾经有过较为客观的评价,他说“……在许多方面,《共产党宣言》是比《新约》更值得向年轻人推荐的著作。因为《新约》的道德缺陷在于它的彼岸性,在于它暗示我们,可以把我们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我们个人得救的机会——同我们参与为结束无穷无尽苦难而进行的共同努力分离开来。”[9]324而相比之下,“不用借助于非人类的力量,也能使人类的未来不同于人类的过去,这一见解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十分壮丽的表达。”[9]324正如罗蒂所说,马克思认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目标,无需借助任何非人类的力量,因为人类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7]527在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作了深入考察之后,马克思指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7]190
  其实,仅仅从字面上看,人们就可以发现,共产主义必然内在地要求消灭私有财产,马克思解释说:“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因此,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7]185-186
  如此看来,共产主义学说实际上具有双重特性:神圣性的保留以及世俗性的推进,换句话说,共产主义能够在神圣性和世俗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共产主义既可以作为一种远大理想和终极信仰,即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为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可以作为一种改变现存世界的手段,即通过现实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消灭分工和私有财产,扬弃异化,实现人性的真正复归。那么,这样的一种价值观,无疑对于克服当前的价值困境,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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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黎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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