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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国民政府强力推行邮资加价政策,以弥补“九一八”带来的邮政亏空,但遭到牵涉其中的诸种社会力量的联合抵制。并且,围绕该政策从制定到推行的程序是否合法问题,立法院与行政院陷入纷争,集中展现了政府部门间权责划分的固有矛盾。在内外双重压力下,国民政府当局不得不在加价幅度上有所让步。背后反映出国民党建政后强势国家形象塑造所遭遇的现实尴尬,以及国家权力与社会治理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