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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从初稿到定稿，阅了三遍，有感，谈谈侨批[1] 的文学书写。
这是一部企图对潮汕侨批，作中国式——这里指的是以现代汉语语法为指标，以国语（普通话）为语言，同时化入潮汕方言土语的文学讲述，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以北方视野讲述南方故事，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处理题材——进行故事讲述的野心之作。作者花了一年时间，对一片陌生的地域及其文化秉性，做辛苦的探寻，这种耕耘，难度很大。
潮汕母语是汉语方言中最难驾驭的。大量的古汉语，化入日常口语，众多的入声和多义字，在词语结构及表意上的复杂运用，以及文白交融之丰圆酣畅，变化万千，非外人所能理喻。另外，由于普通话只有四声，而潮汕话有十八音，十五音，八音。自古到今，演化甚微，古音依然纯粹。百年国语的普及，似也无法触扰毫厘。这也正是潮汕本土作家，很难在文学语言上，成功化入外部语式的原因。属同种语系的海南话，由于本身词汇量及音频简略的原因，共时性地从国语借入许多新词;潮汕话，却始终自守而不流失丰富。
语言就是思想。
谈《平安批》，首先是对小说语言的评析。在有限的篇幅中，陈继明竭力搜罗潮汕方言并付之小说的情节构建，特别注重生活细节的嵌入。这方面，他用力最多。这是对的，是一个有创作经验的作家所为。方言方物，乡土俚语，在他前三卷中使用频率颇高，准确与否另说。即使潮汕本土作家创作，这种高频率也不多见。潮汕本土作家在这方面尚欠自觉，还没有养成活用方言俚语的习惯，创作用语倾向国语化，而忽略了方言土语的生活化。陈继明看出了这一点，他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他非常明白，这是小说最难也将最有说服力的重点。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小说部分内容，作为潮汕文学表现的语文基建。
但说实在，口语采集和资料对应，要化为思维方式，还需经年的历练。陈继明显然未有这种时间。他不会说潮汕话自然难谙其妙，决定了他未脱以北方母语的思维方式，来演绎潮汕方言的表述、意涵及借托，故在文学效果上，是存有距离的。如麻脸，在潮汕叫“办康”，平声。意形是凹凸，即脸上星星点点的坑。办是斑点，康是坑。“办康”，是坑斑的反装。比如母鸡，应叫鸡母;公鸡，应叫鸡公。
还有，潮汕方言是为千年礼治封存的结果，有大量敬语，如九这个数字，在潮汕话里，与狗字同音，在涉及人事，或礼数场合，有特别的发音“快”。比如说九个人，应读作“快人”。黄字，在面对姓黄的人时，凡指称低俗或不雅之事，应说成腊。比如黄鱼，黄狗，应称“腊鱼”“腊狗”，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过去人人粗通的常识，现已式微，让国语斩尽杀绝。
小说《平安批》，在北方读者读来，可能顺畅且颇为新鲜，但在南方人尤其是潮汕人读来，有些地方就难免诘屈干涩。何况其采集可能在某一方言区，或潮阳或潮州，或喝不同的河水，方言腔调也就不同，因而异声同义，同声异义，音调平入，意指都有可能大相径庭。
陈继明来自西北甘肃，他没有潮汕民俗的生存体验及文化基因，但他对潮汕土地的热忱，令他对此地彼时的潮汕，有一种新鲜的陌生化的创作冲动，因其激情甚于本土作家，故地域的人文刺激，一方面使他的触觉变得敏感。他始终沉溺在一种尝新的冲动中;一方面又对固有，有全新的挑衅，一种处于警惕中的检视。创作过程的这种语言矛盾与思维冲突，伴着一种可能夹生的状态，在不断煎熬中。基本上熬熟了《平安批》“金卷”的文字叙述，在潮汕方言的国语活化方面，的确是有心得的。但也表現出必以潮汕语言思维，却以国语表达的无奈，之间的流失，是无法弥补的。随便摘录《平安批》一段：
但是有时候想象中的叔公会悄然变成一个哧溜溜的奴仔，很面熟，眼睛和梦梅一模一样，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梦梅自己，阿嬷口中那个梅仔。每到饭熟的时候，阿嬷就在门口大声喊，梅仔，梅仔，久呼不应，就改叫梦梅，梦梅……还不应，就开始叫绰号，阿佛，阿佛再往后就干脆叫水鬼佛……水鬼佛他个子小，像一枚果核，核和佛同音，就有了阿佛和水鬼佛的绰号：加上他水性好，成天喜欢去水里掠鱼摸螺，于是，阿佛都不够用了，得叫水鬼佛才可以。欲知河溪深浅，问水鬼佛就晓，村里人一向是这么说他的。因为有这么多名字，梦梅常常会突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左思右想都不知道，梦梅就静下心回想阿嬷喊他“梅仔”的声音，阿嬷还没生气的时候喊他的声音——梅仔，于是他就明白了，阿嬷嗓音中那个不省事的“梅仔”就是自己了。也许正是这个念头拴住了他，让他每次都下不了跳井的决心。然而，他心里明白，连所谓跳井、寻死，在他这儿都有特殊的含义：过番去、做番客、一走了之，远走高飞……可见他是多么想和前辈们一样，搭上大船过番去，哪怕最终成为一个宵番客呢。这样的情形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年幼的梦梅实在分不清“跳井”和“过番”之间的区别。有无数次，在家里或在学堂，因为淘气受到长辈指责，梦梅总会不由自主来到井边，久久地透过石缝盯着底下的水，在越来越脏越来越臭的井水里看见了许许多多个番畔，马六甲，暹罗，安南，实叻。
这段文白兼备的国语叙述，是一个企图方言活用的结构。有限的潮汕方言：奴仔，核——佛，宵番客，学堂（应读鄂堂），就晓，过番去，掠鱼摸螺，等等。潮汕方言语词的化入。国语叙述虽无伤这些方言的活泼，但还是多少消解了潮汕方言奇巧的思维方式及斯文表意：凡话要雅呾（说）的特性。当然也可圈点出若干不够圆熟的地方，利弊并存。如“成天”，应说“到日”，嗓音，应说“嘴里”，奴仔，应说“闹仔”，等等，似更贴切生动，前置后缀也就更为活泛。这段叙述背后，本身是有一个潮汕母语思维的复杂意指结构的。文字词语之间，很难获取高度默契的空间，有时宁可留白，留给想象。
作者的确捕捉到侨批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平安。这是一个高悬在侨批两端之上的多刃剑，它分秒可坠的险状，时刻在威胁，勒迫着人心，形胜险局。十八、十九世纪的潮汕，是侨批盛行的时代，自然也是潮汕社会多灾多难的时代。即便在长治久安的千年岁月中，平安在底层民众心目中依然是一种最高的生存理想。小说多次写到潮汕女性专职拜老爷。老爷保贺是潮汕民众赖于自保自证的法术与期望。其虔诚足称盖世。拜老爷，保贺的目的与动机，连同行为一起，凝冻为坚固的对于平安的渴念。 侨批越是兴盛，就说明潮汕本土越渴求温润，越渴望人口通过流离的方式，回哺繁盛人口本身。人口的繁殖，始终是潮汕的核心价值。不一定是简单的多子多福，而是多子，望子成龙的概率就一定高。这也是潮汕人即便一母所生十几个孩子（旧时代很普遍），也不愿送人扶养。说不定送出去的那个，是有“膏”的（如上好的螃蟹是有仁的，即蟹黄，指质量上乘），那就亏大了。
小说开篇，陈继明讲述了一个“跳井”的故事，而“跳井”的竟是一个宵（疯）番客。“过番客，无一千，亦有八百”。这是最通俗的潮汕向往。其意涵深广，也包含着对发财的期望。番客，居然宵了，还去跳井，与企望太过冲突。且现实是“遍地是穷人”，唯一选择是逃难，去过番。所以，过番，红头船，绝对不是什么潮汕精神！是穷，穷则思变的结果，是人性本真。
《平安批》金木水火土五卷，叙事逻辑沿着过番的生存方式前行，娓娓道来，较为适切潮汕人过番的性格表述与生存形态展开。作者尽其所能地展览他对潮汕风土人情，以及异域世态人心的书写。在本土与异域的交融与冲突中，把批的平安道，慢慢熏染出来。侨批的各式手法，层出不穷。水客出街招揽客，面对贫侨，实行银信到唐，只派雅钱，或以少代多。五花八门的心思，是钻暹罗六世泰皇新规的空子，求取侨批局的生存。整个故事，颇有几分五行之说，自相生克。
侨批，的确是那个时代的生命线。平安即无事。无事若平安。侨批，作为银信工具，在马匹和轿子以及红头船的时代，它的代名词是“过番”。而过番的近义词是“逃难”。侨批等同于过番和逃难。所以，红头船不是英雄之举，它不具有十字军东征的意义，也并非“出埃及记”的动机。在地土丰饶的潮汕，若不是天灾人祸，绝对不会有“出潮汕记”的事象。
侨批的缘起，因于逃难的报应，必须有样东西，来完成逃难之后的一切善缘。侨批因善，因亲情，因血缘的联系而生。它是生离死别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生离死别的另一种联结、探看和告知。它的人文价值，远超于它的工具价值。这是评价侨批的基点，然后才有进入更深层次研究的可能：侨批作为工具，在人文浸淫中，所抵达的文明高度，以及它以何种方式及业态，在人类行为中，始终能够处于文明的高位？其中人性的至高至远，是所有人类行为望尘莫及的。这些问题，都必须在小说中予以启应。
细察潮汕中古以来，特别是近代的社会及民生状况，尤其是考察在流年不顺，天灾之年的人口迁徙史或流民史断面，对侨批的历史界定，会有更深刻的认知，并历史地沉淀为一种有关崇高的评判。
侨批，作为故事，在文学表述上，它将面对两个端口：一端是人的生别离，死无踪，以及忧伤，痛苦，漫漫无期的等待，几乎绝望、了无结局的等待;另一端是力图圆满上述一切憾事的水客批脚们，他们从事着浪险，危阻，大洋远隔，千里迢迢的渡让。上述两端构成一个庞大而孤绝的江湖，而游走其中的是水客批脚。简言之，水客就是侠客。侨批局就是镖局。文学的核心讲述，必须包括上述两端范围所及的全部生命竞争，侠客精神自当贯穿始终。关于这一点，小说的人物塑造，略显疲弱。
小说以平安批为主题而衍生的故事，沿袭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围绕一个人的一生，将人生从潮汕扑向一个更大的世界。他的人生路线，依着侨批的方向，从个人的命运，逐渐融入并最终汇入民族的命运。使侨批这个为底层民众的生计，升正到家国利益的高度，从工具到精神。小说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塑造，基本上实现了这个主题的崇高阐析。梦梅一生的奋斗，似乎有了如出埃及记的“出潮汕记”。他使侨批的灵魂有了依托并寄意于高远。侨批因此而僭越了本原，而赋予从工具到工具论的维度。
小说中有关史志部分的资料，也因此获得一种生命。史志确认了工具的历史感，而人物确认了工具论的现代感。梦梅这一人物类型，理应成为侨批断代史上不可或缺的形象。尽管侨批史上，这类形象籍籍无名。这应该看作是，以讲述侨批本纪为重心的小说，却完成了以英雄为主角的文学叙事。那些关于侨批的原件辑录和原始叙述，终于汇入了以英雄为重心的宏大叙事之中。在小说里，潮汕不再是本质意义上的潮汕，侨批也在这种潮汕人的超越中，不单成就了东兴汇路的英雄业绩，同时也突破它通常的价值范围，在抗日的大背景中，成为民族战争取得胜利的助力。东兴汇路铺平了胜利之路。《平安批》里的侨批从业人员，也从浴战火，保平安，并在人性的回旋中，获得了不凡的意义，在人世间成就了侨批本身的千年普度。
从逻辑学原理上看，小说结构之金木水火土，也为巧思。五行相生相克，周而复始。五大板块，互为侧面，互予主题，金是实然，木是必然，水火土是或然。这也是《平安批》里的潮汕乡土与世界形势中，人物与故事相生相息的条件、发展与可能性。侨批因过番而生，于形势要求而为平安所累，故“平安批”是为期许，而人在其中挣扎，奋斗，历渡劫数，充满着种种可能性。
金木水火土五卷，也许作家企图在小说内容上，赋予一种天象天行，天予人愿的格调，这是可能的。小说由此添加了一种来自大自然的气象，那种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意味。
构思追返五行学说。大地混沌，但灵气却弥漫于中。于是从太易之中生出水，從太初之中生出火，从太始之中生出木，从太素之中生出金，从太极之中生出土。五行由此而来，以此模式论，是使五卷得以贯通回旋。小说人物的成长逻辑也遵循着这样的原则，道可道，非常道。
注释：
[1] 编者释：侨批，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暨家书，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广泛分布在福建、广东和海南等地的侨乡。
这是一部企图对潮汕侨批，作中国式——这里指的是以现代汉语语法为指标，以国语（普通话）为语言，同时化入潮汕方言土语的文学讲述，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以北方视野讲述南方故事，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处理题材——进行故事讲述的野心之作。作者花了一年时间，对一片陌生的地域及其文化秉性，做辛苦的探寻，这种耕耘，难度很大。
潮汕母语是汉语方言中最难驾驭的。大量的古汉语，化入日常口语，众多的入声和多义字，在词语结构及表意上的复杂运用，以及文白交融之丰圆酣畅，变化万千，非外人所能理喻。另外，由于普通话只有四声，而潮汕话有十八音，十五音，八音。自古到今，演化甚微，古音依然纯粹。百年国语的普及，似也无法触扰毫厘。这也正是潮汕本土作家，很难在文学语言上，成功化入外部语式的原因。属同种语系的海南话，由于本身词汇量及音频简略的原因，共时性地从国语借入许多新词;潮汕话，却始终自守而不流失丰富。
语言就是思想。
谈《平安批》，首先是对小说语言的评析。在有限的篇幅中，陈继明竭力搜罗潮汕方言并付之小说的情节构建，特别注重生活细节的嵌入。这方面，他用力最多。这是对的，是一个有创作经验的作家所为。方言方物，乡土俚语，在他前三卷中使用频率颇高，准确与否另说。即使潮汕本土作家创作，这种高频率也不多见。潮汕本土作家在这方面尚欠自觉，还没有养成活用方言俚语的习惯，创作用语倾向国语化，而忽略了方言土语的生活化。陈继明看出了这一点，他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他非常明白，这是小说最难也将最有说服力的重点。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小说部分内容，作为潮汕文学表现的语文基建。
但说实在，口语采集和资料对应，要化为思维方式，还需经年的历练。陈继明显然未有这种时间。他不会说潮汕话自然难谙其妙，决定了他未脱以北方母语的思维方式，来演绎潮汕方言的表述、意涵及借托，故在文学效果上，是存有距离的。如麻脸，在潮汕叫“办康”，平声。意形是凹凸，即脸上星星点点的坑。办是斑点，康是坑。“办康”，是坑斑的反装。比如母鸡，应叫鸡母;公鸡，应叫鸡公。
还有，潮汕方言是为千年礼治封存的结果，有大量敬语，如九这个数字，在潮汕话里，与狗字同音，在涉及人事，或礼数场合，有特别的发音“快”。比如说九个人，应读作“快人”。黄字，在面对姓黄的人时，凡指称低俗或不雅之事，应说成腊。比如黄鱼，黄狗，应称“腊鱼”“腊狗”，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过去人人粗通的常识，现已式微，让国语斩尽杀绝。
小说《平安批》，在北方读者读来，可能顺畅且颇为新鲜，但在南方人尤其是潮汕人读来，有些地方就难免诘屈干涩。何况其采集可能在某一方言区，或潮阳或潮州，或喝不同的河水，方言腔调也就不同，因而异声同义，同声异义，音调平入，意指都有可能大相径庭。
陈继明来自西北甘肃，他没有潮汕民俗的生存体验及文化基因，但他对潮汕土地的热忱，令他对此地彼时的潮汕，有一种新鲜的陌生化的创作冲动，因其激情甚于本土作家，故地域的人文刺激，一方面使他的触觉变得敏感。他始终沉溺在一种尝新的冲动中;一方面又对固有，有全新的挑衅，一种处于警惕中的检视。创作过程的这种语言矛盾与思维冲突，伴着一种可能夹生的状态，在不断煎熬中。基本上熬熟了《平安批》“金卷”的文字叙述，在潮汕方言的国语活化方面，的确是有心得的。但也表現出必以潮汕语言思维，却以国语表达的无奈，之间的流失，是无法弥补的。随便摘录《平安批》一段：
但是有时候想象中的叔公会悄然变成一个哧溜溜的奴仔，很面熟，眼睛和梦梅一模一样，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梦梅自己，阿嬷口中那个梅仔。每到饭熟的时候，阿嬷就在门口大声喊，梅仔，梅仔，久呼不应，就改叫梦梅，梦梅……还不应，就开始叫绰号，阿佛，阿佛再往后就干脆叫水鬼佛……水鬼佛他个子小，像一枚果核，核和佛同音，就有了阿佛和水鬼佛的绰号：加上他水性好，成天喜欢去水里掠鱼摸螺，于是，阿佛都不够用了，得叫水鬼佛才可以。欲知河溪深浅，问水鬼佛就晓，村里人一向是这么说他的。因为有这么多名字，梦梅常常会突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左思右想都不知道，梦梅就静下心回想阿嬷喊他“梅仔”的声音，阿嬷还没生气的时候喊他的声音——梅仔，于是他就明白了，阿嬷嗓音中那个不省事的“梅仔”就是自己了。也许正是这个念头拴住了他，让他每次都下不了跳井的决心。然而，他心里明白，连所谓跳井、寻死，在他这儿都有特殊的含义：过番去、做番客、一走了之，远走高飞……可见他是多么想和前辈们一样，搭上大船过番去，哪怕最终成为一个宵番客呢。这样的情形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年幼的梦梅实在分不清“跳井”和“过番”之间的区别。有无数次，在家里或在学堂，因为淘气受到长辈指责，梦梅总会不由自主来到井边，久久地透过石缝盯着底下的水，在越来越脏越来越臭的井水里看见了许许多多个番畔，马六甲，暹罗，安南，实叻。
这段文白兼备的国语叙述，是一个企图方言活用的结构。有限的潮汕方言：奴仔，核——佛，宵番客，学堂（应读鄂堂），就晓，过番去，掠鱼摸螺，等等。潮汕方言语词的化入。国语叙述虽无伤这些方言的活泼，但还是多少消解了潮汕方言奇巧的思维方式及斯文表意：凡话要雅呾（说）的特性。当然也可圈点出若干不够圆熟的地方，利弊并存。如“成天”，应说“到日”，嗓音，应说“嘴里”，奴仔，应说“闹仔”，等等，似更贴切生动，前置后缀也就更为活泛。这段叙述背后，本身是有一个潮汕母语思维的复杂意指结构的。文字词语之间，很难获取高度默契的空间，有时宁可留白，留给想象。
作者的确捕捉到侨批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平安。这是一个高悬在侨批两端之上的多刃剑，它分秒可坠的险状，时刻在威胁，勒迫着人心，形胜险局。十八、十九世纪的潮汕，是侨批盛行的时代，自然也是潮汕社会多灾多难的时代。即便在长治久安的千年岁月中，平安在底层民众心目中依然是一种最高的生存理想。小说多次写到潮汕女性专职拜老爷。老爷保贺是潮汕民众赖于自保自证的法术与期望。其虔诚足称盖世。拜老爷，保贺的目的与动机，连同行为一起，凝冻为坚固的对于平安的渴念。 侨批越是兴盛，就说明潮汕本土越渴求温润，越渴望人口通过流离的方式，回哺繁盛人口本身。人口的繁殖，始终是潮汕的核心价值。不一定是简单的多子多福，而是多子，望子成龙的概率就一定高。这也是潮汕人即便一母所生十几个孩子（旧时代很普遍），也不愿送人扶养。说不定送出去的那个，是有“膏”的（如上好的螃蟹是有仁的，即蟹黄，指质量上乘），那就亏大了。
小说开篇，陈继明讲述了一个“跳井”的故事，而“跳井”的竟是一个宵（疯）番客。“过番客，无一千，亦有八百”。这是最通俗的潮汕向往。其意涵深广，也包含着对发财的期望。番客，居然宵了，还去跳井，与企望太过冲突。且现实是“遍地是穷人”，唯一选择是逃难，去过番。所以，过番，红头船，绝对不是什么潮汕精神！是穷，穷则思变的结果，是人性本真。
《平安批》金木水火土五卷，叙事逻辑沿着过番的生存方式前行，娓娓道来，较为适切潮汕人过番的性格表述与生存形态展开。作者尽其所能地展览他对潮汕风土人情，以及异域世态人心的书写。在本土与异域的交融与冲突中，把批的平安道，慢慢熏染出来。侨批的各式手法，层出不穷。水客出街招揽客，面对贫侨，实行银信到唐，只派雅钱，或以少代多。五花八门的心思，是钻暹罗六世泰皇新规的空子，求取侨批局的生存。整个故事，颇有几分五行之说，自相生克。
侨批，的确是那个时代的生命线。平安即无事。无事若平安。侨批，作为银信工具，在马匹和轿子以及红头船的时代，它的代名词是“过番”。而过番的近义词是“逃难”。侨批等同于过番和逃难。所以，红头船不是英雄之举，它不具有十字军东征的意义，也并非“出埃及记”的动机。在地土丰饶的潮汕，若不是天灾人祸，绝对不会有“出潮汕记”的事象。
侨批的缘起，因于逃难的报应，必须有样东西，来完成逃难之后的一切善缘。侨批因善，因亲情，因血缘的联系而生。它是生离死别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生离死别的另一种联结、探看和告知。它的人文价值，远超于它的工具价值。这是评价侨批的基点，然后才有进入更深层次研究的可能：侨批作为工具，在人文浸淫中，所抵达的文明高度，以及它以何种方式及业态，在人类行为中，始终能够处于文明的高位？其中人性的至高至远，是所有人类行为望尘莫及的。这些问题，都必须在小说中予以启应。
细察潮汕中古以来，特别是近代的社会及民生状况，尤其是考察在流年不顺，天灾之年的人口迁徙史或流民史断面，对侨批的历史界定，会有更深刻的认知，并历史地沉淀为一种有关崇高的评判。
侨批，作为故事，在文学表述上，它将面对两个端口：一端是人的生别离，死无踪，以及忧伤，痛苦，漫漫无期的等待，几乎绝望、了无结局的等待;另一端是力图圆满上述一切憾事的水客批脚们，他们从事着浪险，危阻，大洋远隔，千里迢迢的渡让。上述两端构成一个庞大而孤绝的江湖，而游走其中的是水客批脚。简言之，水客就是侠客。侨批局就是镖局。文学的核心讲述，必须包括上述两端范围所及的全部生命竞争，侠客精神自当贯穿始终。关于这一点，小说的人物塑造，略显疲弱。
小说以平安批为主题而衍生的故事，沿袭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围绕一个人的一生，将人生从潮汕扑向一个更大的世界。他的人生路线，依着侨批的方向，从个人的命运，逐渐融入并最终汇入民族的命运。使侨批这个为底层民众的生计，升正到家国利益的高度，从工具到精神。小说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塑造，基本上实现了这个主题的崇高阐析。梦梅一生的奋斗，似乎有了如出埃及记的“出潮汕记”。他使侨批的灵魂有了依托并寄意于高远。侨批因此而僭越了本原，而赋予从工具到工具论的维度。
小说中有关史志部分的资料，也因此获得一种生命。史志确认了工具的历史感，而人物确认了工具论的现代感。梦梅这一人物类型，理应成为侨批断代史上不可或缺的形象。尽管侨批史上，这类形象籍籍无名。这应该看作是，以讲述侨批本纪为重心的小说，却完成了以英雄为主角的文学叙事。那些关于侨批的原件辑录和原始叙述，终于汇入了以英雄为重心的宏大叙事之中。在小说里，潮汕不再是本质意义上的潮汕，侨批也在这种潮汕人的超越中，不单成就了东兴汇路的英雄业绩，同时也突破它通常的价值范围，在抗日的大背景中，成为民族战争取得胜利的助力。东兴汇路铺平了胜利之路。《平安批》里的侨批从业人员，也从浴战火，保平安，并在人性的回旋中，获得了不凡的意义，在人世间成就了侨批本身的千年普度。
从逻辑学原理上看，小说结构之金木水火土，也为巧思。五行相生相克，周而复始。五大板块，互为侧面，互予主题，金是实然，木是必然，水火土是或然。这也是《平安批》里的潮汕乡土与世界形势中，人物与故事相生相息的条件、发展与可能性。侨批因过番而生，于形势要求而为平安所累，故“平安批”是为期许，而人在其中挣扎，奋斗，历渡劫数，充满着种种可能性。
金木水火土五卷，也许作家企图在小说内容上，赋予一种天象天行，天予人愿的格调，这是可能的。小说由此添加了一种来自大自然的气象，那种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意味。
构思追返五行学说。大地混沌，但灵气却弥漫于中。于是从太易之中生出水，從太初之中生出火，从太始之中生出木，从太素之中生出金，从太极之中生出土。五行由此而来，以此模式论，是使五卷得以贯通回旋。小说人物的成长逻辑也遵循着这样的原则，道可道，非常道。
注释：
[1] 编者释：侨批，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暨家书，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广泛分布在福建、广东和海南等地的侨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