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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对中国而言是很不平常的。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武汉汉口紧急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决定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思想。
八七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党内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是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点。
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汉口。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最后进，最早走。八七会议会址与餐厅相隔，两处均有后门相通，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
“李维汉是秘书长。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得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着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当时都是年轻人。毛泽东三十四岁，瞿秋白二十九岁，李维汉三十一岁，任弼时二十三岁，我二十三岁，陆定一那时比我小两岁。”1980年邓小平到武汉视察工作时曾说。
“八七会议是在超常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背景下召开的。”湖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田子渝介绍八七会议背景时说。
1927年对中国而言是很不平常的，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洪流奔涌到长江中下游，澎湃于神州大地。然而在英美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中国南北掀起了反共恶浪。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的李大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仅仅三天的时间，就有300多上海工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三个月后，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的革命烈士和群众被屠杀。不到4个月的时间，共产党员由六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完全失败。
全国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在召开八七会议之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已经连续召开几次会议，主要作出了三项决策：举行南昌暴动；准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主持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
由于形势紧迫，会议只开了一天就结束。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经过讨论，会议选举出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9人，包括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人，包括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三立。
“八七会议是在极为险峻的形势下召开的，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统治，结束了全党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局面，正确地制定了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总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实现了党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会后，广大农村举行了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使星星之火，变成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熊熊大火，从而揭开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序幕。”田子渝说。
按照常规，会议作出的各项决定是在会后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200多次会议莫不如此，八七会议却是例外。
史实表明，八七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改组之后，就开始了党的方针的转变，并连续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镇压工农背叛革命的行径，宣布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个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决裂。正如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所说：“7月13日我党的宣言是党的新政策之开始”。
7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指出“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阶段”，目前“我们党的责任是与新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秋收暴动”“是共产党现实最主要的任务”，要“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
8月1日的南昌起义也是八七会议方针的具体实践。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八一起义也是八七会议精神的结果”。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对湖北土地革命时期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湖北由于处在大革命后期的中心地位，对大革命后期的瞬息万变的时局有很深刻的认知，对共产国际、中共领导机关在大革命后期左右摇摆的政策，体会尤深。湖北地区党的工作既受到共产国际、中央机构机关错误政策的危害，也刻下党在紧急关头纠正这些危害的印记。”田子渝教授说。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简称临时中央）。临时中央决定三件事：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阶段的方针和政策。
中共湖北省委据此制定了《湖北行动大纲》（8月3日）、《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8月4日）、《鄂南农民暴动计划》（8月5日）等，积极落实临时中央发动秋收起义的计划。
8月7日，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出席了八七会议。8月10日，他召集湖北各地党的负责人转达八七会议精神。湖北省委根据会议新精神，修订了湖北秋收起义的计划，将全省划分为鄂南、鄂中、鄂西、襄枣、京汉路、鄂东、武汉7个区，各区成立特别委员会，分区暴动。在此前后，省委派出400多干部分赴各区发动群众，举行暴动。
8月20日，鄂南通城起义打响了湖北秋收起义的第一枪，农民起义军夺取了县城，建立起湖北第一个农民政权。9月8日，中共鄂南特委组织农民攻击粤汉铁路蒲圻段，掀起了鄂南起义风暴。到11月，天门、汉川、石首、鄂北、沔阳、监利等地纷纷举行农民暴动。11月13日，2万多农民在中共黄麻特委的领导下，举行了震惊全国的黄麻起义。
“黄麻起义将湖北秋收起义推向了高峰，也是这一时期全国各地起义中农民起义中影响较大的一次起义。”田子渝说。
就在湖北省紧锣密鼓举行起义的同时，各地党组织领导农民、工人和部分革命士兵也揭竿而起。武装起义席卷湖南、四川、广东、江西、河南、陕西、浙江、河北、山东等省。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大大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
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创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经三湾改编，转向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大起义”。
除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党还先后领导了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的武装起义。
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有100多次，遍及14省140多县（市），建立了12块革命根据地，参加起义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有数百万人。
编辑/陈标华
八七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党内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是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点。
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汉口。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最后进，最早走。八七会议会址与餐厅相隔，两处均有后门相通，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
“李维汉是秘书长。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得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着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当时都是年轻人。毛泽东三十四岁，瞿秋白二十九岁，李维汉三十一岁，任弼时二十三岁，我二十三岁，陆定一那时比我小两岁。”1980年邓小平到武汉视察工作时曾说。
会议因形势紧迫只开了一天
“八七会议是在超常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背景下召开的。”湖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田子渝介绍八七会议背景时说。
1927年对中国而言是很不平常的，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洪流奔涌到长江中下游，澎湃于神州大地。然而在英美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中国南北掀起了反共恶浪。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的李大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仅仅三天的时间，就有300多上海工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三个月后，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的革命烈士和群众被屠杀。不到4个月的时间，共产党员由六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完全失败。
全国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在召开八七会议之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已经连续召开几次会议，主要作出了三项决策：举行南昌暴动；准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主持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
由于形势紧迫，会议只开了一天就结束。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经过讨论，会议选举出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9人，包括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人，包括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三立。
“八七会议是在极为险峻的形势下召开的，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统治，结束了全党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局面，正确地制定了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总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实现了党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会后，广大农村举行了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使星星之火，变成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熊熊大火，从而揭开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序幕。”田子渝说。
不同寻常的八七会议
按照常规，会议作出的各项决定是在会后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200多次会议莫不如此，八七会议却是例外。
史实表明，八七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改组之后，就开始了党的方针的转变，并连续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镇压工农背叛革命的行径，宣布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个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决裂。正如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所说：“7月13日我党的宣言是党的新政策之开始”。
7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指出“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阶段”，目前“我们党的责任是与新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秋收暴动”“是共产党现实最主要的任务”，要“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
8月1日的南昌起义也是八七会议方针的具体实践。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八一起义也是八七会议精神的结果”。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枪杆子里出政权”
“八七会议对湖北土地革命时期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湖北由于处在大革命后期的中心地位，对大革命后期的瞬息万变的时局有很深刻的认知，对共产国际、中共领导机关在大革命后期左右摇摆的政策，体会尤深。湖北地区党的工作既受到共产国际、中央机构机关错误政策的危害，也刻下党在紧急关头纠正这些危害的印记。”田子渝教授说。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简称临时中央）。临时中央决定三件事：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阶段的方针和政策。
中共湖北省委据此制定了《湖北行动大纲》（8月3日）、《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8月4日）、《鄂南农民暴动计划》（8月5日）等，积极落实临时中央发动秋收起义的计划。
8月7日，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出席了八七会议。8月10日，他召集湖北各地党的负责人转达八七会议精神。湖北省委根据会议新精神，修订了湖北秋收起义的计划，将全省划分为鄂南、鄂中、鄂西、襄枣、京汉路、鄂东、武汉7个区，各区成立特别委员会，分区暴动。在此前后，省委派出400多干部分赴各区发动群众，举行暴动。
8月20日，鄂南通城起义打响了湖北秋收起义的第一枪，农民起义军夺取了县城，建立起湖北第一个农民政权。9月8日，中共鄂南特委组织农民攻击粤汉铁路蒲圻段，掀起了鄂南起义风暴。到11月，天门、汉川、石首、鄂北、沔阳、监利等地纷纷举行农民暴动。11月13日，2万多农民在中共黄麻特委的领导下，举行了震惊全国的黄麻起义。
“黄麻起义将湖北秋收起义推向了高峰，也是这一时期全国各地起义中农民起义中影响较大的一次起义。”田子渝说。
就在湖北省紧锣密鼓举行起义的同时，各地党组织领导农民、工人和部分革命士兵也揭竿而起。武装起义席卷湖南、四川、广东、江西、河南、陕西、浙江、河北、山东等省。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大大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
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创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经三湾改编，转向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大起义”。
除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党还先后领导了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的武装起义。
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有100多次，遍及14省140多县（市），建立了12块革命根据地，参加起义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有数百万人。
编辑/陈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