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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巨头谷歌（Google）的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经常让人感觉好像是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泡泡里。他们远大的技术抱负、社会改良主义以及庞大的财力资源，共同构筑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不真实世界。”
正如史蒂芬·列维在《走进谷歌》一书中所描绘的那样，谷歌给人的印象永远是加州阳光下洋溢着青春气息且创意十足的优秀“极客”聚集地，他们位于芒廷维尤的总部园区就像个色彩斑斓的巨大游乐场，“后嬉皮士”、“后现代”永远是他们身上的标签。
正因为如此，我们好似很难将谷歌人乃至整个硅谷的企业家们与《纸牌屋》里忙于游说国会议员和参议员的那些商人划上等号，媒体抑或是大众更宁愿相信像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的“下一代青年领袖”和充满腐臭味的华盛顿特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次元。
但实际上，拉里·佩奇们今年在国会山的政治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金融时报》称，“硅谷正以更积极的姿态影响美国政策、应对监管。”
谷歌的政治行动委员会NetPAC今年以来在政治活动上已花费143万美元，超过高盛的140万美元，而后者以与政界关系密切著称。《金融时报》的报道称这是自2010年中期选举以来的一个显著变化，当时谷歌的政治捐款只相当于高盛的三分之一。
互联网新贵来袭
科技行业与政客间的“亲密接触”其实并不是新鲜事，科技博客作家狄克兰·麦克拉奇认为，像谷歌这样庞大的互联网业界巨头与华盛顿的相互依存度可能并不小于华尔街的金融巨鳄们，“业界前辈诸如英特尔（Intel）、甲骨文（Oracle）和微软（Microsoft）向来不掩盖自己希望影响决策层的野心。”
让我们把历史稍微往前拨回到世纪之交，那个微软还在业界称霸的个人电脑时代。
1997年至1999年，微软在华盛顿用于游说国会议员的资金总计达到1050万美元。在1999年至2000年6月30日期间的政治捐款则超过了330万美元。此外，微软在2000年还向民主党和共和党大会各捐赠了价值100万美元的软件、设备和服务。这些捐款数额在当时全美企业政治捐款中排名第五，且微软是其中唯一一家科技业公司。
彼时正值微软饱受反垄断诉讼之苦的特别时期，这些政治捐款为微软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好处，当时微软甚至要求国会删减对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的预算。到2000年6月，上诉法庭推翻了联邦法官托马斯·杰克逊对微软浏览器案件的裁决，微软因而躲过被拆分的命运。
“微软公司的目标是努力争取国会、总统候选人乃至公众的支持与同情，最终赢得这场官司的胜利。”无党派研究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的一份报告如是说到。
在美国三权分立的体制下，政治干预司法似乎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微软的案例却让此后所有美国的大型企业都不敢轻易怠慢任何一位国会议员。
但微软毕竟不是一家硅谷公司（其总部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郊的雷德蒙德），而且它过于陈旧的行事风格与实用主义的路线还是会让人把它归类到像高盛或是沃尔玛这样的传统美国企业里面去。
因而《金融时报》对谷歌的“政治崛起”进行大加渲染就显得有理可循了，因为它代表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众科技新贵们的政治觉醒，正如麦克拉奇所说，“脸书（Facebook）和微软根本就是两个时代的产物。”
推特（Twitter）在2013年8月成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去年底点评网（Yelp）也采取了同样举动。优步（Uber）和苹果（Apple）等公司虽没有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但在游说者身上的资金投入比以往多出许多。
“2010年以前，捐助主要来自微软，今年的捐助者则更加广泛，各公司捐献额的差距也不再那么大。”《金融时报》称。
马克·扎克伯格甚至已经联合硅谷诸多巨头试图组建一个巨型的政治游说组织，这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PAC）的筹款目标高达5000万美元左右，这一目标可能使其成为硅谷最富有的政治游说组织，扎克伯格自己就拿出了2000万至2500万美元作为种子资金。
“科技行业已经意识到，鼓励并确保政府的利益相关者，完全知晓新技术所扮演的角色，这点十分重要，要保证政府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不会对创新经济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同时还要确认用户对新技术的信任。”英特尔安全政策和全球隐私总监大卫·霍夫曼如是说。
谁更需要谁？
在谷歌以及脸书试图模仿微软进军华盛顿的同时，科技界与政界的关系与十年前相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初微软是单纯依赖政府，现在政府却不得不与谷歌们展开博弈，因为政府最爱使用的反垄断一招在目前充分细分领域的互联网市场上失去了威慑力。
谷歌就指出，互联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领域，存在着同样强大的挑战者。脸书让谷歌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Google 看起来像个笑话。在亚马逊（Amazon）上进行商品搜索的购物者大大超过谷歌。简言之，目前存在充分的竞争，消费者不应该担心谷歌在信息经济中的强大角色。
在反垄断调查方面，谷歌显示出比微软更加强大的法律操控能力，而这些几乎都是不用政治捐款来买单的。2013年1月初，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因为证据尚不足以显示谷歌违反了法律，联邦贸易委员会已和谷歌达成和解协议，对谷歌的反垄断调查结束。
但事实上，谷歌搜索引擎服务占据了美国近80%的网页搜索量，此外还惊人地占据了98%的移动设备搜索量。“在这方面，谷歌不仅是一个同名动词，还可能是美国乃至全球最主要的信息通道。没有其他搜索引擎能够接近谷歌。”《纽约时报》评论称。
谷歌在大数据领域惊人的控制力使得政治家们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向它主动靠拢，这些优势是微软曾经做梦都不敢想象的，毕竟在那个年代，个人电脑对选举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但在今天，谷歌的关键词搜索却可以操纵舆论，“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基本上代表了参选人在年轻选民中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在2008年的大选中，奥巴马公关团队在谷歌以及其他互联网公司身上投下的钱就比其他任何传统媒体都要多。
当美国选民在谷歌的搜索框中输入Barack Obama时，搜索结果页面的右侧就会出现奥巴马的视频宣传广告，以及对竞争对手麦凯恩的政策立场的批判，当然，同时还包括一些非常热门的话题，如油价、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等等，只要搜索一下，就可以知道奥巴马对这些敏感问题的观点评论，在竞选期间，谷歌使得奥巴马的身影占据了大部分网民的注意力。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利用广播打赢了总统选举;1960年，约翰·肯尼迪用电视辩论赢得总统大位;2008年，奥巴马则用互联网俘获了年轻一代的心。在选举战愈发成为公共关系战争的今天，像谷歌、脸书和推特这样的互联网新贵占据了以往四大电视网和《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这样的报业巨头所拥有的舆论高地。
对政客而言，互联网巨头对其政治前途的影响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增长起来，好似《纸牌屋》里所描绘的那样，Slugline（虚构的政治八卦网站）上的一条花边新闻借助超级快速的病毒式传播模式，足以让任何一位国会议员或是参议员的政治生命走到尽头。
非典型的互联网组织维基解密（WikiLeaks）就曾因为泄露数万份美国外交电报而引起巨大争议，这个成立于2006年的非营利网络媒体组织专门公开来自匿名来源和网络泄露的文档，由维基解密曝出的关塔那摩湾监狱、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军队丑闻令美国政府蒙羞。
“尽管华盛顿还是有足够的能力控制硅谷，比如反垄断和隐私保护等手段——这使得谷歌们仍然有足够的动力去游说国会议员与参议员们，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纽约时报》如是说。
政治立场复杂化
20世纪70年代初，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还是阿拉巴马州一个小镇上的少年，当时他看到了令他无法忘却的一幕。
他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回家，途中经过了一座房屋——他知道那是一个黑人家庭，屋前有一个大十字架正在燃烧。十字架周围是身披白色斗篷、戴着白色头套的三K党成员，嘴里喊着种族歧视的口号。
在2013年的一次演讲中，库克提到了那个燃烧的十字架，他说：“那个画面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它将永远改变我的生活。”这个新觉醒使他意识到，无论你一生中做什么事情，人权和尊严都需要大家采取行动进行维护。而他掌管的苹果公司就深信“推动人类进步”的理念。
事实上，像库克带领的苹果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左派价值观作为公司信念的互联网新贵们几乎代表了整个硅谷的价值主流，旧金山湾区乃至整个加利福尼亚的自由主义气息也使得人们无法怀疑库克或是扎克伯格们与民主党天然同盟的坚固性。
科技界最擅长搞政界联络的微软就是民主党长期以来的大金主。据统计，微软包括员工在内为2012年奥巴马竞选连任共捐赠了80万美元，比其他公司捐赠数额都高。此外，微软还在2012年为美国民主党全国竞选委员会提供了56万美元的捐赠，仅次于时代华纳的66万美元。总体而言，2012年微软在政治捐款上有67%投到了美国民主党身上。
但随着民主党在国会两院的控制力越来越弱，硅谷乃至科技界与民主党的同盟似乎开始有所动摇。主流选情分析称，今年民主党极有可能成为国会的少数党。
根据响应性政治中心的数据，2010年民主党获得了科技公司的55%捐款，共和党人则获得了45%。2014年中期选举即将来临之际，随着共和党看上去将巩固对众议院的控制，且大有控制参议院的可能，民主党人获得了科技公司捐款的48%，而共和党人获得了52%。
在《金融时报》制作的图表上，民主党在获取科技界捐款方面一片惨淡，微软、谷歌、脸书、亚马逊四大科技巨头2014年的政治捐款多数给了共和党，硅谷人的“见风使舵”让民主党措手不及。
在单个政客方面，民主党更加失意，众议院收到硅谷最多捐款的前两位议员均是共和党籍，第一位是众议院议长、共和党议员约翰·博纳，第二位则是来自弗吉尼亚州农村地区的共和党国会议员鲍勃·古德拉特。
“这些科技公司在社会议题上可能并不总是同意共和党观点，但对于他们中大部分人来说，生意终归是生意。”加州的一位共和党顾问里德·盖伦表示，共和党倾向于更宽松的监管政策与更少的政府干预，这吸引了科技业的业界领袖。
古德拉特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金融时报》称该委员会正在讨论如何改革美国国安局的监控计划，以及移民和知识产权问题。就这一点而论，古德拉特处理的是科技公司极为关注的问题。这些企业希望能招揽到更多的熟练工程师、有更完善的专利制度，还希望得到美国情报机构不入侵其数据中心的保证。
硅谷人“背叛”盟友的行为或许说明了政治游戏的复杂性与多变性，政治立场与支持方向一直以来都并不是“非黑即白”。
美剧《纸牌屋》里的民主党总统加勒特·沃克一上台就联手民主党党鞭、众议员弗兰西斯·安德伍德推行了反教师工会的教育法案，民主党中坚质问安德伍德：“你究竟还是不是民主党？”安德伍德则回答说：“政治哪有那么简单。”
正如史蒂芬·列维在《走进谷歌》一书中所描绘的那样，谷歌给人的印象永远是加州阳光下洋溢着青春气息且创意十足的优秀“极客”聚集地，他们位于芒廷维尤的总部园区就像个色彩斑斓的巨大游乐场，“后嬉皮士”、“后现代”永远是他们身上的标签。
正因为如此，我们好似很难将谷歌人乃至整个硅谷的企业家们与《纸牌屋》里忙于游说国会议员和参议员的那些商人划上等号，媒体抑或是大众更宁愿相信像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的“下一代青年领袖”和充满腐臭味的华盛顿特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次元。
但实际上，拉里·佩奇们今年在国会山的政治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金融时报》称，“硅谷正以更积极的姿态影响美国政策、应对监管。”
谷歌的政治行动委员会NetPAC今年以来在政治活动上已花费143万美元，超过高盛的140万美元，而后者以与政界关系密切著称。《金融时报》的报道称这是自2010年中期选举以来的一个显著变化，当时谷歌的政治捐款只相当于高盛的三分之一。
互联网新贵来袭
科技行业与政客间的“亲密接触”其实并不是新鲜事，科技博客作家狄克兰·麦克拉奇认为，像谷歌这样庞大的互联网业界巨头与华盛顿的相互依存度可能并不小于华尔街的金融巨鳄们，“业界前辈诸如英特尔（Intel）、甲骨文（Oracle）和微软（Microsoft）向来不掩盖自己希望影响决策层的野心。”
让我们把历史稍微往前拨回到世纪之交，那个微软还在业界称霸的个人电脑时代。
1997年至1999年，微软在华盛顿用于游说国会议员的资金总计达到1050万美元。在1999年至2000年6月30日期间的政治捐款则超过了330万美元。此外，微软在2000年还向民主党和共和党大会各捐赠了价值100万美元的软件、设备和服务。这些捐款数额在当时全美企业政治捐款中排名第五，且微软是其中唯一一家科技业公司。
彼时正值微软饱受反垄断诉讼之苦的特别时期，这些政治捐款为微软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好处，当时微软甚至要求国会删减对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的预算。到2000年6月，上诉法庭推翻了联邦法官托马斯·杰克逊对微软浏览器案件的裁决，微软因而躲过被拆分的命运。
“微软公司的目标是努力争取国会、总统候选人乃至公众的支持与同情，最终赢得这场官司的胜利。”无党派研究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的一份报告如是说到。
在美国三权分立的体制下，政治干预司法似乎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微软的案例却让此后所有美国的大型企业都不敢轻易怠慢任何一位国会议员。
但微软毕竟不是一家硅谷公司（其总部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郊的雷德蒙德），而且它过于陈旧的行事风格与实用主义的路线还是会让人把它归类到像高盛或是沃尔玛这样的传统美国企业里面去。
因而《金融时报》对谷歌的“政治崛起”进行大加渲染就显得有理可循了，因为它代表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众科技新贵们的政治觉醒，正如麦克拉奇所说，“脸书（Facebook）和微软根本就是两个时代的产物。”
推特（Twitter）在2013年8月成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去年底点评网（Yelp）也采取了同样举动。优步（Uber）和苹果（Apple）等公司虽没有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但在游说者身上的资金投入比以往多出许多。
“2010年以前，捐助主要来自微软，今年的捐助者则更加广泛，各公司捐献额的差距也不再那么大。”《金融时报》称。
马克·扎克伯格甚至已经联合硅谷诸多巨头试图组建一个巨型的政治游说组织，这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PAC）的筹款目标高达5000万美元左右，这一目标可能使其成为硅谷最富有的政治游说组织，扎克伯格自己就拿出了2000万至2500万美元作为种子资金。
“科技行业已经意识到，鼓励并确保政府的利益相关者，完全知晓新技术所扮演的角色，这点十分重要，要保证政府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不会对创新经济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同时还要确认用户对新技术的信任。”英特尔安全政策和全球隐私总监大卫·霍夫曼如是说。
谁更需要谁？
在谷歌以及脸书试图模仿微软进军华盛顿的同时，科技界与政界的关系与十年前相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初微软是单纯依赖政府，现在政府却不得不与谷歌们展开博弈，因为政府最爱使用的反垄断一招在目前充分细分领域的互联网市场上失去了威慑力。
谷歌就指出，互联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领域，存在着同样强大的挑战者。脸书让谷歌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Google 看起来像个笑话。在亚马逊（Amazon）上进行商品搜索的购物者大大超过谷歌。简言之，目前存在充分的竞争，消费者不应该担心谷歌在信息经济中的强大角色。
在反垄断调查方面，谷歌显示出比微软更加强大的法律操控能力，而这些几乎都是不用政治捐款来买单的。2013年1月初，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因为证据尚不足以显示谷歌违反了法律，联邦贸易委员会已和谷歌达成和解协议，对谷歌的反垄断调查结束。
但事实上，谷歌搜索引擎服务占据了美国近80%的网页搜索量，此外还惊人地占据了98%的移动设备搜索量。“在这方面，谷歌不仅是一个同名动词，还可能是美国乃至全球最主要的信息通道。没有其他搜索引擎能够接近谷歌。”《纽约时报》评论称。
谷歌在大数据领域惊人的控制力使得政治家们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向它主动靠拢，这些优势是微软曾经做梦都不敢想象的，毕竟在那个年代，个人电脑对选举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但在今天，谷歌的关键词搜索却可以操纵舆论，“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基本上代表了参选人在年轻选民中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在2008年的大选中，奥巴马公关团队在谷歌以及其他互联网公司身上投下的钱就比其他任何传统媒体都要多。
当美国选民在谷歌的搜索框中输入Barack Obama时，搜索结果页面的右侧就会出现奥巴马的视频宣传广告，以及对竞争对手麦凯恩的政策立场的批判，当然，同时还包括一些非常热门的话题，如油价、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等等，只要搜索一下，就可以知道奥巴马对这些敏感问题的观点评论，在竞选期间，谷歌使得奥巴马的身影占据了大部分网民的注意力。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利用广播打赢了总统选举;1960年，约翰·肯尼迪用电视辩论赢得总统大位;2008年，奥巴马则用互联网俘获了年轻一代的心。在选举战愈发成为公共关系战争的今天，像谷歌、脸书和推特这样的互联网新贵占据了以往四大电视网和《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这样的报业巨头所拥有的舆论高地。
对政客而言，互联网巨头对其政治前途的影响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增长起来，好似《纸牌屋》里所描绘的那样，Slugline（虚构的政治八卦网站）上的一条花边新闻借助超级快速的病毒式传播模式，足以让任何一位国会议员或是参议员的政治生命走到尽头。
非典型的互联网组织维基解密（WikiLeaks）就曾因为泄露数万份美国外交电报而引起巨大争议，这个成立于2006年的非营利网络媒体组织专门公开来自匿名来源和网络泄露的文档，由维基解密曝出的关塔那摩湾监狱、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军队丑闻令美国政府蒙羞。
“尽管华盛顿还是有足够的能力控制硅谷，比如反垄断和隐私保护等手段——这使得谷歌们仍然有足够的动力去游说国会议员与参议员们，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纽约时报》如是说。
政治立场复杂化
20世纪70年代初，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还是阿拉巴马州一个小镇上的少年，当时他看到了令他无法忘却的一幕。
他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回家，途中经过了一座房屋——他知道那是一个黑人家庭，屋前有一个大十字架正在燃烧。十字架周围是身披白色斗篷、戴着白色头套的三K党成员，嘴里喊着种族歧视的口号。
在2013年的一次演讲中，库克提到了那个燃烧的十字架，他说：“那个画面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它将永远改变我的生活。”这个新觉醒使他意识到，无论你一生中做什么事情，人权和尊严都需要大家采取行动进行维护。而他掌管的苹果公司就深信“推动人类进步”的理念。
事实上，像库克带领的苹果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左派价值观作为公司信念的互联网新贵们几乎代表了整个硅谷的价值主流，旧金山湾区乃至整个加利福尼亚的自由主义气息也使得人们无法怀疑库克或是扎克伯格们与民主党天然同盟的坚固性。
科技界最擅长搞政界联络的微软就是民主党长期以来的大金主。据统计，微软包括员工在内为2012年奥巴马竞选连任共捐赠了80万美元，比其他公司捐赠数额都高。此外，微软还在2012年为美国民主党全国竞选委员会提供了56万美元的捐赠，仅次于时代华纳的66万美元。总体而言，2012年微软在政治捐款上有67%投到了美国民主党身上。
但随着民主党在国会两院的控制力越来越弱，硅谷乃至科技界与民主党的同盟似乎开始有所动摇。主流选情分析称，今年民主党极有可能成为国会的少数党。
根据响应性政治中心的数据，2010年民主党获得了科技公司的55%捐款，共和党人则获得了45%。2014年中期选举即将来临之际，随着共和党看上去将巩固对众议院的控制，且大有控制参议院的可能，民主党人获得了科技公司捐款的48%，而共和党人获得了52%。
在《金融时报》制作的图表上，民主党在获取科技界捐款方面一片惨淡，微软、谷歌、脸书、亚马逊四大科技巨头2014年的政治捐款多数给了共和党，硅谷人的“见风使舵”让民主党措手不及。
在单个政客方面，民主党更加失意，众议院收到硅谷最多捐款的前两位议员均是共和党籍，第一位是众议院议长、共和党议员约翰·博纳，第二位则是来自弗吉尼亚州农村地区的共和党国会议员鲍勃·古德拉特。
“这些科技公司在社会议题上可能并不总是同意共和党观点，但对于他们中大部分人来说，生意终归是生意。”加州的一位共和党顾问里德·盖伦表示，共和党倾向于更宽松的监管政策与更少的政府干预，这吸引了科技业的业界领袖。
古德拉特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金融时报》称该委员会正在讨论如何改革美国国安局的监控计划，以及移民和知识产权问题。就这一点而论，古德拉特处理的是科技公司极为关注的问题。这些企业希望能招揽到更多的熟练工程师、有更完善的专利制度，还希望得到美国情报机构不入侵其数据中心的保证。
硅谷人“背叛”盟友的行为或许说明了政治游戏的复杂性与多变性，政治立场与支持方向一直以来都并不是“非黑即白”。
美剧《纸牌屋》里的民主党总统加勒特·沃克一上台就联手民主党党鞭、众议员弗兰西斯·安德伍德推行了反教师工会的教育法案，民主党中坚质问安德伍德：“你究竟还是不是民主党？”安德伍德则回答说：“政治哪有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