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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树上摘下了一片叶子，我熟悉这片叶子，因而有一个须臾，我觉得我就是这片叶子。
我是1993年离开我的乡村的，迄今已在无尽的远方逗留了28年。关于时间的点滴，我曾经无数次地写了下来。但我从来无法穷极光阴变化。因此，在我准备提笔写字的时候，仅仅剩余的这一种“温柔归故乡”，便如此漫漶地铺展，它或将被我诚恳地“记录”下来？
“是的。这里再一次有某种让我们安心的东西。”迄今我仍然无法穷尽光阴变化。但是时间的刻度尺却明晰无遗地向我亮出了它的金色。我是1978年初春时节出生的，正是乍暖还寒时候——此后我在我的出生地（山西晋中）度过了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很难说这个时间对童蒙时期的我意味着什么，但如今看起来，这其中的关系是这样的：我诞生在一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度里，正是她的古老而年轻使我获得了无穷的生存感受。若干年后，当我成为一名以笔为生的作家的时候，正是对于我所生活的国家和时代的思考使我获得了一种写作的变革和开展之机。
但我从树上摘下了一片叶子，我熟悉这片叶子，因而有一个须臾，我或许觉得，我就是这片叶子？如此，这里便“依附着一种好奇”。这可能是个体生命中一种“固执的好奇”。
“我”（我们中的大多数）从来没有在别的时代生活过，我们对时代性缺乏真正刻骨铭心的感受。但我有时想到，我们都是这时代中的一片片叶子。那些根深蒂固的梦，曾经日复一日地盘桓在我们沉眠的夜晚。那些根深蒂固的梦，曾经日复一日地盘桓在故土之夜、他乡之夜。那些根深蒂固的梦，是因为我们此生都是唯一性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充满了各种想象的色彩、“内在体验”的色彩。
回归作家之梦？不，在我的早年，我似乎很难确定我会走上写作之路。我可能做过无比入世的梦。而写作时却更多地需要一双旁观者之眼？尽管我所选择的是内视的写作，但我仍最大限度地需要一双旁观者之眼。我的观察才是我写作的最大自知和自觉。此前，我做过与写作职业千差万别的梦。我写过无数细小的“他人或我”。但我可能并不是唯一性地追求以写作之法度过完整岁月的人。
我的写作之路是在我30岁那年才大体确定下来的。在此之前，浪迹于未知的明天才是我生存的真实。但我的写作之路一旦确定下来，即再无犹疑。在我30岁的时候，我无比鲜明地体会到这一切。因为未来从此开启，对我而言，其实质已是新的了。
“岁月徒然掠过，似乎无有穷期。”这是在2020年。我离开故乡的时间已经27年了。我在乡下的书房以超越我的希望之姿在独立地生活着。一张床、桌子、台灯、茶几，一些早年的书籍。它们以超越了季节的冷静和淡泊，在独立地生活着。我能够与它们共处的一个夏季已经过去了。我的乡下书房：一股轻烟般的往事中的思乡病，和继往开来的宏大叙事般的宁静。
对许多人来说，每一次写作都是真正的还乡。我是1995年开始写作的，迄今已在无穷的纸墨间逗留了26年。26年充满了历史感的缓慢的归乡……在渐渐职业化的写作中度过了自己的43年生命。
我是2002年来到我目前居住的这座城市的，迄今已在这片天地间居息了19年。我是2010年住到自己的房子里的，迄今也已11年了。在此之前，我漂泊于外省，漂泊于这座城市的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像一个和平时代的浪子一般，寻找可以令自己憩息下来的一个小小家园。这个时代！这个对我来说充满了诱惑力的时代使我找到了自己的路。对我们来说，这可能是最重要的。我是2012年开始创作自己迄今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的，迄今我已经连续撰写这部巨型著作到第9个年头了。在从34岁到43岁的9年中，我写下了100余万字的，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体验、观看、洞察和思考。
我的祖父也是从外省迁徙而来的。我曾在10多年前读到的家谱序言中抄录家族的源流如下：“我闫氏之先原居山西洪洞县。大明初年迁肥城辛家庄至万历年。思义祖迁牛家庄是一大宗也嗣后九支分派。迄今十世惜九支已失其四……”如果我的判断不错，那么我的先祖便是在著名的洪洞大槐树迁民活动中离开故土，辗转迁徙到山东肥城的。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而说起爷爷来山西，应该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了。当时年仅9岁的他和自己的生身母亲一路逃荒流荡数月甚至年余来到此地，作为外路家居住在村西的土庙里。老奶奶靠给人缝补浆洗衣服养活母子两个，数年之后山东老家的人才陆续过来。至于奶奶，因为家贫，在很小的时候就做了童养媳，后来和爷爷正式完婚后就在山西安居下来。之后繁衍生息，养育了3个儿子2个女儿。我父亲排行老三。上世纪70年代，父亲与母亲成婚。1978年农历二月，我方呱呱落地。
我就这样找到了自己的源头。事情是如此奇妙：似乎此前我的身份总是充满了悬疑和不确定感，就像我们的命运一般。然而即便此刻，我仍然不能确信自己所讲述的一切是否就是最大的真实……我从父亲的手中接受了家谱，已经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来研究它。然而对于其中一些谱系的钻研耗费了我的心神，当我想从中找到爷爷的踪迹时，只能看到一个后来粗粗地补记上去的名字。字迹草率，远远不及这家谱撰写者那一手工整的小楷。我再度翻到了家谱序言部分，看到后面的落款，是“大清道光二十六年歲次丙午菊月上旬”（1846年），还有一篇附谱序，落款是“光绪二十一年岁次乙未春八世孙克元敬志于对松书轩”（1895年）。从这两个时间判定，这本家谱保存的时间至少在百年以上。从爷爷未曾降生之日起，它便存在着了，直到他老人家撒手人寰，尽管历经战乱和迁徙，它仍然没有遗失，从山东到山西，千余里路途，它经由多少人的手，一直保留了下来。可以设想，从世纪初到世纪末，再到新世纪，它承载着一段难以泯灭的血缘传承，一天天地走到了今天。这段时间如此漫长，它超过了一个人的整整一生，但还没有终止，它终将被续写和更新。
时间有着自己的定律。我们像一个好奇的孩童观察过它，然而终无所获。在茫然之中，我们渐渐忘却了自己的好奇心，任凭这定律消隐在流逝之中，可是时至今日，又是怎样一种神秘的力量将一切唤醒？
“或许，沙子是对的，它们让流水逝去。不加挽留。”
但我们却在这一个百年中顽强地活了下来。有一段时期，我曾经想过以祖父到我们这一代的迁徙为素材，去撰写一部书。但这部书我迟迟没有写出来，2021年到了。这一个年度，距离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已是整整百年。作为贫寒家族中的一片叶子，作为时代浪潮中的一片叶子，作为一个以笔为生的人，我时时所能想的，便是去撰写这样的一部书：
去呼应和叙说我们生命中的潮汐，去刻录这片土地上个体生命所经历的风云变幻和浪潮激荡;
去追踪百年来我们生命中的潮汐，去观察和描摹发生在这片时空中的宏观故事和微缩心灵景观;
去体味历史与未来的潮汐，以与今天的所思贯通为一种笔墨。
我是2015年秋天路过我的山东故土的。但这片故土，父亲没有回去过，我的二伯父和我的姑姑们都没有回去过。黄昏时分，当坐着长途客车奔波在牛家庄附近的县际公路上时，我能感觉到的是千里同属一故地的大自然。我无法越过这种感觉抵达具体而微的故土。尽管爷爷幼时所居的村庄已经与我近在咫尺，但它依然带给我旁观者的顾盼。我所体察到的宏阔的故土之感是真实的，至于它包罗万象的生活的细节，却与我思考的须臾仍是绝缘的。
我越过了这个村庄，似乎越过了百年过往。而我在此刻停了下来。
我从树上摘下了一片叶子，我熟悉这片叶子，因而有一个须臾，我觉得我就是这片纹路鲜明的叶子。
选自《山西日报》
我是1993年离开我的乡村的，迄今已在无尽的远方逗留了28年。关于时间的点滴，我曾经无数次地写了下来。但我从来无法穷极光阴变化。因此，在我准备提笔写字的时候，仅仅剩余的这一种“温柔归故乡”，便如此漫漶地铺展，它或将被我诚恳地“记录”下来？
“是的。这里再一次有某种让我们安心的东西。”迄今我仍然无法穷尽光阴变化。但是时间的刻度尺却明晰无遗地向我亮出了它的金色。我是1978年初春时节出生的，正是乍暖还寒时候——此后我在我的出生地（山西晋中）度过了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很难说这个时间对童蒙时期的我意味着什么，但如今看起来，这其中的关系是这样的：我诞生在一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度里，正是她的古老而年轻使我获得了无穷的生存感受。若干年后，当我成为一名以笔为生的作家的时候，正是对于我所生活的国家和时代的思考使我获得了一种写作的变革和开展之机。
但我从树上摘下了一片叶子，我熟悉这片叶子，因而有一个须臾，我或许觉得，我就是这片叶子？如此，这里便“依附着一种好奇”。这可能是个体生命中一种“固执的好奇”。
“我”（我们中的大多数）从来没有在别的时代生活过，我们对时代性缺乏真正刻骨铭心的感受。但我有时想到，我们都是这时代中的一片片叶子。那些根深蒂固的梦，曾经日复一日地盘桓在我们沉眠的夜晚。那些根深蒂固的梦，曾经日复一日地盘桓在故土之夜、他乡之夜。那些根深蒂固的梦，是因为我们此生都是唯一性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充满了各种想象的色彩、“内在体验”的色彩。
回归作家之梦？不，在我的早年，我似乎很难确定我会走上写作之路。我可能做过无比入世的梦。而写作时却更多地需要一双旁观者之眼？尽管我所选择的是内视的写作，但我仍最大限度地需要一双旁观者之眼。我的观察才是我写作的最大自知和自觉。此前，我做过与写作职业千差万别的梦。我写过无数细小的“他人或我”。但我可能并不是唯一性地追求以写作之法度过完整岁月的人。
我的写作之路是在我30岁那年才大体确定下来的。在此之前，浪迹于未知的明天才是我生存的真实。但我的写作之路一旦确定下来，即再无犹疑。在我30岁的时候，我无比鲜明地体会到这一切。因为未来从此开启，对我而言，其实质已是新的了。
“岁月徒然掠过，似乎无有穷期。”这是在2020年。我离开故乡的时间已经27年了。我在乡下的书房以超越我的希望之姿在独立地生活着。一张床、桌子、台灯、茶几，一些早年的书籍。它们以超越了季节的冷静和淡泊，在独立地生活着。我能够与它们共处的一个夏季已经过去了。我的乡下书房：一股轻烟般的往事中的思乡病，和继往开来的宏大叙事般的宁静。
对许多人来说，每一次写作都是真正的还乡。我是1995年开始写作的，迄今已在无穷的纸墨间逗留了26年。26年充满了历史感的缓慢的归乡……在渐渐职业化的写作中度过了自己的43年生命。
我是2002年来到我目前居住的这座城市的，迄今已在这片天地间居息了19年。我是2010年住到自己的房子里的，迄今也已11年了。在此之前，我漂泊于外省，漂泊于这座城市的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像一个和平时代的浪子一般，寻找可以令自己憩息下来的一个小小家园。这个时代！这个对我来说充满了诱惑力的时代使我找到了自己的路。对我们来说，这可能是最重要的。我是2012年开始创作自己迄今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的，迄今我已经连续撰写这部巨型著作到第9个年头了。在从34岁到43岁的9年中，我写下了100余万字的，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体验、观看、洞察和思考。
我的祖父也是从外省迁徙而来的。我曾在10多年前读到的家谱序言中抄录家族的源流如下：“我闫氏之先原居山西洪洞县。大明初年迁肥城辛家庄至万历年。思义祖迁牛家庄是一大宗也嗣后九支分派。迄今十世惜九支已失其四……”如果我的判断不错，那么我的先祖便是在著名的洪洞大槐树迁民活动中离开故土，辗转迁徙到山东肥城的。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而说起爷爷来山西，应该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了。当时年仅9岁的他和自己的生身母亲一路逃荒流荡数月甚至年余来到此地，作为外路家居住在村西的土庙里。老奶奶靠给人缝补浆洗衣服养活母子两个，数年之后山东老家的人才陆续过来。至于奶奶，因为家贫，在很小的时候就做了童养媳，后来和爷爷正式完婚后就在山西安居下来。之后繁衍生息，养育了3个儿子2个女儿。我父亲排行老三。上世纪70年代，父亲与母亲成婚。1978年农历二月，我方呱呱落地。
我就这样找到了自己的源头。事情是如此奇妙：似乎此前我的身份总是充满了悬疑和不确定感，就像我们的命运一般。然而即便此刻，我仍然不能确信自己所讲述的一切是否就是最大的真实……我从父亲的手中接受了家谱，已经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来研究它。然而对于其中一些谱系的钻研耗费了我的心神，当我想从中找到爷爷的踪迹时，只能看到一个后来粗粗地补记上去的名字。字迹草率，远远不及这家谱撰写者那一手工整的小楷。我再度翻到了家谱序言部分，看到后面的落款，是“大清道光二十六年歲次丙午菊月上旬”（1846年），还有一篇附谱序，落款是“光绪二十一年岁次乙未春八世孙克元敬志于对松书轩”（1895年）。从这两个时间判定，这本家谱保存的时间至少在百年以上。从爷爷未曾降生之日起，它便存在着了，直到他老人家撒手人寰，尽管历经战乱和迁徙，它仍然没有遗失，从山东到山西，千余里路途，它经由多少人的手，一直保留了下来。可以设想，从世纪初到世纪末，再到新世纪，它承载着一段难以泯灭的血缘传承，一天天地走到了今天。这段时间如此漫长，它超过了一个人的整整一生，但还没有终止，它终将被续写和更新。
时间有着自己的定律。我们像一个好奇的孩童观察过它，然而终无所获。在茫然之中，我们渐渐忘却了自己的好奇心，任凭这定律消隐在流逝之中，可是时至今日，又是怎样一种神秘的力量将一切唤醒？
“或许，沙子是对的，它们让流水逝去。不加挽留。”
但我们却在这一个百年中顽强地活了下来。有一段时期，我曾经想过以祖父到我们这一代的迁徙为素材，去撰写一部书。但这部书我迟迟没有写出来，2021年到了。这一个年度，距离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已是整整百年。作为贫寒家族中的一片叶子，作为时代浪潮中的一片叶子，作为一个以笔为生的人，我时时所能想的，便是去撰写这样的一部书：
去呼应和叙说我们生命中的潮汐，去刻录这片土地上个体生命所经历的风云变幻和浪潮激荡;
去追踪百年来我们生命中的潮汐，去观察和描摹发生在这片时空中的宏观故事和微缩心灵景观;
去体味历史与未来的潮汐，以与今天的所思贯通为一种笔墨。
我是2015年秋天路过我的山东故土的。但这片故土，父亲没有回去过，我的二伯父和我的姑姑们都没有回去过。黄昏时分，当坐着长途客车奔波在牛家庄附近的县际公路上时，我能感觉到的是千里同属一故地的大自然。我无法越过这种感觉抵达具体而微的故土。尽管爷爷幼时所居的村庄已经与我近在咫尺，但它依然带给我旁观者的顾盼。我所体察到的宏阔的故土之感是真实的，至于它包罗万象的生活的细节，却与我思考的须臾仍是绝缘的。
我越过了这个村庄，似乎越过了百年过往。而我在此刻停了下来。
我从树上摘下了一片叶子，我熟悉这片叶子，因而有一个须臾，我觉得我就是这片纹路鲜明的叶子。
选自《山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