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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和人道关怀深厚的文学有着科学不能代替的功能，
在今天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尤其如此
有一篇《当代文学为什么遭到精英群体的遗弃？》的文章谈到当代文学的反智倾向，“创作者往往以为文学只需表达一种情绪或是讲好一个故事。更有甚者，强调作家为保持‘灵气’，应当放弃读书。”
文学的衰落并不全是作家的责任，文学作品思想营养贫乏、缺乏人文关怀、肤浅应景、政治正确、玩弄技巧、抖小聪明，恐怕不单单是因为作家自身的问题。许多作家因受困于种种禁忌，有许多不得已、说不出的苦衷。既然如此，就算他们读了再多的书，文学创作也不见得能有多大的改观。
人们现在总是把眼光投向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作品，以此作为对今天文学的期待标准，但也经常忘记，这些作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就算这样的大师，一旦适合他们创作的时代过去了，时移境迁，也照样不再有傲人的文学成就。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文学大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幸赶上了中国新文化运动，这是一个以自由精神为召唤的启蒙时代。
就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意义而言，文学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建构作用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这与18世界法国社会与文学的关系相当类似。觉醒了的人的自由意识和人道主义观念是文化启蒙的基本特色，在法国和中国是一样的。1800年，被誉为法国浪漫主义“产婆”的斯塔尔夫人把“自由”当作18世纪启蒙和文学留给后世的主要思想遗产，“文学的发展——也就是思维和表达艺术的完善——对确立和维护自由都是必须的”。斯塔尔夫人推崇的是“哲理文学”，她认为，哲理文学同“雄辩和说理一样，是自由的真正保障”。
中国新文化启蒙文学于1920年代至1940年代产生过许多有影响的作品，至今令许多作家羡慕不已。人文关怀和伦理思考构成了这些作品的哲理因素：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爱情自由等等。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的。喜欢这些作品的读者也同样崇尚自由的价值。作者和读者一起形成了一个志同道合、有共同审美趣味和政治诉求的人群。在他们中间，审美因为哲理的探究，观念由于审美的表达，而呈现出蓬勃的思想活力。
自由和人道关怀深厚的文学有着科学不能代替的功能，在今天科技快速發展的时代尤其如此。正如斯塔尔夫人所指出的，单靠科学不足以维护自由，因为科学很少像文学那样需要深入认识人的激情和道德。如果只是满足于科学的理性分析，那么人就会在智识和政治上受到极大限制，也会疏离和漠视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和人文问题。
斯塔尔夫人特别提到，专制权力最喜欢的就是“一心只关心物理定律（physical law），但对谁在利用物理定律漠不关心的人”。实验和科学不足以产生自由，也维护不了自由。因此，文学维护自由的作用才更重要，只有文学才能与人的世界和自然世界都保持联系。
自由、启蒙的文学是一种社会中人们建立关系的观念和价值机制。文学不仅可以成为一种人们共同拥有的知识，而且也是他们用以建立共同理性和情感的纽带，而情感的作用则更为明显。启蒙时代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不仅有法国启蒙强调的“理性”，更有英国启蒙倡导的“同情”（“怜悯”）。文学是最能把这二者糅合到一起的，这种糅合孕育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改革要求。
中国新文化启蒙所产生的文学作品，许多都是以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谴责贫富不均、反抗社会不公、同情穷苦人群、批判制度桎捁为其人道主义诉求的。这种人道主义在极左时代被当作与“阶级性”相对抗的“人性论”来批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人道主义成了文学最大的禁忌。为了发展文学，我们曾经检讨过这种阶级斗争禁忌的危害。今天，倘若我们对文学有所期待，不妨检讨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禁忌仍然在限制文学的自由发展。
在今天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尤其如此
有一篇《当代文学为什么遭到精英群体的遗弃？》的文章谈到当代文学的反智倾向，“创作者往往以为文学只需表达一种情绪或是讲好一个故事。更有甚者，强调作家为保持‘灵气’，应当放弃读书。”
文学的衰落并不全是作家的责任，文学作品思想营养贫乏、缺乏人文关怀、肤浅应景、政治正确、玩弄技巧、抖小聪明，恐怕不单单是因为作家自身的问题。许多作家因受困于种种禁忌，有许多不得已、说不出的苦衷。既然如此，就算他们读了再多的书，文学创作也不见得能有多大的改观。
人们现在总是把眼光投向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作品，以此作为对今天文学的期待标准，但也经常忘记，这些作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就算这样的大师，一旦适合他们创作的时代过去了，时移境迁，也照样不再有傲人的文学成就。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文学大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幸赶上了中国新文化运动，这是一个以自由精神为召唤的启蒙时代。
就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意义而言，文学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建构作用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这与18世界法国社会与文学的关系相当类似。觉醒了的人的自由意识和人道主义观念是文化启蒙的基本特色，在法国和中国是一样的。1800年，被誉为法国浪漫主义“产婆”的斯塔尔夫人把“自由”当作18世纪启蒙和文学留给后世的主要思想遗产，“文学的发展——也就是思维和表达艺术的完善——对确立和维护自由都是必须的”。斯塔尔夫人推崇的是“哲理文学”，她认为，哲理文学同“雄辩和说理一样，是自由的真正保障”。
中国新文化启蒙文学于1920年代至1940年代产生过许多有影响的作品，至今令许多作家羡慕不已。人文关怀和伦理思考构成了这些作品的哲理因素：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爱情自由等等。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的。喜欢这些作品的读者也同样崇尚自由的价值。作者和读者一起形成了一个志同道合、有共同审美趣味和政治诉求的人群。在他们中间，审美因为哲理的探究，观念由于审美的表达，而呈现出蓬勃的思想活力。
自由和人道关怀深厚的文学有着科学不能代替的功能，在今天科技快速發展的时代尤其如此。正如斯塔尔夫人所指出的，单靠科学不足以维护自由，因为科学很少像文学那样需要深入认识人的激情和道德。如果只是满足于科学的理性分析，那么人就会在智识和政治上受到极大限制，也会疏离和漠视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和人文问题。
斯塔尔夫人特别提到，专制权力最喜欢的就是“一心只关心物理定律（physical law），但对谁在利用物理定律漠不关心的人”。实验和科学不足以产生自由，也维护不了自由。因此，文学维护自由的作用才更重要，只有文学才能与人的世界和自然世界都保持联系。
自由、启蒙的文学是一种社会中人们建立关系的观念和价值机制。文学不仅可以成为一种人们共同拥有的知识，而且也是他们用以建立共同理性和情感的纽带，而情感的作用则更为明显。启蒙时代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不仅有法国启蒙强调的“理性”，更有英国启蒙倡导的“同情”（“怜悯”）。文学是最能把这二者糅合到一起的，这种糅合孕育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改革要求。
中国新文化启蒙所产生的文学作品，许多都是以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谴责贫富不均、反抗社会不公、同情穷苦人群、批判制度桎捁为其人道主义诉求的。这种人道主义在极左时代被当作与“阶级性”相对抗的“人性论”来批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人道主义成了文学最大的禁忌。为了发展文学，我们曾经检讨过这种阶级斗争禁忌的危害。今天，倘若我们对文学有所期待，不妨检讨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禁忌仍然在限制文学的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