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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感是文学创作的源动力，只有感情真挚的作品，才能感动他人，才能流传久远。曹植明确提出了“雅好慷慨”的审美主张，强调强烈的悲壮情感的抒发，说明其对文学的本质特征有了明确的认识。汉代之前，文学一直担负着政教的功用，曹植这一崭新观念的提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文学会受到一定政治思想的影响，但反映出文学力求摆脱儒教的束缚，追求抒发强烈悲壮情感的文学观念，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关键词】慷慨；审美；文学特质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15-0043-02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在《与元九书》）说出了文学以情动人的特质。任何文学作品都包含着作家的主观情感，情感是文学创作的源动力，同时也是作品的直接表现对象，只有感情真挚、深切的作品，才能感动他人，才能流传久远。曹植在《前录自序》中明确提出了“雅好慷慨”的审美主张，强调强烈的悲壮情感的抒发。
一、时代的审美趋向
不同的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人们的思想感情是不同的，反映在作品中，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的风格特点。文学艺术往往是现实生活的忠实反映，东汉末年战乱给中原广大地区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诗人们目之所见，皆是悲惨、触目惊心的惨破景象，关心时政的诗人们感伤之情油然而生，他们用诗文表达渴望实现安定的愿望，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的凄怆之情，铸就了建安诗风的悲凉基调。
但“世积乱离”并不必然地造就慷慨诗风，还有一個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建安文人有着强烈的建立功业的理想追求。生命的悲歌、强烈的英雄意识，使得建功立业成为这个时代士人阶层的人生目标和追求，是形成这个时期文学作品慷慨悲凉特征的的心理、文化基础。战乱、疾疫与自然灾害频发，人的生命如同朝露一般，随时消逝，使得文人们发出对生命易逝的感伤，对流离失所、生灵涂炭的民众的哀悯等等，但他们并没有仅仅沉湎于哀伤的苦痛中，而是以儒家济世救民、建立功业的进取精神，投入到社会中，这样形成了慷慨任气的风尚，也给士人带来了慷慨悲凉的情调，形成了慷慨悲凉的审美取向。
慷慨诗风的形成，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受其中原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所谓“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某一地域的地理位置，物候环境对长期生活在这一地域的人的气质、性格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而影响到人的审美情趣以及文学的风格。曹魏统治中心处于以河南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原地区，地域辽阔，有宽广的平原、巍峨的大山、波涛汹涌的河川。这一切成为建安诗人所描绘的世界中的一部分，呈现出壮观的气势，借助宏阔景象展示人生的追求，以广阔的空间衬托建安诗人以天下为己任，济世救民的宏伟壮志和英雄气概。因而这些北方的地域自然风貌特征以及艰苦的自然环境，也使得以悲壮、刚健为主要特征的“慷慨”成为文人作品的审美风尚。
悲歌心态与汉代以来“以悲为美”的音乐趣味也存在着联系。由于汉高祖念故土而好“楚声”，“楚声”乃逐渐进入汉廷。“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曹植《弃妇篇》）为什么在音乐方面形成了以悲为美的倾向？因为和欢乐之音相比，悲音更能感动人心，因此往往比瞬息即逝的欢乐之情更为深厚，更为持久。以悲为美的风尚在曹魏时期从音乐领域进入到了文学领域，文章也是如此，写文章时，与欢快情感的作品相比，悲苦之辞更能感动人心，激发起读者强烈的震撼，经久不绝的回味。建安文人普遍存在的悲凉心态，强化了文学作品悲歌的倾向。
二、“雅好慷慨”的审美倾向在曹植创作中的体现
曹植在《前录自序》中说“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明确提出了“雅好慷慨”的理论主张。慷慨，意思是壮士不得志于心，是一种强烈的悲壮之情。曹植“雅好慷慨”，就是强调在作品中抒发激越、悲壮的强烈情感。曹植偏爱“慷慨”，他的作品中共出现了11处之多。
曹植“雅好慷慨”的审美趣味，不但受到悲凉慷慨的时代审美风尚影响，而且也是其人生坎坷命运使然。他在创作实践中，把雅好慷慨的时代审美风尚、建立功业的豪情壮志以及独特的个体生命体验融入作品中，独具一格。
曹植作品“雅好慷慨”的表现之一，是写对生命如朝露的咏叹以及实现建功立业、济世救民的理想的急迫心情。“出靡时以娱志，入无乐以消忧。何岁月之若骛，复民生之无常。”（《闲居赋》）诗人时常为岁月飞驰，生命的短暂而感到忧愁。“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谅遗名之可纪，信天命之无常。愈志荡以淫游，非经国之大纲。”（《节游赋》）在诗人的作品中有生命苦短的感慨，迫切渴望在短暂的生命中，实现建立功业的政治抱负，“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
其二，体现在生命短暂、好景不长、亲朋好友的离别中。“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送应氏》其二）人的生命如朝露一般，随时消逝，好景不长久，山高水远，今日一别不知何时相见。离别的忧伤使全诗笼罩于死生莫测的悲凉气氛之中，但在末尾情绪陡然一转“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送应氏》其二）表现出慷慨激昂，悲而不哀的悲壮之美。
其三，诗人忠君报国、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与君王的猜疑、迫害，构成了剧烈的矛盾冲突。曹植沉郁风格形成不仅仅来自于个人的命运的坎坷，更源于怀揣忠君爱国、为民解难的宏伟抱负，这是构成其文沉郁风格的主要条件。“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他在视死如归的游侠身上，寄予了自己的理想与抱负，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空有爱国爱民的抱负，直到生命终结，也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现实生活的悲苦境遇、遭受冤枉迫害的愤懑、生命的呻吟挣扎，与壮志难酬的矛盾与冲突，凸显了慷慨的审美追求。
总之，曹植提出“雅好慷慨”的理论主张，主张文学抒发强烈的情感，说明对文学的艺术特质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参考文献
[1]曹植撰丁晏纂叶菊生校订《曹植铨评》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
作者简介：朱丽（1967年-），沈阳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目前从事对外汉语教学。
【关键词】慷慨；审美；文学特质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15-0043-02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在《与元九书》）说出了文学以情动人的特质。任何文学作品都包含着作家的主观情感，情感是文学创作的源动力，同时也是作品的直接表现对象，只有感情真挚、深切的作品，才能感动他人，才能流传久远。曹植在《前录自序》中明确提出了“雅好慷慨”的审美主张，强调强烈的悲壮情感的抒发。
一、时代的审美趋向
不同的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人们的思想感情是不同的，反映在作品中，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的风格特点。文学艺术往往是现实生活的忠实反映，东汉末年战乱给中原广大地区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诗人们目之所见，皆是悲惨、触目惊心的惨破景象，关心时政的诗人们感伤之情油然而生，他们用诗文表达渴望实现安定的愿望，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的凄怆之情，铸就了建安诗风的悲凉基调。
但“世积乱离”并不必然地造就慷慨诗风，还有一個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建安文人有着强烈的建立功业的理想追求。生命的悲歌、强烈的英雄意识，使得建功立业成为这个时代士人阶层的人生目标和追求，是形成这个时期文学作品慷慨悲凉特征的的心理、文化基础。战乱、疾疫与自然灾害频发，人的生命如同朝露一般，随时消逝，使得文人们发出对生命易逝的感伤，对流离失所、生灵涂炭的民众的哀悯等等，但他们并没有仅仅沉湎于哀伤的苦痛中，而是以儒家济世救民、建立功业的进取精神，投入到社会中，这样形成了慷慨任气的风尚，也给士人带来了慷慨悲凉的情调，形成了慷慨悲凉的审美取向。
慷慨诗风的形成，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受其中原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所谓“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某一地域的地理位置，物候环境对长期生活在这一地域的人的气质、性格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而影响到人的审美情趣以及文学的风格。曹魏统治中心处于以河南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原地区，地域辽阔，有宽广的平原、巍峨的大山、波涛汹涌的河川。这一切成为建安诗人所描绘的世界中的一部分，呈现出壮观的气势，借助宏阔景象展示人生的追求，以广阔的空间衬托建安诗人以天下为己任，济世救民的宏伟壮志和英雄气概。因而这些北方的地域自然风貌特征以及艰苦的自然环境，也使得以悲壮、刚健为主要特征的“慷慨”成为文人作品的审美风尚。
悲歌心态与汉代以来“以悲为美”的音乐趣味也存在着联系。由于汉高祖念故土而好“楚声”，“楚声”乃逐渐进入汉廷。“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曹植《弃妇篇》）为什么在音乐方面形成了以悲为美的倾向？因为和欢乐之音相比，悲音更能感动人心，因此往往比瞬息即逝的欢乐之情更为深厚，更为持久。以悲为美的风尚在曹魏时期从音乐领域进入到了文学领域，文章也是如此，写文章时，与欢快情感的作品相比，悲苦之辞更能感动人心，激发起读者强烈的震撼，经久不绝的回味。建安文人普遍存在的悲凉心态，强化了文学作品悲歌的倾向。
二、“雅好慷慨”的审美倾向在曹植创作中的体现
曹植在《前录自序》中说“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明确提出了“雅好慷慨”的理论主张。慷慨，意思是壮士不得志于心，是一种强烈的悲壮之情。曹植“雅好慷慨”，就是强调在作品中抒发激越、悲壮的强烈情感。曹植偏爱“慷慨”，他的作品中共出现了11处之多。
曹植“雅好慷慨”的审美趣味，不但受到悲凉慷慨的时代审美风尚影响，而且也是其人生坎坷命运使然。他在创作实践中，把雅好慷慨的时代审美风尚、建立功业的豪情壮志以及独特的个体生命体验融入作品中，独具一格。
曹植作品“雅好慷慨”的表现之一，是写对生命如朝露的咏叹以及实现建功立业、济世救民的理想的急迫心情。“出靡时以娱志，入无乐以消忧。何岁月之若骛，复民生之无常。”（《闲居赋》）诗人时常为岁月飞驰，生命的短暂而感到忧愁。“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谅遗名之可纪，信天命之无常。愈志荡以淫游，非经国之大纲。”（《节游赋》）在诗人的作品中有生命苦短的感慨，迫切渴望在短暂的生命中，实现建立功业的政治抱负，“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
其二，体现在生命短暂、好景不长、亲朋好友的离别中。“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送应氏》其二）人的生命如朝露一般，随时消逝，好景不长久，山高水远，今日一别不知何时相见。离别的忧伤使全诗笼罩于死生莫测的悲凉气氛之中，但在末尾情绪陡然一转“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送应氏》其二）表现出慷慨激昂，悲而不哀的悲壮之美。
其三，诗人忠君报国、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与君王的猜疑、迫害，构成了剧烈的矛盾冲突。曹植沉郁风格形成不仅仅来自于个人的命运的坎坷，更源于怀揣忠君爱国、为民解难的宏伟抱负，这是构成其文沉郁风格的主要条件。“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他在视死如归的游侠身上，寄予了自己的理想与抱负，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空有爱国爱民的抱负，直到生命终结，也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现实生活的悲苦境遇、遭受冤枉迫害的愤懑、生命的呻吟挣扎，与壮志难酬的矛盾与冲突，凸显了慷慨的审美追求。
总之，曹植提出“雅好慷慨”的理论主张，主张文学抒发强烈的情感，说明对文学的艺术特质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参考文献
[1]曹植撰丁晏纂叶菊生校订《曹植铨评》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
作者简介：朱丽（1967年-），沈阳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目前从事对外汉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