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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论著中，把中国古代哲学家的“重功利”之说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这一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说混同起来，应该说是不妥当的。
utilitarianism作为一种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说，从人们对它阐述的内容来看，它所讨论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动机与效果的关系；二是个人利益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例如：
在英国最初提出这一学说的伦理学者昆布兰在其《论自然法则》一书中说：每个人“对一切其他的人的最大的可能的仁爱构成每个人和一切人的最幸福的状态”，“照顾全体的共同福利”是道德的最高法则，也就是自然法则。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认为：求乐避苦，乃人之本性，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本无分歧，但不良的政治教育制度造成等级的悬殊，使个人利益同公众利益发生矛盾，只有在“合理”的社会中，二者才能趋于一致，追求公众利益将成为普遍的道德准则。
被恩格斯称作他同时代的“最大的两个utilitarianism哲学家”的边沁和葛德文，也这样表述utilitarianism原理：“人格化了的这种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
至于十九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则给utilitarianism下了更明确的定义：“承认功用为道德基础的信条，换言之，最大幸福主义，主张行为的是与它增进幸福的倾向为比例；行为的非与它产生不幸福的倾向为比例。幸福是指快乐与免除痛苦，不幸福是指痛苦和丧失掉快乐”。
由此可见，uti1itarianism回答的是衡量人们所追求的幸福和快乐的形态应该从动机方面还是从效果方面去考察的问题。唐钺先生曾分析说：西方伦理学对于道德上是非的标准有两种不同的学派，一派以为要看行为的动机如何，一派认为要看行为的效果如何，而utili－tarianism在伦理学中是属于后一派的。这样辨析utilitarianism的性质，应该说是正确的。大概正因为如此，日本哲学界才有把utilitarian－ism称为“快乐说”、“结果说”或“幸福说”的。
然而我国古代哲学家提倡的“重功利”之说并不含有上述意义。从古代汉语训诂来看，“功利”一词的含义是指：(一)功业所带来的利益，何晏《遵福殿试》：“故当时享其功利，后世赖其英声”；(二)指眼前物质上的功效和利益，根据传统的儒家思想，其意义与“道义”相反，《荀子·议兵》：“隆势诈，尚功利”；《史记·平准书》：“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再从中国古代哲学(政治)思想来看，“功利”(或“利”、“事功”)是同“道义”(或“仁义”、“道”、“理”)相对立而存在的概念。即是说，我国古代哲学家在讨论功利问题时(所谓“利义”之辩)，并没有象西方伦理学家讨论utilitarianism时那样涉及到动机与效果、个人利益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使是被某些中国哲学史论著称为有明显的“功利主义思想”的陈亮和叶适也是如此。
如陈亮说：“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这段著名的“性命论”虽是针对程朱理学的，但其中并不含有如人们所说的反对“只注重动机、不顾及效果”的意思。
至于叶适说“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他所提倡的功利，只是“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一类的主张，同伦理学意义上utilitarianism的含义更是不同。
因而总的说来，我国古代哲学家的“重功利”之说，实际是强调“急功近利”的意思，而决非是提倡utilitarianism。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有人会把“重功利”之说也称之为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呢？笔者认为，其重要原因恐怕是由于utiltarian－ism的译名不准确而引起的。uti－litarianism在我国曾被译作“乐利主义”，可能由于日本把它译为“功利说”，所以我国后来也就把它通译为“功利主义”了。查《辞海》一九六三年和一九七九年两种版本即是如此，而且都没有列出其他译名(如“乐利主义”)为副条目。
唐钺先生在翻译英人约翰·穆勒的《功用主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译文初版，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七年八月重印)时指出：由于util－itarianism的“英文意思是由功用(utilit)来的，而且穆勒氏文中有些地方用‘有用的’(useful)做相当于功用的形容词。所以不如照字原样译作功用主义”。笔者虽然不通英语，但考虑到把utilitarianism译为功利主义已经在我国的哲学研究的某个方面引起了概念上的混乱，所以赞同唐钺先生的意见，建议把utiliarianism改译为功用主义。
utilitarianism作为一种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说，从人们对它阐述的内容来看，它所讨论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动机与效果的关系；二是个人利益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例如：
在英国最初提出这一学说的伦理学者昆布兰在其《论自然法则》一书中说：每个人“对一切其他的人的最大的可能的仁爱构成每个人和一切人的最幸福的状态”，“照顾全体的共同福利”是道德的最高法则，也就是自然法则。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认为：求乐避苦，乃人之本性，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本无分歧，但不良的政治教育制度造成等级的悬殊，使个人利益同公众利益发生矛盾，只有在“合理”的社会中，二者才能趋于一致，追求公众利益将成为普遍的道德准则。
被恩格斯称作他同时代的“最大的两个utilitarianism哲学家”的边沁和葛德文，也这样表述utilitarianism原理：“人格化了的这种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
至于十九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则给utilitarianism下了更明确的定义：“承认功用为道德基础的信条，换言之，最大幸福主义，主张行为的是与它增进幸福的倾向为比例；行为的非与它产生不幸福的倾向为比例。幸福是指快乐与免除痛苦，不幸福是指痛苦和丧失掉快乐”。
由此可见，uti1itarianism回答的是衡量人们所追求的幸福和快乐的形态应该从动机方面还是从效果方面去考察的问题。唐钺先生曾分析说：西方伦理学对于道德上是非的标准有两种不同的学派，一派以为要看行为的动机如何，一派认为要看行为的效果如何，而utili－tarianism在伦理学中是属于后一派的。这样辨析utilitarianism的性质，应该说是正确的。大概正因为如此，日本哲学界才有把utilitarian－ism称为“快乐说”、“结果说”或“幸福说”的。
然而我国古代哲学家提倡的“重功利”之说并不含有上述意义。从古代汉语训诂来看，“功利”一词的含义是指：(一)功业所带来的利益，何晏《遵福殿试》：“故当时享其功利，后世赖其英声”；(二)指眼前物质上的功效和利益，根据传统的儒家思想，其意义与“道义”相反，《荀子·议兵》：“隆势诈，尚功利”；《史记·平准书》：“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再从中国古代哲学(政治)思想来看，“功利”(或“利”、“事功”)是同“道义”(或“仁义”、“道”、“理”)相对立而存在的概念。即是说，我国古代哲学家在讨论功利问题时(所谓“利义”之辩)，并没有象西方伦理学家讨论utilitarianism时那样涉及到动机与效果、个人利益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使是被某些中国哲学史论著称为有明显的“功利主义思想”的陈亮和叶适也是如此。
如陈亮说：“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这段著名的“性命论”虽是针对程朱理学的，但其中并不含有如人们所说的反对“只注重动机、不顾及效果”的意思。
至于叶适说“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他所提倡的功利，只是“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一类的主张，同伦理学意义上utilitarianism的含义更是不同。
因而总的说来，我国古代哲学家的“重功利”之说，实际是强调“急功近利”的意思，而决非是提倡utilitarianism。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有人会把“重功利”之说也称之为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呢？笔者认为，其重要原因恐怕是由于utiltarian－ism的译名不准确而引起的。uti－litarianism在我国曾被译作“乐利主义”，可能由于日本把它译为“功利说”，所以我国后来也就把它通译为“功利主义”了。查《辞海》一九六三年和一九七九年两种版本即是如此，而且都没有列出其他译名(如“乐利主义”)为副条目。
唐钺先生在翻译英人约翰·穆勒的《功用主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译文初版，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七年八月重印)时指出：由于util－itarianism的“英文意思是由功用(utilit)来的，而且穆勒氏文中有些地方用‘有用的’(useful)做相当于功用的形容词。所以不如照字原样译作功用主义”。笔者虽然不通英语，但考虑到把utilitarianism译为功利主义已经在我国的哲学研究的某个方面引起了概念上的混乱，所以赞同唐钺先生的意见，建议把utiliarianism改译为功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