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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这个古远而神奇的地方，樊锦诗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度过了近50个春秋轮回。樊锦诗说她喜欢晚上出来走走，因为没有了白天的嘈杂和喧嚣，夜晚的莫高窟像个沉睡千年的老人，神秘、静美。“一种魅力，一种极大的吸引力在吸引着你，让你愿意死心塌地地留下来。现在对我来说，这还上升到了一种使命感。”
齐耳短发，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少女，手拿草帽，肩挎背包，整装待发……这是矗立在敦煌研究院的一尊雕塑，名曰《青春》。
瘦小的身材，朴素的穿着，花白的头发，匆匆的脚步，劳碌的身影……这是有“敦煌的女儿”之誉的中国十大女杰(之一)樊锦诗。
一般人很难将塑造于20世纪60年代的青春倩影与年过古稀、不施粉黛的著名敦煌学家、石窟考古专家、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家樊锦诗联系在一起。其实，《青春》雕塑的原型就是当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直奔祖国大西北的樊锦诗。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青涩女孩如今已是满头华发，不变的是报国志、赤子情。对这位青春交给大漠戈壁、把敦煌文化传播到世界的“敦煌的女儿”来说，敦煌就是家，割不断、离不开的家!
与“墙壁上的博物馆”一见钟情
“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公元4至14世纪，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煌和内容的博大精深，因此有“墙壁上的博物馆”等称誉。
在敦煌这个古远而神奇的地方，樊锦诗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度过了近50个春秋轮回。樊锦诗说她喜欢晚上出来走走，因为没有了白天的嘈杂和喧嚣，夜晚的莫高窟像个沉睡千年的老人，神秘、静美。“一种魅力，一种极大的吸引力在吸引着你，让你愿意死心塌地地留下来。现在对我来说，这还上升到了一种使命感。”
樊锦诗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上面两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算是小康之家”。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她，从小体弱多病，出生不久就患有小儿麻痹症，这种疾病导致她的腿脚不如常人那么灵便。“父亲是个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曾在北京大学当过两年讲师。父亲对艺术的喜爱也感染了我。小时候的我不爱说话，很腼腆。最大的快乐就是去参观博物馆或美术馆。”
1958年，20岁的樊锦诗考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期间，著名考古学家阎文儒教授的“石窟艺术”课是樊锦诗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大学里，樊锦诗就特别关注光彩夺目的莫高窟，热烈地向往着敦煌的神秘宝藏。
1962年的一次实习机会，使她得以来到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地方。站在莫高窟前，她立刻被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深深打动，全然忘记了洞窟外茫茫的荒漠，忘记了用马厩改建的简陋宿舍，忘记了苦涩、令人腹泻的饮用河水。“一见钟情”的她钻进冰凉孤寂的莫高窟感觉就像钻进了故宫博物馆，觉得新鲜而充满了乐趣，她为敦煌艺术而自豪，为自己有机会直接接触敦煌这份伟大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而欣慰……
鉴于樊锦诗在实习期间的突出表现，她被当时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先生所器重。同时，樊锦诗为常书鸿的事迹所感动、敬仰：“当时，我常想：这地方，他怎么能呆几十年呀?没有电，没有饮用水，晚上上厕所都要去很远的地方。根本没有娱乐，与世隔绝，平时来个人都会觉得新鲜，信息也不通，报纸一来一大摞，起码都是一个月以前的。一部《列宁1918》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还披着军大衣看。我在大城市长大，确实没有想过要在那里干一辈子。”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研究所去学校协商要人，我们四个实习生全要。学校当时只答应给两个，我是其中之一。”尽管学校已决定她留校工作，但她毅然放弃了大都市的生活，奔赴了西域大漠深处的敦煌。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她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里之后，才确切地知道了什么叫“反差”：交通很不便利，通讯困难……
“本来以为敦煌那么漂亮一个地方，肯定是窗明几净，那些专家们肯定都很气派。结果都穿着一身干部服，洗得淡淡的，一个个都跟土老帽似的。”樊锦诗坦陈：“说没有犹豫、没有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简直就不是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
樊锦诗来到所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和其他几位同事撰写敦煌第一部考古调查报告。三年后草稿刚刚完成，“文革”扑面而来，研究工作被迫搁浅。
“文革”以后，岁月倏忽，人已中年。这时候，要离开敦煌纯粹就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但女人又是异常感性的，“十几年磨合，我早已习惯了大西北，爱上了莫高窟，把研究石窟、保护石窟当成了一份终生的事业”。
令“敦煌女儿”牵肠挂肚的石窟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这是整个世界的宝藏，担子交到我身上是很重的，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分量，但是我不能退缩。”
上任伊始，她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她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敦煌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坚决不能拿去做买卖，捆绑上市是有风险的。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
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日渐消瘦的她却又有了新的思考，她开始进行游客承载量的研究，希望在满足游客需要和文物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神秘的莫高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使莫高窟长期处于疲劳状态，文物保护与开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游客的增多打破了洞窟原来恒定的小气候环境，我们的试验监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二氧化碳长时间滞留窟内以及窟内相对湿度增加，空气温度上升，都有可能侵蚀壁画。”
樊锦诗和她的研究集体一直在努力寻找一条科学的途径，来化解文物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樊锦诗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石窟“保重身体”，尽量老得慢一些，争取让它再活1000年。
面对游客迅猛增加带来的挑战，敦煌研究院开始开展大量卓有成效的保护工作，顺利完成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从研究、利用和管理等方面制定了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约束力的保护措施。同时，敦煌研究院还开展了洞窟游客承载量的研究，寻找着莫高窟洞窟游客承载量的科学数据，建立了洞窟旅游开放标准，实施轮流开放、参观预约和预报制度，控制进窟参观人数。“文物就像人的胃，有多大胃口就吃多少饭。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必须建立在以保护为主的基础上，进行科学、适度的利用。”
樊锦诗积极探索解决旅游人数大量增加与石窟保护之间矛盾的解决办法，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得到温家宝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目前，提案的各项建设得到实施。
2006年，敦煌研究院成立了专门从事研发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的部门。在樊锦诗眼里，任何文物都在逐渐退化，何况有1000多年历史的石窟、壁画。“敦煌有那么多洞窟、塑像、壁画等珍贵文物，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些信息固定保存下来。‘数字敦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樊锦诗憧憬，“数字敦煌”让千年敦煌成为“不朽”遗产。
的确，今日的敦煌，已不仅是一个光彩夺目的艺术殿堂、一个世人向往的美丽地方，不仅是一处文物、一座宝藏、一门学问，还是一种价值、一个品牌、一种语言，甚至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象征。为了人类的敦煌，为了实现敦煌梦，樊锦诗扎根大漠、呕心沥血!
OK!樊锦诗亦锦、亦诗!一段华丽而又朴素的锦缎，一首值得咀嚼、回味的诗篇!
齐耳短发，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少女，手拿草帽，肩挎背包，整装待发……这是矗立在敦煌研究院的一尊雕塑，名曰《青春》。
瘦小的身材，朴素的穿着，花白的头发，匆匆的脚步，劳碌的身影……这是有“敦煌的女儿”之誉的中国十大女杰(之一)樊锦诗。
一般人很难将塑造于20世纪60年代的青春倩影与年过古稀、不施粉黛的著名敦煌学家、石窟考古专家、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家樊锦诗联系在一起。其实，《青春》雕塑的原型就是当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直奔祖国大西北的樊锦诗。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青涩女孩如今已是满头华发，不变的是报国志、赤子情。对这位青春交给大漠戈壁、把敦煌文化传播到世界的“敦煌的女儿”来说，敦煌就是家，割不断、离不开的家!
与“墙壁上的博物馆”一见钟情
“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公元4至14世纪，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煌和内容的博大精深，因此有“墙壁上的博物馆”等称誉。
在敦煌这个古远而神奇的地方，樊锦诗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度过了近50个春秋轮回。樊锦诗说她喜欢晚上出来走走，因为没有了白天的嘈杂和喧嚣，夜晚的莫高窟像个沉睡千年的老人，神秘、静美。“一种魅力，一种极大的吸引力在吸引着你，让你愿意死心塌地地留下来。现在对我来说，这还上升到了一种使命感。”
樊锦诗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上面两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算是小康之家”。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她，从小体弱多病，出生不久就患有小儿麻痹症，这种疾病导致她的腿脚不如常人那么灵便。“父亲是个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曾在北京大学当过两年讲师。父亲对艺术的喜爱也感染了我。小时候的我不爱说话，很腼腆。最大的快乐就是去参观博物馆或美术馆。”
1958年，20岁的樊锦诗考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期间，著名考古学家阎文儒教授的“石窟艺术”课是樊锦诗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大学里，樊锦诗就特别关注光彩夺目的莫高窟，热烈地向往着敦煌的神秘宝藏。
1962年的一次实习机会，使她得以来到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地方。站在莫高窟前，她立刻被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深深打动，全然忘记了洞窟外茫茫的荒漠，忘记了用马厩改建的简陋宿舍，忘记了苦涩、令人腹泻的饮用河水。“一见钟情”的她钻进冰凉孤寂的莫高窟感觉就像钻进了故宫博物馆，觉得新鲜而充满了乐趣，她为敦煌艺术而自豪，为自己有机会直接接触敦煌这份伟大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而欣慰……
鉴于樊锦诗在实习期间的突出表现，她被当时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先生所器重。同时，樊锦诗为常书鸿的事迹所感动、敬仰：“当时，我常想：这地方，他怎么能呆几十年呀?没有电，没有饮用水，晚上上厕所都要去很远的地方。根本没有娱乐，与世隔绝，平时来个人都会觉得新鲜，信息也不通，报纸一来一大摞，起码都是一个月以前的。一部《列宁1918》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还披着军大衣看。我在大城市长大，确实没有想过要在那里干一辈子。”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研究所去学校协商要人，我们四个实习生全要。学校当时只答应给两个，我是其中之一。”尽管学校已决定她留校工作，但她毅然放弃了大都市的生活，奔赴了西域大漠深处的敦煌。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她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里之后，才确切地知道了什么叫“反差”：交通很不便利，通讯困难……
“本来以为敦煌那么漂亮一个地方，肯定是窗明几净，那些专家们肯定都很气派。结果都穿着一身干部服，洗得淡淡的，一个个都跟土老帽似的。”樊锦诗坦陈：“说没有犹豫、没有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简直就不是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
樊锦诗来到所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和其他几位同事撰写敦煌第一部考古调查报告。三年后草稿刚刚完成，“文革”扑面而来，研究工作被迫搁浅。
“文革”以后，岁月倏忽，人已中年。这时候，要离开敦煌纯粹就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但女人又是异常感性的，“十几年磨合，我早已习惯了大西北，爱上了莫高窟，把研究石窟、保护石窟当成了一份终生的事业”。
令“敦煌女儿”牵肠挂肚的石窟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这是整个世界的宝藏，担子交到我身上是很重的，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分量，但是我不能退缩。”
上任伊始，她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她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敦煌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坚决不能拿去做买卖，捆绑上市是有风险的。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
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日渐消瘦的她却又有了新的思考，她开始进行游客承载量的研究，希望在满足游客需要和文物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神秘的莫高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使莫高窟长期处于疲劳状态，文物保护与开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游客的增多打破了洞窟原来恒定的小气候环境，我们的试验监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二氧化碳长时间滞留窟内以及窟内相对湿度增加，空气温度上升，都有可能侵蚀壁画。”
樊锦诗和她的研究集体一直在努力寻找一条科学的途径，来化解文物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樊锦诗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石窟“保重身体”，尽量老得慢一些，争取让它再活1000年。
面对游客迅猛增加带来的挑战，敦煌研究院开始开展大量卓有成效的保护工作，顺利完成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从研究、利用和管理等方面制定了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约束力的保护措施。同时，敦煌研究院还开展了洞窟游客承载量的研究，寻找着莫高窟洞窟游客承载量的科学数据，建立了洞窟旅游开放标准，实施轮流开放、参观预约和预报制度，控制进窟参观人数。“文物就像人的胃，有多大胃口就吃多少饭。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必须建立在以保护为主的基础上，进行科学、适度的利用。”
樊锦诗积极探索解决旅游人数大量增加与石窟保护之间矛盾的解决办法，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得到温家宝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目前，提案的各项建设得到实施。
2006年，敦煌研究院成立了专门从事研发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的部门。在樊锦诗眼里，任何文物都在逐渐退化，何况有1000多年历史的石窟、壁画。“敦煌有那么多洞窟、塑像、壁画等珍贵文物，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些信息固定保存下来。‘数字敦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樊锦诗憧憬，“数字敦煌”让千年敦煌成为“不朽”遗产。
的确，今日的敦煌，已不仅是一个光彩夺目的艺术殿堂、一个世人向往的美丽地方，不仅是一处文物、一座宝藏、一门学问，还是一种价值、一个品牌、一种语言，甚至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象征。为了人类的敦煌，为了实现敦煌梦，樊锦诗扎根大漠、呕心沥血!
OK!樊锦诗亦锦、亦诗!一段华丽而又朴素的锦缎，一首值得咀嚼、回味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