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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丁玲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被作传的作家之一。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丁玲传”的出版时间跨度大、数量多，已形成独特的风景。通过对“丁玲传”若干写作阶段的考察，不仅可以看到“丁玲传”的历史与现实、已取得的成绩，而且也能分析其中的不足。在此前提下，总结“丁玲传”的写作实践，可以为现代作家传记写作提供有益的经验。
关键词 丁玲传 阶段 现状 现代作家传记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10-0069-09
正如丁言昭在其所著的《丁玲传》开篇处写到的：“你不是一个单纯的女作家，是中国特有的，与政治紧密结合的革命作家。你波澜壮阔的一生，真实地折射出中国的社会与历史。”①在现代中国作家中，很少有人像丁玲的经历那样曲折、坎坷，具有丰厚的历史感及相应的可叙性。丁玲的一生，曾被喻为“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迷人的书。”②这部“迷人的书”，在20世纪30年代，就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传记出版的热点，从而开启了“丁玲传”的写作起点。时至今日，“丁玲传”在经历80余载的创作实践后，已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一个独立的现象。其出现时间早、持续时间长、数量多、种类全等特点，既展现了不同身份的写作者对于丁玲一生的理解与评价，又为现代作家传记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个案。
一
丁玲，1904年10月生于湖南常德。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28年因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发表，“震惊了一代文艺界”。③1931年胡也频遇难后，丁玲的遭遇成为多家报章频繁报道的对象。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捕，震动了整个文化界。此后，丁玲在南京被幽囚三年，直至1936年10月奔赴陕北，成为“新中国的女战士”。与众多现代作家不同的是，丁玲在而立之年就有数种传记出版，这本身就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丁玲在20世纪30年代的传奇经历既使其成为传记写作追逐的对象，同时，也直接开启了“丁玲传”写作的第一个历史阶段。1933年7月，北平立达书局出版了张惟夫著的《关于丁玲女士》，可作为第一本“丁玲传”。④之后，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于1934年9月以《记丁玲》为书名，出版了沈从文此前分21节连载于《国闻周报》的长篇传记《记丁玲女士》。沈从文的《记丁玲女士》，最初分21节连载于1933年7月24日至12月18日《国闻周报》第10卷第29期至第50期，前6期署名“从文”，自34期署名改为“沈从文”。连载时文字已被大量删削。见《沈从文全集》“第13卷·传记”，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9页，即《记丁玲》文前的“内容介绍”。不过，由于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的禁止，《记丁玲》实际上只印行了《记丁玲女士》全文的前半部分即1至10节的内容，后半部分的5万多字未被刊行。除上述两本较早出版的“丁玲传”外，20世纪30年代刊行的“丁玲传”还有张白云编著的《丁玲评传》（上海春光书店，1934年版）、美国记者里夫（Earl H.Leaf）著的《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叶舟译，上海光明书局，1937年版）、陈彬荫编的《民族女战士丁玲传》（战时读物编译社，1938年版）、俞士连编著的《最近的丁玲》（长虹书局，1938年版）、天行编的《丁玲在西北》（华中图书公司，1938年印行）、美国记者荫森（L.Insun）著的《丁玲在西北》（清华译，广州新闻研究社，1938年版）、“每日译报社”编辑部编辑发行的《女战士丁玲》（1838年版）以及沈从文的《记丁玲 续集》沈从文的《记丁玲 续集》，主要刊载沈从文《记丁玲女士》的后半部分，即11至21节的内容。与《记丁玲》一样，《记丁玲 续集》在出版时与连载的《记丁玲女士》文字相比，许多文字也被删去。见《沈從文全集》“第13卷·传记”，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即《记丁玲 续集》文前的“内容介绍”。（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39年版）等。除上述“丁玲传”外，笔者在朱旭晨的《秋水斜阳芳菲度——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研究》一书中，还看到了有署名“晶莹”编译的《中国的女战士——丁玲》（1938年），见该书第1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还有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后附“（一）丁玲研究专著目录索引”之“港台·海外目录索引”中列举的“附录2：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包括年谱等）主要作品目录”中的《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英文版）》（上海光明书局，1937年11月出版）、《丁玲在西北（英文版）》（广州新闻研究社，1938年5月出版），两者与同期出版的中译本内容相同。
第一阶段的“丁玲传”，就出版的实际情况来看，具有明显的现代作家传记初期特征：或是集作家小传、他人评论、作家印象及其新近动态于一体，或是以生动的笔法写出曾经生活于传记作者身边的作家形象。张惟夫的《关于丁玲女士》、张白云的《丁玲评传》明显具有上述前一种类型的“丁玲传”的特点，其书中既有传记作者所写的“丁玲传”，也收有或是传记作者本人，或是由茅盾、钱谦吾等人写作的关于丁玲作品的评论文章，再者是收有赵景深等所写的印象记，此外，就是以“附录”的形式附有丁玲的文章。而像沈从文的《记丁玲》《记丁玲 续集》则属于后一种类型。由于传记写作者的身份、立场以及和传主之间密切的朋友关系，沈从文的“丁玲传”被其自称为“类似于小说体的传记”。⑤李辉：《沈从文与丁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6、117页。对比当时其他的作家传记，沈从文曾忧虑：“然此种写作方法，究属试作，处置题材文字时，虽十分谨慎细心，惟其得失，一己乃毫无把握……”⑤不过，就作家传记本身的写作情况来看，沈从文的“丁玲传”由于写作者本人作家兼朋友的身份，反倒比同时期其他的“丁玲传”更加生动、形象，史料详实、“多可征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作家传记写作应有之义。除上述内容之外，第一阶段的“丁玲传”还带有及时追逐热点作家生活、不及详查实际情况、强调传主身份转变、建立传主与时代紧密联系等特点。俞士连编著的《最近的丁玲》与天行编的《丁玲在西北》内容相差无几；美国记者里夫的《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与“每日译报社”编辑的《女战士丁玲》均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两者上篇部分内容均为里夫在延安访问丁玲后的记述，只是译者不同，下篇内容因时间有明显的不同，但两者均强调了丁玲今日的战士身份，歌颂了中国女性的英雄主义主题——皆可作为种种侧证。在女作家身份之外，突出了丁玲革命者、战士的身份，反映了不同语境、不同著者对于传主的不同理解，“丁玲传”也因此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经历人生短暂的上升期后，再次跌入低谷。继1955年被错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1957年被错定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后，丁玲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取消干部级别。1958年，丁玲被下放北大荒，后历经22年的苦难，于1979年返京、重回文坛。丁玲的回归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丁玲传”也随即进入了第二个历史阶段。
第二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的“丁玲传”，主要有周芬娜的《丁玲与中共文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王中忱和尚侠的《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丁玲的《我的生平与创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王淑秧的《展翅高飞的鸟——丁玲的青年时代》（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丁玲的《魍魉世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丁玲的《风雪人间》（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宗诚的《风雨人生：丁玲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孙伟和彭其芳的《丁玲在故乡》（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宋建元的《丁玲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郑笑枫的《丁玲在北大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0世纪80年代“丁玲传”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与丁玲重回人们的视野有关，也与丁玲在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上产生的影响有关。当然，作为传记写作的准备工作，丁玲生平资料在搜集与整理方面上的完备也是“丁玲传”的写作重要的前提条件。以宗诚的《风雨人生：丁玲传》为例，在编选完《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之后，著者又成为丁玲所主持的《中国》文学杂志的一名工作人员，对丁玲“有了更多的了解”，是以，当其传记出版时，人们不仅在字里行间读到作者饱含的激情和“尽力点染的一些文学色彩”，而且，还可以在著者详细占有材料、用心书写的前提下看到“真实反映作家意识深层的动机和激情”和“描画出一个真正的人的形象和心灵。”宗诚：《〈风雨人生：丁玲传〉·后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332～334页。结合80年代“丁玲传”的成书情况，可以看出第二阶段的“丁玲传”写作已“具备了发展期的重要特征”，既有宗诚《风雨人生：丁玲传》式的在写法上力求深入探索传主内心世界的“丁玲传”，又有形式上的如《丁玲的青年时代》式的选取某一成长经历的“阶段性传记”，以及如《丁玲在故乡》《丁玲在北大荒》式的区域性、局部性与时间性结合的传记，还有评述性传记和专题性传记如《丁玲评传》和《丁玲与中共文学》等。
20世纪90年代是“丁玲传”的第三个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丁玲传”主要有李辉的《沈从文与丁玲》（台湾业强出版社，1992年版）、李辉的《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沈从文的《记丁玲》（岳麓书社，1992年版）、周良沛的《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罗光达与蒋祖林编的《丁玲》（辽宁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系相册集）、王一心的《丁玲外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新禾等所著的《丁玲的故事》（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宗诚的《风雨人生：丁玲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2版）、丁言昭的《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王周生的《丁玲：飞蛾扑火》（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王一心的《丁玲》（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宗诚的《丁玲》（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王增如、李燕平编的《丁玲自叙》（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和许扬清、宗诚编的《丁玲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其主要特征是：第一，随着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反思历史成为学术研究、文学史写作的主要思路，这样的思路在推动传记整体写作的同时，自然也影响到了“丁玲传”的书写。丁玲与他者的是非恩怨、丁玲在20世纪50年代被错定的经过等均在传记的具体书写中得到较为详细的描述。第二，受此前“丁玲传”的影响，同时又反映作家传记写作的整体性进步，90年代的“丁玲传”讲究在写法上的突破，如周良沛在其《丁玲传》中就采用“辩诬书”和“安魂曲”两个块面去讲述丁玲的一生；丁言昭的《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采用了“糖葫芦的结构”，等等。第三，“丁玲传”在传记出版方面呈现出一种“自觉”：许多“丁玲传”是传记系列丛书的一部分，如周良沛的《丁玲传》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之一；丁言昭的《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世纪回眸·人物系列”之一；宗诚的《丁玲》是中国华侨出版社的“名家简传书系”之一；《丁玲自传》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名人自传丛书”之一……多种传记丛书将“丁玲传”列为其中之一，既反映了丁玲的文学史地位，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丁玲本人是一本“迷人的书”，是时代风云中的“典型人物”，可作为作家传记写作的重要个案。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12卷《丁玲全集》的出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两种《丁玲年谱》的出现以及丁玲研究的不断深入，“丁玲传”书写进入繁荣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丁玲传”主要有丁言昭编选的《别了，莎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杨桂欣的《丁玲评传》（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和2001年第2版）、蒋祖林和李灵源编的《丁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赵国春的《一个女作家的遭遇：丁玲在北大荒》（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张卫的《飞蛾扑火：丁玲》（华艺出版社，2002年版）、邢小群的《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王增如的《无奈的涅槃：丁玲最后的日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蒋祖林和李灵源的《我的母亲丁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杨桂欣的《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陈明的《我说丁玲》（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李辉的《沈从文与丁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沈从文的《记丁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秦林芳的《丁玲的最后3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石潇纯的《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杨桂欣的《丁玲与周扬的恩恩怨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杨桂欣的《情爱丁玲：惊世女子骇俗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秦林芳的《丁玲的最后三十七年——总有禅机参不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2版）、秦林芳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丁玲的最后生涯（1949—1986）》（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郑笑枫的《丁玲在北大荒》（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涂绍钧的《纤笔一枝谁与似——丁玲》（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陈明的《我与丁玲五十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王增如的《丁玲办〈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蒋祖林和李灵源的《我的母亲丁玲》（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版）、涂绍钧的《图本丁玲传》（长春出版社，2012年版）、潘剑冰的《豪客丁玲》（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赵国春的《风雪人间北大荒：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张卫的《飞蛾扑火——丁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秦林芳的《丁玲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王一心的《丁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涂绍钧的《丁玲的青少年时代》（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彭漱芬的《迷人之谜：丁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沈从文的《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版）、朱丹红的《颠沛时光浮生梦：丁玲》（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蔡震的《丁玲：情若初春火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蒋祖林的《往事的回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李向东和王增如的《丁玲传》（上下两卷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陈明的《我与丁玲五十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2版）、蔣祖林的《丁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沈从文的《记丁玲·记丁玲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等。这一阶段的“丁玲传”数量多、种类多；传记写作者身份多元，传记形式多样；既出现了诸如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下）》式的上乘之作，也出现带有消费意识、盈利目的的“丁玲传”；许多“丁玲传”开始再版且多不在封面上注明“再版”或“修订版”，“丁玲传”受市场、出版策划等外部因素所制约，没有更多实质的推进，“丁玲传”在整体质量上也显示出良莠不齐的倾向。 二
从1933年第一部“丁玲传”诞生到2016年初，80余年的时间里共计诞生各式“丁玲传”计约有70余部。这个数字由于“再版”等原因在具体统计时会有一定的出入。但无论怎样，20世纪30年代即有传记出版、70余部的数量已足以说明丁玲在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影响力。“丁玲传”就传主身份划分应纳入到作家传记的范畴，丁玲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也可由此得到证明。当然，就“丁玲传”写作特别是其成书后的形态而言，我们要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至少在考察现有的“丁玲传”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从形态、写作、传记家、价值、成绩与问题等方面探讨其内在的构成，而且还可以从不同作家传记比较的角度得出“丁玲传”的独特性。
事实上，结合传记文学的理论，我们不难看出本文所言的“丁玲传”只是依据“丁玲传”写作的实际情况，其彼此之间具体的界限不甚明显。“丁玲传”只探讨成书后的完成形态，且并未区分“自传”“他传”；“丁玲传”未列入“丁玲年谱”和诸如丁玲书信、日记、游记等“自传的边缘形态”，但却考察了丁玲和相关人等的回忆录，就属于依据“丁玲传”写作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选择。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自然是：这些“丁玲传”有何不同？它们频繁出场有何背景、原因？它们各自有着怎样独立的意义、价值，又存在哪些问题？
如果从广义传记概念角度考察现有的“丁玲传”，那么“丁玲传”很容易被划分为自传和他者传记两个主要类型。丁玲曾将自己两段最重要的经历写成较为详细的自述文字，即《魍魉世界》与《风雪人间》，但丁玲生前并未写有一部完整的自传。因此，丁玲的《魍魉世界》与《风雪人间》及其合集，只能算作丁玲的回忆录。而像江苏文艺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丁玲自传》也只是一个加工后的“传记”：“现在，我们在丁玲两本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的基础上，汇集她在序、跋、创作谈、日记、书信以及怀念友人的文章里谈及自己的文字，按生平年月顺序排列，连缀成章，编成这部‘准自传’式的书——《丁玲自传》”。许扬清、宗诚：《丁玲自传·后记》，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第368～369页。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王增如、李燕平编的《丁玲自叙》。王增如、李燕平编的《丁玲自叙》（团结出版社，1998年，第4页）系“世纪风铃丛书”之一。在其“序”中编者曾指出：“本丛书的编辑，基于上述种种认识，并以之为旨趣，将我国20世纪的文化艺术名人撰著、函札中的自叙传成份，采用剪辑手法，集纳成册，以供读者鉴赏。”相比较而言，由他者所著的即狭义的“丁玲传”不仅在整体上占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在具体形态划分上也十分复杂。即使仅从命名的角度考虑，现有的由他者所著的“丁玲传”也可分为传、评传、外传、画传、故事等几个基本类型。不过，若只将“丁玲传”的考察停留在上述层面显然无法凸显其独特的个性，这是因为这些“他传”的基本类型同样适用于其他人物传记的划分。值得指出的是，相比其他现代作家传记，现有的“丁玲评传”是颇有特色的一种。从30年代“丁玲评传”集生平、作品评价等于一体，到80年代之后诸如宋建元、杨桂欣、秦林芳的《丁玲评传》，“评传”意义上的“丁玲传”大都深得人物评价、作品评论之要领，实现了作家评传本身应有的要义，而不像其他一些作家传记那样在实际阅读过程中“评传”与“传”难以区分。
他者所著“丁玲传”的实际情况，决定了人们需要以多元的、有针对性的方式加以分析。为此，在综合各传记内容、写法等因素的前提下，本文在传记基本分法之外首先将“丁玲传”分为“学术研究型”“阶段与专题式”两个主要类别（30年代的“丁玲传”，由于编写上更近似于作家研究资料汇编，故在此处论析时不过多作个案加以论述），进而探讨其意义和价值。所谓“学术研究型”是指带有明显的学术研究意识，可以为丁玲研究做参考依据的“丁玲传”。上文列举的宋建元、杨桂欣、秦林芳的《丁玲评传》，以及周良沛的《丁玲传》、丁言昭的《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李向东和王增如的《丁玲传》均属于这一类型。其主要特点是：（一）著者大多出身学院，是高校的研究者，有着多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并在丁玲研究上积累了许多经验，或是本人与丁玲有着多年的交往，熟悉丁玲的生活与创作，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二）文风严谨，有引文且在页下加注释，有明显的学术研究特点；（三）生平记录与研究、评述相结合，多样化、多角度地展现了丁玲的一生，注重个人的理解且有一定深度。“阶段与专题式”主要是指或是选取丁玲生平的某个特定阶段，或某个特定的专题书写而成的“丁玲传”。其中，前者主要包括郑笑枫的《丁玲在北大荒》、王淑秧的《展翅高飞的鸟——丁玲的青年时代》、张卫的《飞蛾扑火：丁玲》、秦林芳的《丁玲的最后37年》、涂绍钧的《丁玲的青少年时代》等；后者主要包括邢小群的《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李辉的《沈从文与丁玲》、石潇纯的《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王增如的《丁玲办〈中国〉》、杨桂欣的《情爱丁玲：惊世女子骇俗恋》等。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或是选择丁玲生命历程的某个阶段，或是选择某个特定的主题进行“片段式”的书写，且两者如果从特定阶段包含的特定时间角度来看，具有相应的内在的一致性；（二）对写作者在客观上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要求，写作者往往亲历过自己所写传记包含的生活阶段，因而比一般意义上的“丁玲传”在书写同一内容时更为详细、深入，其横向拓展面更为广阔，涉及的人与事也更多。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传记观念的转变、传记出版越来越注重市场和读者的需要，“丁玲传”又相继出现了涂绍钧的《图本丁玲传》式的“画传类”和以朱丹红《颠沛时光浮生梦：丁玲》为代表的“故事传奇类”。《图本丁玲传》除了注重“回归日常”“史家笔法”之外，“图文互动”“优美可读”温儒敏：《图本中国现当代作家传·总序》，涂绍钧：《图本丁玲传》，长春出版社，2012年，第1～3页。同样也是其主要特色。图文并茂、直观可读既突破了以往作家传记的惯常写作形式，又生动呈现了读图时代传记写作与市场、读者博弈的结果，其学术性与可读性并重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为作家传记写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朱丹红的《颠沛时光浮生夢：丁玲》作为“倾城才女系列”之一偏重传记的故事性，在具体叙述时运用了类似小说的笔法，融入了许多自己的想象、感受和虚构成分，有明显将丁玲当作小说主人公进行描述的痕迹。无论是阅读传记的文字，还是从封底勒口看到作者同时还推出三毛、陆小曼、张爱玲、萧红、林徽因共六本传记，我们都可以得出其因片面追求传记的数量，传记价值质量不高、有明显的商品消费意识的结论。 三
通过对“丁玲传”写作阶段、类型划分的描述，可以观察到现有“丁玲传”已取得的成绩。应当说，经历多年的实践之后，“丁玲传”已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不同写作阶段分别诞生了各自的优秀之作。以周良沛的《丁玲传》、丁言昭的《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秦林芳的《丁玲评传》、李向东和王增如的《丁玲传》为代表的“丁玲传”，不仅在整体上基本实现了“一本完整的作家传记”应当包括的三个方面，即“首先，作品应当得到正面的、历史评价和美学评价相统一的评述”；“其次，对传主人生道路的叙写，并通过这种叙写揭示传主艺术个性的形成、创作心理的演变”；“其三，通过对传主生活和文学活动的描写，展示具体历史时期文坛的某些侧面。”董炳月：《从几部现代作家传记谈“作家传记”观念》，《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而且，还通过自己多年的努力以及具体写作形式的精心设计，既揭示了丁玲性格、际遇与创作、命运之间的紧密关系，全面展示了丁玲的创作成就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又尽力客观、详细地解释了丁玲一生若干难以解答的“关节点”，如丁玲复杂的情感经历，丁玲与沈从文、丁玲与周扬之间的恩恩怨怨以及“一本书主义”等等，从而凸显了自己所著之“丁玲传”的独特个性与艺术价值。丁言昭的《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之所以在1998年初版后获得陈明和黎辛的高度肯定，2009年再版时未作任何改动，丁言昭：《〈丁玲传〉再版时所想……》，《丁玲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0～281页。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结构设计取得的成绩不可分割，“说到底，文学作品就是写人，丁玲一生所遇到的事，哪一件离得开人的因素？何不用糖葫芦的结构，将丁玲周围最有影响的人聚集在一起，像追光一样，照射在占据舞台中心的丁玲身上，显示她的不同侧面。”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01頁。秦林芳的《丁玲评传》在具体写作中，始终强调贯彻著者本人的“四个基本构想”：“一是‘确立主脑’。即从主体意识倾向和文本意义形态层面来探索和显示丁玲的文学史价值。……二是‘平正立论’。……追求的是一种忠实的‘主观性’，亦即忠实于史实，也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尽量做到平正立论、论从史出。……三是‘重视文本’。这里所说的‘文本’既包括其公开发表的作品（可称之“文学文本”），也包括当时没有公开刊布的一些私人化的文本（如日记、信件）以及检讨文字和他人对传主的访谈记录等等（可称之“其他文本”）。……四是‘甄别史料’。……一方面，对那些与本著所立主脑紧密相关的资料，如系有争议的孤证，一概不予采信；如对于同一事实有不同说法，而又无足够依据作出取舍时，一般同时列出以备考。另一方面，对那些与本著所立主脑无甚关涉的资料，……即使真实，也一概不予采用。”秦林芳：《丁玲评传·后记》，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38～541页。而像李向东、王增如的《丁玲传》则强调“平实”“还原”以及“辨析”的原则，即“尽量把这本书写得平实，着力把人物、人物关系放在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环境中去解读辨析，对丁玲如此，对丁玲不喜欢的人亦如此，力求从一个新的视角去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于丁玲和周扬、沈从文的交往和后来的矛盾关系，以及以往的研究者（包括著者本人）“多从个人恩怨角度评述丁玲与他们的纠结，所不同的只是站在哪一边”，此次传记书写“把诸如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态度、丁玲在《也频与革命》中对沈从文的火气等导致双方‘决裂’的重要事件，放在特定的时间段和历史背景、特定的人物处境及心态之中，设身处地，探究其思想脉络和行为逻辑，由此寻求较为合理的解释。”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后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775～776页。
当然，在肯定“丁玲传”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其存在的问题。或是出于对特定时代人与事的避讳，或是由于材料掌握的不足，部分的“丁玲传”在书写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丁玲生活经历时，有明显的叙述不够充分的现象。这种在20世纪80年代“丁玲传”中表现得较为明显的倾向，反映了任何一种传记书写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在未占有详尽资料的前提下，作家传记书写难免会留有缺憾的现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丁玲传”在客观上越来越呈现出受到出版和市场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丁玲传”的问题主要呈现为以下两个主要方面：其一，“丁玲传”的出版定位会影响传记本身的内容含量以及品位价值。“作家故事文库”“名家简传系列”“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等，大多是从读者消费与接受的角度上设计传记本身的容量与规模，因而多偏重于讲述传主的生平故事。这样的传记，对于介绍、普及作家的生平，自是没有太多问题，但作为完整和研究意义上的“作家传记”，显然有很大程度的不足。上述现象继续发展，则是消费式传记的出现。这种传记充分展现了消费时代作家写作的特点：主要以盈利为目的，一般多讲究装帧设计，利用读者热情、捕捉消费心理，有明显的畅销书意识，没有太多的阅读与参考的价值。其二，作家传记观念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改变。传统传记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之后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转变：或是由作家生平与创作并重转化为对其情感历程的突出强调；或是“深受浪漫主义态度和做派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浪漫传奇的叙事作派，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情主义的论事态度”；解志熙：《与革命相向而行——〈丁玲传〉及革命文艺的现代性序论》，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4页。或是受写法等因素的制约出现越来越多的难以归类的传记形态。而这些一旦和市场逻辑结合后，常常会演化为主观臆想、史实失真、情感猎奇等现象，这一点，应当是晚近时期“丁玲传”及至所有现代作家传记创作与阅读都应当警惕的问题。
四
“丁玲传”写作成绩与不足并存，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化出新的问题，不仅影响其使用价值，而且也对“丁玲传”之后的写作乃至现代作家传记本身提出新的课题。作家传记就其本质而言，是为了真实地再现作家的生活和创作道路，给读者提供相应的镜鉴作用。这一本质虽在客观上决定了真实是传记的生命，但实际上，传记书写作为一种叙述与文本，其“真实地再现”是具有相对性的。在作家传记书写时，作家的经历往往已成为历史，传记作者只能通过自己的叙述使其重新获得生命。在这一过程中，传记家会从现实的需要出发，从历史材料中选择性地观照、理解和书写历史。 作家传记的“真实性”问题决定了传记在具体书写过程中，既有历史教科书的特点，又有小说叙事的特征。作家传记需要结构，需要根据作者的理解组织、取舍材料甚至需要通过合理的想象与虚构，再现传主的一生，这都说明传记在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特性之余，需要获得自己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传记究竟应从属于历史，还是文学？还是采用文史结合说及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理解？关于“传记”属性在以往研究中形成的三种看法，有“史学说”“文学说”“边缘学科说或文史结合说”，本文主要参考了全展的《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中的相关论述，见该书第250～25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关于传记是“一种文化”这一新提法，本文主要参考了杨正润的《现代传记学》中的相关论述，见该书第5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些在以往研究中存有争议的问题，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传记本身的魅力与实践过程中的“难题”。以李向东、王增如的《丁玲传》为例，二人在《丁玲传》动笔之前，曾先后编著出版了《无奈的涅槃——丁玲最后的日子》《丁玲年谱长编》《丁陈反动集团冤案始末》《丁玲办〈中国〉》等几本书，且王增如于1982年到丁玲身边工作，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亲闻亲历了丁玲晚年一系列重要事件，对丁玲本人有很深的了解。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其迅速完成“丁玲传”提供了诸多便利。然而，正如著者所言——
原以为，有了年谱长编，写传记很容易，材料都是现成的，不过把编年体改为记叙体，把一条一条材料连缀成一个完整故事，换个写法而已。……
但很快就发现，“堆材料”的路子行不通。求全，求细，求详，其结果是主次不分，条理不清，一团乱麻，让读者堕入材料的汪洋大海，反而不得要领，不识传主真面目。必须改变路子，对丰富的材料进行分析、剪裁、取舍，梳理出传主的思想和情感脉络、思想和情感发展的历史，让传主眉目清晰。
年谱记录了丁玲的所为所言、一生的详细经历，传记要写出她的所思所想，心路历程。从写外表到写内心，从“记录”到“思索”，这是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这比“堆材料”困难得多。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后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773页。
“丁玲传”在具体写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正说明了作家传记书写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传记家既要评述作家的创作，还要写出其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既要写出其完整的生命历程，还要深入其灵魂、刻画其内心世界，除此之外，还要照顾到传记本身的艺术性，这些实际存在的问题其实对传记家的学识、才能等基本素养和综合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与“真实性”相比，优秀的作家传记同样应当追求自身的文学性。“追求文学性实质是传记作者‘体裁’意识自觉的一种表现”，董炳月：《从几部现代作家传记谈“作家傳记”观念》，《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文学性可以提高传记的艺术品位、增强传记的可读性，进而展现传记家的主体意识和创作意识。但无论怎样，作家传记文学性的追求只是增加传记艺术魅力的手段及方式，不宜作为作家传记写作的唯一标志。文学史家唐弢在强调传记写作时所言的“传记自然应以真实为主，但文学传记也要讲点文学性。所谓文学性，我的理解是要求文笔活些，生动些，不枯燥。但不能虚构，不能写成传记小说。”《传记文学的科学性和文学性——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召开现代作家传记作者座谈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2期。 其实就辩证而深刻地揭示了传记文学性的必要性及应有的尺度。由此看待晚近“丁玲传”写作中已出现了“故事传奇”“传记小说”式的片面追求文学性的版本，这种消费化的倾向说明“丁玲传”在具体写作时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
就写作本身而言，每一位传记家都想写出自己心中真实的丁玲和优秀的传记，但这一理想的实现在某些情况下注定会超越作家传记本身。通过考察有代表性的“丁玲传”，人们不难发现：长期积累，与丁玲研究互动，不断发掘与丁玲有关的材料，视野开阔、注重跨版本之间的纵向比较，不仅是写出高质量“丁玲传”的重要前提，而且还是促进“丁玲传”写作进步的重要动因。周良沛的《丁玲传》之所以形式新颖、内容厚重，与其对于此前已有的几本“丁玲传”的写作加以总结、反思不无关系。周良沛：《丁玲传·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847页。李向东、王增如的《丁玲传》在以往研究和写作的基础上，可以披露很多前所未闻的新鲜史料也与此有关。至于像秦林芳的《丁玲评传》选择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一面”，进入丁玲的世界——
在我看来，丁玲的魅力不仅仅在于早期的女性化写作和四十年代后期的土改书写，不仅仅在于其思想与创作演变的“过程”，甚至也不仅仅在于其创作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所达到的高度，而更在于其创作在“文学”与“政治”这个张力场中所表现出的具有典型性的复杂的意义形态——这是以往的研究没有给予应有关注的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丁玲就成了一个极具典型价值的“标本”，其思想和文学道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也就具有了较为普遍的意义。这是丁玲最为重要的文学史价值之所在。秦林芳：《丁玲评传·后记》，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36～538页。
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则充分说明关注丁玲研究动态、从研究进入“丁玲传”写作的重要性。这样的写作既在客观上提升了“丁玲传”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史价值，同时也为以后“丁玲传”书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结合已有“丁玲传”提供的经验，我们可以引申出现代作家传记写作过程中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客观、真实、生动、有效地写出传主的问题。现代作家由于所处的时代，往往更容易和社会、文化、政治、立场等话题缠绕在一起，而作为作家应有的气质和个性，又常常使其拥有斑斓的人生。这一客观存在的前提不仅需要作传者对传主的生平道路、创作经历有着全面、深入的了解，而且还需要作传者对其所处的时代特别是时代与作家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知。关于丁玲走向革命与向往自由，追随主流政治与尊重自我形成的“矛盾”，前文所引的秦林芳《丁玲评传》中的文字已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就作家个体而言，丁玲是如何应对这一矛盾的呢？为了摆脱屈辱的历史，丁玲奔赴延安、渴望成为一名纯粹的革命战士；为了彻底改变诸如《三八节有感》与《讲话》之间的不和谐、不一致，丁玲创作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直至晚年，丁玲仍无法释怀沈从文《记丁玲》中的文字、也无法忘记与周扬之间的恩怨；而当平反、恢复名誉之后，丁玲的一句“有了这样的结论，我可以死了”又包含了多少耐人寻味的东西。应当说，不断改变自我、洗刷过去是丁玲一生的追求，也是其在人生和创作道路上不断发生转折的根本原因。不触及到这条关乎传主内在灵魂及外部时代的主线，是无法写出一个真实、生动、坚强而又不断陷入时代漩涡中的丁玲的，但实现这样的要求又必然要不为尊者讳。由此联系“丁玲传”的写作史，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部传记已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显然与此不无关系。这一同样符合诸多现代作家传记的写作逻辑，既表明秉持正确传记观及其抵达的历史高度具有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反映出传记写作本身的时代性问题，而如何解决这个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课题，自然关系到传记本身的成败。其次，是传记家的“资格”问题。谁更适合为现代作家作传？显然是一个既关系到传记质量同时也关系到读者阅读的课题。结合“丁玲传”的实践，我们不难看出：那些与传主有过交往经历的如王增如，或是传主的亲友如蒋祖林等，因为资料和见闻的优势可以写出许多新的内容。与之一致的，那些长期研究传主、经历多年准备才动笔的研究者和专业的传记家也能在占有材料、剪裁得当、论说透彻的前提下完成令人信服、角度独特的传记。传记家是传记的书写者，他们的学养、素养、见识和能力可以保证传记的质量，由此可以引申出的是优秀的传记不仅要有“真实性”、以人为本的品格，还要有品位、文学审美属性等特质。第三，警惕过度书写、避免某种写作的“暴力”。联系近年来现代作家传记的发展现状，消费性传记的过度生产确实为传记写作和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现代作家传记成为消费的对象，与其在读者印象中的可消费性有关，同时也与其自身的身份、权利有关。张爱玲、萧红、林徽因、三毛以及丁玲等被频繁作传，具有传奇经历的女作家成为市场青睐的对象隐含着某种“写作的逻辑”。一方面，是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已确立经典地位的现代作家不宜进行消费书写；另一方面，是上述女作家被频繁立传，形成传记的写作暴力，现代作家传记生产过程中的运行机制和具体书写过程中的道德伦理等理当成为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总之，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考察，我们不仅看到“丁玲传”几个重要发展阶段、类别及成因，作为作家传记之一种，既具有一般人物传记的生产意义和阅读价值，如“人性的纪念”“人生的示范”“认知的快乐”关于一般人物传记的生产意义和阅读价值，本文主要参考了杨正润的《现代传记学》“第四章 传记的功能”中的相关论述，见该书第191～2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又具有作家传记应有的研究和参考价值。鉴于丁玲自身的复杂性、典型性以及传奇性，丁玲研究仍不断深入地发展，“丁玲传”作为一个独特的写作与出版现象，还将持续进行下去。这个堪称“丁玲传”经典化的过程，不仅关乎传记家的身份、传记写作伦理的自律和读者阅读水平的提升，还涉及出版、市场乃至传记理论研究等多重因素的良性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只是一个回顾历史、正视现实后的起点，而对于“丁玲传”的深入研究和面向“丁玲传”的未来，我们所做的仅是一次简单的开始。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
关键词 丁玲传 阶段 现状 现代作家传记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10-0069-09
正如丁言昭在其所著的《丁玲传》开篇处写到的：“你不是一个单纯的女作家，是中国特有的，与政治紧密结合的革命作家。你波澜壮阔的一生，真实地折射出中国的社会与历史。”①在现代中国作家中，很少有人像丁玲的经历那样曲折、坎坷，具有丰厚的历史感及相应的可叙性。丁玲的一生，曾被喻为“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迷人的书。”②这部“迷人的书”，在20世纪30年代，就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传记出版的热点，从而开启了“丁玲传”的写作起点。时至今日，“丁玲传”在经历80余载的创作实践后，已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一个独立的现象。其出现时间早、持续时间长、数量多、种类全等特点，既展现了不同身份的写作者对于丁玲一生的理解与评价，又为现代作家传记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个案。
一
丁玲，1904年10月生于湖南常德。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28年因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发表，“震惊了一代文艺界”。③1931年胡也频遇难后，丁玲的遭遇成为多家报章频繁报道的对象。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捕，震动了整个文化界。此后，丁玲在南京被幽囚三年，直至1936年10月奔赴陕北，成为“新中国的女战士”。与众多现代作家不同的是，丁玲在而立之年就有数种传记出版，这本身就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丁玲在20世纪30年代的传奇经历既使其成为传记写作追逐的对象，同时，也直接开启了“丁玲传”写作的第一个历史阶段。1933年7月，北平立达书局出版了张惟夫著的《关于丁玲女士》，可作为第一本“丁玲传”。④之后，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于1934年9月以《记丁玲》为书名，出版了沈从文此前分21节连载于《国闻周报》的长篇传记《记丁玲女士》。沈从文的《记丁玲女士》，最初分21节连载于1933年7月24日至12月18日《国闻周报》第10卷第29期至第50期，前6期署名“从文”，自34期署名改为“沈从文”。连载时文字已被大量删削。见《沈从文全集》“第13卷·传记”，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9页，即《记丁玲》文前的“内容介绍”。不过，由于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的禁止，《记丁玲》实际上只印行了《记丁玲女士》全文的前半部分即1至10节的内容，后半部分的5万多字未被刊行。除上述两本较早出版的“丁玲传”外，20世纪30年代刊行的“丁玲传”还有张白云编著的《丁玲评传》（上海春光书店，1934年版）、美国记者里夫（Earl H.Leaf）著的《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叶舟译，上海光明书局，1937年版）、陈彬荫编的《民族女战士丁玲传》（战时读物编译社，1938年版）、俞士连编著的《最近的丁玲》（长虹书局，1938年版）、天行编的《丁玲在西北》（华中图书公司，1938年印行）、美国记者荫森（L.Insun）著的《丁玲在西北》（清华译，广州新闻研究社，1938年版）、“每日译报社”编辑部编辑发行的《女战士丁玲》（1838年版）以及沈从文的《记丁玲 续集》沈从文的《记丁玲 续集》，主要刊载沈从文《记丁玲女士》的后半部分，即11至21节的内容。与《记丁玲》一样，《记丁玲 续集》在出版时与连载的《记丁玲女士》文字相比，许多文字也被删去。见《沈從文全集》“第13卷·传记”，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即《记丁玲 续集》文前的“内容介绍”。（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39年版）等。除上述“丁玲传”外，笔者在朱旭晨的《秋水斜阳芳菲度——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研究》一书中，还看到了有署名“晶莹”编译的《中国的女战士——丁玲》（1938年），见该书第1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还有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后附“（一）丁玲研究专著目录索引”之“港台·海外目录索引”中列举的“附录2：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包括年谱等）主要作品目录”中的《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英文版）》（上海光明书局，1937年11月出版）、《丁玲在西北（英文版）》（广州新闻研究社，1938年5月出版），两者与同期出版的中译本内容相同。
第一阶段的“丁玲传”，就出版的实际情况来看，具有明显的现代作家传记初期特征：或是集作家小传、他人评论、作家印象及其新近动态于一体，或是以生动的笔法写出曾经生活于传记作者身边的作家形象。张惟夫的《关于丁玲女士》、张白云的《丁玲评传》明显具有上述前一种类型的“丁玲传”的特点，其书中既有传记作者所写的“丁玲传”，也收有或是传记作者本人，或是由茅盾、钱谦吾等人写作的关于丁玲作品的评论文章，再者是收有赵景深等所写的印象记，此外，就是以“附录”的形式附有丁玲的文章。而像沈从文的《记丁玲》《记丁玲 续集》则属于后一种类型。由于传记写作者的身份、立场以及和传主之间密切的朋友关系，沈从文的“丁玲传”被其自称为“类似于小说体的传记”。⑤李辉：《沈从文与丁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6、117页。对比当时其他的作家传记，沈从文曾忧虑：“然此种写作方法，究属试作，处置题材文字时，虽十分谨慎细心，惟其得失，一己乃毫无把握……”⑤不过，就作家传记本身的写作情况来看，沈从文的“丁玲传”由于写作者本人作家兼朋友的身份，反倒比同时期其他的“丁玲传”更加生动、形象，史料详实、“多可征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作家传记写作应有之义。除上述内容之外，第一阶段的“丁玲传”还带有及时追逐热点作家生活、不及详查实际情况、强调传主身份转变、建立传主与时代紧密联系等特点。俞士连编著的《最近的丁玲》与天行编的《丁玲在西北》内容相差无几；美国记者里夫的《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与“每日译报社”编辑的《女战士丁玲》均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两者上篇部分内容均为里夫在延安访问丁玲后的记述，只是译者不同，下篇内容因时间有明显的不同，但两者均强调了丁玲今日的战士身份，歌颂了中国女性的英雄主义主题——皆可作为种种侧证。在女作家身份之外，突出了丁玲革命者、战士的身份，反映了不同语境、不同著者对于传主的不同理解，“丁玲传”也因此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经历人生短暂的上升期后，再次跌入低谷。继1955年被错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1957年被错定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后，丁玲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取消干部级别。1958年，丁玲被下放北大荒，后历经22年的苦难，于1979年返京、重回文坛。丁玲的回归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丁玲传”也随即进入了第二个历史阶段。
第二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的“丁玲传”，主要有周芬娜的《丁玲与中共文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王中忱和尚侠的《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丁玲的《我的生平与创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王淑秧的《展翅高飞的鸟——丁玲的青年时代》（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丁玲的《魍魉世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丁玲的《风雪人间》（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宗诚的《风雨人生：丁玲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孙伟和彭其芳的《丁玲在故乡》（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宋建元的《丁玲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郑笑枫的《丁玲在北大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0世纪80年代“丁玲传”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与丁玲重回人们的视野有关，也与丁玲在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上产生的影响有关。当然，作为传记写作的准备工作，丁玲生平资料在搜集与整理方面上的完备也是“丁玲传”的写作重要的前提条件。以宗诚的《风雨人生：丁玲传》为例，在编选完《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之后，著者又成为丁玲所主持的《中国》文学杂志的一名工作人员，对丁玲“有了更多的了解”，是以，当其传记出版时，人们不仅在字里行间读到作者饱含的激情和“尽力点染的一些文学色彩”，而且，还可以在著者详细占有材料、用心书写的前提下看到“真实反映作家意识深层的动机和激情”和“描画出一个真正的人的形象和心灵。”宗诚：《〈风雨人生：丁玲传〉·后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332～334页。结合80年代“丁玲传”的成书情况，可以看出第二阶段的“丁玲传”写作已“具备了发展期的重要特征”，既有宗诚《风雨人生：丁玲传》式的在写法上力求深入探索传主内心世界的“丁玲传”，又有形式上的如《丁玲的青年时代》式的选取某一成长经历的“阶段性传记”，以及如《丁玲在故乡》《丁玲在北大荒》式的区域性、局部性与时间性结合的传记，还有评述性传记和专题性传记如《丁玲评传》和《丁玲与中共文学》等。
20世纪90年代是“丁玲传”的第三个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丁玲传”主要有李辉的《沈从文与丁玲》（台湾业强出版社，1992年版）、李辉的《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沈从文的《记丁玲》（岳麓书社，1992年版）、周良沛的《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罗光达与蒋祖林编的《丁玲》（辽宁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系相册集）、王一心的《丁玲外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新禾等所著的《丁玲的故事》（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宗诚的《风雨人生：丁玲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2版）、丁言昭的《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王周生的《丁玲：飞蛾扑火》（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王一心的《丁玲》（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宗诚的《丁玲》（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王增如、李燕平编的《丁玲自叙》（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和许扬清、宗诚编的《丁玲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其主要特征是：第一，随着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反思历史成为学术研究、文学史写作的主要思路，这样的思路在推动传记整体写作的同时，自然也影响到了“丁玲传”的书写。丁玲与他者的是非恩怨、丁玲在20世纪50年代被错定的经过等均在传记的具体书写中得到较为详细的描述。第二，受此前“丁玲传”的影响，同时又反映作家传记写作的整体性进步，90年代的“丁玲传”讲究在写法上的突破，如周良沛在其《丁玲传》中就采用“辩诬书”和“安魂曲”两个块面去讲述丁玲的一生；丁言昭的《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采用了“糖葫芦的结构”，等等。第三，“丁玲传”在传记出版方面呈现出一种“自觉”：许多“丁玲传”是传记系列丛书的一部分，如周良沛的《丁玲传》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之一；丁言昭的《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世纪回眸·人物系列”之一；宗诚的《丁玲》是中国华侨出版社的“名家简传书系”之一；《丁玲自传》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名人自传丛书”之一……多种传记丛书将“丁玲传”列为其中之一，既反映了丁玲的文学史地位，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丁玲本人是一本“迷人的书”，是时代风云中的“典型人物”，可作为作家传记写作的重要个案。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12卷《丁玲全集》的出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两种《丁玲年谱》的出现以及丁玲研究的不断深入，“丁玲传”书写进入繁荣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丁玲传”主要有丁言昭编选的《别了，莎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杨桂欣的《丁玲评传》（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和2001年第2版）、蒋祖林和李灵源编的《丁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赵国春的《一个女作家的遭遇：丁玲在北大荒》（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张卫的《飞蛾扑火：丁玲》（华艺出版社，2002年版）、邢小群的《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王增如的《无奈的涅槃：丁玲最后的日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蒋祖林和李灵源的《我的母亲丁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杨桂欣的《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陈明的《我说丁玲》（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李辉的《沈从文与丁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沈从文的《记丁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秦林芳的《丁玲的最后3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石潇纯的《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杨桂欣的《丁玲与周扬的恩恩怨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杨桂欣的《情爱丁玲：惊世女子骇俗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秦林芳的《丁玲的最后三十七年——总有禅机参不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2版）、秦林芳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丁玲的最后生涯（1949—1986）》（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郑笑枫的《丁玲在北大荒》（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涂绍钧的《纤笔一枝谁与似——丁玲》（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陈明的《我与丁玲五十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王增如的《丁玲办〈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蒋祖林和李灵源的《我的母亲丁玲》（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版）、涂绍钧的《图本丁玲传》（长春出版社，2012年版）、潘剑冰的《豪客丁玲》（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赵国春的《风雪人间北大荒：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张卫的《飞蛾扑火——丁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秦林芳的《丁玲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王一心的《丁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涂绍钧的《丁玲的青少年时代》（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彭漱芬的《迷人之谜：丁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沈从文的《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版）、朱丹红的《颠沛时光浮生梦：丁玲》（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蔡震的《丁玲：情若初春火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蒋祖林的《往事的回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李向东和王增如的《丁玲传》（上下两卷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陈明的《我与丁玲五十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2版）、蔣祖林的《丁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沈从文的《记丁玲·记丁玲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等。这一阶段的“丁玲传”数量多、种类多；传记写作者身份多元，传记形式多样；既出现了诸如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下）》式的上乘之作，也出现带有消费意识、盈利目的的“丁玲传”；许多“丁玲传”开始再版且多不在封面上注明“再版”或“修订版”，“丁玲传”受市场、出版策划等外部因素所制约，没有更多实质的推进，“丁玲传”在整体质量上也显示出良莠不齐的倾向。 二
从1933年第一部“丁玲传”诞生到2016年初，80余年的时间里共计诞生各式“丁玲传”计约有70余部。这个数字由于“再版”等原因在具体统计时会有一定的出入。但无论怎样，20世纪30年代即有传记出版、70余部的数量已足以说明丁玲在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影响力。“丁玲传”就传主身份划分应纳入到作家传记的范畴，丁玲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也可由此得到证明。当然，就“丁玲传”写作特别是其成书后的形态而言，我们要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至少在考察现有的“丁玲传”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从形态、写作、传记家、价值、成绩与问题等方面探讨其内在的构成，而且还可以从不同作家传记比较的角度得出“丁玲传”的独特性。
事实上，结合传记文学的理论，我们不难看出本文所言的“丁玲传”只是依据“丁玲传”写作的实际情况，其彼此之间具体的界限不甚明显。“丁玲传”只探讨成书后的完成形态，且并未区分“自传”“他传”；“丁玲传”未列入“丁玲年谱”和诸如丁玲书信、日记、游记等“自传的边缘形态”，但却考察了丁玲和相关人等的回忆录，就属于依据“丁玲传”写作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选择。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自然是：这些“丁玲传”有何不同？它们频繁出场有何背景、原因？它们各自有着怎样独立的意义、价值，又存在哪些问题？
如果从广义传记概念角度考察现有的“丁玲传”，那么“丁玲传”很容易被划分为自传和他者传记两个主要类型。丁玲曾将自己两段最重要的经历写成较为详细的自述文字，即《魍魉世界》与《风雪人间》，但丁玲生前并未写有一部完整的自传。因此，丁玲的《魍魉世界》与《风雪人间》及其合集，只能算作丁玲的回忆录。而像江苏文艺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丁玲自传》也只是一个加工后的“传记”：“现在，我们在丁玲两本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的基础上，汇集她在序、跋、创作谈、日记、书信以及怀念友人的文章里谈及自己的文字，按生平年月顺序排列，连缀成章，编成这部‘准自传’式的书——《丁玲自传》”。许扬清、宗诚：《丁玲自传·后记》，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第368～369页。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王增如、李燕平编的《丁玲自叙》。王增如、李燕平编的《丁玲自叙》（团结出版社，1998年，第4页）系“世纪风铃丛书”之一。在其“序”中编者曾指出：“本丛书的编辑，基于上述种种认识，并以之为旨趣，将我国20世纪的文化艺术名人撰著、函札中的自叙传成份，采用剪辑手法，集纳成册，以供读者鉴赏。”相比较而言，由他者所著的即狭义的“丁玲传”不仅在整体上占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在具体形态划分上也十分复杂。即使仅从命名的角度考虑，现有的由他者所著的“丁玲传”也可分为传、评传、外传、画传、故事等几个基本类型。不过，若只将“丁玲传”的考察停留在上述层面显然无法凸显其独特的个性，这是因为这些“他传”的基本类型同样适用于其他人物传记的划分。值得指出的是，相比其他现代作家传记，现有的“丁玲评传”是颇有特色的一种。从30年代“丁玲评传”集生平、作品评价等于一体，到80年代之后诸如宋建元、杨桂欣、秦林芳的《丁玲评传》，“评传”意义上的“丁玲传”大都深得人物评价、作品评论之要领，实现了作家评传本身应有的要义，而不像其他一些作家传记那样在实际阅读过程中“评传”与“传”难以区分。
他者所著“丁玲传”的实际情况，决定了人们需要以多元的、有针对性的方式加以分析。为此，在综合各传记内容、写法等因素的前提下，本文在传记基本分法之外首先将“丁玲传”分为“学术研究型”“阶段与专题式”两个主要类别（30年代的“丁玲传”，由于编写上更近似于作家研究资料汇编，故在此处论析时不过多作个案加以论述），进而探讨其意义和价值。所谓“学术研究型”是指带有明显的学术研究意识，可以为丁玲研究做参考依据的“丁玲传”。上文列举的宋建元、杨桂欣、秦林芳的《丁玲评传》，以及周良沛的《丁玲传》、丁言昭的《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李向东和王增如的《丁玲传》均属于这一类型。其主要特点是：（一）著者大多出身学院，是高校的研究者，有着多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并在丁玲研究上积累了许多经验，或是本人与丁玲有着多年的交往，熟悉丁玲的生活与创作，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二）文风严谨，有引文且在页下加注释，有明显的学术研究特点；（三）生平记录与研究、评述相结合，多样化、多角度地展现了丁玲的一生，注重个人的理解且有一定深度。“阶段与专题式”主要是指或是选取丁玲生平的某个特定阶段，或某个特定的专题书写而成的“丁玲传”。其中，前者主要包括郑笑枫的《丁玲在北大荒》、王淑秧的《展翅高飞的鸟——丁玲的青年时代》、张卫的《飞蛾扑火：丁玲》、秦林芳的《丁玲的最后37年》、涂绍钧的《丁玲的青少年时代》等；后者主要包括邢小群的《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李辉的《沈从文与丁玲》、石潇纯的《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王增如的《丁玲办〈中国〉》、杨桂欣的《情爱丁玲：惊世女子骇俗恋》等。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或是选择丁玲生命历程的某个阶段，或是选择某个特定的主题进行“片段式”的书写，且两者如果从特定阶段包含的特定时间角度来看，具有相应的内在的一致性；（二）对写作者在客观上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要求，写作者往往亲历过自己所写传记包含的生活阶段，因而比一般意义上的“丁玲传”在书写同一内容时更为详细、深入，其横向拓展面更为广阔，涉及的人与事也更多。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传记观念的转变、传记出版越来越注重市场和读者的需要，“丁玲传”又相继出现了涂绍钧的《图本丁玲传》式的“画传类”和以朱丹红《颠沛时光浮生梦：丁玲》为代表的“故事传奇类”。《图本丁玲传》除了注重“回归日常”“史家笔法”之外，“图文互动”“优美可读”温儒敏：《图本中国现当代作家传·总序》，涂绍钧：《图本丁玲传》，长春出版社，2012年，第1～3页。同样也是其主要特色。图文并茂、直观可读既突破了以往作家传记的惯常写作形式，又生动呈现了读图时代传记写作与市场、读者博弈的结果，其学术性与可读性并重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为作家传记写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朱丹红的《颠沛时光浮生夢：丁玲》作为“倾城才女系列”之一偏重传记的故事性，在具体叙述时运用了类似小说的笔法，融入了许多自己的想象、感受和虚构成分，有明显将丁玲当作小说主人公进行描述的痕迹。无论是阅读传记的文字，还是从封底勒口看到作者同时还推出三毛、陆小曼、张爱玲、萧红、林徽因共六本传记，我们都可以得出其因片面追求传记的数量，传记价值质量不高、有明显的商品消费意识的结论。 三
通过对“丁玲传”写作阶段、类型划分的描述，可以观察到现有“丁玲传”已取得的成绩。应当说，经历多年的实践之后，“丁玲传”已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不同写作阶段分别诞生了各自的优秀之作。以周良沛的《丁玲传》、丁言昭的《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秦林芳的《丁玲评传》、李向东和王增如的《丁玲传》为代表的“丁玲传”，不仅在整体上基本实现了“一本完整的作家传记”应当包括的三个方面，即“首先，作品应当得到正面的、历史评价和美学评价相统一的评述”；“其次，对传主人生道路的叙写，并通过这种叙写揭示传主艺术个性的形成、创作心理的演变”；“其三，通过对传主生活和文学活动的描写，展示具体历史时期文坛的某些侧面。”董炳月：《从几部现代作家传记谈“作家传记”观念》，《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而且，还通过自己多年的努力以及具体写作形式的精心设计，既揭示了丁玲性格、际遇与创作、命运之间的紧密关系，全面展示了丁玲的创作成就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又尽力客观、详细地解释了丁玲一生若干难以解答的“关节点”，如丁玲复杂的情感经历，丁玲与沈从文、丁玲与周扬之间的恩恩怨怨以及“一本书主义”等等，从而凸显了自己所著之“丁玲传”的独特个性与艺术价值。丁言昭的《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之所以在1998年初版后获得陈明和黎辛的高度肯定，2009年再版时未作任何改动，丁言昭：《〈丁玲传〉再版时所想……》，《丁玲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0～281页。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结构设计取得的成绩不可分割，“说到底，文学作品就是写人，丁玲一生所遇到的事，哪一件离得开人的因素？何不用糖葫芦的结构，将丁玲周围最有影响的人聚集在一起，像追光一样，照射在占据舞台中心的丁玲身上，显示她的不同侧面。”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01頁。秦林芳的《丁玲评传》在具体写作中，始终强调贯彻著者本人的“四个基本构想”：“一是‘确立主脑’。即从主体意识倾向和文本意义形态层面来探索和显示丁玲的文学史价值。……二是‘平正立论’。……追求的是一种忠实的‘主观性’，亦即忠实于史实，也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尽量做到平正立论、论从史出。……三是‘重视文本’。这里所说的‘文本’既包括其公开发表的作品（可称之“文学文本”），也包括当时没有公开刊布的一些私人化的文本（如日记、信件）以及检讨文字和他人对传主的访谈记录等等（可称之“其他文本”）。……四是‘甄别史料’。……一方面，对那些与本著所立主脑紧密相关的资料，如系有争议的孤证，一概不予采信；如对于同一事实有不同说法，而又无足够依据作出取舍时，一般同时列出以备考。另一方面，对那些与本著所立主脑无甚关涉的资料，……即使真实，也一概不予采用。”秦林芳：《丁玲评传·后记》，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38～541页。而像李向东、王增如的《丁玲传》则强调“平实”“还原”以及“辨析”的原则，即“尽量把这本书写得平实，着力把人物、人物关系放在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环境中去解读辨析，对丁玲如此，对丁玲不喜欢的人亦如此，力求从一个新的视角去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于丁玲和周扬、沈从文的交往和后来的矛盾关系，以及以往的研究者（包括著者本人）“多从个人恩怨角度评述丁玲与他们的纠结，所不同的只是站在哪一边”，此次传记书写“把诸如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态度、丁玲在《也频与革命》中对沈从文的火气等导致双方‘决裂’的重要事件，放在特定的时间段和历史背景、特定的人物处境及心态之中，设身处地，探究其思想脉络和行为逻辑，由此寻求较为合理的解释。”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后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775～776页。
当然，在肯定“丁玲传”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其存在的问题。或是出于对特定时代人与事的避讳，或是由于材料掌握的不足，部分的“丁玲传”在书写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丁玲生活经历时，有明显的叙述不够充分的现象。这种在20世纪80年代“丁玲传”中表现得较为明显的倾向，反映了任何一种传记书写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在未占有详尽资料的前提下，作家传记书写难免会留有缺憾的现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丁玲传”在客观上越来越呈现出受到出版和市场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丁玲传”的问题主要呈现为以下两个主要方面：其一，“丁玲传”的出版定位会影响传记本身的内容含量以及品位价值。“作家故事文库”“名家简传系列”“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等，大多是从读者消费与接受的角度上设计传记本身的容量与规模，因而多偏重于讲述传主的生平故事。这样的传记，对于介绍、普及作家的生平，自是没有太多问题，但作为完整和研究意义上的“作家传记”，显然有很大程度的不足。上述现象继续发展，则是消费式传记的出现。这种传记充分展现了消费时代作家写作的特点：主要以盈利为目的，一般多讲究装帧设计，利用读者热情、捕捉消费心理，有明显的畅销书意识，没有太多的阅读与参考的价值。其二，作家传记观念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改变。传统传记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之后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转变：或是由作家生平与创作并重转化为对其情感历程的突出强调；或是“深受浪漫主义态度和做派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浪漫传奇的叙事作派，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情主义的论事态度”；解志熙：《与革命相向而行——〈丁玲传〉及革命文艺的现代性序论》，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4页。或是受写法等因素的制约出现越来越多的难以归类的传记形态。而这些一旦和市场逻辑结合后，常常会演化为主观臆想、史实失真、情感猎奇等现象，这一点，应当是晚近时期“丁玲传”及至所有现代作家传记创作与阅读都应当警惕的问题。
四
“丁玲传”写作成绩与不足并存，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化出新的问题，不仅影响其使用价值，而且也对“丁玲传”之后的写作乃至现代作家传记本身提出新的课题。作家传记就其本质而言，是为了真实地再现作家的生活和创作道路，给读者提供相应的镜鉴作用。这一本质虽在客观上决定了真实是传记的生命，但实际上，传记书写作为一种叙述与文本，其“真实地再现”是具有相对性的。在作家传记书写时，作家的经历往往已成为历史，传记作者只能通过自己的叙述使其重新获得生命。在这一过程中，传记家会从现实的需要出发，从历史材料中选择性地观照、理解和书写历史。 作家传记的“真实性”问题决定了传记在具体书写过程中，既有历史教科书的特点，又有小说叙事的特征。作家传记需要结构，需要根据作者的理解组织、取舍材料甚至需要通过合理的想象与虚构，再现传主的一生，这都说明传记在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特性之余，需要获得自己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传记究竟应从属于历史，还是文学？还是采用文史结合说及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理解？关于“传记”属性在以往研究中形成的三种看法，有“史学说”“文学说”“边缘学科说或文史结合说”，本文主要参考了全展的《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中的相关论述，见该书第250～25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关于传记是“一种文化”这一新提法，本文主要参考了杨正润的《现代传记学》中的相关论述，见该书第5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些在以往研究中存有争议的问题，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传记本身的魅力与实践过程中的“难题”。以李向东、王增如的《丁玲传》为例，二人在《丁玲传》动笔之前，曾先后编著出版了《无奈的涅槃——丁玲最后的日子》《丁玲年谱长编》《丁陈反动集团冤案始末》《丁玲办〈中国〉》等几本书，且王增如于1982年到丁玲身边工作，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亲闻亲历了丁玲晚年一系列重要事件，对丁玲本人有很深的了解。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其迅速完成“丁玲传”提供了诸多便利。然而，正如著者所言——
原以为，有了年谱长编，写传记很容易，材料都是现成的，不过把编年体改为记叙体，把一条一条材料连缀成一个完整故事，换个写法而已。……
但很快就发现，“堆材料”的路子行不通。求全，求细，求详，其结果是主次不分，条理不清，一团乱麻，让读者堕入材料的汪洋大海，反而不得要领，不识传主真面目。必须改变路子，对丰富的材料进行分析、剪裁、取舍，梳理出传主的思想和情感脉络、思想和情感发展的历史，让传主眉目清晰。
年谱记录了丁玲的所为所言、一生的详细经历，传记要写出她的所思所想，心路历程。从写外表到写内心，从“记录”到“思索”，这是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这比“堆材料”困难得多。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后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773页。
“丁玲传”在具体写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正说明了作家传记书写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传记家既要评述作家的创作，还要写出其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既要写出其完整的生命历程，还要深入其灵魂、刻画其内心世界，除此之外，还要照顾到传记本身的艺术性，这些实际存在的问题其实对传记家的学识、才能等基本素养和综合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与“真实性”相比，优秀的作家传记同样应当追求自身的文学性。“追求文学性实质是传记作者‘体裁’意识自觉的一种表现”，董炳月：《从几部现代作家传记谈“作家傳记”观念》，《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文学性可以提高传记的艺术品位、增强传记的可读性，进而展现传记家的主体意识和创作意识。但无论怎样，作家传记文学性的追求只是增加传记艺术魅力的手段及方式，不宜作为作家传记写作的唯一标志。文学史家唐弢在强调传记写作时所言的“传记自然应以真实为主，但文学传记也要讲点文学性。所谓文学性，我的理解是要求文笔活些，生动些，不枯燥。但不能虚构，不能写成传记小说。”《传记文学的科学性和文学性——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召开现代作家传记作者座谈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2期。 其实就辩证而深刻地揭示了传记文学性的必要性及应有的尺度。由此看待晚近“丁玲传”写作中已出现了“故事传奇”“传记小说”式的片面追求文学性的版本，这种消费化的倾向说明“丁玲传”在具体写作时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
就写作本身而言，每一位传记家都想写出自己心中真实的丁玲和优秀的传记，但这一理想的实现在某些情况下注定会超越作家传记本身。通过考察有代表性的“丁玲传”，人们不难发现：长期积累，与丁玲研究互动，不断发掘与丁玲有关的材料，视野开阔、注重跨版本之间的纵向比较，不仅是写出高质量“丁玲传”的重要前提，而且还是促进“丁玲传”写作进步的重要动因。周良沛的《丁玲传》之所以形式新颖、内容厚重，与其对于此前已有的几本“丁玲传”的写作加以总结、反思不无关系。周良沛：《丁玲传·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847页。李向东、王增如的《丁玲传》在以往研究和写作的基础上，可以披露很多前所未闻的新鲜史料也与此有关。至于像秦林芳的《丁玲评传》选择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一面”，进入丁玲的世界——
在我看来，丁玲的魅力不仅仅在于早期的女性化写作和四十年代后期的土改书写，不仅仅在于其思想与创作演变的“过程”，甚至也不仅仅在于其创作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所达到的高度，而更在于其创作在“文学”与“政治”这个张力场中所表现出的具有典型性的复杂的意义形态——这是以往的研究没有给予应有关注的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丁玲就成了一个极具典型价值的“标本”，其思想和文学道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也就具有了较为普遍的意义。这是丁玲最为重要的文学史价值之所在。秦林芳：《丁玲评传·后记》，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36～538页。
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则充分说明关注丁玲研究动态、从研究进入“丁玲传”写作的重要性。这样的写作既在客观上提升了“丁玲传”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史价值，同时也为以后“丁玲传”书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结合已有“丁玲传”提供的经验，我们可以引申出现代作家传记写作过程中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客观、真实、生动、有效地写出传主的问题。现代作家由于所处的时代，往往更容易和社会、文化、政治、立场等话题缠绕在一起，而作为作家应有的气质和个性，又常常使其拥有斑斓的人生。这一客观存在的前提不仅需要作传者对传主的生平道路、创作经历有着全面、深入的了解，而且还需要作传者对其所处的时代特别是时代与作家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知。关于丁玲走向革命与向往自由，追随主流政治与尊重自我形成的“矛盾”，前文所引的秦林芳《丁玲评传》中的文字已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就作家个体而言，丁玲是如何应对这一矛盾的呢？为了摆脱屈辱的历史，丁玲奔赴延安、渴望成为一名纯粹的革命战士；为了彻底改变诸如《三八节有感》与《讲话》之间的不和谐、不一致，丁玲创作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直至晚年，丁玲仍无法释怀沈从文《记丁玲》中的文字、也无法忘记与周扬之间的恩怨；而当平反、恢复名誉之后，丁玲的一句“有了这样的结论，我可以死了”又包含了多少耐人寻味的东西。应当说，不断改变自我、洗刷过去是丁玲一生的追求，也是其在人生和创作道路上不断发生转折的根本原因。不触及到这条关乎传主内在灵魂及外部时代的主线，是无法写出一个真实、生动、坚强而又不断陷入时代漩涡中的丁玲的，但实现这样的要求又必然要不为尊者讳。由此联系“丁玲传”的写作史，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部传记已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显然与此不无关系。这一同样符合诸多现代作家传记的写作逻辑，既表明秉持正确传记观及其抵达的历史高度具有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反映出传记写作本身的时代性问题，而如何解决这个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课题，自然关系到传记本身的成败。其次，是传记家的“资格”问题。谁更适合为现代作家作传？显然是一个既关系到传记质量同时也关系到读者阅读的课题。结合“丁玲传”的实践，我们不难看出：那些与传主有过交往经历的如王增如，或是传主的亲友如蒋祖林等，因为资料和见闻的优势可以写出许多新的内容。与之一致的，那些长期研究传主、经历多年准备才动笔的研究者和专业的传记家也能在占有材料、剪裁得当、论说透彻的前提下完成令人信服、角度独特的传记。传记家是传记的书写者，他们的学养、素养、见识和能力可以保证传记的质量，由此可以引申出的是优秀的传记不仅要有“真实性”、以人为本的品格，还要有品位、文学审美属性等特质。第三，警惕过度书写、避免某种写作的“暴力”。联系近年来现代作家传记的发展现状，消费性传记的过度生产确实为传记写作和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现代作家传记成为消费的对象，与其在读者印象中的可消费性有关，同时也与其自身的身份、权利有关。张爱玲、萧红、林徽因、三毛以及丁玲等被频繁作传，具有传奇经历的女作家成为市场青睐的对象隐含着某种“写作的逻辑”。一方面，是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已确立经典地位的现代作家不宜进行消费书写；另一方面，是上述女作家被频繁立传，形成传记的写作暴力，现代作家传记生产过程中的运行机制和具体书写过程中的道德伦理等理当成为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总之，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考察，我们不仅看到“丁玲传”几个重要发展阶段、类别及成因，作为作家传记之一种，既具有一般人物传记的生产意义和阅读价值，如“人性的纪念”“人生的示范”“认知的快乐”关于一般人物传记的生产意义和阅读价值，本文主要参考了杨正润的《现代传记学》“第四章 传记的功能”中的相关论述，见该书第191～2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又具有作家传记应有的研究和参考价值。鉴于丁玲自身的复杂性、典型性以及传奇性，丁玲研究仍不断深入地发展，“丁玲传”作为一个独特的写作与出版现象，还将持续进行下去。这个堪称“丁玲传”经典化的过程，不仅关乎传记家的身份、传记写作伦理的自律和读者阅读水平的提升，还涉及出版、市场乃至传记理论研究等多重因素的良性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只是一个回顾历史、正视现实后的起点，而对于“丁玲传”的深入研究和面向“丁玲传”的未来，我们所做的仅是一次简单的开始。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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