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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下午，经过两轮投票，民主党选举出新代表野田佳彦。这是两年内民主党选出的第三位党代表。因为民主党在众院居多数，因此党代表将在国会被推举为首相。
本来，第一轮投票时海江田万里曾居首位，野田居第二位，但在第二轮投票时，野田却获得215票，海江田万里仅获得177票。这是因为野田吸收了党内反小泽一郎阵营的支持。此外，从亲和力、口才来看，野田稍优于海江田。
野田佳彦的主要政策有哪些特点？首先他主张“复兴增税”，其次赞成对两年前民主党政策公约的修改，此外，对加入TPP（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问题，他则表示慎重。在党内人事问题上，野田反对解除对小泽一郎的处分。与在野党关系上，野田主张对话、合作。同时，他还主张采取果断措施克服日元升值。
不过，新首相将面临如山的难题。上述第一、第二两个问题，都是新首相的棘手问题。增税必将遭到党内外反对，恶化政权的存在基础。修改政权公约，不但将会遭到党内强烈反对，还将让选民认为民主党背叛了他们。此外，假如坚持对小泽一郎的处分，必然增加党内分裂。至于如何实行举党体制，这对野田佳彦也是一个考验。
8月29日民主党代表的选举，缺乏激动、感动，更缺乏生气、活力，选举有点像“矮子里拔大个儿”。今日的日本，不但不会出现吉田茂、田中角荣，也不会出现中曾根康弘那样的大政治家。对这位新首相，其前路并不被看好。笔者并非低估野田的个人能力，而是因为日本目前所处的这个时代，无法产生拥有坚定政治信念、顽强意志以及实行能力的政治家。
其实，从历史大环境看，理由十分明显。历史如从周期来看，可分“治世-末世-乱世”。以此区分，上述三名大政治家都是在日本“治世”出现的。而今天，日本历史正处于“末世”。末世政治的特点是，治世时代的制度已经陈旧，但社会财富存量仍在，治世制度下成长的人，仍然坚信自己的制度将会保护自己的生活秩序，不愿锐意改革。所以社会显得暮气沉沉。
我们看到，战后日本从“乱世”迅速走向“治世”，其中存在外部与内部两个原因。从外部来看，盟国对战后全球自由贸易制度的设计保障了日本可通过贸易手段获得资源、进行工业加工出口。同时全球出现技术革新浪潮，战后复兴日本赶上了这个浪潮。再从内部看，战后日本国民对战争的厌恶，也造成人们向往一种全新的民主制度。如此，整个日本从“大乱”迅速走向“大治”。可以说，上述战后日本的大政治家，都是战后世界潮流以及日本国内政治改革的结果。
但是，今天日本的问题，恰好是战后“治世”时代造成的制度仍在，而人事皆非。今天日本的制度，是以经济高速增长为前提制定的，但日本已陷入长達20年的停滞，高速增长时代的制度却仍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今天，只要离开东京到日本其他地方转转就可发现，电车、公交车和商店超市中，到处都是老人，他们步履蹒跚、老态龙钟，“高龄少子化”现实触目惊心。这些老者曾是日本辉煌的创造者，但今天，这个制度对照顾他们却日益感到无能为力。现在日本政府举债度日，债务总额平均到每个国民身上，每人要负担800余万日元。日益增加的社会福利支出，正在侵蚀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压抑年轻一代的劳动愿望。那些老人，不希望自己的生活环境发生大的变化。而年轻“富二代”、“富三代”，则缺乏变革的活力与勇气。
对于新首相来说，既面临政权公约是否修改的课题，也面临一系列外交日程。野田佳彦面对的时机不佳，他可能面临新的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如果运气好，可能干两年，到本届国会任期结束顺利，但是也很难说，这就是日本政治。
本来，第一轮投票时海江田万里曾居首位，野田居第二位，但在第二轮投票时，野田却获得215票，海江田万里仅获得177票。这是因为野田吸收了党内反小泽一郎阵营的支持。此外，从亲和力、口才来看，野田稍优于海江田。
野田佳彦的主要政策有哪些特点？首先他主张“复兴增税”，其次赞成对两年前民主党政策公约的修改，此外，对加入TPP（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问题，他则表示慎重。在党内人事问题上，野田反对解除对小泽一郎的处分。与在野党关系上，野田主张对话、合作。同时，他还主张采取果断措施克服日元升值。
不过，新首相将面临如山的难题。上述第一、第二两个问题，都是新首相的棘手问题。增税必将遭到党内外反对，恶化政权的存在基础。修改政权公约，不但将会遭到党内强烈反对，还将让选民认为民主党背叛了他们。此外，假如坚持对小泽一郎的处分，必然增加党内分裂。至于如何实行举党体制，这对野田佳彦也是一个考验。
8月29日民主党代表的选举，缺乏激动、感动，更缺乏生气、活力，选举有点像“矮子里拔大个儿”。今日的日本，不但不会出现吉田茂、田中角荣，也不会出现中曾根康弘那样的大政治家。对这位新首相，其前路并不被看好。笔者并非低估野田的个人能力，而是因为日本目前所处的这个时代，无法产生拥有坚定政治信念、顽强意志以及实行能力的政治家。
其实，从历史大环境看，理由十分明显。历史如从周期来看，可分“治世-末世-乱世”。以此区分，上述三名大政治家都是在日本“治世”出现的。而今天，日本历史正处于“末世”。末世政治的特点是，治世时代的制度已经陈旧，但社会财富存量仍在，治世制度下成长的人，仍然坚信自己的制度将会保护自己的生活秩序，不愿锐意改革。所以社会显得暮气沉沉。
我们看到，战后日本从“乱世”迅速走向“治世”，其中存在外部与内部两个原因。从外部来看，盟国对战后全球自由贸易制度的设计保障了日本可通过贸易手段获得资源、进行工业加工出口。同时全球出现技术革新浪潮，战后复兴日本赶上了这个浪潮。再从内部看，战后日本国民对战争的厌恶，也造成人们向往一种全新的民主制度。如此，整个日本从“大乱”迅速走向“大治”。可以说，上述战后日本的大政治家，都是战后世界潮流以及日本国内政治改革的结果。
但是，今天日本的问题，恰好是战后“治世”时代造成的制度仍在，而人事皆非。今天日本的制度，是以经济高速增长为前提制定的，但日本已陷入长達20年的停滞，高速增长时代的制度却仍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今天，只要离开东京到日本其他地方转转就可发现，电车、公交车和商店超市中，到处都是老人，他们步履蹒跚、老态龙钟，“高龄少子化”现实触目惊心。这些老者曾是日本辉煌的创造者，但今天，这个制度对照顾他们却日益感到无能为力。现在日本政府举债度日，债务总额平均到每个国民身上，每人要负担800余万日元。日益增加的社会福利支出，正在侵蚀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压抑年轻一代的劳动愿望。那些老人，不希望自己的生活环境发生大的变化。而年轻“富二代”、“富三代”，则缺乏变革的活力与勇气。
对于新首相来说，既面临政权公约是否修改的课题，也面临一系列外交日程。野田佳彦面对的时机不佳，他可能面临新的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如果运气好，可能干两年，到本届国会任期结束顺利，但是也很难说，这就是日本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