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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凌晨三点。我的枕头被冷汗浸透了。那个噩梦每晚都会出现，醒来后，我全身紧张、发抖。我知道自己正安全地躺在自家床上，这是事实，我不再有生命危险，但我忍不住回忆那可怕的一幕。每当我睡着时，它都会在我脑海中重现。因此我保持警惕，留神听黑暗中的任何响动。
这是我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之一。
PTSD是种焦虑障碍，因非常紧张、可怕或痛苦的事件引发。这些事件往往通过回放和噩梦的形式重现。这种疾病以前被称作“炮弹休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目睹了难以想象的恐怖景象，他们从战壕中回来后，这种疾病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战的枪林弹雨已经过去100多年，但PTSD依然主要和战争联系在一起，患者也以男性为主。
但全球女性PTSD患者数以百万计，她们患病的原因不仅仅是在国外战场上作战，还包括像我一样的难产。不管可怕的经历如何不同，PTSD的症状往往都类似。
伦敦大学学院医院孕妇精神健康专家、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发言人奥布莱恩说：“遭受过创伤的女性可能因为之前的经历而感到害怕、无助和恐惧，承受因分娩引起的、难以抑制以及反复出现的回忆、回放和噩梦，在接触到让她们想起分娩经历的事物时感到紧张、焦虑或恐慌，并回避一切此类事物，包括谈论分娩。”
尽管产后PTSD可能导致患者身体虚弱，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精神病学学会修改对创伤性事件的描述时，该病才被正式承认。该学会最初认为PTSD是因为经历“超出人类常见经验范围的事物”，但后来又修改定义，包含一个人“目睹自身或他人面临严重的人身威胁或伤害，感到害怕、无助或恐惧”的事件。
这意味着，在此之前，分娩被认为太过平常，不会造成严重的创伤——尽管会出现改变人一生的伤害，甚至是死亡，但女性在生孩子时能够忍受。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天有803名女性死于与怀孕和分娩有关的并发症。
女性产后PTSD的病例数量，官方数据很少，而且由于对患病情况缺乏认识，因此很难说该病症到底有多普遍。一些试图量化这一问题的研究估计，4%的分娩会导致这种疾病。200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经历过“创伤性分娩”的妈妈，约1/3之后会患PTSD。該研究对“创伤性分娩”的定义包括并发症、使用辅助分娩工具或濒临死亡。
全世界每年有1.3亿婴儿出生，这意味着正在努力应对这种几乎未得到承认的疾病的女性人数惊人。
此外，产后PTSD可能不仅仅是妈妈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一些研究发现，有证据表明，爸爸们可能也会在目睹伴侣经历创伤性分娩后患上产后PTSD。
不管确切数字是多少，对那些有这种经历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可能会长期受影响。产后PTSD的症状也表现在很多方面。
“清晰的分娩画面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来自英国兰开夏郡的妈妈唐斯说。“我始终觉得自己面临威胁，我的意识变得敏感。”因为在分娩期间患上了脓毒症并害怕自己因此殒命，唐斯患上了PTSD。
在2016年生下儿子后患上PTSD的韦伯说，她出现了强迫症行为，变得非常焦虑。“我不能让孩子离开我的视线，不能让任何人碰他，”她说。“我总是觉得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所有我爱的人身上。”
并非所有经历过难产的女性都会患上产后PTSD。伦敦玛丽王后大学的福特和萨塞克斯大学的艾尔斯认为，这与女性对自身经历的感受有很大关系。
“分娩期间感到失控，或未得到妥善照料和帮助的女性患PTSD的风险更大，”这两名研究人员写道。
那些在产后患上PTSD的女性的故事，似乎反映了这一点。
斯蒂芬妮（Stephanie，为了保护当事人身份而使用的化名）说她在分娩期间没有得到妥善的照料，助产士表现得缺乏同理心和同情心。那是一次特别困难的生产，在儿子出生的过程中工作人员按着她的身体。“儿子生下来后全身发紫，被带走接受抢救，我好几个小时都没有关于他的消息。”
参与“让分娩变得更美好行动”的注册临床心理学家斯万贝里说，这是她常听女性提到的一个主题。
“我们反复听到的原因，是工作人员不友善，缺乏同情心，”她说。
爱丁堡纳皮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帕特森领导的一项研究表明，尽管助产士通常都知道分娩可能会给女性带来创伤，但她们往往太过忙碌，难以为可能面临PTSD风险的妈妈提供足够的帮助和信息。
甚至早在分娩前，某些女性群体就更有可能患产后PTSD。
“对于之前遭受过创伤的女性——可能是儿童性侵受害者或之前患过PTSD、抑郁症或焦虑症的人——患PTSD的风险显著增加。她们的风险要高出五倍。”东伦敦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工作的围产期精神病医生摩尔说。
产后处理
PTSD的问题源于大脑。通常，记忆被保存在大脑的海马体中。但如果某次经历是创伤性的，大脑就会进入战斗或逃跑模式，大脑中与恐惧相关的区域——杏仁核就会打开。这会导致相关记忆留存在这个原始的大脑区域，而不是被安全地存档。
这也意味着当某件事让一个母亲想起自身的经历——比如在电视上看到分娩的画面或去医院时，相关的创伤性记忆感觉不像回忆，更像是她仍处在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进而触发惊恐或闪回等生理反应。
存档系统被破坏，意味着“你脑海中总有一种循环记忆”，摩尔解释说。
它也可能导致大脑的结构发生改变。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89名患有PTSD的现役或退役军人的大脑。他们用脑部扫描来测量大脑不同部位的体积。研究显示，受过军事训练的PTSD患者大脑中的杏仁核右半部分比同龄人大6%。杏仁核的右半部分尤其与控制恐惧和应对令人不悦的刺激关系密切。
“我们想知道杏仁核的大小是否可以被用来筛查在遭受轻度创伤性脑损伤后谁出现PTSD症状的风险最高，”加州大学圣迭戈哥分校的皮珀说。他参与领导了这项研究。
女性产后PTSD患者大脑中是否会发生类似的改变尚不得而知，但这可能提供了一种诊断方式。产后患上PTSD的女性的症状复杂多样，往往会造成诊断延误甚至诊断错误。
另一个妨碍诊断的问题是与这种疾病相关的污名。一些女性对公开谈论这件事感到不安，因为她们害怕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母亲，或让人觉得自己讨厌孩子。
斯万贝里认为，分娩创伤是一个女权主义问题。“有大量怀疑女性遭受的痛苦的研究，尤其是被边缘化的女性，女性的声音常常被压制，”她说。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人们根本不愿倾听女性的声音，也不为她们提供能为自己和家庭做出最佳决策所需要的信息。
“在女性怀孕期间，让她们了解不同分娩方式的真实信息并不可怕，这增加了她们的自主权，”摩尔接着说。“女性能够自己做决定，但在分娩这件事上，她们很少充分知晓相关的风险和所需的治疗。”
她认为，这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女性在怀孕期间往往有公主一样的待遇，但一旦孩子出生，孩子就成了中心，”她说。“人们对患有精神疾病的新手妈妈说‘你生了一个健康的宝宝，还有啥可抱怨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此时，女性鼓起勇气寻求帮助就更难了。”
据称，有围产期心理健康问题的女性中，一半人没有得到治疗。
“寻求帮助依然被视为一种耻辱，处于挣扎中的女性往往害怕自己会受到他人的评判和指责。”摩尔说。
用这种方式隐瞒自己病情，斯蒂芬妮与丈夫和大女儿的关系开始受到影响。她的PTSD症状为过度警觉，这让她永远处于精疲力尽的状态，时刻做最坏的打算。
“我知道自己不正常，但还是瞒了好几个月。”斯蒂芬妮说。“我不吃不睡。我拒绝让任何人照顾我儿子。其他孩子全靠他们的父亲，因为我一心扑在刚出生的孩子身上。”
“我和女儿的关系受到了影响，当时她只有两岁。我完全失去了以前的镇定自若、顺其自然，失去了有能力为人父母的那种自信。我推开了我的丈夫和家人。”
由萨塞克斯大学领头的一项研究，证实了产后PTSD对患者与伴侣关系的負面影响，包括性功能障碍、分歧和对分娩相关事情的指责。母子关系也受到严重影响。
几乎所有参与这项研究的女性起初都对孩子感到排斥。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但该研究推断，与分娩有关的PTSD可能对女性及其亲密关系产生“严重而持久”的影响。
对另一些人来说，受影响的是他们的事业。
“PTSD改变了我的整个生活，”曾就职于西北救护车服务的唐斯说。“我曾经有大好的前程，但我不得不辞职从事自由职业，这样才能在家工作。我妻子也不得不辞职，成为我的注册私人看护。我现在是登记在册的残疾人，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得不靠残障津贴生活。”
摩尔说，她经常遇到受创伤太严重而无法重回工作岗位的女性，包括医护人员和助产士。
韦伯就是这样一位助产士。“我辞职，是因为我不能给产妇提供她们所需的帮助，我因此无法面对自己。”她解释说。
对女性产后PTSD的治疗是可行的，问题是她们要如何才能能够获得这种治疗。治疗通常采取药物治疗或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CBT）——一种旨在改变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谈话疗法。眼动脱敏再处理（Eye movement desensitisation and reprocessing ，EMDR）也可能会被用到，这种疗法有时会用打拍子或播放音乐的方式来帮助患者的大脑记住她们生活在当下，而不是被困在闪回的那一刻。研究还表明，超觉静坐能够帮助患PTSD的退伍军人。
“分娩创伤没那么难治，但女性及其伴侣很难获得相应的帮助，”斯万贝里说。她警告称，很多女性被误诊为产后抑郁症（post-natal depression，PND）。这是另一种可能在女性分娩后出现，并损害健康的疾病，但其症状有所不同。在英国，某些地区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无法支付对产后PTSD的治疗，而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另一些国家，治疗费用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
很多人认为，解决之道在于缓解，为助产士和产科医生提供更好的培训可以首先防止女性患上PTSD。
“整个制度都是造成创伤的原因之一。”摩尔说。“女性通常由一线的医护人员照料，她们只是做自己的工作，并没有多少同情心，因为本身就疲惫不堪。”让分娩变得更美好行动侧重为专业医疗人员提供培训，以解决这一问题。一些不需要花费任何代价的小改变，比如使用友善的语言和减少专业术语，就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防止女性因为分娩出现身体和心理问题。
大部分女性都认为生孩子是一件决定性的、具有变革性的事。在适当的协助下，即便最有创伤性的分娩也可能带来好的结果。
韦伯说她的经历让她成为更温柔的家长，而斯蒂芬妮甚至决定要当助产士。
近两年过去了，我自己的生活也慢慢轻松起来。但女儿的生日来临，我既兴奋又惶恐不安，因为她的生日无疑会激起相关回忆和生理反应。她是我希望得到的最好的礼物，她的生日，也将是庆祝我们自从她到来后所取得的成就的一个机会。
除了要送她玩具小吉他，我能给她最好的礼物，或许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讲出看似寻常的分娩和当母亲背后不寻常的一面，以使分娩创伤和产后PTSD能够得到公开应对。
（摘自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编辑/诺伊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