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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一”，喜逢国庆中秋双节相会，长达八天的假期更是被戏称为“史上最长长假”。相关部门考虑到人们的出行需求，为让利于民，又推出了高速公路免费的政策。一开始，这些利好让人们欣喜，但人们还来不及享受，就被尴尬的现实冷水泼头：长假第一天，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前就堵满了无数等待免费通行的车辆；免费通行开始后，交通事故频发，大量车流又造成长时间拥堵，甚至100公里要耗掉5个小时。待人们到了景区，又面对人山人海、垃圾遍地的环境。长城之上，难寻立锥之地；在甘肃敦煌，过多的游客甚至累死了拍照留念用的骆驼。
长假与带薪假的博弈
应该看到，由于“五一长假”的取消，春节又有返家团聚的传统，“十一长假”就成了人们计划旅游远足的最佳时段，这就使人们的出行变得十分集中。面对这种情况，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恢复“五一长假”，分流出行人群；另一部分人认为，既然旅游需求是因为假期集中，那么何不釜底抽薪，一劳永逸地提倡分散的带薪休假，更大程度地在时间上分散大家的出行。
是取消长假用带薪年假取而代之，还是加强长假制度恢复“五一长假”，需要从最基本的企业成本、员工权利和社会现实角度进行综合考量，才能找出长假制度的根本症结，以及相关的逻辑后果。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长假制度是中国高速发展大背景下，企业、职工两者在“囚徒困境”下的次优选择。
目前，全国统一步调的长假制度，是通过全国经济集体强制“停摆”的手段得以实现的。即使长假中个别企业不放假，但上游行业休息了，下游行业就不得不休假；客户休息了、供应商也休假了，即使企业不放假，职工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如果把这种普遍性的“停摆”当作一个前提条件，企业在这个条件之下给员工放长假，企业的机会成本最小。在这种情况之下，企业当然会选择放假。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机会成本的最小化，是在普遍性“停摆”成为现实，在强制的、不可改变的大前提下才成立的。如果不存在这个前提，采取带薪分散假期，避免停摆，对企业而言其实更优。
实现带薪休假并非易事
但真的进入带薪休假的选项后，事情却不会那么简单。或许并不一定按照人们美好的愿望所发展，就如同在著名的博弈模型中，合作抵赖虽然能脱罪，但两个囚徒却不可能合作，只会相互揭发。
大多数人都担心，一旦取消长假，在密集的出差、无法空缺的人手、非正式化的请求下，员工无法提出休假，最终，很多人的带薪年假实际上就会被用人单位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软剥夺”。这种担心不无道理，由于历史传统、法制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组织发育水平、个人权利意识等多方面原因，长期以来，在我国企业中，员工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休假、工资、劳动防护等方面的谈判能力相对较弱，和老板协商、单纯按自己意愿安排假期也就相对困难。而且，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除了单纯的个体权利因素外，长假制度还有更深层次、更牢固的社会成因。
当下，在很多时候、很多具体的情境中，改变劳动者相对弱势的状态，并非加强劳动者权利保护这样一句话那么简单，而具有更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原因。经历了30年的经济发展，人们物质需求旺盛，物质满足在幸福感中，经济能力在个人评价上，都占据了相对重要的地位，为了取得这一切，人们就得更加努力地工作。这并不是资方肆意的剥削，而是劳动者相互竞争的结果。显然，有关劳动者权利保护的法律法规可以保护劳动者应得的权利，但却无法论证一个更愿意加班、更愿意牺牲假期的人得到升迁，以及获得工资之外各种奖金的不合理性。
带薪休假会是最佳选择么
如今，劳动者一年的“小长假”在21天左右，加上带薪年假，大约在28天左右。按现在的情况，这28天长假中，除了少数岗位外，全国大多岗位都暂时停摆。但如果有了带薪分散休假，由于企业不能停工，任何一个岗位都不能缺人，单个来看，似乎其他人可以多分担一点，但从整体来看，占工作天数10%的休假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人力资源需求，企业就需要留出额外的人手。这还不算其他人替换岗位产生的各种失误和效率损失。如是，在分散休假的情况下，企业成本变大，就会想办法“蚕食”员工的假期。另一方面，员工也会牺牲假期换取更大的潜在利益，当这种竞争氛围成为社会现实的时候，反过来又制约人、改变人。
显然，这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长假对企业和员工而言都不是最优选择，但如果选择带薪休假，最终却是没有休假！于是，在员工、企业和政府的博弈中，就只能选择这个次优的局面。当然，这也有一些额外的好处，这激发了更多的旅行需求，产生出额外的效用，也激发了旅游部门的游说动机。旅行往往不是单人项目，人们往往喜欢携家带口，或者三五好友一起出游。以最基本的三口之家出游为例，两个大人协调假期，再加上孩子，已经很难，如果家中老人仍在上班，协调成本就会更大。如果两个家庭，四五个上班族一起出游，协调统一假期的成本就让顺利出游变得几乎不可能——想想同一个城市的朋友想找个共同有时间的机会聚聚有多么困难——最终出游本身就被放弃了。所以，现行的长假制度还起到了“1 1>2”的作用——当单个人的假期在时间上重合时，协同效应带来了效用的提高，也产生出更多的消费需求——从这个意义来看，在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重要目标的今天，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也是放长假的重要目的之一。
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政府替代劳资双方统一谈判的方式，显然从个体而言效率并不算最高，但这也是一种用政府统御一切的中国模式去解决中国当下历史、经济、社会、观念的实际性问题的一个方式。
长假或将成为最佳折中之选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方式一方面通过减低成本为员工带来了更长时间的假期，但同时也造成了中国人休假之“苦”，其背后的逻辑就是：假期成本低，就注定得全国一起休假，也就注定各旅游景点人多拥挤，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经济学的规律是客观的，既然劳动者的权利意识不强，员工之间竞争激烈，中国人对物质化成功需求强烈，那么不管采用什么方式，表面看来国家规定之下的权利和利益，劳动者实际上还是不能充分得到。即使长假期间公路堵车、事故频发、人山人海、垃圾成堆等，但比起镜花水月的带薪休假，劳动者仍然有实际的福利提升。所以，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看，目前全国一盘棋、统一放长假，仍是最好的办法。事实上，尽管这些假期是国家法定的，尽管是全国通盘“停摆”，企业成本最小，但仍有很多中小企业还是没能遵守长假制度。持带薪休假观点的人，期待用取消长假的方式倒逼出带薪年假，逼出劳动者的权利。但“倒逼”二字犹如镜花水月，看似是一条通向权利之路，实际却未必可靠。
更现实的问题是带薪假期的制度保障问题。劳动者权利的提升或保障都需要具体的措施保障，如规定“职工只要提前1个月安排假期，单位必须准许”，但类似这类规定的执行最终还得依靠员工个人和企业之间的博弈。更何况，如前所述，员工之间的激烈竞争甚至已把这些谈判扼杀在萌芽阶段。所以，想营造欧美国家的休假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现实出发，长假制度将会是一种长期伴随国人的、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折中之选。
长假与带薪假的博弈
应该看到，由于“五一长假”的取消，春节又有返家团聚的传统，“十一长假”就成了人们计划旅游远足的最佳时段，这就使人们的出行变得十分集中。面对这种情况，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恢复“五一长假”，分流出行人群；另一部分人认为，既然旅游需求是因为假期集中，那么何不釜底抽薪，一劳永逸地提倡分散的带薪休假，更大程度地在时间上分散大家的出行。
是取消长假用带薪年假取而代之，还是加强长假制度恢复“五一长假”，需要从最基本的企业成本、员工权利和社会现实角度进行综合考量，才能找出长假制度的根本症结，以及相关的逻辑后果。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长假制度是中国高速发展大背景下，企业、职工两者在“囚徒困境”下的次优选择。
目前，全国统一步调的长假制度，是通过全国经济集体强制“停摆”的手段得以实现的。即使长假中个别企业不放假，但上游行业休息了，下游行业就不得不休假；客户休息了、供应商也休假了，即使企业不放假，职工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如果把这种普遍性的“停摆”当作一个前提条件，企业在这个条件之下给员工放长假，企业的机会成本最小。在这种情况之下，企业当然会选择放假。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机会成本的最小化，是在普遍性“停摆”成为现实，在强制的、不可改变的大前提下才成立的。如果不存在这个前提，采取带薪分散假期，避免停摆，对企业而言其实更优。
实现带薪休假并非易事
但真的进入带薪休假的选项后，事情却不会那么简单。或许并不一定按照人们美好的愿望所发展，就如同在著名的博弈模型中，合作抵赖虽然能脱罪，但两个囚徒却不可能合作，只会相互揭发。
大多数人都担心，一旦取消长假，在密集的出差、无法空缺的人手、非正式化的请求下，员工无法提出休假，最终，很多人的带薪年假实际上就会被用人单位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软剥夺”。这种担心不无道理，由于历史传统、法制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组织发育水平、个人权利意识等多方面原因，长期以来，在我国企业中，员工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休假、工资、劳动防护等方面的谈判能力相对较弱，和老板协商、单纯按自己意愿安排假期也就相对困难。而且，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除了单纯的个体权利因素外，长假制度还有更深层次、更牢固的社会成因。
当下，在很多时候、很多具体的情境中，改变劳动者相对弱势的状态，并非加强劳动者权利保护这样一句话那么简单，而具有更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原因。经历了30年的经济发展，人们物质需求旺盛，物质满足在幸福感中，经济能力在个人评价上，都占据了相对重要的地位，为了取得这一切，人们就得更加努力地工作。这并不是资方肆意的剥削，而是劳动者相互竞争的结果。显然，有关劳动者权利保护的法律法规可以保护劳动者应得的权利，但却无法论证一个更愿意加班、更愿意牺牲假期的人得到升迁，以及获得工资之外各种奖金的不合理性。
带薪休假会是最佳选择么
如今，劳动者一年的“小长假”在21天左右，加上带薪年假，大约在28天左右。按现在的情况，这28天长假中，除了少数岗位外，全国大多岗位都暂时停摆。但如果有了带薪分散休假，由于企业不能停工，任何一个岗位都不能缺人，单个来看，似乎其他人可以多分担一点，但从整体来看，占工作天数10%的休假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人力资源需求，企业就需要留出额外的人手。这还不算其他人替换岗位产生的各种失误和效率损失。如是，在分散休假的情况下，企业成本变大，就会想办法“蚕食”员工的假期。另一方面，员工也会牺牲假期换取更大的潜在利益，当这种竞争氛围成为社会现实的时候，反过来又制约人、改变人。
显然，这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长假对企业和员工而言都不是最优选择，但如果选择带薪休假，最终却是没有休假！于是，在员工、企业和政府的博弈中，就只能选择这个次优的局面。当然，这也有一些额外的好处，这激发了更多的旅行需求，产生出额外的效用，也激发了旅游部门的游说动机。旅行往往不是单人项目，人们往往喜欢携家带口，或者三五好友一起出游。以最基本的三口之家出游为例，两个大人协调假期，再加上孩子，已经很难，如果家中老人仍在上班，协调成本就会更大。如果两个家庭，四五个上班族一起出游，协调统一假期的成本就让顺利出游变得几乎不可能——想想同一个城市的朋友想找个共同有时间的机会聚聚有多么困难——最终出游本身就被放弃了。所以，现行的长假制度还起到了“1 1>2”的作用——当单个人的假期在时间上重合时，协同效应带来了效用的提高，也产生出更多的消费需求——从这个意义来看，在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重要目标的今天，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也是放长假的重要目的之一。
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政府替代劳资双方统一谈判的方式，显然从个体而言效率并不算最高，但这也是一种用政府统御一切的中国模式去解决中国当下历史、经济、社会、观念的实际性问题的一个方式。
长假或将成为最佳折中之选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方式一方面通过减低成本为员工带来了更长时间的假期，但同时也造成了中国人休假之“苦”，其背后的逻辑就是：假期成本低，就注定得全国一起休假，也就注定各旅游景点人多拥挤，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经济学的规律是客观的，既然劳动者的权利意识不强，员工之间竞争激烈，中国人对物质化成功需求强烈，那么不管采用什么方式，表面看来国家规定之下的权利和利益，劳动者实际上还是不能充分得到。即使长假期间公路堵车、事故频发、人山人海、垃圾成堆等，但比起镜花水月的带薪休假，劳动者仍然有实际的福利提升。所以，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看，目前全国一盘棋、统一放长假，仍是最好的办法。事实上，尽管这些假期是国家法定的，尽管是全国通盘“停摆”，企业成本最小，但仍有很多中小企业还是没能遵守长假制度。持带薪休假观点的人，期待用取消长假的方式倒逼出带薪年假，逼出劳动者的权利。但“倒逼”二字犹如镜花水月，看似是一条通向权利之路，实际却未必可靠。
更现实的问题是带薪假期的制度保障问题。劳动者权利的提升或保障都需要具体的措施保障，如规定“职工只要提前1个月安排假期，单位必须准许”，但类似这类规定的执行最终还得依靠员工个人和企业之间的博弈。更何况，如前所述，员工之间的激烈竞争甚至已把这些谈判扼杀在萌芽阶段。所以，想营造欧美国家的休假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现实出发，长假制度将会是一种长期伴随国人的、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折中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