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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在变老。这不是什么新发现，但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容颜开始变老时，才真正亲身体会到这一点。人类世界并无永生，尽管我们不愿承认。
父亲86岁，属于美国人口中增长最快的那部分群体——超老群。这个群体中约有半数的人患有痴呆症或不同程度的智力受损，尽管他们的亲属可能不知晓。那些介于75岁和84岁之间的老年人——比如我的母亲——属于老老群。而超过65岁不到75岁的，属于一般的老人，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数目也在剧增。数百万像我这样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正迅速向这个群体迈进。
每次探望过父亲，如果他还醒着，我会说：“我爱你，爸爸。”当他回答“我也爱你”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惊讶。因为父亲从前绝不会直白地对我说这句话，无论我是他12岁的小儿子还是50岁的老儿子。现在，我已年近花甲，他也即将90岁高龄，此前束缚他感情表达的严父形象等因素已随他的失忆不复存在，这时，他才能坦然表达对我和弟弟的感情。这可以说是他的渐进性的失智症带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都在变老。这不是什么新发现，但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容颜开始变老时，才真正亲身体会到这一点。人类世界并无永生，尽管我们不愿承认。
当我想到父亲的病情时，会不自觉地从医生的角度看它。这真是个难解之谜。有时，我能感觉到父亲现在的思绪和行为背后的那种混乱，能感觉到他在不时抗争，以维持与一个由梦和梦魇交织而成的世界相联系。当往日生活的碎片偶尔飘过时，他因无法理解而变得暴躁、惊恐：
这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真的是我的妻子？我明明记得弗朗西斯是个年轻、貌美，长着一头长长黑发的女人啊。这真是我的家吗？怎么找不到厨房？我记得厨房就在楼下，现在却没有梯子，我怎样下去做饭呀？这个男人说他是我的儿子，我认识他，甚至可以说喜欢他，但他那么老，怎么可能呢？也许我才是他的儿子，或者是他的兄弟？可我记得我的兄弟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呀——我记得有人告诉过我。我很害怕想到这些问题。为什么我的脸湿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脸湿了……为什么我不能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我到底怎么了？我真的老得这么快吗？我不是刚坐下来吗？我怎么就变老了呢？
当他困惑、迷失的头脑试图理解每天出现的这同一组谜题时，我只能站在遥远的彼岸旁观，哭喊。
在另外一些日子，他会对我说：“还记得我们在托马斯灯塔附近捉到的大鲈鱼吗？”于是我们快乐地回忆起那段时光：早晨4点钟就起床，开车驶过童年时那废弃的街道，经环形公路到格伦伯尼，停车在一家名叫“白咖啡壶”的小店买些培根和鸡蛋，共进早餐。然后把钓鱼工具和5马力的船舷引擎搬到租来的划艇上。划艇停靠在南河，用力把启动绳一拉，引擎就在隆隆声中转动起来，划艇就开动了。我们闻着引擎排出的浓烈烟气，平稳地驶出河口，朝闪烁着信号灯的灯塔驶去。此时，黎明才在海鸥的叫声和鱼鹰的俯冲中到来。开始钓鱼了，我们敲碎蚌壳把肉扔到船外的河水中，吸引那些被切萨皮克人叫做“石头”的条纹鲈鱼过来。接着，我们把装了饵的鱼钩抛进撒了鱼饵的河里，等待第一条鲈鱼上钩。父亲记得这一切，然后一下子又忘光了。
以前，他是我的船长；现在，我是他的。现在，他这个当医生的儿子用谈话来填补他那空洞的时间，为他准备每日服用的药丸；在他喘不过气时，为他加服一点利尿剂；在晚上则想方设法减轻他的恐惧——如果某个方法使事情变得更糟，就得立即放弃。作为儿子，虽知道这几乎无望，仍一次又一次地试图重启他的记忆，梦想有一天，父子俩可以再进行一次灯塔之旅。
每当我注视父亲，看着他那伛偻的身躯、爬满皱纹的脸、枯槁的肌肉，便感觉看到了自己。每次和父亲谈话，我总为他丢掉的浩瀚记忆而感伤，尤其是那些我们曾一起共享的记忆。这些记忆在我这里仍历历在目：我们曾经在托马斯角外海的浓雾中迷失方向，是灯塔低沉单调的嗡嗡声给我们指引着方向；我们发现游隼在柯巴诺湾盐滩上空盘旋，接着俯冲向水面的一群蓝翼水鸭，让我和父亲看得出神。可这些美好的回忆父亲都不记得了。现在，每当我记不起某个名字或忘了钥匙放在哪里，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越来越像父亲了。
记得有人这么说过，父母是堡垒，为我们抵挡迫近的死亡。只要他们还在，我们就可以幻想自己能永远活下去。人生路上他们始终伴在我们身边，不离左右。那位坚强而慈爱的男人或女人，是我们的父亲或母亲，是我们的养育者，我们的守护神，怎么可能会老、会死呢？如果他们不出事，又哪轮得到我们呢？
父亲始终不曾与我谈论过死亡，更别说是他自己的死。仿佛讨论会加快它的到来，忽略就能将其驱离。我们无法讨论他想要怎样的葬礼，希望如何处置财产。我不能问他担忧什么，或什么可以带给他慰藉。我只能猜想他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最辉煌的成就，或他内心深处的遗憾。
我们必须在危机出现以前做这样一次谈话。切莫因恐惧而缄默不语，失去更深的认识彼此的契机，从而无法了解对方与自己，无法把这关于生命的珍贵一课传递给孩子。
按理说，医生永远在面对死亡，他们所受的训练理应协助他们泰然面对死亡。可我过去念医学院时的体验并非如此，即使是今天，医生也几乎不会聊起这个话题。多数医生与一般人无异，谈论到这个话题时总是噤声不语。在自己的圈子中谈论死亡尚且使他们不安，更不用说与病人讨论这个话题了。
昨天夜里，母亲半夜起床发现父亲衣服穿到一半，在前门内缩成一团。躺在地上的父亲见到母亲时说：“我得到部队报到去，内特和萨米正等着我呢！”原来，父亲上床睡觉前，曾和母亲一起看过CNN的伊拉克战争记录长片。我赶到父母家把父亲送回床上。母亲替我冲了杯茶，问我：“他以后会怎样？”
“妈，我们必须谈谈这事了，得有个准备了。”
“你的意思是……”母亲说。
“父亲的情况不可能好转了。”
“他有时候还是好好的……”
“他不久还会跌倒，会摔断骨头，这样的时候不远了。他可能快要离开我们了。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我前脚一走出这间屋子，他后脚就……”
“茶凉了。”母亲说。
（摘自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最后，才知道该如何爱你：父亲教我的人生功课》 作者：[美]杰拉尔德•温诺克 译者：辛良生）
父亲86岁，属于美国人口中增长最快的那部分群体——超老群。这个群体中约有半数的人患有痴呆症或不同程度的智力受损，尽管他们的亲属可能不知晓。那些介于75岁和84岁之间的老年人——比如我的母亲——属于老老群。而超过65岁不到75岁的，属于一般的老人，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数目也在剧增。数百万像我这样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正迅速向这个群体迈进。
每次探望过父亲，如果他还醒着，我会说：“我爱你，爸爸。”当他回答“我也爱你”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惊讶。因为父亲从前绝不会直白地对我说这句话，无论我是他12岁的小儿子还是50岁的老儿子。现在，我已年近花甲，他也即将90岁高龄，此前束缚他感情表达的严父形象等因素已随他的失忆不复存在，这时，他才能坦然表达对我和弟弟的感情。这可以说是他的渐进性的失智症带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都在变老。这不是什么新发现，但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容颜开始变老时，才真正亲身体会到这一点。人类世界并无永生，尽管我们不愿承认。
当我想到父亲的病情时，会不自觉地从医生的角度看它。这真是个难解之谜。有时，我能感觉到父亲现在的思绪和行为背后的那种混乱，能感觉到他在不时抗争，以维持与一个由梦和梦魇交织而成的世界相联系。当往日生活的碎片偶尔飘过时，他因无法理解而变得暴躁、惊恐：
这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真的是我的妻子？我明明记得弗朗西斯是个年轻、貌美，长着一头长长黑发的女人啊。这真是我的家吗？怎么找不到厨房？我记得厨房就在楼下，现在却没有梯子，我怎样下去做饭呀？这个男人说他是我的儿子，我认识他，甚至可以说喜欢他，但他那么老，怎么可能呢？也许我才是他的儿子，或者是他的兄弟？可我记得我的兄弟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呀——我记得有人告诉过我。我很害怕想到这些问题。为什么我的脸湿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脸湿了……为什么我不能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我到底怎么了？我真的老得这么快吗？我不是刚坐下来吗？我怎么就变老了呢？
当他困惑、迷失的头脑试图理解每天出现的这同一组谜题时，我只能站在遥远的彼岸旁观，哭喊。
在另外一些日子，他会对我说：“还记得我们在托马斯灯塔附近捉到的大鲈鱼吗？”于是我们快乐地回忆起那段时光：早晨4点钟就起床，开车驶过童年时那废弃的街道，经环形公路到格伦伯尼，停车在一家名叫“白咖啡壶”的小店买些培根和鸡蛋，共进早餐。然后把钓鱼工具和5马力的船舷引擎搬到租来的划艇上。划艇停靠在南河，用力把启动绳一拉，引擎就在隆隆声中转动起来，划艇就开动了。我们闻着引擎排出的浓烈烟气，平稳地驶出河口，朝闪烁着信号灯的灯塔驶去。此时，黎明才在海鸥的叫声和鱼鹰的俯冲中到来。开始钓鱼了，我们敲碎蚌壳把肉扔到船外的河水中，吸引那些被切萨皮克人叫做“石头”的条纹鲈鱼过来。接着，我们把装了饵的鱼钩抛进撒了鱼饵的河里，等待第一条鲈鱼上钩。父亲记得这一切，然后一下子又忘光了。
以前，他是我的船长；现在，我是他的。现在，他这个当医生的儿子用谈话来填补他那空洞的时间，为他准备每日服用的药丸；在他喘不过气时，为他加服一点利尿剂；在晚上则想方设法减轻他的恐惧——如果某个方法使事情变得更糟，就得立即放弃。作为儿子，虽知道这几乎无望，仍一次又一次地试图重启他的记忆，梦想有一天，父子俩可以再进行一次灯塔之旅。
每当我注视父亲，看着他那伛偻的身躯、爬满皱纹的脸、枯槁的肌肉，便感觉看到了自己。每次和父亲谈话，我总为他丢掉的浩瀚记忆而感伤，尤其是那些我们曾一起共享的记忆。这些记忆在我这里仍历历在目：我们曾经在托马斯角外海的浓雾中迷失方向，是灯塔低沉单调的嗡嗡声给我们指引着方向；我们发现游隼在柯巴诺湾盐滩上空盘旋，接着俯冲向水面的一群蓝翼水鸭，让我和父亲看得出神。可这些美好的回忆父亲都不记得了。现在，每当我记不起某个名字或忘了钥匙放在哪里，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越来越像父亲了。
记得有人这么说过，父母是堡垒，为我们抵挡迫近的死亡。只要他们还在，我们就可以幻想自己能永远活下去。人生路上他们始终伴在我们身边，不离左右。那位坚强而慈爱的男人或女人，是我们的父亲或母亲，是我们的养育者，我们的守护神，怎么可能会老、会死呢？如果他们不出事，又哪轮得到我们呢？
父亲始终不曾与我谈论过死亡，更别说是他自己的死。仿佛讨论会加快它的到来，忽略就能将其驱离。我们无法讨论他想要怎样的葬礼，希望如何处置财产。我不能问他担忧什么，或什么可以带给他慰藉。我只能猜想他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最辉煌的成就，或他内心深处的遗憾。
我们必须在危机出现以前做这样一次谈话。切莫因恐惧而缄默不语，失去更深的认识彼此的契机，从而无法了解对方与自己，无法把这关于生命的珍贵一课传递给孩子。
按理说，医生永远在面对死亡，他们所受的训练理应协助他们泰然面对死亡。可我过去念医学院时的体验并非如此，即使是今天，医生也几乎不会聊起这个话题。多数医生与一般人无异，谈论到这个话题时总是噤声不语。在自己的圈子中谈论死亡尚且使他们不安，更不用说与病人讨论这个话题了。
昨天夜里，母亲半夜起床发现父亲衣服穿到一半，在前门内缩成一团。躺在地上的父亲见到母亲时说：“我得到部队报到去，内特和萨米正等着我呢！”原来，父亲上床睡觉前，曾和母亲一起看过CNN的伊拉克战争记录长片。我赶到父母家把父亲送回床上。母亲替我冲了杯茶，问我：“他以后会怎样？”
“妈，我们必须谈谈这事了，得有个准备了。”
“你的意思是……”母亲说。
“父亲的情况不可能好转了。”
“他有时候还是好好的……”
“他不久还会跌倒，会摔断骨头，这样的时候不远了。他可能快要离开我们了。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我前脚一走出这间屋子，他后脚就……”
“茶凉了。”母亲说。
（摘自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最后，才知道该如何爱你：父亲教我的人生功课》 作者：[美]杰拉尔德•温诺克 译者：辛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