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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农村小说的内涵十分丰富，关于该历史时期的研究至今仍然十分活跃，其叙事策略、题材划分、爱情故事等、文艺批评等的研究层出不穷。柳青的《创业史》，在整个“十七年”文学中都处于难于超越的经典地位，作者选定的特定题材和独特视角，以因其产生的激烈的文学争论延续至今，足见“十七年”文学的丰富底蕴。《中国当代农村小说研究1949—1966》一书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文革”的这十七年史料及据此创作的小说为蓝本，分析“十七年”农村小说的叙事策略，揭示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复调特性，为重新审视1949—1966这段时间的农村小说和重新认识中国当代文学史都有较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该书作者在引言部分就“十七年”间的“问题农民”的解放问题做了相关论述。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首先以农民为个体，以建国前的四部农村题材小说探讨了乡村政治及土改背景下的处境化问题。由于当时中国特殊的国情，农民之间的组织形式以参加互助组为主，因此作者以互助组农民为主题，继续探讨了革命话语下被压抑欲望的形式化问题。第三章以初级社和高级社农民为行动主体，揭露了“社”经济下集体与个人的情况。最后一章将目光投向人民公社中的农民，对解放后农村题材小说叙述的再历史化问题进行重点分析，并对人民期待的“人民性”文学发展前景做了展望。本书在对大量小说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概括性地指出了我国当代农村题材小说两大鲜明的特征，这也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研究的创新点，既有文本的细致分析，更有美学的抽象总结。具体而言，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第一，“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均表现出雅俗共赏的审美旨趣。该类农村题材小说是对“十七年”间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社会生活图景的艺术反映，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后，反映新中国成立后这段历史时期内社会变革的图景。当时的许多作家也是出身农村，有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的经验，这种极强的民间性使得作品在主题思想上呈现出与主流意识相契合的特点，作者想要传达的观点基本都是通过生动的生活图景表达，具体表现在很少使用华丽晦涩的词藻，而是多用不同人物对话的形式展现不同人物的性格。如1964年浩然创作的《艳阳天》，通过刻画“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马老四父子的乡邻关系”等日常生活场景，引起民众的共情，通过描绘“地主马小辫的阶级报复”“焦淑红的护粮行为”等阶级斗争场景呈现出更尖锐的阶级对立，强化了不同阶级立场和不同政治属性之间的连接关系，二者交叉结合，使得该作品的教化功能更加强化。
第二，“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表现出寓教于乐的美学特征。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十七年”文学作品的主题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化特征，但对它的研究延续至今，且当代读者对其兴趣不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阅读时能够“乐”在其中。作家在创作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在构建宏大叙事背景时，通常采用虚实结合的方式。即既通过再现描写真实的生活图景，又通过想象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理想环境，这不仅增强了文本的真实可感性，也给作者留下了发挥主观意识的空间，使得作品读起来不那么生硬刻板。在刻画英雄人物时，“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也经历了从“高大全”到“刚柔并济”的过程。例如《林海雪原》中的男主人公杨子荣，他固然有胆识、有勇气，但并非莽夫之勇，他伪造身份以取得座山雕的信任，在体察危险时的机敏和融入土匪时的波澜不惊都丰富了这个人物的形象。护士白茹也不再是刘胡兰式的壮烈，她美丽动人、柔情似水，给凶险的剿匪行动和冷峻的山林增添了一份温暖和柔和，但这些都并未弱化小说的教化功能。
该书向读者展现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全貌和特征，值得肯定的是，作家在作品中的塑造人物类型十分多样，既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中间人物”。正面形象多是勇敢勤劳的农民，反面形象多是奸诈狡猾的地主或好吃懒做的农民，而“中间人物”在思想倾向上则通常会呈现出一种被感化、被教育、由坏到好的转变，因此更加立体、更加鲜活、被接受程度更高，这对当代文学创作不无启发。近年来，许多作家为了表现故事的矛盾冲突，故意激化矛盾，塑造脱离现实生活的人物形象，亦或是通过堆砌辞藻，增强人物在矛盾前后的反差，这类“人工”痕迹过重的作品终是无法引起读者的共情，读来也乏味空洞。
此外，随着各学科的交流融合，对“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热潮卷土重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文学史。其中不乏一些农业方面的研究人员，通过当时小说中对农业生产的描写，了解当时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的状况，以此为鉴寻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径和方法，该书在其中具有重要意义。
（程金芝，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书名： 中国当代農村小说研究
该书作者在引言部分就“十七年”间的“问题农民”的解放问题做了相关论述。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首先以农民为个体，以建国前的四部农村题材小说探讨了乡村政治及土改背景下的处境化问题。由于当时中国特殊的国情，农民之间的组织形式以参加互助组为主，因此作者以互助组农民为主题，继续探讨了革命话语下被压抑欲望的形式化问题。第三章以初级社和高级社农民为行动主体，揭露了“社”经济下集体与个人的情况。最后一章将目光投向人民公社中的农民，对解放后农村题材小说叙述的再历史化问题进行重点分析，并对人民期待的“人民性”文学发展前景做了展望。本书在对大量小说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概括性地指出了我国当代农村题材小说两大鲜明的特征，这也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研究的创新点，既有文本的细致分析，更有美学的抽象总结。具体而言，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第一，“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均表现出雅俗共赏的审美旨趣。该类农村题材小说是对“十七年”间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社会生活图景的艺术反映，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后，反映新中国成立后这段历史时期内社会变革的图景。当时的许多作家也是出身农村，有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的经验，这种极强的民间性使得作品在主题思想上呈现出与主流意识相契合的特点，作者想要传达的观点基本都是通过生动的生活图景表达，具体表现在很少使用华丽晦涩的词藻，而是多用不同人物对话的形式展现不同人物的性格。如1964年浩然创作的《艳阳天》，通过刻画“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马老四父子的乡邻关系”等日常生活场景，引起民众的共情，通过描绘“地主马小辫的阶级报复”“焦淑红的护粮行为”等阶级斗争场景呈现出更尖锐的阶级对立，强化了不同阶级立场和不同政治属性之间的连接关系，二者交叉结合，使得该作品的教化功能更加强化。
第二，“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表现出寓教于乐的美学特征。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十七年”文学作品的主题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化特征，但对它的研究延续至今，且当代读者对其兴趣不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阅读时能够“乐”在其中。作家在创作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在构建宏大叙事背景时，通常采用虚实结合的方式。即既通过再现描写真实的生活图景，又通过想象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理想环境，这不仅增强了文本的真实可感性，也给作者留下了发挥主观意识的空间，使得作品读起来不那么生硬刻板。在刻画英雄人物时，“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也经历了从“高大全”到“刚柔并济”的过程。例如《林海雪原》中的男主人公杨子荣，他固然有胆识、有勇气，但并非莽夫之勇，他伪造身份以取得座山雕的信任，在体察危险时的机敏和融入土匪时的波澜不惊都丰富了这个人物的形象。护士白茹也不再是刘胡兰式的壮烈，她美丽动人、柔情似水，给凶险的剿匪行动和冷峻的山林增添了一份温暖和柔和，但这些都并未弱化小说的教化功能。
该书向读者展现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全貌和特征，值得肯定的是，作家在作品中的塑造人物类型十分多样，既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中间人物”。正面形象多是勇敢勤劳的农民，反面形象多是奸诈狡猾的地主或好吃懒做的农民，而“中间人物”在思想倾向上则通常会呈现出一种被感化、被教育、由坏到好的转变，因此更加立体、更加鲜活、被接受程度更高，这对当代文学创作不无启发。近年来，许多作家为了表现故事的矛盾冲突，故意激化矛盾，塑造脱离现实生活的人物形象，亦或是通过堆砌辞藻，增强人物在矛盾前后的反差，这类“人工”痕迹过重的作品终是无法引起读者的共情，读来也乏味空洞。
此外，随着各学科的交流融合，对“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热潮卷土重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文学史。其中不乏一些农业方面的研究人员，通过当时小说中对农业生产的描写，了解当时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的状况，以此为鉴寻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径和方法，该书在其中具有重要意义。
（程金芝，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书名： 中国当代農村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