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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西方学者看来，共产主义体制高度集中、过于僵化且缺乏创新，因此就改革的路径而言，以政治民主化改革为起点的苏联将完胜于不愿触动政治框架而单纯改革经济的中国。然而，中国改革的成果给西方带来了震惊。为什么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改革能够成功，而苏联改革却会失败？本文将对中国与苏联改革经验作比较研究，反思中苏改革背后的政治逻辑。
关键词 经济改革 中国 苏联 政治逻辑
作者简介：陈若梅，武汉大学学生，研究方向：中外政治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2-087-02
中国改革由于其独特的道路和良好的成绩而成为了转型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中国之谜”。大体而言，学界对 “中国之谜”的解释有四类：一是认为改革的初始条件决定了中苏不同改革命运的“起点不同论”。二是以改革路径为视角，认为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中国选择了渐进式改革而苏联选择了“大爆炸”式的休克治疗；三是从改革主体出发，分析改革过程中的官僚阻力、央地关系以及中共核心领导集团的影响；四是从其他理论视角分析改革中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对中国与苏联改革经验作比较研究，反思中苏改革背后的政治逻辑。
一、比较研究：中国经验与苏联经验
（一）初始条件
1.政治条件与社会基础：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改革都是发生在领导集团更迭、经济严重恶化的非常时期。权力交替、社会转型容易导致社会动乱。幸运的是，中国在改革之初存在一元的政治领导核心，使社会维持相对稳定状态，没有出现深刻的社会危机。相反，苏联一开始就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严重，民众对党和政府存在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加之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启了苏联彻底批判斯大林的思潮，冲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斯大林模式，使得苏联人民一时陷入精神危机。
2.经济结构：中国在改革之初是一个农业社会，大约71%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部门，存在大量闲置劳动力。苏联则是城市化和过度工业化的社会。据统计，1985年起，苏联99%的劳动力享受着“铁饭碗”。这种结构上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苏改革政策的效果。中国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处于过剩状态，改革对于广大群众来说符合帕累托改进。相反，在苏联享受着“铁饭碗”的国有部门在经济中占绝大部分。这就意味着苏联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有企业改革。但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十分困难的，它涉及无数利益关系，面临着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
（二）改革模式
1.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中国的改革，用制度经济学来解释，是增量式改革。也就是说在存量的边际上发展出新的增量，在旧制度里孕育发展出新制度，使新制度能够以边际的方式成长，最终如细胞更替般以新制度吞噬旧制度，实现对旧制度的改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改革之初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双轨制。
苏联的改革显然是“存量”式的。苏联一开始就对国有部门提出“堂吉诃德式”的直接挑战。这种激进的换血式的改革措施无疑增加了改革的阻力和风险，其结果是改革合法性的丧失。
2.利益补偿机制：改革实质上是个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每个人都希望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每个人都寻求对自己或所属集团最有利的改革方案。改革只能在承认与照顾既得利益的基础上逐步推进。但改革不可能完全符合“帕累托改进”，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人利益受损，这时候就要作出利益补偿。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注重建立利益补偿机制，使改革的利益受损者能够获得适当的补偿，确保改革符合“帕累托改进”，以最大限度地争取改革参与者的支持。
苏联有覆盖范围广泛的社会保障网络，这在改革期间反而成为了苏联的劣势。国有部门占全国总劳动力的93%，再加上6%在集体农业中的劳动力，可以说苏联99%的劳动力处于计划系统内。倘若苏联要对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作出经济补偿，其结果必定是政府严重的财政赤字，随之而来是宏观经济失稳，改革受阻。但如果不作出补偿，既得利益者更不可能自动退出国有部门，其结果还是改革受阻。可见，在补偿与不补偿之间，苏联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
3.差别待遇政策：正如谢淑丽（Susan·Shirk）指出，高层领导人出于继任竞争的需要，会想方设法地通过“政治施恩”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支持网络，这种政治互惠关系反映到改革政策上，表现为“特殊承包”（particularistic contracting）与差别待遇政策。中国的改革进程中一直伴随着广泛的差别待遇政策，如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灶吃饭”、企业利润留成和利润承包制、外贸承包制、改革试点、经济特区与开放城市的设立、项目工程招标等等。差别待遇一方面体现了地方不断“寻租”，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中央以“创租”换取地方对改革的支持，从而强化自身政治同盟。在改革的过程中，随着中央不断向地方放权，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被激活并得到强化，地方成为改革红利的“既得利益者”，利益刚性使其逐渐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这就是中国自下而上的“试点”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
相反，苏联的改革措施并不是由点及面，而是由中央主导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推开的。苏联本身就是一个“全民辛迪加”，全体公民都是这个“辛迪加”的职员，国家渗透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结构下，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局部的“试点”必然会带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改革的代价很高昂。因此，“试点”改革在苏联是行不通的。
4.改革次序：由易到难的推进改革：从改革的顺序上看，中国经济改革是先农业后工业改革。这是因为，农村改革的阻力最小，启动成本最低。改革前，中国政府对农村一直实行“管而不包”的政策，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各个方面都是依靠农民自己解决。由于不存在既得利益，就不需要对其进行利益补偿，改革的成本大大减少。以改革阻力较小的农村作为起点，不仅可以减少改革的成本，而且能够以较低的政策投入获取较大的回报，降低改革的风险的同时，提升了改革的投入产出回报率。使人们意识到改革带来的好处，产生“诱致性改革”需求，引起改革的连锁效应，从而为整体的、更高层次的体制改革创造条件，推动改革层层深入。 苏联在改革之初有85%的劳动力在非农业部门。这意味着苏联的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得不触动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内核”和“堡垒”。苏联的改革不是从僵化的计划体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开始，而是直接对计划体制的核心发起挑战。改革一开始就涉及利益重新分配，在未做大蛋糕前就先分蛋糕，往往举步维艰。
（三）改革主体
苏联激进式改革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差别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性的。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始终是在党的一元领导下进行的。权力交替往往容易引起社会动乱。然而在中国，毛泽东同志的逝世并没有导致党的政治领导核心解体。有学者（Susan·Shirk，1993）认为，权力交替之际的继任竞争对中国改革策略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地方通过揣测上级的政治意图并表现积极的政策支持，从而赢得上级的关注与照顾；上级则通过“给政策”，向地方分享政治经济资源，获取政治支持，从而在继任竞争的政治博弈中占得优势。谢淑丽认为，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邓小平同志为了与华国锋争夺毛泽东同志逝世后的继任权而打出的一张“地方牌”，邓小平同志通过“政治施恩”的方式拉拢自己的支持者，建立起自己的支持网络。在中国，经济改革决策不仅意味着全局利益的再分配，也意味着了新一轮的“以政策优惠兑换政治忠诚”活动的开始。
然而无论继任竞争的结果如何，在中国党中央始终保持一元权威性，这有利于维持政治与社会的相对稳定，遏制各种矛盾与冲突，防止政治动荡与社会失控，减少因改革冲突造成的摩擦成本。苏联的换血式改革则是以领导多元化、政治民主化为前提的。在改革的过程中，社会转型导致各个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加剧，社会濒临失控，这时候打破共产党的一元权威，无异于彻底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秩序与社会运行逻辑，必然使社会迅速解体。
二、结语
诚然，不同的改革绩效不能用于证明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比苏联的改革模式更优越。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证明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孰优孰劣，也不在于设计出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改革路径，只是想通过比较中国与苏联的改革经验，在此基础上理性反思改革的过去。
通过比较中国和苏联的改革历程我们可以发现，诚然中国的改革策略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也存在广为诟病的弊端。
其一，双轨制存在较大的专断性和博弈色彩，缺乏统一的游戏规则，这与公正、透明和具有可预见性的宪政规则并不兼容。
其二，形形色色的差别待遇导致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所谓“诸侯经济”的市场割裂状态，也使得地区间收人分配差距日益恶化。
其三，利益补偿方法造成了严重的“利益攀比”。由于别人的利益增长了，即使自己的利益并无受损，也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使改革陷入僵持局面，新制度的发展空间受到了很大限制。
那么，中国的改革经验究竟是独特的呢？还是可借鉴的？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发源于特殊的初始条件，有着不可复制的“路径依赖”性质。也有学者认为，渐进改革的成功不是偶然，所谓的“中国奇迹”是历史的必然，具有内在逻辑性。其实，无论是中国的改革的成功还是东欧和苏联改革的失败，都无法简单地归结于初始条件或政策选择的影响。要准确的理解社会转型的发生机制，需要我们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进行考虑，不能仅仅考虑改革的外在因素，而忽视这些因素在制度架构背后所遵循的逻辑。
总之，对复杂的由多种合力共同作用促成的社会变革的抽象和归纳，必须严肃、认真和忠诚于历史。在历史的迷雾尚未散尽之时，试图“盖棺定论”未免为时过早。
参考文献：
[1]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2]Jeffrey D.Sachs and Wing Thye Woo.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 of China， East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Economic Policy.1994.
[3]张宇.过渡之路：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张军.中国的渐进改革为何能成功？.经济学家.1996（3）.
[5]甘阳、崔之元.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6]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关键词 经济改革 中国 苏联 政治逻辑
作者简介：陈若梅，武汉大学学生，研究方向：中外政治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2-087-02
中国改革由于其独特的道路和良好的成绩而成为了转型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中国之谜”。大体而言，学界对 “中国之谜”的解释有四类：一是认为改革的初始条件决定了中苏不同改革命运的“起点不同论”。二是以改革路径为视角，认为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中国选择了渐进式改革而苏联选择了“大爆炸”式的休克治疗；三是从改革主体出发，分析改革过程中的官僚阻力、央地关系以及中共核心领导集团的影响；四是从其他理论视角分析改革中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对中国与苏联改革经验作比较研究，反思中苏改革背后的政治逻辑。
一、比较研究：中国经验与苏联经验
（一）初始条件
1.政治条件与社会基础：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改革都是发生在领导集团更迭、经济严重恶化的非常时期。权力交替、社会转型容易导致社会动乱。幸运的是，中国在改革之初存在一元的政治领导核心，使社会维持相对稳定状态，没有出现深刻的社会危机。相反，苏联一开始就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严重，民众对党和政府存在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加之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启了苏联彻底批判斯大林的思潮，冲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斯大林模式，使得苏联人民一时陷入精神危机。
2.经济结构：中国在改革之初是一个农业社会，大约71%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部门，存在大量闲置劳动力。苏联则是城市化和过度工业化的社会。据统计，1985年起，苏联99%的劳动力享受着“铁饭碗”。这种结构上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苏改革政策的效果。中国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处于过剩状态，改革对于广大群众来说符合帕累托改进。相反，在苏联享受着“铁饭碗”的国有部门在经济中占绝大部分。这就意味着苏联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有企业改革。但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十分困难的，它涉及无数利益关系，面临着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
（二）改革模式
1.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中国的改革，用制度经济学来解释，是增量式改革。也就是说在存量的边际上发展出新的增量，在旧制度里孕育发展出新制度，使新制度能够以边际的方式成长，最终如细胞更替般以新制度吞噬旧制度，实现对旧制度的改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改革之初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双轨制。
苏联的改革显然是“存量”式的。苏联一开始就对国有部门提出“堂吉诃德式”的直接挑战。这种激进的换血式的改革措施无疑增加了改革的阻力和风险，其结果是改革合法性的丧失。
2.利益补偿机制：改革实质上是个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每个人都希望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每个人都寻求对自己或所属集团最有利的改革方案。改革只能在承认与照顾既得利益的基础上逐步推进。但改革不可能完全符合“帕累托改进”，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人利益受损，这时候就要作出利益补偿。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注重建立利益补偿机制，使改革的利益受损者能够获得适当的补偿，确保改革符合“帕累托改进”，以最大限度地争取改革参与者的支持。
苏联有覆盖范围广泛的社会保障网络，这在改革期间反而成为了苏联的劣势。国有部门占全国总劳动力的93%，再加上6%在集体农业中的劳动力，可以说苏联99%的劳动力处于计划系统内。倘若苏联要对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作出经济补偿，其结果必定是政府严重的财政赤字，随之而来是宏观经济失稳，改革受阻。但如果不作出补偿，既得利益者更不可能自动退出国有部门，其结果还是改革受阻。可见，在补偿与不补偿之间，苏联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
3.差别待遇政策：正如谢淑丽（Susan·Shirk）指出，高层领导人出于继任竞争的需要，会想方设法地通过“政治施恩”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支持网络，这种政治互惠关系反映到改革政策上，表现为“特殊承包”（particularistic contracting）与差别待遇政策。中国的改革进程中一直伴随着广泛的差别待遇政策，如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灶吃饭”、企业利润留成和利润承包制、外贸承包制、改革试点、经济特区与开放城市的设立、项目工程招标等等。差别待遇一方面体现了地方不断“寻租”，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中央以“创租”换取地方对改革的支持，从而强化自身政治同盟。在改革的过程中，随着中央不断向地方放权，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被激活并得到强化，地方成为改革红利的“既得利益者”，利益刚性使其逐渐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这就是中国自下而上的“试点”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
相反，苏联的改革措施并不是由点及面，而是由中央主导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推开的。苏联本身就是一个“全民辛迪加”，全体公民都是这个“辛迪加”的职员，国家渗透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结构下，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局部的“试点”必然会带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改革的代价很高昂。因此，“试点”改革在苏联是行不通的。
4.改革次序：由易到难的推进改革：从改革的顺序上看，中国经济改革是先农业后工业改革。这是因为，农村改革的阻力最小，启动成本最低。改革前，中国政府对农村一直实行“管而不包”的政策，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各个方面都是依靠农民自己解决。由于不存在既得利益，就不需要对其进行利益补偿，改革的成本大大减少。以改革阻力较小的农村作为起点，不仅可以减少改革的成本，而且能够以较低的政策投入获取较大的回报，降低改革的风险的同时，提升了改革的投入产出回报率。使人们意识到改革带来的好处，产生“诱致性改革”需求，引起改革的连锁效应，从而为整体的、更高层次的体制改革创造条件，推动改革层层深入。 苏联在改革之初有85%的劳动力在非农业部门。这意味着苏联的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得不触动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内核”和“堡垒”。苏联的改革不是从僵化的计划体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开始，而是直接对计划体制的核心发起挑战。改革一开始就涉及利益重新分配，在未做大蛋糕前就先分蛋糕，往往举步维艰。
（三）改革主体
苏联激进式改革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差别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性的。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始终是在党的一元领导下进行的。权力交替往往容易引起社会动乱。然而在中国，毛泽东同志的逝世并没有导致党的政治领导核心解体。有学者（Susan·Shirk，1993）认为，权力交替之际的继任竞争对中国改革策略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地方通过揣测上级的政治意图并表现积极的政策支持，从而赢得上级的关注与照顾；上级则通过“给政策”，向地方分享政治经济资源，获取政治支持，从而在继任竞争的政治博弈中占得优势。谢淑丽认为，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邓小平同志为了与华国锋争夺毛泽东同志逝世后的继任权而打出的一张“地方牌”，邓小平同志通过“政治施恩”的方式拉拢自己的支持者，建立起自己的支持网络。在中国，经济改革决策不仅意味着全局利益的再分配，也意味着了新一轮的“以政策优惠兑换政治忠诚”活动的开始。
然而无论继任竞争的结果如何，在中国党中央始终保持一元权威性，这有利于维持政治与社会的相对稳定，遏制各种矛盾与冲突，防止政治动荡与社会失控，减少因改革冲突造成的摩擦成本。苏联的换血式改革则是以领导多元化、政治民主化为前提的。在改革的过程中，社会转型导致各个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加剧，社会濒临失控，这时候打破共产党的一元权威，无异于彻底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秩序与社会运行逻辑，必然使社会迅速解体。
二、结语
诚然，不同的改革绩效不能用于证明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比苏联的改革模式更优越。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证明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孰优孰劣，也不在于设计出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改革路径，只是想通过比较中国与苏联的改革经验，在此基础上理性反思改革的过去。
通过比较中国和苏联的改革历程我们可以发现，诚然中国的改革策略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也存在广为诟病的弊端。
其一，双轨制存在较大的专断性和博弈色彩，缺乏统一的游戏规则，这与公正、透明和具有可预见性的宪政规则并不兼容。
其二，形形色色的差别待遇导致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所谓“诸侯经济”的市场割裂状态，也使得地区间收人分配差距日益恶化。
其三，利益补偿方法造成了严重的“利益攀比”。由于别人的利益增长了，即使自己的利益并无受损，也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使改革陷入僵持局面，新制度的发展空间受到了很大限制。
那么，中国的改革经验究竟是独特的呢？还是可借鉴的？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发源于特殊的初始条件，有着不可复制的“路径依赖”性质。也有学者认为，渐进改革的成功不是偶然，所谓的“中国奇迹”是历史的必然，具有内在逻辑性。其实，无论是中国的改革的成功还是东欧和苏联改革的失败，都无法简单地归结于初始条件或政策选择的影响。要准确的理解社会转型的发生机制，需要我们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进行考虑，不能仅仅考虑改革的外在因素，而忽视这些因素在制度架构背后所遵循的逻辑。
总之，对复杂的由多种合力共同作用促成的社会变革的抽象和归纳，必须严肃、认真和忠诚于历史。在历史的迷雾尚未散尽之时，试图“盖棺定论”未免为时过早。
参考文献：
[1]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2]Jeffrey D.Sachs and Wing Thye Woo.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 of China， East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Economic Policy.1994.
[3]张宇.过渡之路：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张军.中国的渐进改革为何能成功？.经济学家.1996（3）.
[5]甘阳、崔之元.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6]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