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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奥运梦想，百年法治求索。同发源于古希腊的奥运与法治，在具有五千年古文明的中国机缘相会，注定了无数难以言语的文化隐喻。
奥运与法治的精神通约
奥运会开赛以来，我一直在想：现代奥运的精神究竟是什么？是“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格言，还是“和平、友谊、公平、进步”的普世价值，抑或是“重在参与”的程序理想？毫无疑问，自奥林匹克运动创始时起，人类就赋予了其非同寻常的精神内蕴，从不同的历史阐释中，奥运的内涵早已超出竞技体育的范畴，涵盖了我们诸多美好的向往与情感，时至今日，似乎很难为奥运精神找到一个统一的界定了。
但无论对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阐释有多么不同，尊重人、发展人总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以人为本无疑构成了现代奥运精神的基础内核。古代奥运会之所以倡导“裸体参赛”，就是为了展示身体之美，进而凸显对个体之人的尊重；现代奥运会之所以能够超出单纯体育竞技的范畴而成为世界文明的聚会，正是她那以人为本的宽厚胸怀容纳了人类自尊、自爱和自我超越等最朴素的情感，为全人类构建一个人本主义精神的共同家园。
奥运的人本精神，首先体现在她尊重个体的人的尊严。现代社会，能够真正将人的尊严还原为个体，奥林匹克可谓超越了法治的最初理想。她虽然创造出了强者与胜者之分，但却排斥了“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她虽然从颁奖的国歌声中折射出国脉的盛衰成败，但却为健全者与残疾者提供了同等的尊严。我们为夺冠的体育健儿欢呼呐喊，并不因为他们的国籍，而是他们向我们展示出同样作为“人”的力量技艺之美。菲尔普斯之所以赢得敬重，也不因为他身上披着的美国星条旗，而是人们从他的游泳速度中感受到一个“人”的超越精神。正是对个体的关注，才造就了现代奥林匹克最自然、最有精神力度的阐发。
由此，我想到了人类法治的理想。千百年来，在追寻人类自身生活的优化安排中，法治以人本的价值而成为首选。人类，归根到底，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没有什么比个体的生命权和自由权，更值得人类向往和追求了。法治的精神不在于制定出来的一部部书本意义上的法律，就如同奥运的精神不在于获得了多少枚金牌一样，是否尊重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否保障每一个人的人权，是否能够为构成世界地图的最基本也是最高元素的“人”提供优良的生活，成为衡量现代法治水平的核心标尺。与奥运一样，法治的终极目标是尊重人、发展人，是实现人类自身的文明与进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感谢古希腊，因为正是在那里，为全人类贡献出了两项最具影响力的生活方式：奥运与法治。或许是源于同一个发源地，奥运与法治同根同脉，在追求人本的精神约定下共同发展，将世界融合在一个大写的“人”字之下。
历史就是如此巧合。一百年前，积贫积弱的中华大地上迸发出了“奥运三问”，同时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整整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人骄傲的回答了“奥运三问”，而源于古希腊的“公民”观念及与此相关联的“正义”、“民主”、“法治”、“自然法”等思想，也同时在中国深深扎下了根。对于古老的北京城，对于古老的中华民族，现代意义上的奥运与法治，都是舶来品，也都是中国文明融入世界、重审自我的阳光大道。此时此刻，仰望“鸟巢”上那支尽燃中华风情的祥云火炬，不由感慨历史的奇妙：百年轮回，中国人的奥运梦想从放飞的那一刻起，就与保障以人为本的宪政理想天然暗合；而千年过驹，从古希腊衍生的奥运与法治竟然在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如此息息相约。
奥运见证公民社会的崛起
奥运期间，国人对奥运的参与热情，不仅见证了志愿者默默奉献的力量，更看到了奥运会背后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崛起。
毫无疑问，对中国人来说，举办奥运会不仅圆了百年梦想，也为我们向世界展现自己的风貌提供了平台。而那阳光灿烂的微笑、井井有条的秩序以及背后各种责任的自觉承担，则绝非“大事特办”下的刻意安排，而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公民意识觉醒的最好佐证。
其实，要想梳理30年来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是困难的，当我们以各种关键词去标识改革开放来的深刻变化时，奥运机缘般给中国人自己提供了一面镜子，奥运让我们从外国人的评价中看到了“公民社会”的成长步伐，这种步伐，起步于政府和老百姓近乎保姆式管控的狭窄缝隙间，行进在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阳光大道上，经过“5·12”大地震的洗礼和奥运会的检阅，步伐越发铿锵有力、清晰悦耳。
曾几何时，中国的老百姓在国家大一统的政治权威中渐渐遗失了个人的权利，几千年的专制传统造就了国人“臣民”、“子民”、“草民”的身份观念，现代公民意识的萌芽异常艰难。如果说新中国的成立让中国走出了“臣民社会”的囹圄，那么改革开放和法治发展就让我们开启了“公民社会”的新纪元。30年来，从手持宪法抵制违法搬迁的北京老汉到自费“广告参政”的深圳公民，从不断建言的知识分子到热情服务的志愿者，从茁长成长的民间NGO到十年崛起的中国网民，无数故事如奥运会开幕式上徐徐打开的卷轴般，讲述了中国公民意识的茁壮成长和公民行动在蓬勃兴起。
在本质上，公民的概念意味着一个人与他人、国家以及社会在宪法上和政治上形成的良性互动关系。合格的现代公民应该是能够认识到这种关系并意识到个人在宪法上的主体价值与尊严、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宪政行为主体。判断一个人具不具有公民意识，首先要看其有没有走出平民被动的社会角色，自觉成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主人，成为公共治理的主体。只有当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明确认识到自己在宪法上是一个自主公民，而不是谁的臣民；是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主体，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是国家公共治理的直接参与者，而不是治理的对象，这个群体才能构成一个宪政化的公民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运会赛场内外讲诚信、参与、责任、文明的普通人行为，为“公民”二字做了最好的注解。
奥运会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举办模式，也巧妙地展现了我们构建公民社会的良苦用心。用公民社会理论分析，国家单方的治理难以维系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求助于“草根力量”。国家治理是外在制度，它通常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干预社会；而公民社会积极倡导公众参与公共治理，能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多种形式与渠道，保障公民利益表达的畅通，进而弥补国家治理的不足。从奥运会开幕式对民意的征询，到全国范围内的志愿者遴选，奥运本身孕育出了强大的公民文化的基因，她将每一个人都作为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地位的主体，她赋予普通民众最强烈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她以体育竞技的美感激发了人们参与社会治理和政治程序的热情与潜能。
多少年过后，当我们回眸今天，百年奥运对中国人最大的收获，或许就是责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崛起。
奥运启迪法律移植新思想
短短16天的体育盛会，为不同肤色、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人提供了一个公平竞技的舞台，更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与世界沟通的场合，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找到了向世界输出的窗口。
比赛是激烈的，金牌的争夺更是扣人心玄。在与13万万同胞一同体验这场世界体育盛典所赐予的激动之余，我更愿意去捕捉赛场内外那不同肤色的人彼此尊重、相互交流的瞬间，更愿意在“零距离”的触摸中去享受现代奥林匹克的精神愉悦。那一声声由衷发出的“Beijing,good!”，那一阵阵为外国选手冲击世界纪录的呐喊，那一双双在“福娃”面前挥动的小手，都让我们见证了现代奥林匹克的精神内涵。体育没有国界，中西文明在历经冲突之后迎来了一次最完美的对接与融合，相信这一刻，开幕式上那个大大的“和”字，已经深深烙印在全球观众的心中。
中国曾经遗忘世界，但世界并未忘记中国。自西方的坚船利炮将我们带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起始，中国就被卷入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开始了变法求新的艰辛历程。1908年，当积贫积弱的国人迸发出“奥运三问”时，中国也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标志着这个古老封闭的东方大国开启了法律移植的大门。整整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人骄傲的回答了“奥运三问”，但法律移植的道路并不平坦，在这样的历史机缘中，对于如何汲取西方先进的法治文明，奥运或许能带给我们许多思维启迪。
法律移植，首先必须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敞开大门，圣火传递中的不和谐音符，奥运筹办中的质疑之声，都在对话中逐渐消解。奥运的宽容精神让我们学会如何消除误解、隔阂和悲情，也启示法律的移植必须摒弃先天的偏见。在一个历史时期中，由于受头脑中固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在法律移植时总会挑自己喜欢的引进，将一些本属于人类法治文明成果的东西标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而抛弃。实践证明，这种法律移植上的“偏食”阻碍了我们对先进法律文化的汲取。改变惯有的狭隘思维，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去包容、吸纳各种先进的法治文明，我们最终才能在世界法律文化坐标上寻到自我的定位。
法律移植，必须有输出传统的勇气。气势恢宏的开幕式让全世界见证了中国古文明的深远魅力，赢得了世界的喝彩。这提示我们，法律移植并不是一个单线的过程，而是双向互动交流、彼此融合共生的境界。上下五千年，深厚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大量值得挖掘的精髓，复活并输出它们一样可以生机勃勃。例如，崇尚不伤和气的和解一度被认为是国人厌诉、法治意识低下的糟粕，但西方许多法治国家在遭受诉讼大潮过后，却将其视为弥合社会裂痕的法宝。可见，在构建法治的过程中，西方先进法治文明的引进并不意味着对自我的全盘否定，而需要在中西法律文化的双向流动中积极输出我们的优良传统，在中西融合的过程中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以让古文明复活。
法律移植，还必须有精神嫁接的智慧。北京奥运对于中国的价值，并不止于国家崛起的证明或经济利益的收获，更在于国民素质的提升与精神理念的嬗变。同样的道理，法律移植的核心并不在于法律文本的照抄照搬，而在于西方法治精神与东方传统经验的嫁接，这需要有大智慧。长期以来，我们纠缠于具体法律制度的引进方式，而忽略了背后精神层面的嫁接，使得许多制度的硬性引进并没有获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奥运的精神遗产告诉我们，与世界对话需要改变传统的中国思维，需要学会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所以，善于用普世的法治精神、理念，培育适合自己土壤的本国制度，才是法律移植的核心所在。
奥运让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中国学会如何与世界交往。奥运的此次东方之旅，定会为中西法治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带来更多的具有精神深度的契机。
奥运与法治的精神通约
奥运会开赛以来，我一直在想：现代奥运的精神究竟是什么？是“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格言，还是“和平、友谊、公平、进步”的普世价值，抑或是“重在参与”的程序理想？毫无疑问，自奥林匹克运动创始时起，人类就赋予了其非同寻常的精神内蕴，从不同的历史阐释中，奥运的内涵早已超出竞技体育的范畴，涵盖了我们诸多美好的向往与情感，时至今日，似乎很难为奥运精神找到一个统一的界定了。
但无论对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阐释有多么不同，尊重人、发展人总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以人为本无疑构成了现代奥运精神的基础内核。古代奥运会之所以倡导“裸体参赛”，就是为了展示身体之美，进而凸显对个体之人的尊重；现代奥运会之所以能够超出单纯体育竞技的范畴而成为世界文明的聚会，正是她那以人为本的宽厚胸怀容纳了人类自尊、自爱和自我超越等最朴素的情感，为全人类构建一个人本主义精神的共同家园。
奥运的人本精神，首先体现在她尊重个体的人的尊严。现代社会，能够真正将人的尊严还原为个体，奥林匹克可谓超越了法治的最初理想。她虽然创造出了强者与胜者之分，但却排斥了“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她虽然从颁奖的国歌声中折射出国脉的盛衰成败，但却为健全者与残疾者提供了同等的尊严。我们为夺冠的体育健儿欢呼呐喊，并不因为他们的国籍，而是他们向我们展示出同样作为“人”的力量技艺之美。菲尔普斯之所以赢得敬重，也不因为他身上披着的美国星条旗，而是人们从他的游泳速度中感受到一个“人”的超越精神。正是对个体的关注，才造就了现代奥林匹克最自然、最有精神力度的阐发。
由此，我想到了人类法治的理想。千百年来，在追寻人类自身生活的优化安排中，法治以人本的价值而成为首选。人类，归根到底，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没有什么比个体的生命权和自由权，更值得人类向往和追求了。法治的精神不在于制定出来的一部部书本意义上的法律，就如同奥运的精神不在于获得了多少枚金牌一样，是否尊重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否保障每一个人的人权，是否能够为构成世界地图的最基本也是最高元素的“人”提供优良的生活，成为衡量现代法治水平的核心标尺。与奥运一样，法治的终极目标是尊重人、发展人，是实现人类自身的文明与进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感谢古希腊，因为正是在那里，为全人类贡献出了两项最具影响力的生活方式：奥运与法治。或许是源于同一个发源地，奥运与法治同根同脉，在追求人本的精神约定下共同发展，将世界融合在一个大写的“人”字之下。
历史就是如此巧合。一百年前，积贫积弱的中华大地上迸发出了“奥运三问”，同时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整整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人骄傲的回答了“奥运三问”，而源于古希腊的“公民”观念及与此相关联的“正义”、“民主”、“法治”、“自然法”等思想，也同时在中国深深扎下了根。对于古老的北京城，对于古老的中华民族，现代意义上的奥运与法治，都是舶来品，也都是中国文明融入世界、重审自我的阳光大道。此时此刻，仰望“鸟巢”上那支尽燃中华风情的祥云火炬，不由感慨历史的奇妙：百年轮回，中国人的奥运梦想从放飞的那一刻起，就与保障以人为本的宪政理想天然暗合；而千年过驹，从古希腊衍生的奥运与法治竟然在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如此息息相约。
奥运见证公民社会的崛起
奥运期间，国人对奥运的参与热情，不仅见证了志愿者默默奉献的力量，更看到了奥运会背后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崛起。
毫无疑问，对中国人来说，举办奥运会不仅圆了百年梦想，也为我们向世界展现自己的风貌提供了平台。而那阳光灿烂的微笑、井井有条的秩序以及背后各种责任的自觉承担，则绝非“大事特办”下的刻意安排，而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公民意识觉醒的最好佐证。
其实，要想梳理30年来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是困难的，当我们以各种关键词去标识改革开放来的深刻变化时，奥运机缘般给中国人自己提供了一面镜子，奥运让我们从外国人的评价中看到了“公民社会”的成长步伐，这种步伐，起步于政府和老百姓近乎保姆式管控的狭窄缝隙间，行进在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阳光大道上，经过“5·12”大地震的洗礼和奥运会的检阅，步伐越发铿锵有力、清晰悦耳。
曾几何时，中国的老百姓在国家大一统的政治权威中渐渐遗失了个人的权利，几千年的专制传统造就了国人“臣民”、“子民”、“草民”的身份观念，现代公民意识的萌芽异常艰难。如果说新中国的成立让中国走出了“臣民社会”的囹圄，那么改革开放和法治发展就让我们开启了“公民社会”的新纪元。30年来，从手持宪法抵制违法搬迁的北京老汉到自费“广告参政”的深圳公民，从不断建言的知识分子到热情服务的志愿者，从茁长成长的民间NGO到十年崛起的中国网民，无数故事如奥运会开幕式上徐徐打开的卷轴般，讲述了中国公民意识的茁壮成长和公民行动在蓬勃兴起。
在本质上，公民的概念意味着一个人与他人、国家以及社会在宪法上和政治上形成的良性互动关系。合格的现代公民应该是能够认识到这种关系并意识到个人在宪法上的主体价值与尊严、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宪政行为主体。判断一个人具不具有公民意识，首先要看其有没有走出平民被动的社会角色，自觉成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主人，成为公共治理的主体。只有当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明确认识到自己在宪法上是一个自主公民，而不是谁的臣民；是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主体，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是国家公共治理的直接参与者，而不是治理的对象，这个群体才能构成一个宪政化的公民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运会赛场内外讲诚信、参与、责任、文明的普通人行为，为“公民”二字做了最好的注解。
奥运会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举办模式，也巧妙地展现了我们构建公民社会的良苦用心。用公民社会理论分析，国家单方的治理难以维系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求助于“草根力量”。国家治理是外在制度，它通常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干预社会；而公民社会积极倡导公众参与公共治理，能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多种形式与渠道，保障公民利益表达的畅通，进而弥补国家治理的不足。从奥运会开幕式对民意的征询，到全国范围内的志愿者遴选，奥运本身孕育出了强大的公民文化的基因，她将每一个人都作为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地位的主体，她赋予普通民众最强烈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她以体育竞技的美感激发了人们参与社会治理和政治程序的热情与潜能。
多少年过后，当我们回眸今天，百年奥运对中国人最大的收获，或许就是责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崛起。
奥运启迪法律移植新思想
短短16天的体育盛会，为不同肤色、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人提供了一个公平竞技的舞台，更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与世界沟通的场合，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找到了向世界输出的窗口。
比赛是激烈的，金牌的争夺更是扣人心玄。在与13万万同胞一同体验这场世界体育盛典所赐予的激动之余，我更愿意去捕捉赛场内外那不同肤色的人彼此尊重、相互交流的瞬间，更愿意在“零距离”的触摸中去享受现代奥林匹克的精神愉悦。那一声声由衷发出的“Beijing,good!”，那一阵阵为外国选手冲击世界纪录的呐喊，那一双双在“福娃”面前挥动的小手，都让我们见证了现代奥林匹克的精神内涵。体育没有国界，中西文明在历经冲突之后迎来了一次最完美的对接与融合，相信这一刻，开幕式上那个大大的“和”字，已经深深烙印在全球观众的心中。
中国曾经遗忘世界，但世界并未忘记中国。自西方的坚船利炮将我们带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起始，中国就被卷入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开始了变法求新的艰辛历程。1908年，当积贫积弱的国人迸发出“奥运三问”时，中国也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标志着这个古老封闭的东方大国开启了法律移植的大门。整整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人骄傲的回答了“奥运三问”，但法律移植的道路并不平坦，在这样的历史机缘中，对于如何汲取西方先进的法治文明，奥运或许能带给我们许多思维启迪。
法律移植，首先必须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敞开大门，圣火传递中的不和谐音符，奥运筹办中的质疑之声，都在对话中逐渐消解。奥运的宽容精神让我们学会如何消除误解、隔阂和悲情，也启示法律的移植必须摒弃先天的偏见。在一个历史时期中，由于受头脑中固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在法律移植时总会挑自己喜欢的引进，将一些本属于人类法治文明成果的东西标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而抛弃。实践证明，这种法律移植上的“偏食”阻碍了我们对先进法律文化的汲取。改变惯有的狭隘思维，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去包容、吸纳各种先进的法治文明，我们最终才能在世界法律文化坐标上寻到自我的定位。
法律移植，必须有输出传统的勇气。气势恢宏的开幕式让全世界见证了中国古文明的深远魅力，赢得了世界的喝彩。这提示我们，法律移植并不是一个单线的过程，而是双向互动交流、彼此融合共生的境界。上下五千年，深厚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大量值得挖掘的精髓，复活并输出它们一样可以生机勃勃。例如，崇尚不伤和气的和解一度被认为是国人厌诉、法治意识低下的糟粕，但西方许多法治国家在遭受诉讼大潮过后，却将其视为弥合社会裂痕的法宝。可见，在构建法治的过程中，西方先进法治文明的引进并不意味着对自我的全盘否定，而需要在中西法律文化的双向流动中积极输出我们的优良传统，在中西融合的过程中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以让古文明复活。
法律移植，还必须有精神嫁接的智慧。北京奥运对于中国的价值，并不止于国家崛起的证明或经济利益的收获，更在于国民素质的提升与精神理念的嬗变。同样的道理，法律移植的核心并不在于法律文本的照抄照搬，而在于西方法治精神与东方传统经验的嫁接，这需要有大智慧。长期以来，我们纠缠于具体法律制度的引进方式，而忽略了背后精神层面的嫁接，使得许多制度的硬性引进并没有获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奥运的精神遗产告诉我们，与世界对话需要改变传统的中国思维，需要学会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所以，善于用普世的法治精神、理念，培育适合自己土壤的本国制度，才是法律移植的核心所在。
奥运让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中国学会如何与世界交往。奥运的此次东方之旅，定会为中西法治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带来更多的具有精神深度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