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近年来，产业升级颇受学界的专注，产业升级的微观层次是企业升级。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断加强和深化， 跨境电商作为新渠道极大地改变了国内贸易企业的组织形式。跨境电商作为基于互联网的运营模式，对于企业升级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形成准自然实验作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中国出口企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控制组企业相比，跨境电商综合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显著地助推了处理组企业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表征的升级过程。本文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影响企业升级提供了微观企业数据，也对国家制定政策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的后续部署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企业升级;全要素生产率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即我国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要向高端、高附加值方向突破。支撑一国经济发展及鉴别发展质量，产业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农业国逐步工业化，近年农业产值占经济比重下降到5%左右，正是这一轮产业升级，让中国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现如今，传统工业化模式已基本走到了尽头，中国经济要再次质变，迈入质量发展，需再一次实现产业升级。随着技术革命的持续展开，现有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将发生改变。技术与产业发展的高度融合已经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力量。中国作为技术后发国家，面对技术的变革，选择适宜的技术创新模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薛继亮（2013）认为中国目前要素禀赋结构偏低，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合理的技术选择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资源红利以及人口红利，进而促使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性。[1]李士梅和李安（2019）指出中国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适宜性选择，不仅关系到生产要素的配置结构，而且关系到中国创新驱动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以及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培育。[2]适宜的技术选择，无论在路径上是选择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其有助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产业升级的微观层次是企业升级，企业升级就是企业提高竞争能力和提高产品、服务的附加价值的过程。对于企业升级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是从关注核心竞争力和动态能力的角度开始的（张辉， 2004）。贝尔和阿尔布（Bell和Albu， 1999）认为，要研究企业的升级，一是关注核心竞争力的研究，从核心竞争力角度关注企业所具备的而其他企业难以复制的、为最终消费者提供所需要价值的能力，具有适用性、价值型和难以模仿性;二是关注动态能力的研究（Teece和Pisano，1997），动态能力是指企业组织长期形成的学习、适应、变化、变革的能力，强调企业必须努力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更新发展自己的能力，而提高和更新能力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技能的获取、知识和诀窍的管理、学习，通过动态能力的发展实现企业升级。然而从核心竞争力和动态能力的角度出发，较多关注的是企业内部的升级，往往忽略了企业所处的环境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联和联系。全球价值链（GVC）的分析是在全球网络的视角下，研究国际分工、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企业升级问题的理论，它给出了一条新的研究企业升级的线索，也是目前国外学者研究企业升级的主要理论依据。企业升级是20世纪90年代末才被真正引入到GVC理论分析的框架中的。Humphrey和Schmitz （2000;2002） 在Gereffi （1999） 将升级分成四个层面的基础上，从价值链的角度出发，从微观的角度明确了企业升级的四种模式：（1）过程升级。通过对生产体系进行重组，更有效率地将投入转化为产出，从而实现过程升级。（2） 产品升级。引进更先进的生产线，比对手更快地推出新产品或改进老产品，增加产品的附加值。（3） 功能升级。获取新功能或放弃现存的功能，比如从生产环节向设计和营销等利润丰厚的环节跨越。（4） 跨产业升级。也就是说企业将用于一种产业的专门知识应用于另一种产业，这是一种在东亚地区普遍存在的升级方式。这种分类方式得到了学者较多的认同，并据此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升级现状进行研究。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中国跨境电商则逆势上涨，保持接近20%的增长速度，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3]2013年，我国出口贸易总额达25.8亿元，进口及出口贸易增长率较2012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进出口总额均保持10%以下的增长，进出口贸易总额增幅有限。在当时严峻的外贸形势下，传统的外贸模式过度依赖传统销售，买家需求封闭，订单周期长，利润空间低等问题，于是跨境电商便应运而生。跨境电商作为基于互联网的运营模式，打破了传统外贸模式下国外渠道的垄断，使得企业可以直接面对个体批发商、零售商、甚至是直接的消费者，有效减少了中间环节，为企业的获利和消费者的获得的实惠提供了可能。2012年前，傳统外贸和传统制造企业基本没有进入电商行业，在2013年左右，很多传统企业进入这一领域，跨境电商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跨境电商综合贸易试验区试点自建设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虽然学者们大多从贸易成本、出口贸易潜力、贸易便利化等视角对跨境电商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马述忠，2019;张益丰，2019;王瑞，2020），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另一关键视角：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中国出口企业升级的影响。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在中国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提出，其对中国出口企业升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纵观既有研究，跨境电商综合贸易试验区影响产业升级的文献较多，但研究均集中在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方面，并没有涉及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影响我国出口企业升级的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形成准自然实验作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中国出口企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控制组企业相比，跨境电商综合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显著地助推了处理组企业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表征的升级过程。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测试;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在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新常态背景，跨境电 商作为外贸发展的新引擎，通过有效激发企业在产品生产环节、生产工艺、组织方式等生产流程中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帮助企业提升或改善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促进了出口产品的技术升级。从而促进外贸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跨境电商助推外贸企业升级的基本原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宏观的角度看，跨境电子商务可以激发贸易模式创 新，从而扩大贸易主体范围、减少贸易环节以及深化国际分工， 最后影响国际贸易格局。而从微观的角度看，企业应用跨境电子商务，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外贸业务密集边际化，促使企业专业服务升级;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外贸企业通过小额贸易、产品品类多元化，创新品牌，延伸产品的价值链。两方面的合力，促使企业的转型升级。[4]
对于中国出口企业而言，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建立可以通过三种作用机制促进出口企业升级。其一是位于综合试验区的出口企业贸易成本降低，贸易效率提高;其二是位于综合试验区的企业贸易便利化程度提高，从而促进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其三是位于综合试验区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促进了企业升级的过程。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认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总体上可以显著地促进出口企业的升级。
三、研究设计
（一）企业升级的测度
在充分考虑“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企业升级本质在于生产率的提升及价值链攀升的前提下，本文采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量化企业升级，并进行实证分析。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上，考虑到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 使用OLS方法或固定效应模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时， 存在着同时性问题和选择性偏差问题，因此，本文对Levisohn和Petrin所提出方法（以下简称LP方法）进行改进以估计生产率。之所以选择LP方法是因为， Olley和Pakes所提出方法（以下简称OP方法）以企业投资作为生产率的替代变量， 然而企业调整投資的行为没有中间投入那么灵活， 因此选择企业中间投入作为替代变量要优于选择企业投资作为替代变量。并且，改进后的LP方法同时建立在OP方法和LP方法的基础上， 弥补了传统LP方法无法解决选择性偏差问题这一缺陷。所以，本文使用Levinsohn-Petrin法（LP法）计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回归分析。
（二）模型设定
就本文而言，综试区的政策制定主体为国务院，政策的外生性导致不存在逆向因果问题，由此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内生性问题的困扰。另外，我国先后成立了五批跨境电商综试区，综试区的政策试点性质使其适用于双重差分法评价。虽然跨境电商综试区共计五批，但后三批成立的时间较短，数据难以获得，暂时难以计量分析，因此本文的考察范围为前两批综合试验区。政策时点方面，除杭州为2015年外，其余城市的政策实施点均为 2016 年。关于组别的设置，本文以我国第一和第二批建立综合试验区的13个城市为处理组，剩余的城市作为对照组。
在基准模型的设计上，本文根据DID模型的原理设计如下模型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企业升级效应进行识别：
其中，i、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upgrading表示企业升级水平，具体以LP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fp_lp）表示，treat为企业分组变量，treat等于1代表处理组，等于0代表控制组;post为时间分组变量，2009-2014年取值为0，2015-2018年取值为1。
x代表控制变量组，本文对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营业利润率、成长机会、十大股东占比进行了控制，其中，企业规模以企业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表示;企业年龄以企业成立时间的自然对数表示;营业利润率用企业的营业利润与企业的营业收入之比表示;成长机会用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来表示。hi表示城市个体固定效应;I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eit代表随机扰动项。
（三）数据说明与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样本数据为2009-2018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其中，用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财务数据、相关控制变量数据均来自CSMAR和CCER数据库。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分析
如表2第（1）列数据所示，实验组与控制组变量的交叉项的系数为正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一政策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对于我国出口企业的升级具有显著的政策促进效应。
（二）聚类稳健性检验
前文在回归过程中对标准误进行了省份-行业层面的聚类分析。为了使结论更加稳健，本文参考魏悦羚和张洪胜（2019）的做法，在省份或行业层面进行标准误聚类分析，对原计量模型进行回归。评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对出口企业升级的影响。表3第（2）列结果显示，变量did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跨境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型对外贸易模式正蓬勃发展，这种对外贸易模式缩短了产品从厂家到国外消费者的距离，重塑了对外贸易价值链，并通过对贸易市场、贸易主体、生产方式、贸易成本、贸易风险等方面的影响改变着传统的对外贸易模式。[5]本文在详细分析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出口企业升级的影响作用机理后，就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与企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可以整体上显著地促进出口企业的升级，该结论也通过了标准误聚类稳健性检验。
（二）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也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在发展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认识到跨境电子商务对外贸转型升级和国内企业步入国际市场的动力作用和正面影响，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跨境电子商务牵涉国内外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历史传统和地理风俗人情等诸多问题，更要清醒认识到跨境电子商务也有自身的优点、缺点和弱点。因此，我们必须具备互联网思维，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出发，从解决跨境电子商务瓶颈问题入手，协调好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主体的利益关系，定目标、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和推广，才能实现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平稳、协同发展。具体建议如下：
1.政府应该做好规划引导的工作，在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结合我国现状制定一套完善的跨境电商规划计划;要加大对跨境电商基础设施的投入，积极扶持第三方跨境电商服务平台的发展，力争让更多跨境电商企业享受到一站式平台服务;政府需要细化对跨境电商的监督和管制，制定关于跨境电商的法律来保护中小企业避免遭受损失，从法律层面上对跨境电商进行监管。
2.完善跨境电商相关法律法规，发展与跨境电商配套的新型监管方式，既要尽量避免利用跨境电商投机取巧的事情发生，也要尽量简化程序以减少跨境电商发展阻碍，打造健康良好的跨境电商交易市场。
3.提升与跨境电商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优化支付、物流、结汇、售后等服务支撑体系，鼓励并支持中小企业通过跨境电商的方式参与国际贸易，借助跨境电商在贸易成本、贸易方式等方面的优势不断提高贸易收益水平。
4.积极争取跨境电子商务的国际话语权和主动权。跨境电子商务是我国外贸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贸易的本质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因此，政府作为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主导者，应加强管理职能和服务的创新，积极争取跨境电子商务的国际话语权和主动权。一方面积极参与跨国合作和对话，与世界各国共同制定和修改国际贸易新规则，解决跨境电子商务带来的关税与税收、统一商业代码、跨国支付与结算、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等一系列新问题， 争取跨境电子商务的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打击跨境电子商务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活动，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跨境电子商务环境，不断推进国际贸易格局的革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薛继亮.技术选择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业经济研究，2013（6）.
[2]李士梅，李安.中国工业行业创新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应性研究.求是学刊，2019（4）.
[3]裴长红，刘斌.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构建阐释中国开放成就的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02）.
[4]唐夏韵.跨境电商对浙江生产型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分析.商场现代化.2019（10）.
[5]樊文静.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与我国对外贸易模式转型.对外经贸，2015（01）.
关键词：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企业升级;全要素生产率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即我国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要向高端、高附加值方向突破。支撑一国经济发展及鉴别发展质量，产业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农业国逐步工业化，近年农业产值占经济比重下降到5%左右，正是这一轮产业升级，让中国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现如今，传统工业化模式已基本走到了尽头，中国经济要再次质变，迈入质量发展，需再一次实现产业升级。随着技术革命的持续展开，现有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将发生改变。技术与产业发展的高度融合已经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力量。中国作为技术后发国家，面对技术的变革，选择适宜的技术创新模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薛继亮（2013）认为中国目前要素禀赋结构偏低，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合理的技术选择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资源红利以及人口红利，进而促使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性。[1]李士梅和李安（2019）指出中国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适宜性选择，不仅关系到生产要素的配置结构，而且关系到中国创新驱动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以及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培育。[2]适宜的技术选择，无论在路径上是选择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其有助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产业升级的微观层次是企业升级，企业升级就是企业提高竞争能力和提高产品、服务的附加价值的过程。对于企业升级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是从关注核心竞争力和动态能力的角度开始的（张辉， 2004）。贝尔和阿尔布（Bell和Albu， 1999）认为，要研究企业的升级，一是关注核心竞争力的研究，从核心竞争力角度关注企业所具备的而其他企业难以复制的、为最终消费者提供所需要价值的能力，具有适用性、价值型和难以模仿性;二是关注动态能力的研究（Teece和Pisano，1997），动态能力是指企业组织长期形成的学习、适应、变化、变革的能力，强调企业必须努力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更新发展自己的能力，而提高和更新能力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技能的获取、知识和诀窍的管理、学习，通过动态能力的发展实现企业升级。然而从核心竞争力和动态能力的角度出发，较多关注的是企业内部的升级，往往忽略了企业所处的环境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联和联系。全球价值链（GVC）的分析是在全球网络的视角下，研究国际分工、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企业升级问题的理论，它给出了一条新的研究企业升级的线索，也是目前国外学者研究企业升级的主要理论依据。企业升级是20世纪90年代末才被真正引入到GVC理论分析的框架中的。Humphrey和Schmitz （2000;2002） 在Gereffi （1999） 将升级分成四个层面的基础上，从价值链的角度出发，从微观的角度明确了企业升级的四种模式：（1）过程升级。通过对生产体系进行重组，更有效率地将投入转化为产出，从而实现过程升级。（2） 产品升级。引进更先进的生产线，比对手更快地推出新产品或改进老产品，增加产品的附加值。（3） 功能升级。获取新功能或放弃现存的功能，比如从生产环节向设计和营销等利润丰厚的环节跨越。（4） 跨产业升级。也就是说企业将用于一种产业的专门知识应用于另一种产业，这是一种在东亚地区普遍存在的升级方式。这种分类方式得到了学者较多的认同，并据此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升级现状进行研究。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中国跨境电商则逆势上涨，保持接近20%的增长速度，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3]2013年，我国出口贸易总额达25.8亿元，进口及出口贸易增长率较2012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进出口总额均保持10%以下的增长，进出口贸易总额增幅有限。在当时严峻的外贸形势下，传统的外贸模式过度依赖传统销售，买家需求封闭，订单周期长，利润空间低等问题，于是跨境电商便应运而生。跨境电商作为基于互联网的运营模式，打破了传统外贸模式下国外渠道的垄断，使得企业可以直接面对个体批发商、零售商、甚至是直接的消费者，有效减少了中间环节，为企业的获利和消费者的获得的实惠提供了可能。2012年前，傳统外贸和传统制造企业基本没有进入电商行业，在2013年左右，很多传统企业进入这一领域，跨境电商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跨境电商综合贸易试验区试点自建设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虽然学者们大多从贸易成本、出口贸易潜力、贸易便利化等视角对跨境电商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马述忠，2019;张益丰，2019;王瑞，2020），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另一关键视角：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中国出口企业升级的影响。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在中国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提出，其对中国出口企业升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纵观既有研究，跨境电商综合贸易试验区影响产业升级的文献较多，但研究均集中在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方面，并没有涉及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影响我国出口企业升级的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形成准自然实验作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中国出口企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控制组企业相比，跨境电商综合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显著地助推了处理组企业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表征的升级过程。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测试;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在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新常态背景，跨境电 商作为外贸发展的新引擎，通过有效激发企业在产品生产环节、生产工艺、组织方式等生产流程中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帮助企业提升或改善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促进了出口产品的技术升级。从而促进外贸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跨境电商助推外贸企业升级的基本原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宏观的角度看，跨境电子商务可以激发贸易模式创 新，从而扩大贸易主体范围、减少贸易环节以及深化国际分工， 最后影响国际贸易格局。而从微观的角度看，企业应用跨境电子商务，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外贸业务密集边际化，促使企业专业服务升级;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外贸企业通过小额贸易、产品品类多元化，创新品牌，延伸产品的价值链。两方面的合力，促使企业的转型升级。[4]
对于中国出口企业而言，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建立可以通过三种作用机制促进出口企业升级。其一是位于综合试验区的出口企业贸易成本降低，贸易效率提高;其二是位于综合试验区的企业贸易便利化程度提高，从而促进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其三是位于综合试验区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促进了企业升级的过程。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认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总体上可以显著地促进出口企业的升级。
三、研究设计
（一）企业升级的测度
在充分考虑“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企业升级本质在于生产率的提升及价值链攀升的前提下，本文采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量化企业升级，并进行实证分析。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上，考虑到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 使用OLS方法或固定效应模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时， 存在着同时性问题和选择性偏差问题，因此，本文对Levisohn和Petrin所提出方法（以下简称LP方法）进行改进以估计生产率。之所以选择LP方法是因为， Olley和Pakes所提出方法（以下简称OP方法）以企业投资作为生产率的替代变量， 然而企业调整投資的行为没有中间投入那么灵活， 因此选择企业中间投入作为替代变量要优于选择企业投资作为替代变量。并且，改进后的LP方法同时建立在OP方法和LP方法的基础上， 弥补了传统LP方法无法解决选择性偏差问题这一缺陷。所以，本文使用Levinsohn-Petrin法（LP法）计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回归分析。
（二）模型设定
就本文而言，综试区的政策制定主体为国务院，政策的外生性导致不存在逆向因果问题，由此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内生性问题的困扰。另外，我国先后成立了五批跨境电商综试区，综试区的政策试点性质使其适用于双重差分法评价。虽然跨境电商综试区共计五批，但后三批成立的时间较短，数据难以获得，暂时难以计量分析，因此本文的考察范围为前两批综合试验区。政策时点方面，除杭州为2015年外，其余城市的政策实施点均为 2016 年。关于组别的设置，本文以我国第一和第二批建立综合试验区的13个城市为处理组，剩余的城市作为对照组。
在基准模型的设计上，本文根据DID模型的原理设计如下模型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企业升级效应进行识别：
其中，i、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upgrading表示企业升级水平，具体以LP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fp_lp）表示，treat为企业分组变量，treat等于1代表处理组，等于0代表控制组;post为时间分组变量，2009-2014年取值为0，2015-2018年取值为1。
x代表控制变量组，本文对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营业利润率、成长机会、十大股东占比进行了控制，其中，企业规模以企业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表示;企业年龄以企业成立时间的自然对数表示;营业利润率用企业的营业利润与企业的营业收入之比表示;成长机会用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来表示。hi表示城市个体固定效应;I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eit代表随机扰动项。
（三）数据说明与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样本数据为2009-2018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其中，用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财务数据、相关控制变量数据均来自CSMAR和CCER数据库。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分析
如表2第（1）列数据所示，实验组与控制组变量的交叉项的系数为正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一政策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对于我国出口企业的升级具有显著的政策促进效应。
（二）聚类稳健性检验
前文在回归过程中对标准误进行了省份-行业层面的聚类分析。为了使结论更加稳健，本文参考魏悦羚和张洪胜（2019）的做法，在省份或行业层面进行标准误聚类分析，对原计量模型进行回归。评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对出口企业升级的影响。表3第（2）列结果显示，变量did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跨境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型对外贸易模式正蓬勃发展，这种对外贸易模式缩短了产品从厂家到国外消费者的距离，重塑了对外贸易价值链，并通过对贸易市场、贸易主体、生产方式、贸易成本、贸易风险等方面的影响改变着传统的对外贸易模式。[5]本文在详细分析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出口企业升级的影响作用机理后，就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与企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可以整体上显著地促进出口企业的升级，该结论也通过了标准误聚类稳健性检验。
（二）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也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在发展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认识到跨境电子商务对外贸转型升级和国内企业步入国际市场的动力作用和正面影响，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跨境电子商务牵涉国内外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历史传统和地理风俗人情等诸多问题，更要清醒认识到跨境电子商务也有自身的优点、缺点和弱点。因此，我们必须具备互联网思维，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出发，从解决跨境电子商务瓶颈问题入手，协调好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主体的利益关系，定目标、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和推广，才能实现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平稳、协同发展。具体建议如下：
1.政府应该做好规划引导的工作，在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结合我国现状制定一套完善的跨境电商规划计划;要加大对跨境电商基础设施的投入，积极扶持第三方跨境电商服务平台的发展，力争让更多跨境电商企业享受到一站式平台服务;政府需要细化对跨境电商的监督和管制，制定关于跨境电商的法律来保护中小企业避免遭受损失，从法律层面上对跨境电商进行监管。
2.完善跨境电商相关法律法规，发展与跨境电商配套的新型监管方式，既要尽量避免利用跨境电商投机取巧的事情发生，也要尽量简化程序以减少跨境电商发展阻碍，打造健康良好的跨境电商交易市场。
3.提升与跨境电商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优化支付、物流、结汇、售后等服务支撑体系，鼓励并支持中小企业通过跨境电商的方式参与国际贸易，借助跨境电商在贸易成本、贸易方式等方面的优势不断提高贸易收益水平。
4.积极争取跨境电子商务的国际话语权和主动权。跨境电子商务是我国外贸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贸易的本质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因此，政府作为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主导者，应加强管理职能和服务的创新，积极争取跨境电子商务的国际话语权和主动权。一方面积极参与跨国合作和对话，与世界各国共同制定和修改国际贸易新规则，解决跨境电子商务带来的关税与税收、统一商业代码、跨国支付与结算、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等一系列新问题， 争取跨境电子商务的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打击跨境电子商务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活动，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跨境电子商务环境，不断推进国际贸易格局的革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薛继亮.技术选择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业经济研究，2013（6）.
[2]李士梅，李安.中国工业行业创新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应性研究.求是学刊，2019（4）.
[3]裴长红，刘斌.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构建阐释中国开放成就的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02）.
[4]唐夏韵.跨境电商对浙江生产型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分析.商场现代化.2019（10）.
[5]樊文静.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与我国对外贸易模式转型.对外经贸，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