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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考查目标，史料价值，乖张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3—0045—05
周明《与聂幼犁老师商榷命题的“乖张”》(下称《周文》)对聂幼犁《选择题之偏——思路的乖张(二)》(下称《聂文》)提出了商榷，笔者钦佩周老师的钻研和挑战精神，课程改革需要更多像周明这样的教师，但对他的论述和观点却有不同看法。
一、关于例一中“最有价值”的问题
原题：小李是一位“张学良迷”，得知张学良逝世的消息后，把以前搜集到的有关材料做了一张目录：
①电影《西安事变》碟片
②小说《少帅张学良》
③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合影(翻印照片)
④1990年《联合报》对张学良的访谈录音(拷贝)
⑤《文史资料选编》中关于张学良的专辑
⑥《中国历史》教科书
以上材料中，最有价值的是
A ①② B ④⑤ C ③⑥ D ⑤⑥
正确答案：B
《聂文》认为此题有两处明显不够严谨：
一是作为选择标准的“最有价值”，“没有明确给出以哪一个标准、从哪一个角度来比较，如何认定只有B才是正确的答案呢?”
二是即使明确了标准和角度，由于“考生没有读过或看过小李收集的这些材料，仅凭其名称并不能对其内在的质量作出判断，只能按照正常的或一般的情形做应然的推断。”
为此，建议“如欲保留试题原来的考查目标和难度，比较方便的修改方案是改进试题的提问”，可改为“其中，可能最有史料价值——比较原始、并具较大信息量或新信息的是”，其它保持原样。
《周文》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一是改后的试题难度是否降低……二是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史料’问题”。
1 对第一个问题，《周文》的论证是：
“虽然两题都在考查‘过程与方法’，可原题实际上在考查史料价值问题，原题题干‘材料中，最有价值’可以理解为‘最有价值的史料’，但修改后的题干‘比较原始、并具较大信息量或新信息’的史料，有了明显的提示性，学生自然会选择B选项，不仅考查的目标发生了变化，而且难度也大大降低了”。
笔者以为，这个论证的论据是不成立的。
《周文》认为“原题题干‘材料中，最有价值’可以理解为‘最有价值的史料’”，这正是《聂文》中指出的界定不明确而需要改进之处。对此，《聂文》作了具体的论证：
“假如以普及历史知识为标准，‘最有价值’的就可能是A，电影、戏剧与小说是大众最喜闻乐见的形式，这就像许多赞赏‘百家讲坛’的同志所持的评价尺度之一。……假如以学生课程学习为标准，⑥肯定是首选，其他材料就得因人而异。……即使从史料价值的标准来比较，也有一个比较的角度问题，如果从其原始性的程度来看，③④⑤都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其中③④还更具有原始的特征；只有从既原始，又可能有较大信息量或新信息这些角度来看，④⑤才可能是‘最有价值’的。”
《周文》只有推翻这个论证，其论据才能成立。可惜，不知为何《周文》是没有看清这个论证，抑或回避这个问题?笔者以为，原题没有明确标准和角度的“最有价值”的提问确实让人困惑，如何比较?可以见仁见智，答案怎会唯一?因此，不是“两题都在考查‘过程与方法”’和“原题实际上在考查史料价值问题”，而是原题不仅不能“考查‘过程与方法”’，而且无法“考查史料价值问题”。
《聂文》的修改方案为“最有价值”加了一些定语，是一种补台式的修改，使本来“忽悠”的标准臻于具体，使有歧义的提问变得确定。这当不至于改变试题预设的考查目标，反而应当有利于其实现。如果定要细究试题的考查目标，则应当根据学生的解题思路来判断。正常情况下，学生的思路当是：
选项③没有指出该照片是怎样的照片，新公开的照片?还是早已公布过的照片?选项⑤没有指出该专辑是什么时候编的、谁编的以及所收资料的选择标准。另外，也没有说明所收资料的形式。因此有可能只收录文字资料，也有可能还包括照片(甚至选项③)等其他资料。所以，无论从“比较原始并具有较大信息量”推测，还是从“比较原始并有新信息”推测，如果只能选两个的话，④、⑤胜算的可能性最大。
即使学生用“排除法”来思考，也得依据标准才能进行吧?
显然，无论考生用哪种思路，修改方案的考查目标都属于史料价值的判断，并非《周文》所说“自然会选择”。
选择题的难度指的是全体考生的通过率，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修改后的方案是否能保持原题的难度?笔者以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试题设计时的大致估计，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实测结果来检验。从经验上看，《聂文》的估计似是可信的。正如《聂文》指出：原题“头脑简单和习惯应试的考生可能会不假思索地选B，而学力较高的考生就可能被以什么标准、从什么角度来比较这个‘最有价值’的问题所困挠”。这就是说，原题中的难度升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提问不严谨造成的，测量的结果不能反映，甚至扭曲了考生的实际水平。笔者以为，虽然修改后的试题会使学力较高的考生免除困扰而得分，从而降低试题难度，但也会使学力较低，原本“不假思索”就选对的考生失分，从而又可能提高了试题难度。这样，不仅提高了试题的科学性，而且提高了试题的区分度。如此，即使难度有所降低，又有何妨?
2 《周文》认为，《聂文》的修改方案把“最有价值的史料”之标准解释为“比较原始、并具较大信息量或新信息”是不妥当的，特别是“较大信息量或新信息”不宜作为判断“最有价值的史料”的标准。
笔者以为，这个商榷的前提是对《聂文》的误解。
第一，如果仔细阅读《聂文》指出的原题的第二个问题就可以发现，聂老师是把史料的真实、可靠性放在第一位的。否则就不会指出“考生没有读过或看过小李收集的这些材料，仅凭其名称并不能对其内在的质量作出判断”了。其中，“内在质量”指的主要就是史料的真实、可靠性啊!如果以此为标准来选择，考生就必须去看、去读小李收集到的这些材料。显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聂文》说：“只能按照正常的或一般的情形做应然的推断。”为此，再加上考生可据以选择的具体标准的基础上，还建议在提问前加上“可能”两字，表示正确答案是一种或然判断，而不是绝对裁定。 第二，如果认真阅读聂老师修改后的提问——“其中，可能最有史料价值——比较原始、并具较大信息量或新信息的是……”就能明白，这显然不是从这些材料的“内在质量上”按通常的标准讨论“最有价值的史料”的问题，而是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仅从材料形式、类型上，对小李收集到的有关张学良的材料，作出其中哪一个“可能最有史料价值”的或然判断。《周文》何以先把它扯到从内在质量上按通常标准 讨论史料价值的话题上去，然后再来商榷呢?
第三，《周文》提出了判断史料价值高低的三个因素主要包括：材料的真实可信程度、材料所反映的历史现象的重要程度以及材料的独到性及其稀见程度。“在这三个因素中，材料的真实可信程度则是首要的”，笔者认为是有道理的，但这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从这个意义上看，‘较大信息量或新信息’不宜作为判断‘最有价值的史料’的标准”。所谓“较大信息量”，其中的“大”按正常的理解指的是丰富多样，与简单的多或重复不是一个概念，难道史料有“较大信息量”对确认“历史现象”的重要性是无关的吗?所谓“新信息”指的是新发布或发现的信息，难道不含《周文》提出的“独到性”并比“稀见程度”更重要吗?
二、关于例二的“虚拟”问题
原题如下：最近，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为增补共产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的照片费尽周折。假设寻找时发现了下列原始材料，能佐证他出席中共一大的是
A 1921年10月开往上海的船票
B 1919年签发的苏联护照
C 1921年7月初和马林在上海的合影，
D 1925年向共产国际汇报五卅运动情况的
俄文原稿
正确答案：C
《聂文》指出该题有四个问题：“试题的前置情景不仅没有解题的必要信息，而且与事实有明显出入”，“试题虚拟的‘与马林在上海的合影’有缺乏历史依据之嫌”，“即使有尼克尔斯基与马林在上海的合影(注意，不是当时在会场的合影)能成为他参加中共一大的‘佐证’吗?”“从思维逻辑的一致性来看，即使对本题作‘负负’式的理解，也无法使其唯一‘得正”’。 为此，《聂文》建议了一个“保留原来的考查目标，比较方便的修改方案”：
假设发现了下列材料，其中可以佐证尼克尔斯基出席中共一大的是
A 他使用过的1923年10月开往上海的旧
船票
B 1921年3月苏联政府签发的尼克尔斯基
护照
C 中共一大会议材料中有关他参加该会的
文字
D 当时尼克尔斯基在上海某大旅馆的住宿
登记
正确答案：C
《周文》提出了两点商榷：
一是“聂老师认为……试题虚拟的‘与马林在上海的合影’有缺乏历史依据之嫌，因为按照当时中共地下斗争的环境与纪律，‘这是大可怀疑的”’。写到这里，周老师突然推论：“看来，聂老师是不主张在试题中虚拟历史场景或‘人造史料的’。”
这显然是误读。说试题虚拟的情景“缺乏历史依据”和反对虚拟不是一回事。《周文》的这段论证引用的材料只能说明聂老师主张虚拟情景应当有历史依据，推不出“聂老师是不主张在试题中虚拟……”这样的判断，如果完整地阅读《聂文》就不可能犯这个“推不出”的错误。《聂文》在一开始分析这道试题时，就先肯定了该题“最大的亮点是设计了若干虚拟证据，以考查思维的“过程与方法”目标——确认史料或证据有效性与可靠性的能力，提高了试题在能力考查上的有效性。
如果读过聂老师在《历史教学》“命题研究”栏目发表的系列文章就能发现，2007年11月，他就发表过《虚拟情景必须以史实为依据》一文，认为“虚拟设计法使试题既避免了大量的阅读，又使情景典型化了，突出了试题的考查目标，也便于控制试题的难度”，“它大大拓展了情景题的空间，有利于试题以课程的主干知识为题眼进行考查”。同时，聂老师特别强调：“所谓虚拟的情景只是一种测量技术上的处理，是省略了历史事件特殊性和细节的‘大色块、粗线条’的渲染和勾勒，或者说，是以史实基本特征为架构的再现，并非可以脱离基本史实进行虚构。”可见，作为一种命题技术，聂老师并不反对虚拟，只是强调虚拟设计要特别慎重，要合情合理，有史实依据。
二是《周文》指出：聂老师一方面说该试题虚拟的尼科尔斯基与马林在上海的合影有缺乏历史依据之嫌，另一方面在自己提出的修改方案中，选项C、D也同样缺乏历史依据。
笔者认为，《周文》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看走了眼，就是“偷换概念”。所谓“虚拟情景”指的就是实际上没有的情景。如果指的是证据确凿的真有其事，何以还用“假设”?怎的还称“虚拟”?聂老师说的要有“历史依据”指的是虚拟设计应合乎一定的历史特征和情理，不要胡编不可能发生，甚至完全相悖的事情。正是从这个看法出发，《聂文》指出：原题规定的正确答案——虚拟的当时处于极端秘密状态下的尼科尔斯基与马林在上海的合影是不可能发生的，应当修改。而修改方案中的正确答案“中共一大会议材料中有关他参加该会的文字”虽然是假设的，但是合乎情理的，是有可能发生的。《周文》用修改方案中的选项D来说明其同样有缺乏历史依据之嫌，忘记了一个外国革命者到中国来搞秘密活动，为隐蔽其身份，以大旅馆作掩护，这在当年并非稀罕之事。
三、关于“乖张”一词的用法
《周文》最后对聂老师在文章中“乖张”一词的用法提出了商榷，认为“‘乖张’一词是用来形容人的脾气或行为的古怪，虽然也有‘不顺’的意思，但多用于书面语”，“把命题中一些缺陷说成是‘思路的乖张’，则存在用词是否通俗、恰当的问题”。
笔者觉着这似乎有强加于人的味道：周老师既然已经承认“乖张”一词“多用于书面语”，表示“不顺”。那么，《聂文》作为学术探讨的文章，难道不是书面的吗? 《现代汉语词典》关于“乖张”的释义为：①怪僻，不讲情理：脾气～行为一。②(书)不顺：命运～。 《辞海》关于“乖张”的释义为：①不顺；不正常。②执拗；违反常情。
那么，《聂文》中用的“乖张”一词取的是何义呢?聂老师在《选择题之偏——思路的乖张》系列的第一篇第一段就做了说明，即“在正常的情况下看来，不顺或不合情理”。显然是符合该词的规范定义的。这是其一。
其二，就《聂文》列举的存在问题的试题而言，说其“在正常的情况下看来，不顺或不合情理”，有何“不恰当”呢?笔者以为，如果按照新课改的理念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话，用“乖张”一词确实还“书面”了一点，也许还可以说得再通俗一点——乖违，甚至乖谬。大凡带过高三的教师都知道，在当前还无法改变的现实中，试题(尤其是高考试题)稍有失误，对莘莘学子命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伤及他们的程度到底有多深，对教学的危害到底有多烈!
综上所述，周老师指出和商榷《聂文》的三个问题都欠客观。《周文》的结尾，再以它们为例引出“修改后的试题不应再犯原题所犯的错误”这个论断，则更不对茬、不接气了。
另者，《周文》还要进一步将这个论断上升为写命题研究类文章修改有问题试题的“基本原则”。如果除却《周文》这个特定的商榷语境和推出逻辑，从一般意义上看，这个论断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笔者认为，研究“有问题的试题”的文章是有不同层次的，关注下列事实，实践上可能更有意义：
能发现和合理指出其“病症”的是“铜”——让人们知道该题确实有病，不再误传、误导； 还能正确分析其“病因”的是“银”—__。让人们知道该题何以有病，便于大家参与解决； 进一步提出有效修改方案的是“金”——让人们知道问题可以解决，有利大家深入探索。
因此，为使广大一线教师在试题研究上有更大的积极性和话语权，为使更多的同仁参与进来，提高中学历史学科的命题水平，与其用“不应……”做“基本原则”，不如用“应……”做正面导向：
凡研究“有问题的试题”，能合理指出其病症，正确分析其病因就是有学术价值的。应当提倡以此为基础，提出有效解决问题之思路和方案。
写到此，笔者想起一个朴素的古已有之的理念：凡以商榷为主的学术研究，应当以完整准确地解读商榷的对象为前提。这个表述可能不尽理想，但其中之意，还不至于不基本吧?
[作者简介]李代友，男，1970年生，四川自贡人，华东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历史高级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课程教学与评价。
[责任编辑：侯林莉]
参考文献：
[1]周明，与聂幼犁老师商榷命题的“乖张”[J]历史教学，2009(12月上半月刊)。
[2]聂幼犁，选择题之偏——思路的乖张(二)[J]，历史教学，2009(7月上半刊)。
[3]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月修订第3版)。
[4]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9)。
[5]聂幼犁选择题之偏——思路的乖张(一)[J]，历史教学，2009(6月上半月刊)。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3—0045—05
周明《与聂幼犁老师商榷命题的“乖张”》(下称《周文》)对聂幼犁《选择题之偏——思路的乖张(二)》(下称《聂文》)提出了商榷，笔者钦佩周老师的钻研和挑战精神，课程改革需要更多像周明这样的教师，但对他的论述和观点却有不同看法。
一、关于例一中“最有价值”的问题
原题：小李是一位“张学良迷”，得知张学良逝世的消息后，把以前搜集到的有关材料做了一张目录：
①电影《西安事变》碟片
②小说《少帅张学良》
③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合影(翻印照片)
④1990年《联合报》对张学良的访谈录音(拷贝)
⑤《文史资料选编》中关于张学良的专辑
⑥《中国历史》教科书
以上材料中，最有价值的是
A ①② B ④⑤ C ③⑥ D ⑤⑥
正确答案：B
《聂文》认为此题有两处明显不够严谨：
一是作为选择标准的“最有价值”，“没有明确给出以哪一个标准、从哪一个角度来比较，如何认定只有B才是正确的答案呢?”
二是即使明确了标准和角度，由于“考生没有读过或看过小李收集的这些材料，仅凭其名称并不能对其内在的质量作出判断，只能按照正常的或一般的情形做应然的推断。”
为此，建议“如欲保留试题原来的考查目标和难度，比较方便的修改方案是改进试题的提问”，可改为“其中，可能最有史料价值——比较原始、并具较大信息量或新信息的是”，其它保持原样。
《周文》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一是改后的试题难度是否降低……二是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史料’问题”。
1 对第一个问题，《周文》的论证是：
“虽然两题都在考查‘过程与方法’，可原题实际上在考查史料价值问题，原题题干‘材料中，最有价值’可以理解为‘最有价值的史料’，但修改后的题干‘比较原始、并具较大信息量或新信息’的史料，有了明显的提示性，学生自然会选择B选项，不仅考查的目标发生了变化，而且难度也大大降低了”。
笔者以为，这个论证的论据是不成立的。
《周文》认为“原题题干‘材料中，最有价值’可以理解为‘最有价值的史料’”，这正是《聂文》中指出的界定不明确而需要改进之处。对此，《聂文》作了具体的论证：
“假如以普及历史知识为标准，‘最有价值’的就可能是A，电影、戏剧与小说是大众最喜闻乐见的形式，这就像许多赞赏‘百家讲坛’的同志所持的评价尺度之一。……假如以学生课程学习为标准，⑥肯定是首选，其他材料就得因人而异。……即使从史料价值的标准来比较，也有一个比较的角度问题，如果从其原始性的程度来看，③④⑤都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其中③④还更具有原始的特征；只有从既原始，又可能有较大信息量或新信息这些角度来看，④⑤才可能是‘最有价值’的。”
《周文》只有推翻这个论证，其论据才能成立。可惜，不知为何《周文》是没有看清这个论证，抑或回避这个问题?笔者以为，原题没有明确标准和角度的“最有价值”的提问确实让人困惑，如何比较?可以见仁见智，答案怎会唯一?因此，不是“两题都在考查‘过程与方法”’和“原题实际上在考查史料价值问题”，而是原题不仅不能“考查‘过程与方法”’，而且无法“考查史料价值问题”。
《聂文》的修改方案为“最有价值”加了一些定语，是一种补台式的修改，使本来“忽悠”的标准臻于具体，使有歧义的提问变得确定。这当不至于改变试题预设的考查目标，反而应当有利于其实现。如果定要细究试题的考查目标，则应当根据学生的解题思路来判断。正常情况下，学生的思路当是：
选项③没有指出该照片是怎样的照片，新公开的照片?还是早已公布过的照片?选项⑤没有指出该专辑是什么时候编的、谁编的以及所收资料的选择标准。另外，也没有说明所收资料的形式。因此有可能只收录文字资料，也有可能还包括照片(甚至选项③)等其他资料。所以，无论从“比较原始并具有较大信息量”推测，还是从“比较原始并有新信息”推测，如果只能选两个的话，④、⑤胜算的可能性最大。
即使学生用“排除法”来思考，也得依据标准才能进行吧?
显然，无论考生用哪种思路，修改方案的考查目标都属于史料价值的判断，并非《周文》所说“自然会选择”。
选择题的难度指的是全体考生的通过率，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修改后的方案是否能保持原题的难度?笔者以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试题设计时的大致估计，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实测结果来检验。从经验上看，《聂文》的估计似是可信的。正如《聂文》指出：原题“头脑简单和习惯应试的考生可能会不假思索地选B，而学力较高的考生就可能被以什么标准、从什么角度来比较这个‘最有价值’的问题所困挠”。这就是说，原题中的难度升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提问不严谨造成的，测量的结果不能反映，甚至扭曲了考生的实际水平。笔者以为，虽然修改后的试题会使学力较高的考生免除困扰而得分，从而降低试题难度，但也会使学力较低，原本“不假思索”就选对的考生失分，从而又可能提高了试题难度。这样，不仅提高了试题的科学性，而且提高了试题的区分度。如此，即使难度有所降低，又有何妨?
2 《周文》认为，《聂文》的修改方案把“最有价值的史料”之标准解释为“比较原始、并具较大信息量或新信息”是不妥当的，特别是“较大信息量或新信息”不宜作为判断“最有价值的史料”的标准。
笔者以为，这个商榷的前提是对《聂文》的误解。
第一，如果仔细阅读《聂文》指出的原题的第二个问题就可以发现，聂老师是把史料的真实、可靠性放在第一位的。否则就不会指出“考生没有读过或看过小李收集的这些材料，仅凭其名称并不能对其内在的质量作出判断”了。其中，“内在质量”指的主要就是史料的真实、可靠性啊!如果以此为标准来选择，考生就必须去看、去读小李收集到的这些材料。显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聂文》说：“只能按照正常的或一般的情形做应然的推断。”为此，再加上考生可据以选择的具体标准的基础上，还建议在提问前加上“可能”两字，表示正确答案是一种或然判断，而不是绝对裁定。 第二，如果认真阅读聂老师修改后的提问——“其中，可能最有史料价值——比较原始、并具较大信息量或新信息的是……”就能明白，这显然不是从这些材料的“内在质量上”按通常的标准讨论“最有价值的史料”的问题，而是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仅从材料形式、类型上，对小李收集到的有关张学良的材料，作出其中哪一个“可能最有史料价值”的或然判断。《周文》何以先把它扯到从内在质量上按通常标准 讨论史料价值的话题上去，然后再来商榷呢?
第三，《周文》提出了判断史料价值高低的三个因素主要包括：材料的真实可信程度、材料所反映的历史现象的重要程度以及材料的独到性及其稀见程度。“在这三个因素中，材料的真实可信程度则是首要的”，笔者认为是有道理的，但这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从这个意义上看，‘较大信息量或新信息’不宜作为判断‘最有价值的史料’的标准”。所谓“较大信息量”，其中的“大”按正常的理解指的是丰富多样，与简单的多或重复不是一个概念，难道史料有“较大信息量”对确认“历史现象”的重要性是无关的吗?所谓“新信息”指的是新发布或发现的信息，难道不含《周文》提出的“独到性”并比“稀见程度”更重要吗?
二、关于例二的“虚拟”问题
原题如下：最近，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为增补共产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的照片费尽周折。假设寻找时发现了下列原始材料，能佐证他出席中共一大的是
A 1921年10月开往上海的船票
B 1919年签发的苏联护照
C 1921年7月初和马林在上海的合影，
D 1925年向共产国际汇报五卅运动情况的
俄文原稿
正确答案：C
《聂文》指出该题有四个问题：“试题的前置情景不仅没有解题的必要信息，而且与事实有明显出入”，“试题虚拟的‘与马林在上海的合影’有缺乏历史依据之嫌”，“即使有尼克尔斯基与马林在上海的合影(注意，不是当时在会场的合影)能成为他参加中共一大的‘佐证’吗?”“从思维逻辑的一致性来看，即使对本题作‘负负’式的理解，也无法使其唯一‘得正”’。 为此，《聂文》建议了一个“保留原来的考查目标，比较方便的修改方案”：
假设发现了下列材料，其中可以佐证尼克尔斯基出席中共一大的是
A 他使用过的1923年10月开往上海的旧
船票
B 1921年3月苏联政府签发的尼克尔斯基
护照
C 中共一大会议材料中有关他参加该会的
文字
D 当时尼克尔斯基在上海某大旅馆的住宿
登记
正确答案：C
《周文》提出了两点商榷：
一是“聂老师认为……试题虚拟的‘与马林在上海的合影’有缺乏历史依据之嫌，因为按照当时中共地下斗争的环境与纪律，‘这是大可怀疑的”’。写到这里，周老师突然推论：“看来，聂老师是不主张在试题中虚拟历史场景或‘人造史料的’。”
这显然是误读。说试题虚拟的情景“缺乏历史依据”和反对虚拟不是一回事。《周文》的这段论证引用的材料只能说明聂老师主张虚拟情景应当有历史依据，推不出“聂老师是不主张在试题中虚拟……”这样的判断，如果完整地阅读《聂文》就不可能犯这个“推不出”的错误。《聂文》在一开始分析这道试题时，就先肯定了该题“最大的亮点是设计了若干虚拟证据，以考查思维的“过程与方法”目标——确认史料或证据有效性与可靠性的能力，提高了试题在能力考查上的有效性。
如果读过聂老师在《历史教学》“命题研究”栏目发表的系列文章就能发现，2007年11月，他就发表过《虚拟情景必须以史实为依据》一文，认为“虚拟设计法使试题既避免了大量的阅读，又使情景典型化了，突出了试题的考查目标，也便于控制试题的难度”，“它大大拓展了情景题的空间，有利于试题以课程的主干知识为题眼进行考查”。同时，聂老师特别强调：“所谓虚拟的情景只是一种测量技术上的处理，是省略了历史事件特殊性和细节的‘大色块、粗线条’的渲染和勾勒，或者说，是以史实基本特征为架构的再现，并非可以脱离基本史实进行虚构。”可见，作为一种命题技术，聂老师并不反对虚拟，只是强调虚拟设计要特别慎重，要合情合理，有史实依据。
二是《周文》指出：聂老师一方面说该试题虚拟的尼科尔斯基与马林在上海的合影有缺乏历史依据之嫌，另一方面在自己提出的修改方案中，选项C、D也同样缺乏历史依据。
笔者认为，《周文》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看走了眼，就是“偷换概念”。所谓“虚拟情景”指的就是实际上没有的情景。如果指的是证据确凿的真有其事，何以还用“假设”?怎的还称“虚拟”?聂老师说的要有“历史依据”指的是虚拟设计应合乎一定的历史特征和情理，不要胡编不可能发生，甚至完全相悖的事情。正是从这个看法出发，《聂文》指出：原题规定的正确答案——虚拟的当时处于极端秘密状态下的尼科尔斯基与马林在上海的合影是不可能发生的，应当修改。而修改方案中的正确答案“中共一大会议材料中有关他参加该会的文字”虽然是假设的，但是合乎情理的，是有可能发生的。《周文》用修改方案中的选项D来说明其同样有缺乏历史依据之嫌，忘记了一个外国革命者到中国来搞秘密活动，为隐蔽其身份，以大旅馆作掩护，这在当年并非稀罕之事。
三、关于“乖张”一词的用法
《周文》最后对聂老师在文章中“乖张”一词的用法提出了商榷，认为“‘乖张’一词是用来形容人的脾气或行为的古怪，虽然也有‘不顺’的意思，但多用于书面语”，“把命题中一些缺陷说成是‘思路的乖张’，则存在用词是否通俗、恰当的问题”。
笔者觉着这似乎有强加于人的味道：周老师既然已经承认“乖张”一词“多用于书面语”，表示“不顺”。那么，《聂文》作为学术探讨的文章，难道不是书面的吗? 《现代汉语词典》关于“乖张”的释义为：①怪僻，不讲情理：脾气～行为一。②(书)不顺：命运～。 《辞海》关于“乖张”的释义为：①不顺；不正常。②执拗；违反常情。
那么，《聂文》中用的“乖张”一词取的是何义呢?聂老师在《选择题之偏——思路的乖张》系列的第一篇第一段就做了说明，即“在正常的情况下看来，不顺或不合情理”。显然是符合该词的规范定义的。这是其一。
其二，就《聂文》列举的存在问题的试题而言，说其“在正常的情况下看来，不顺或不合情理”，有何“不恰当”呢?笔者以为，如果按照新课改的理念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话，用“乖张”一词确实还“书面”了一点，也许还可以说得再通俗一点——乖违，甚至乖谬。大凡带过高三的教师都知道，在当前还无法改变的现实中，试题(尤其是高考试题)稍有失误，对莘莘学子命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伤及他们的程度到底有多深，对教学的危害到底有多烈!
综上所述，周老师指出和商榷《聂文》的三个问题都欠客观。《周文》的结尾，再以它们为例引出“修改后的试题不应再犯原题所犯的错误”这个论断，则更不对茬、不接气了。
另者，《周文》还要进一步将这个论断上升为写命题研究类文章修改有问题试题的“基本原则”。如果除却《周文》这个特定的商榷语境和推出逻辑，从一般意义上看，这个论断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笔者认为，研究“有问题的试题”的文章是有不同层次的，关注下列事实，实践上可能更有意义：
能发现和合理指出其“病症”的是“铜”——让人们知道该题确实有病，不再误传、误导； 还能正确分析其“病因”的是“银”—__。让人们知道该题何以有病，便于大家参与解决； 进一步提出有效修改方案的是“金”——让人们知道问题可以解决，有利大家深入探索。
因此，为使广大一线教师在试题研究上有更大的积极性和话语权，为使更多的同仁参与进来，提高中学历史学科的命题水平，与其用“不应……”做“基本原则”，不如用“应……”做正面导向：
凡研究“有问题的试题”，能合理指出其病症，正确分析其病因就是有学术价值的。应当提倡以此为基础，提出有效解决问题之思路和方案。
写到此，笔者想起一个朴素的古已有之的理念：凡以商榷为主的学术研究，应当以完整准确地解读商榷的对象为前提。这个表述可能不尽理想，但其中之意，还不至于不基本吧?
[作者简介]李代友，男，1970年生，四川自贡人，华东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历史高级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课程教学与评价。
[责任编辑：侯林莉]
参考文献：
[1]周明，与聂幼犁老师商榷命题的“乖张”[J]历史教学，2009(12月上半月刊)。
[2]聂幼犁，选择题之偏——思路的乖张(二)[J]，历史教学，2009(7月上半刊)。
[3]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月修订第3版)。
[4]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9)。
[5]聂幼犁选择题之偏——思路的乖张(一)[J]，历史教学，2009(6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