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春节,“逃离北上广”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各大论坛也在狂发帖子感慨: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堪生活重负,开始告别蜗居生活,从北京、上海、广州撤离,社会学家们则提出“回归or失败”的新命题。
在“回归”或者说“逃离”的人群中,今年33岁的周广会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于1995年求学北京,1999年南下东莞和广州淘金,2002年在上海南汇创办电脑维修店,2008年底又杀回了老家郑州,整整十五年,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变成了务实的中年人。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他早在两年前就完成了逃离“北上广”最经典的撤退路线。
“去北京才算进城读书”
谈到15年里的“纵横驰骋”,周广会认为“这算不了什么壮举”,“我可是最早的农民工二代。”
在他看来,父亲是典型的第一代农民工。他的父亲1980年代中期辞去乡里民办教师的职务,开始在开封、郑州打工,周广会的初、高中全是在郑州完成的。
周广会小时候在亲戚间的外号叫“小精豆”,意思是这个孩子非常聪明有主见。最经典的一件事情就是高考的时候,他本来可以在郑州读大专,却硬要去上北京一家民办高校。
他说:“当时就是憋了一口气,在郑州读书的时候,自己以为进城里读书了,但在同学眼中还是农村人,所以一定要去北京,去首都,就是想赌这口气!”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知道我不可能像我哥哥那样呆在农村,第一,在城里住惯了,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了,每年寒暑假回到家连厕所都不适应了;第二对地里的活儿一窍不通,有次回家帮忙收麦被我妈骂的半死,不是偷懒而是真的不会干了。”周广会回忆起来非常感慨。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这样定义“农民工二代”:新生代农民工有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广州天河城的迷茫日子
“北京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好地方,我现在还怀念北京那种自由的气息。”提起北京,周广会不由故意加点“儿话”音,“4月份沙滩(儿)那里最美,10月钓鱼台(儿)外边的银杏树拍照可比国外美。”
每当回忆起北京古老的公园、新兴的艺术区和那种散落在各处的美景,他很兴奋,“但不是说你有能力就可以混在京城,北京有能力的人太多,每年名牌大学毕业的遍地都是。”
于是毕业后,他选择了一条“非主流”的路线:南下东莞,到一家电子厂打工。
1999年对于学IT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是黄金时代,虽然只是民营高校毕业的学生,但凭着过硬的硬件技术和“北京来的”头衔,他在东莞干得很不错,半年就成了业务经理。一年后,他转往广州的天河城,职业是卖电脑。
“我当时最高一个月可以赚五千,和那些名校毕业生一样。但工作无趣枯燥,一听到客户那些最简单问题,就烦得想死……”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说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QQ,除了解决客户问题就是上网聊天泡论坛,“最高峰的时候我曾经担任三个版的版主,在网上有7个‘老婆’,外号周小宝。”
此外和朋友们打麻将也是他通常的消遣。“输赢都不多,一次都控制在300元上下,但三年下来赚得多花得也多,不但工资没攒下,人都快废了。”提起珠三角那段日子,周广会还有些不好意思。
广州大学2009年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调查报告指出:新一代农民工有“三高一低”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逃离上海滩的生活重压
2002年,周广会受朋友邀请去了上海,在百脑汇卖电脑,在这里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成立于1998年,和北京中关村、广州天河城并驾齐驱的中国电子产品大卖场,“其实很排外”。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地域观念。比如很多顾客来买电脑除了说上海话之外,还会说他是从上海来。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浦西才是‘上海’,浦东是‘乡下地方’”。
但是上海也是务实的。凭借过硬的电脑硬件安装技术,他很快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并且以分期付款在南汇区周浦镇买了一套70平方米的二居室,这里距离浦东20公里,在上海人眼中是不折不扣的“乡下”。
“北京房子是贵,但是上海的房子早就进入3万元时代。”他算了一笔在上海生活账:上海一个车牌5万元,停车费繁华地段都是10元/小时,每个月养车需要2000元的开销;一餐饭一般是15元的标准,每人每月需要700元左右;房子贷款一个月按揭是2000元;有了孩子之后,进最便宜的幼儿园一个月也要800元入托费,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一个月支出全部下来要8000元上下。
除此以外,“我的愿望是我的女儿能有一个城市户口,不要像我一样被叫了十几年打工仔。而上海户口对于我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才杀回郑州,重新开始。”
2008年底,他的电脑店在郑州科技市场开业,并且在郑东新区买了一套130平米的商品房。
“终于可以把爸妈也接来过个安稳年,不再挤到那个70平方米蜗居了,欢迎来我郑州新家做客。”周广会热情邀请记者,而他5岁的女儿则在一旁问:“爸爸,过年后我们什么时候回上海老家?”
在“回归”或者说“逃离”的人群中,今年33岁的周广会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于1995年求学北京,1999年南下东莞和广州淘金,2002年在上海南汇创办电脑维修店,2008年底又杀回了老家郑州,整整十五年,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变成了务实的中年人。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他早在两年前就完成了逃离“北上广”最经典的撤退路线。
“去北京才算进城读书”
谈到15年里的“纵横驰骋”,周广会认为“这算不了什么壮举”,“我可是最早的农民工二代。”
在他看来,父亲是典型的第一代农民工。他的父亲1980年代中期辞去乡里民办教师的职务,开始在开封、郑州打工,周广会的初、高中全是在郑州完成的。
周广会小时候在亲戚间的外号叫“小精豆”,意思是这个孩子非常聪明有主见。最经典的一件事情就是高考的时候,他本来可以在郑州读大专,却硬要去上北京一家民办高校。
他说:“当时就是憋了一口气,在郑州读书的时候,自己以为进城里读书了,但在同学眼中还是农村人,所以一定要去北京,去首都,就是想赌这口气!”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知道我不可能像我哥哥那样呆在农村,第一,在城里住惯了,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了,每年寒暑假回到家连厕所都不适应了;第二对地里的活儿一窍不通,有次回家帮忙收麦被我妈骂的半死,不是偷懒而是真的不会干了。”周广会回忆起来非常感慨。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这样定义“农民工二代”:新生代农民工有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广州天河城的迷茫日子
“北京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好地方,我现在还怀念北京那种自由的气息。”提起北京,周广会不由故意加点“儿话”音,“4月份沙滩(儿)那里最美,10月钓鱼台(儿)外边的银杏树拍照可比国外美。”
每当回忆起北京古老的公园、新兴的艺术区和那种散落在各处的美景,他很兴奋,“但不是说你有能力就可以混在京城,北京有能力的人太多,每年名牌大学毕业的遍地都是。”
于是毕业后,他选择了一条“非主流”的路线:南下东莞,到一家电子厂打工。
1999年对于学IT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是黄金时代,虽然只是民营高校毕业的学生,但凭着过硬的硬件技术和“北京来的”头衔,他在东莞干得很不错,半年就成了业务经理。一年后,他转往广州的天河城,职业是卖电脑。
“我当时最高一个月可以赚五千,和那些名校毕业生一样。但工作无趣枯燥,一听到客户那些最简单问题,就烦得想死……”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说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QQ,除了解决客户问题就是上网聊天泡论坛,“最高峰的时候我曾经担任三个版的版主,在网上有7个‘老婆’,外号周小宝。”
此外和朋友们打麻将也是他通常的消遣。“输赢都不多,一次都控制在300元上下,但三年下来赚得多花得也多,不但工资没攒下,人都快废了。”提起珠三角那段日子,周广会还有些不好意思。
广州大学2009年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调查报告指出:新一代农民工有“三高一低”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逃离上海滩的生活重压
2002年,周广会受朋友邀请去了上海,在百脑汇卖电脑,在这里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成立于1998年,和北京中关村、广州天河城并驾齐驱的中国电子产品大卖场,“其实很排外”。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地域观念。比如很多顾客来买电脑除了说上海话之外,还会说他是从上海来。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浦西才是‘上海’,浦东是‘乡下地方’”。
但是上海也是务实的。凭借过硬的电脑硬件安装技术,他很快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并且以分期付款在南汇区周浦镇买了一套70平方米的二居室,这里距离浦东20公里,在上海人眼中是不折不扣的“乡下”。
“北京房子是贵,但是上海的房子早就进入3万元时代。”他算了一笔在上海生活账:上海一个车牌5万元,停车费繁华地段都是10元/小时,每个月养车需要2000元的开销;一餐饭一般是15元的标准,每人每月需要700元左右;房子贷款一个月按揭是2000元;有了孩子之后,进最便宜的幼儿园一个月也要800元入托费,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一个月支出全部下来要8000元上下。
除此以外,“我的愿望是我的女儿能有一个城市户口,不要像我一样被叫了十几年打工仔。而上海户口对于我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才杀回郑州,重新开始。”
2008年底,他的电脑店在郑州科技市场开业,并且在郑东新区买了一套130平米的商品房。
“终于可以把爸妈也接来过个安稳年,不再挤到那个70平方米蜗居了,欢迎来我郑州新家做客。”周广会热情邀请记者,而他5岁的女儿则在一旁问:“爸爸,过年后我们什么时候回上海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