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县是我国最重要、设置最稳定的行政地域单元。中央非常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扶风县是《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城乡统筹的重点区，省财政直管县，具有独特的资源、环境及区位优势。西部大开发以来，扶风县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然而整体发展水平低。本文建立双对数线性模型，分析影响扶风县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县域经济；影响因素；双对数线性模型；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6-0042-03
一、问题的提出
县是我国最重要、设置最稳定的行政地域单元。萌芽于西周，产生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定制于秦朝，兴盛于当代。历史演变和发展证明，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已成为我国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空间和地域实体，是社会矛盾的平衡点，也是政治民主建设和发展的突破点，在我国任何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中始终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1］。
中央非常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共十六大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壮大县域经济”；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五中全会、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相继提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加快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乡用”财政管理方式的改革。十七大会议上提出“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更加明确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改革开放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来，陕西省以地区经济基础好、自然条件优越、人文历史深厚、发展潜力较大及区位优势，经济发展迅速。由于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和历史的原因，在中国——中亚地区之间形成了一个经济凹陷带。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关中——天水经济区”等战略。目前，面对全球自然资源，尤其能源越来越缺乏的问题，亚欧国家也决定联手实施复兴这条“经济脉络”之路计划，打造一条促进欧亚国家共同发展的“金桥”，再创“丝路”辉煌。提出建设“现代丝绸之路建设计划”——欧亚大陆桥。扶风县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西部，地处欧亚大陆桥中部地区，关中——天水核心城市（西安）与次核心城市（宝鸡）的中间位置，是《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城乡统筹的重点区，省财政直管县，具有独特的资源、环境及区位优势。以“青铜器之乡”、“佛骨圣地”、“千载佛家圣地，万世人文经典”、“皇家圣地”和“关中塔庙始祖”的法门寺驰名海内外，奠定了扶风在欧亚大陆桥陕西西线文化旅游中的龙头地位，为扶风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为了加快实施《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促进陕西县域资源优势转化，带动大关中，引领大西北、建设西部经济强省，承接东中部地区产业转移，推动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和人文自然的和谐发展，科学地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本文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为扶风县域经济发展献计献策。
二、模型的建立
（一）模型建立
本文建立了双对数线性模型：
lnY=C+∑BiXi+e（1）
式（1）左边Y为被解释变量，文章选取生产总值（GDP）、人均生产总值（GDP/P）两个待检变量；式（1）右边Xi为各影响因素，包括农业产值（AGR）、固定资产投资额（FIX）、工业产值（IND）、财政支出（LFE）、第三产业产值（TEI）、限额以上批零总额（TRA）6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C为常数项；Bi为待估参数；e为误差项。时间跨度从2000—2009年，主要考虑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该县的经济发展变化情况。各变量均取了自然对数，经过计算分析，选取以作为被解释变量［2］，其模型： Ln(GDP)=C(1)+C(2)*Ln(FIX)+C(4)*Ln(IND)+C(5)*(LFE)+C(6)*Ln(TEI)+C(7)*Ln(TRA)+C(2)（二）检验分析
采用Eviews3.0软件进行分析的结果（见表1）显示：其回归结果与现实经济发展状况基本相符，在影响GDP的6个因素中，AGR、IND、TEI和TRA的回归系数通过了t-statistic检验［3］，其回归回归方程为：
Ln(GDP)=1.653720421-0.09129157987*Ln(AGR)+0.07289365302*Ln(FIX)+0.2021970408*Ln(IND)+0.0205960454*Ln(LFE)+0.5822237902*Ln(TEI)-0.03792660812*Ln(TRA)(3)
由式（3）可以看出，Ln(ARG)与Ln(TRA)的系数为负，说明这两个解释变量与生产总值负相关，这也就是说，扶风县域经济增长过程中，农业产值及限额以上批零总额的增长不会拉动经济增长；其他4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其中，关系最为显著的是TEI（第三产业），其系数为0.582224，说明该地区第三产业每增加1元的收入，生产总值会相应增加0.582224元；次于第三产业的相关系数是IND（工业产值），其系数为0.202197，即工业产值每增加1元，拉动当地经济增长0.202197元。这样的一组回归系数表明：2000年以来，扶风县域经济增长逐渐出现了一产弱、二产强、三产发展迅速的特征。
表2中R-squared值为0.996075，这说明扶风县GDP（生产总值）与6个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表明此模型使用价较高；Durbin-Watson stat检验值为2.465098，随机误差的相关性不显著。所以，建立的模型是比较合适的。F统计量值为126.9041，当置信度为95%时，F0. 05(6，10)=4.06<126.9041，说明此模型是显著的［4］。
由于该模型对两边变量取自然对数，回归方程系数表示6个影响因素的解释变量GDP对被解释变量的弹性大小。基于表1、2的检验结果，利用Correlation Mat（表3）和Pair wise Granger Causality Tests（表4）检验，以更有效地证明该模型的合理性。相关系数矩阵值显示：GDP与TEI的相关系数最大，其值为0.99631，这说明扶风县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次之是GDP与IND的值为0.9959；其余4个变量GDP与相关系数依次变小的为LFE；FIX；TRA；AGR。这样的数据也表明与表检验结果的一致性。
为了得知变量之间谁是谁的原因。在理论上可以知道第三产业值的增加决定经济的增长，然而，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经济总量的增长呢？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对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Granger（1969）因果检验［5］。若TEI的变化是GDP的原因，那么，TEI的变化应该发生在GDP之前，而在TEI关于TEI滞后变量的回归中，添加的滞后变量能够显著增加回归的解释能力［6］。故进行滞后多阶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表4：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从检验结果表5可知在滞后长度为2时，在6个解释变量中，只有TEI与GDP之间存在因果关系：TEI是GDP的格兰杰原因。这与理论与现实相符［7］ 。表4 因果关系检验
关键词：县域经济；影响因素；双对数线性模型；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6-0042-03
一、问题的提出
县是我国最重要、设置最稳定的行政地域单元。萌芽于西周，产生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定制于秦朝，兴盛于当代。历史演变和发展证明，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已成为我国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空间和地域实体，是社会矛盾的平衡点，也是政治民主建设和发展的突破点，在我国任何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中始终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1］。
中央非常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共十六大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壮大县域经济”；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五中全会、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相继提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加快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乡用”财政管理方式的改革。十七大会议上提出“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更加明确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改革开放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来，陕西省以地区经济基础好、自然条件优越、人文历史深厚、发展潜力较大及区位优势，经济发展迅速。由于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和历史的原因，在中国——中亚地区之间形成了一个经济凹陷带。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关中——天水经济区”等战略。目前，面对全球自然资源，尤其能源越来越缺乏的问题，亚欧国家也决定联手实施复兴这条“经济脉络”之路计划，打造一条促进欧亚国家共同发展的“金桥”，再创“丝路”辉煌。提出建设“现代丝绸之路建设计划”——欧亚大陆桥。扶风县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西部，地处欧亚大陆桥中部地区，关中——天水核心城市（西安）与次核心城市（宝鸡）的中间位置，是《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城乡统筹的重点区，省财政直管县，具有独特的资源、环境及区位优势。以“青铜器之乡”、“佛骨圣地”、“千载佛家圣地，万世人文经典”、“皇家圣地”和“关中塔庙始祖”的法门寺驰名海内外，奠定了扶风在欧亚大陆桥陕西西线文化旅游中的龙头地位，为扶风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为了加快实施《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促进陕西县域资源优势转化，带动大关中，引领大西北、建设西部经济强省，承接东中部地区产业转移，推动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和人文自然的和谐发展，科学地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本文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为扶风县域经济发展献计献策。
二、模型的建立
（一）模型建立
本文建立了双对数线性模型：
lnY=C+∑BiXi+e（1）
式（1）左边Y为被解释变量，文章选取生产总值（GDP）、人均生产总值（GDP/P）两个待检变量；式（1）右边Xi为各影响因素，包括农业产值（AGR）、固定资产投资额（FIX）、工业产值（IND）、财政支出（LFE）、第三产业产值（TEI）、限额以上批零总额（TRA）6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C为常数项；Bi为待估参数；e为误差项。时间跨度从2000—2009年，主要考虑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该县的经济发展变化情况。各变量均取了自然对数，经过计算分析，选取以作为被解释变量［2］，其模型： Ln(GDP)=C(1)+C(2)*Ln(FIX)+C(4)*Ln(IND)+C(5)*(LFE)+C(6)*Ln(TEI)+C(7)*Ln(TRA)+C(2)（二）检验分析
采用Eviews3.0软件进行分析的结果（见表1）显示：其回归结果与现实经济发展状况基本相符，在影响GDP的6个因素中，AGR、IND、TEI和TRA的回归系数通过了t-statistic检验［3］，其回归回归方程为：
Ln(GDP)=1.653720421-0.09129157987*Ln(AGR)+0.07289365302*Ln(FIX)+0.2021970408*Ln(IND)+0.0205960454*Ln(LFE)+0.5822237902*Ln(TEI)-0.03792660812*Ln(TRA)(3)
由式（3）可以看出，Ln(ARG)与Ln(TRA)的系数为负，说明这两个解释变量与生产总值负相关，这也就是说，扶风县域经济增长过程中，农业产值及限额以上批零总额的增长不会拉动经济增长；其他4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其中，关系最为显著的是TEI（第三产业），其系数为0.582224，说明该地区第三产业每增加1元的收入，生产总值会相应增加0.582224元；次于第三产业的相关系数是IND（工业产值），其系数为0.202197，即工业产值每增加1元，拉动当地经济增长0.202197元。这样的一组回归系数表明：2000年以来，扶风县域经济增长逐渐出现了一产弱、二产强、三产发展迅速的特征。
表2中R-squared值为0.996075，这说明扶风县GDP（生产总值）与6个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表明此模型使用价较高；Durbin-Watson stat检验值为2.465098，随机误差的相关性不显著。所以，建立的模型是比较合适的。F统计量值为126.9041，当置信度为95%时，F0. 05(6，10)=4.06<126.9041，说明此模型是显著的［4］。
由于该模型对两边变量取自然对数，回归方程系数表示6个影响因素的解释变量GDP对被解释变量的弹性大小。基于表1、2的检验结果，利用Correlation Mat（表3）和Pair wise Granger Causality Tests（表4）检验，以更有效地证明该模型的合理性。相关系数矩阵值显示：GDP与TEI的相关系数最大，其值为0.99631，这说明扶风县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次之是GDP与IND的值为0.9959；其余4个变量GDP与相关系数依次变小的为LFE；FIX；TRA；AGR。这样的数据也表明与表检验结果的一致性。
为了得知变量之间谁是谁的原因。在理论上可以知道第三产业值的增加决定经济的增长，然而，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经济总量的增长呢？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对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Granger（1969）因果检验［5］。若TEI的变化是GDP的原因，那么，TEI的变化应该发生在GDP之前，而在TEI关于TEI滞后变量的回归中，添加的滞后变量能够显著增加回归的解释能力［6］。故进行滞后多阶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表4：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从检验结果表5可知在滞后长度为2时，在6个解释变量中，只有TEI与GDP之间存在因果关系：TEI是GDP的格兰杰原因。这与理论与现实相符［7］ 。表4 因果关系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