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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元好问是金代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对社会现实多有反映。金亡之后,他力以斯文为己任,起衰救坏,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致书耶律楚材,保护众多文人学士;二是著述存史,传承文脉。元好问为元初文坛的建树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 元好问元初文坛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统帅速不台进占汴京。之后,金朝百官及三教九流等随即被押解山东、河北等地,元好问亦在其中,次年金亡。此前,元好问于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中进士,任过南阳令、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他的文学创作,以金亡前后为全盛期,对社会现实多有反映。过渡到元代以后,“力以斯文为己任”,“起衰救坏”,[1]为元初文坛的建树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主要体现在:
1.致书耶律楚材,保护众多文人学士
耶律楚材(1190年—1243年),字晋卿,号湛然居士。金时任燕京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1215年(金贞祐三年),燕京陷于蒙古,遂为成吉思汗所召,仕于蒙。因其出身于完全汉化的契丹贵族家庭,又世代仕金,因此“衣冠异域真余志,礼乐中原乃我荣”,[2]以儒治国是他的政治理想。正因为这个背景,当元好问离开汴京,即将被押解到山东聊城之时,在自身尚且难保的情况下,特撰写了一封长达八百余字的《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送呈耶律楚材。原文载于《遗山集》卷三十九,其内容的主旨是推荐五十四位人才,“系斯文为甚重,故不得不为阁下言之”,请耶律楚材对这些“天民之秀”务必保护。这封书信所产生的效果对文坛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当时蒙古以武力统治天下,中原文化有可能就此沦丧的关键时刻。后来,这五十四人在耶律楚材的保护下,大多被任用,他们对忽必列建立元朝,开创元初文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事迹多载于《遗山集》、《中州集》、《秋涧集》中。
同时他们当中,多数又是文学时辈,如王鹗有《应物集》四十卷,杨奂有《还山集》六十卷,徐世隆有《瀛洲集》百卷、文集若干卷,刘祁有《归潜志》、《北行记》,李冶有《敬斋古今璜》,杨果有《西庵集》,刘郁有《常德西始记》,商挺也有诗作千余篇。商挺和杨果还是元初著名的散曲家,其他如李微、李浩、梁斗南、李庭训等人亦为诗坛盟友。至于杜仁杰、李献卿、麻革等人更以文学鸣响一代,他们与元好问多有诗文唱和。在经历了金末元初的战乱动荡和朝代鼎革后,他们的作品再现现实,表达真实的自我感受,因而具有慷慨悲凉的特色,这也直接导引了元初文风。
2.著述存史,文脉传承
自天兴二年(1233年)五月,元好问被羁管于山东聊城,至蒙古太宗七年(1235年)获释,迁居冠氏,直至结束南冠生活,返回故乡,过起遗民生活,元好问始终以保全文化为使命。这个期间,他不仅撰写了大量的碑记文章,“以文存史”,而且“以诗存人、以诗存史”,还编撰了《中州集》。至于其它还有《壬辰杂编》、《南冠录》、《续异坚志》等等。除此之外,还以诗文创作,文脉传承为要事,特别是在东平、真定、顺天几大汉族世侯幕府的活动,尤具有意义。所谓汉族世侯是指归降于蒙古的中原各地汉族武装势力的首领。魏初的《青崖集》卷五言:“壬辰北渡后,诸侯各有分邑开府”,即指此。他们一方面受控于蒙古政权,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施行有效统治,“收纳贤俊以系民望”,[3]因此,这些幕府成了文人的“集中区”。而元好问的到来,更是吸引了大批的中原文士,如在严实的幕府中就有宋子贞、徐世隆、商挺、王磐、张特立、刘肃、张仲经、杨奂等人。故徐世隆于《遗山集序》中言:“金百年以来,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时者,……北渡则遗山先生一人而已。[4]
元好问,以复兴文化为主要目的,在这些幕府中,不仅参与规化,而且还亲自办学、授学,培养后辈。余谦在《遗山先生全集序》中曾谈到封龙山三老:元好问、张德辉、李冶在真定世侯史天泽支持下讲学的情景:“金亡,晦道林莽,日课一诗,寒暑不移,……四方学者,执羔雁无虚日。”在东平严实幕府讲学情况亦如此:“好奖进后进,春风和气,隐然眉睫间,未尝以行辈自尊,故所在士子从之如市。”[5]东平、真定、顺天文士中的后起之秀李谦、阎复、孟祺、王恽、王构、夹谷之奇、申屠致远、郝经等都是在元好问的教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仅对元代政治多有建树,而且文名甚高,其中王恽、郝经文学成就尤为突出。王恽有《秋涧集》诗文一百卷,王秉彝《秋涧集序》称:“翰林承旨文定王公,卫之名儒,秋涧其号也。从游遗山,……讲惯渐磨,深造间域。”郝经有《陵川集》传世,他著作宏富,是鸣响元初文坛的大家,郝经论文受元好问影响很大,主张文理自然,疏宕豪放。
当然,元好问对文学后辈的培养抑或影响还远不限于上所言述。刘因是元初最有影响的诗人,虽没有直接师事于元好问,但最能继承其学,他论诗直承元好问,创作上也得元好问之旨,每常叹言:“恨不识遗山”。[6]至于白朴,能成为“元曲四大家”之一,也是与元好问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王博文的《天籁集原序》云:“元、白为中州世契,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以诗文相往来。”战乱中,元好问又抚养了白朴四年,因此,对其人生道路和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见,元好问在金元之际文脉传承中的作用。
中统年间,应元好问与张德辉的请求,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儒教大宗师”的称号,[7]以儒治国。元世祖在政治、文化上的开明措施,对元代文学的繁荣直接起着推动作用,而一代文宗元好问正是促成之关键人物。
参考文献:
[1][4][清]郭元釪.全金诗:卷六十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1445册:802.
[2][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四[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1191册:522.
[3][元]魏初.青崖集:卷五[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1198册:768.
[5][清]郭元釪.全金诗:卷六十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1445册:802至803.
[6][元]刘因.静修集:卷十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1198册:628.
[7][明]宋濂.元史:卷一百六十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3825.
本文系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7036)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 元好问元初文坛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统帅速不台进占汴京。之后,金朝百官及三教九流等随即被押解山东、河北等地,元好问亦在其中,次年金亡。此前,元好问于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中进士,任过南阳令、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他的文学创作,以金亡前后为全盛期,对社会现实多有反映。过渡到元代以后,“力以斯文为己任”,“起衰救坏”,[1]为元初文坛的建树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主要体现在:
1.致书耶律楚材,保护众多文人学士
耶律楚材(1190年—1243年),字晋卿,号湛然居士。金时任燕京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1215年(金贞祐三年),燕京陷于蒙古,遂为成吉思汗所召,仕于蒙。因其出身于完全汉化的契丹贵族家庭,又世代仕金,因此“衣冠异域真余志,礼乐中原乃我荣”,[2]以儒治国是他的政治理想。正因为这个背景,当元好问离开汴京,即将被押解到山东聊城之时,在自身尚且难保的情况下,特撰写了一封长达八百余字的《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送呈耶律楚材。原文载于《遗山集》卷三十九,其内容的主旨是推荐五十四位人才,“系斯文为甚重,故不得不为阁下言之”,请耶律楚材对这些“天民之秀”务必保护。这封书信所产生的效果对文坛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当时蒙古以武力统治天下,中原文化有可能就此沦丧的关键时刻。后来,这五十四人在耶律楚材的保护下,大多被任用,他们对忽必列建立元朝,开创元初文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事迹多载于《遗山集》、《中州集》、《秋涧集》中。
同时他们当中,多数又是文学时辈,如王鹗有《应物集》四十卷,杨奂有《还山集》六十卷,徐世隆有《瀛洲集》百卷、文集若干卷,刘祁有《归潜志》、《北行记》,李冶有《敬斋古今璜》,杨果有《西庵集》,刘郁有《常德西始记》,商挺也有诗作千余篇。商挺和杨果还是元初著名的散曲家,其他如李微、李浩、梁斗南、李庭训等人亦为诗坛盟友。至于杜仁杰、李献卿、麻革等人更以文学鸣响一代,他们与元好问多有诗文唱和。在经历了金末元初的战乱动荡和朝代鼎革后,他们的作品再现现实,表达真实的自我感受,因而具有慷慨悲凉的特色,这也直接导引了元初文风。
2.著述存史,文脉传承
自天兴二年(1233年)五月,元好问被羁管于山东聊城,至蒙古太宗七年(1235年)获释,迁居冠氏,直至结束南冠生活,返回故乡,过起遗民生活,元好问始终以保全文化为使命。这个期间,他不仅撰写了大量的碑记文章,“以文存史”,而且“以诗存人、以诗存史”,还编撰了《中州集》。至于其它还有《壬辰杂编》、《南冠录》、《续异坚志》等等。除此之外,还以诗文创作,文脉传承为要事,特别是在东平、真定、顺天几大汉族世侯幕府的活动,尤具有意义。所谓汉族世侯是指归降于蒙古的中原各地汉族武装势力的首领。魏初的《青崖集》卷五言:“壬辰北渡后,诸侯各有分邑开府”,即指此。他们一方面受控于蒙古政权,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施行有效统治,“收纳贤俊以系民望”,[3]因此,这些幕府成了文人的“集中区”。而元好问的到来,更是吸引了大批的中原文士,如在严实的幕府中就有宋子贞、徐世隆、商挺、王磐、张特立、刘肃、张仲经、杨奂等人。故徐世隆于《遗山集序》中言:“金百年以来,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时者,……北渡则遗山先生一人而已。[4]
元好问,以复兴文化为主要目的,在这些幕府中,不仅参与规化,而且还亲自办学、授学,培养后辈。余谦在《遗山先生全集序》中曾谈到封龙山三老:元好问、张德辉、李冶在真定世侯史天泽支持下讲学的情景:“金亡,晦道林莽,日课一诗,寒暑不移,……四方学者,执羔雁无虚日。”在东平严实幕府讲学情况亦如此:“好奖进后进,春风和气,隐然眉睫间,未尝以行辈自尊,故所在士子从之如市。”[5]东平、真定、顺天文士中的后起之秀李谦、阎复、孟祺、王恽、王构、夹谷之奇、申屠致远、郝经等都是在元好问的教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仅对元代政治多有建树,而且文名甚高,其中王恽、郝经文学成就尤为突出。王恽有《秋涧集》诗文一百卷,王秉彝《秋涧集序》称:“翰林承旨文定王公,卫之名儒,秋涧其号也。从游遗山,……讲惯渐磨,深造间域。”郝经有《陵川集》传世,他著作宏富,是鸣响元初文坛的大家,郝经论文受元好问影响很大,主张文理自然,疏宕豪放。
当然,元好问对文学后辈的培养抑或影响还远不限于上所言述。刘因是元初最有影响的诗人,虽没有直接师事于元好问,但最能继承其学,他论诗直承元好问,创作上也得元好问之旨,每常叹言:“恨不识遗山”。[6]至于白朴,能成为“元曲四大家”之一,也是与元好问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王博文的《天籁集原序》云:“元、白为中州世契,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以诗文相往来。”战乱中,元好问又抚养了白朴四年,因此,对其人生道路和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见,元好问在金元之际文脉传承中的作用。
中统年间,应元好问与张德辉的请求,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儒教大宗师”的称号,[7]以儒治国。元世祖在政治、文化上的开明措施,对元代文学的繁荣直接起着推动作用,而一代文宗元好问正是促成之关键人物。
参考文献:
[1][4][清]郭元釪.全金诗:卷六十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1445册:802.
[2][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四[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1191册:522.
[3][元]魏初.青崖集:卷五[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1198册:768.
[5][清]郭元釪.全金诗:卷六十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1445册:802至803.
[6][元]刘因.静修集:卷十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1198册:628.
[7][明]宋濂.元史:卷一百六十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3825.
本文系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703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