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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困难请给我发E－mail”
9月初的北京，天气很凉爽。各高校大门洞开，正迎来四面八方的新生。
在中国农业大学的新生报到处，记者见到了该校校长陈章良的身影——为了追踪采访贫困生问题，我们正四处找他！
每年开学，陈章良都会来到新生报到的现场，跟同学们见见面，这已成了他几年来的习惯。
虽然已有工作人员为陈章良的“视察”安排了行程，但他仍会时不时停下来，和身边的学生、家长打招呼。在学生食堂里，他经常会在就餐的一对对农村父子(女)面前弯下腰，看看他们从老家带来的咸菜或是辣酱。然后，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厚厚一叠名片，抽出一张递给他们：“我是校长，有什么困难请给我发E－mail。”说完还不忘又凑近名片，指着上面的E－mail地址说：“就是这个。也可以让别人帮你发。”这种名片，陈章良印了很多，平日随时带在身上，看见条件稍微差一点的学生就会发给他们，为的就是能让更多的学生和他联系，听到更多学生的声音，尽力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在农大，很多学生都是通过这种途径找到校长陈章良的。那些遇到困难的学生，有的直接得到了他的捐助，有的问题被转到学校后得到了解决。甚至有校外的学生，也给他写来E－mail求助。
据陈章良介绍，在农大几乎每一个贫困生都能得到补助，“有些孩子很懂事，每个月拿到学校的补助后都舍不得花，偷偷地寄回家里。学校发现后就做了强制性的规定，把钱强行打到饭卡上。作为一个学生，首先必须要保证自己有充沛的体力完成学业，剩下的事情，再想其他的办法解决！”
在农大，陈章良不仅是位“个性校长”，还被学生们称作“亲民校长”。他说：“这绝对不是装出来的，我本就是个农家孩子，还是个贫困生。”
小渔村走出的大学校长
1961年，陈章良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市的一个小渔村，家境贫困，从懂事起就记得大人“一直就是起早摸黑地工作，在海里打鱼呀什么的… ”
1977年，即将高中毕业的陈章良已经做好回家务农的准备。而正是在那一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虽然对于这些小渔村的孩子来说，参加考试还不是很方便，但是毕竟有了新的选择。第二年，陈章良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背着草席拎着书，被一辆大卡车拉到县城。他们席地睡在考场里，天一亮，把席子一卷，摆上桌子就开始考试。
高考结束后，陈章良回家务农。作为壮劳力的他那时工作一天可以得到10个工分。当累积到100多个工分时，传来消息，陈章良被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录取，是整个小渔村里唯一一个上线的。
靠着国家提供的全额助学金，陈章良总算踏进了大学校门。然而，新的问题随之出现——正值身体发育期的小伙子饭量大，每每还没到月底，供应的饭票就被吃光了，家里的穷困又让他无法开口跟父母要钱。但奇怪的是，陈章良经常会发现自己的书中多出几张饭票，问题就这样轻松地解决了，可事后问起来，却谁也不承认。“我们班有些女生，总是说自己吃不了那么多，肯定是她们偷偷把饭票夹到我书里的。一直到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很感激她们，那样悄悄地帮我！”
1983年，22岁的陈章良成为我国第一批派往美国的留学生之一。
在美国的日子特别苦，陈章良死命地告诉自己要咬紧牙关，一定不能给自己的国家丢脸！美国同学常去参加聚餐，他就随便找个理由，然后赶紧躲到实验室，或者干脆躲到图书馆。“我记得很多个晚上就在图书馆里面睡觉，因为美国图书馆条件非常好，那里有沙发，在图书馆睡觉比在自己租的地方睡觉还好，所以就泡在那儿，然后第二天醒来了赶快去实验室。”
就这样，陈章良用三年半的时间攻读完了博士学位所有课程，随后回国发展自己的事业。
“不要因为穷放弃读大学的机会”
1986年，陈章良从美国华盛顿大学学成归来。之后，他的名字一直与一连串的成功联系在一起：26岁时，他在北大建立中国第一个植物基因工程国家实验室，30岁时获得联合国颁发的有“青年诺贝尔”之称的贾乌德·侯赛因奖，34岁时始任北京大学副校长，41岁被委以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重任……
当上农大校长后，陈章良经常用自己的经历教育他的弟子们：“不要因为穷放弃读大学的机会，也不要因为自卑而轻易中断学业。”
陈章良也常常跟同事说“知识改变命运，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地为贫困孩子提供经济支持，确保他们能读完书。读完书以后，他们就会有工作，家庭的命运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在北京众多高校中，月生活费500元以下的就能称为贫困生了，但在农大不行。由于60％的学生来自农村和中小城镇，农大经济困难学生占到了学生总数的30％左右，贫困生标准线被“强行”定在300元。帮扶贫困大学生问题，成了农大校长有别于其他大学校长的工作重点。
在农大，贫困学生们可以从经济、学业、就业等方面得到救助：学校目前有3071名在校生贷款，贷款金额达4000多万元；2000多人经常参加勤工助学，年收入200多万元；特困、冬衣、伙食等各项补助年支出金额约140多万元；来自社会的“1+1”资助57项，年资助总额108万元，受资助人数570余人。此外，针对经济困难学生在外语和计算机学习方面的困难，自2003年已有几十名国际志愿者义务授课
“国家拨给高等院校的教育经费总量每年都在增加，但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却逐年下降。”陈章良认为，在政府对高等院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更多的贫困生只能寻求别的途径解决求学经费的问题。
在美国留过学的陈章良知道，贷学金是美国绝大多数大学生的主要经济来源，但中国目前这方面体制尚不完善。“政府可借鉴国外做法，从政策上予以扶助，对于到政府、军队就业的可以全部免除其还款：其他的学生采取信用卡与贷款银行挂钩，每月自动扣除一部分，利息部分由政府承担。”同时，在助学贷款以外，陈章良还认为，“我们社会应该从各个途径去帮助那些贫困的孩子们。”
“爱心助贫”从校内走向校外
正是由于深受一位“爱心校长”的影响，在农大的校园里，爱贫助贫形成了一种风气，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希望为别人做点什么。
在农大，连续6年在校园社团中夺魁的不是科技协会，不是经济协会，而是一个纯公益性的“向日葵爱心社”。原本，这只是一个由16名受到长安女子俱乐部捐助的贫困生和他们的捐助者共同组成的爱心社，最初只有贫困生才能成为社团成员。但是，随着它的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更多的非贫困生也要求加入，他们的“加盟理由”是：“我们在精神上是贫困的！”
后来，这个小有名气的社团越做越大，甚至将自己的爱心延伸到校外。2004年，在陈章良校长的带领下，“向日葵爱心社”在校园里举办了一场慈善晚会，并将6000余元门票收入全部捐出。加上拉来的赞助和各种捐赠，他们在安徽建立了一所“向日葵爱心小学”。这是全国第一所全部由大学生捐资建设的爱心小学。
陈章良说，看到学生们这么朴实、善良，自己真的很开心。
其实，在农大，贫困生回馈社会已经不是什么新闻。2005年，那些曾经受到捐助的毕业生们凑了5000元钱，回到母校建立了“学长助学金”，专门资助一些家庭贫困的师弟师妹们。2006年，这个新增加的助学金金额达到了6000元。
在陈章良的带领下，贫困生回馈社会的活动越做越大。他说，这些学生们从受助到主动去助人，一方面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他们从中得到的那种被需要的感觉，也有助于建立他们的自信。
9月初的北京，天气很凉爽。各高校大门洞开，正迎来四面八方的新生。
在中国农业大学的新生报到处，记者见到了该校校长陈章良的身影——为了追踪采访贫困生问题，我们正四处找他！
每年开学，陈章良都会来到新生报到的现场，跟同学们见见面，这已成了他几年来的习惯。
虽然已有工作人员为陈章良的“视察”安排了行程，但他仍会时不时停下来，和身边的学生、家长打招呼。在学生食堂里，他经常会在就餐的一对对农村父子(女)面前弯下腰，看看他们从老家带来的咸菜或是辣酱。然后，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厚厚一叠名片，抽出一张递给他们：“我是校长，有什么困难请给我发E－mail。”说完还不忘又凑近名片，指着上面的E－mail地址说：“就是这个。也可以让别人帮你发。”这种名片，陈章良印了很多，平日随时带在身上，看见条件稍微差一点的学生就会发给他们，为的就是能让更多的学生和他联系，听到更多学生的声音，尽力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在农大，很多学生都是通过这种途径找到校长陈章良的。那些遇到困难的学生，有的直接得到了他的捐助，有的问题被转到学校后得到了解决。甚至有校外的学生，也给他写来E－mail求助。
据陈章良介绍，在农大几乎每一个贫困生都能得到补助，“有些孩子很懂事，每个月拿到学校的补助后都舍不得花，偷偷地寄回家里。学校发现后就做了强制性的规定，把钱强行打到饭卡上。作为一个学生，首先必须要保证自己有充沛的体力完成学业，剩下的事情，再想其他的办法解决！”
在农大，陈章良不仅是位“个性校长”，还被学生们称作“亲民校长”。他说：“这绝对不是装出来的，我本就是个农家孩子，还是个贫困生。”
小渔村走出的大学校长
1961年，陈章良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市的一个小渔村，家境贫困，从懂事起就记得大人“一直就是起早摸黑地工作，在海里打鱼呀什么的… ”
1977年，即将高中毕业的陈章良已经做好回家务农的准备。而正是在那一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虽然对于这些小渔村的孩子来说，参加考试还不是很方便，但是毕竟有了新的选择。第二年，陈章良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背着草席拎着书，被一辆大卡车拉到县城。他们席地睡在考场里，天一亮，把席子一卷，摆上桌子就开始考试。
高考结束后，陈章良回家务农。作为壮劳力的他那时工作一天可以得到10个工分。当累积到100多个工分时，传来消息，陈章良被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录取，是整个小渔村里唯一一个上线的。
靠着国家提供的全额助学金，陈章良总算踏进了大学校门。然而，新的问题随之出现——正值身体发育期的小伙子饭量大，每每还没到月底，供应的饭票就被吃光了，家里的穷困又让他无法开口跟父母要钱。但奇怪的是，陈章良经常会发现自己的书中多出几张饭票，问题就这样轻松地解决了，可事后问起来，却谁也不承认。“我们班有些女生，总是说自己吃不了那么多，肯定是她们偷偷把饭票夹到我书里的。一直到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很感激她们，那样悄悄地帮我！”
1983年，22岁的陈章良成为我国第一批派往美国的留学生之一。
在美国的日子特别苦，陈章良死命地告诉自己要咬紧牙关，一定不能给自己的国家丢脸！美国同学常去参加聚餐，他就随便找个理由，然后赶紧躲到实验室，或者干脆躲到图书馆。“我记得很多个晚上就在图书馆里面睡觉，因为美国图书馆条件非常好，那里有沙发，在图书馆睡觉比在自己租的地方睡觉还好，所以就泡在那儿，然后第二天醒来了赶快去实验室。”
就这样，陈章良用三年半的时间攻读完了博士学位所有课程，随后回国发展自己的事业。
“不要因为穷放弃读大学的机会”
1986年，陈章良从美国华盛顿大学学成归来。之后，他的名字一直与一连串的成功联系在一起：26岁时，他在北大建立中国第一个植物基因工程国家实验室，30岁时获得联合国颁发的有“青年诺贝尔”之称的贾乌德·侯赛因奖，34岁时始任北京大学副校长，41岁被委以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重任……
当上农大校长后，陈章良经常用自己的经历教育他的弟子们：“不要因为穷放弃读大学的机会，也不要因为自卑而轻易中断学业。”
陈章良也常常跟同事说“知识改变命运，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地为贫困孩子提供经济支持，确保他们能读完书。读完书以后，他们就会有工作，家庭的命运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在北京众多高校中，月生活费500元以下的就能称为贫困生了，但在农大不行。由于60％的学生来自农村和中小城镇，农大经济困难学生占到了学生总数的30％左右，贫困生标准线被“强行”定在300元。帮扶贫困大学生问题，成了农大校长有别于其他大学校长的工作重点。
在农大，贫困学生们可以从经济、学业、就业等方面得到救助：学校目前有3071名在校生贷款，贷款金额达4000多万元；2000多人经常参加勤工助学，年收入200多万元；特困、冬衣、伙食等各项补助年支出金额约140多万元；来自社会的“1+1”资助57项，年资助总额108万元，受资助人数570余人。此外，针对经济困难学生在外语和计算机学习方面的困难，自2003年已有几十名国际志愿者义务授课
“国家拨给高等院校的教育经费总量每年都在增加，但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却逐年下降。”陈章良认为，在政府对高等院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更多的贫困生只能寻求别的途径解决求学经费的问题。
在美国留过学的陈章良知道，贷学金是美国绝大多数大学生的主要经济来源，但中国目前这方面体制尚不完善。“政府可借鉴国外做法，从政策上予以扶助，对于到政府、军队就业的可以全部免除其还款：其他的学生采取信用卡与贷款银行挂钩，每月自动扣除一部分，利息部分由政府承担。”同时，在助学贷款以外，陈章良还认为，“我们社会应该从各个途径去帮助那些贫困的孩子们。”
“爱心助贫”从校内走向校外
正是由于深受一位“爱心校长”的影响，在农大的校园里，爱贫助贫形成了一种风气，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希望为别人做点什么。
在农大，连续6年在校园社团中夺魁的不是科技协会，不是经济协会，而是一个纯公益性的“向日葵爱心社”。原本，这只是一个由16名受到长安女子俱乐部捐助的贫困生和他们的捐助者共同组成的爱心社，最初只有贫困生才能成为社团成员。但是，随着它的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更多的非贫困生也要求加入，他们的“加盟理由”是：“我们在精神上是贫困的！”
后来，这个小有名气的社团越做越大，甚至将自己的爱心延伸到校外。2004年，在陈章良校长的带领下，“向日葵爱心社”在校园里举办了一场慈善晚会，并将6000余元门票收入全部捐出。加上拉来的赞助和各种捐赠，他们在安徽建立了一所“向日葵爱心小学”。这是全国第一所全部由大学生捐资建设的爱心小学。
陈章良说，看到学生们这么朴实、善良，自己真的很开心。
其实，在农大，贫困生回馈社会已经不是什么新闻。2005年，那些曾经受到捐助的毕业生们凑了5000元钱，回到母校建立了“学长助学金”，专门资助一些家庭贫困的师弟师妹们。2006年，这个新增加的助学金金额达到了6000元。
在陈章良的带领下，贫困生回馈社会的活动越做越大。他说，这些学生们从受助到主动去助人，一方面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他们从中得到的那种被需要的感觉，也有助于建立他们的自信。